第3章 散沙——山河破碎时的世道人心
近代社会土崩瓦解，中华民族趋于崩溃边缘。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败再败；自晚清到民国，国已不国。国力衰弱，风气败坏，士气低迷，人心涣散，中国沦落为一盘散沙。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大清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达到鼎盛，史称“康乾盛世”。按照西方统计，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令当时列为世界头等强国者如大英帝国也一直无法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持续百年以上的好景并不短暂，但灾难来得十分突然。
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入侵中国，最后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后又被迫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一纸《马关条约》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两亿两。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10天令北京陷落，此次中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旧中国统治者昏庸腐朽、奴才透顶，不敢说“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敢于宣战的朝廷无奈难以为继的帝国
其实，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先后发布过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共十一国。
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呢？
先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上台后，看到朝风颓败，民风颓败，力图重整朝纲。他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事实并非如此。在1838年那场由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有20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但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年就泡汤了。身在虎门的林则徐看到道光皇帝的朱批时，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道光皇帝写道：“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显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显。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皇帝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清军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后，道光皇帝颁旨，命令与英国停止贸易，对所有英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林则徐认为不妥，复奏道光皇帝，主张区别对待，不要一律驱逐。但道光皇帝不同意，坚决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下诏对英宣战，要求“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懋膺上赏”。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大声说“不”始，却以屈辱称“是”结束。1841年1月27日的激昂宣战诏书，演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无奈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银元。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残酷性之所在：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穿带补丁裤子的道光皇帝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他签的，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他。
但道光皇帝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最突出的是他的第四子，即继承其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年间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被重新起用，但是后来林则徐由于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
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也是学他父亲的做法，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树直言进谏的倭仁为官场榜样，把太仆寺少卿徐继畲上疏中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第二“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第三“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
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皇帝不但敢撤投降派的职，而且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军舰中，4沉6伤，官兵伤亡5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皇帝，还敢扣押洋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礼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皇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由其策划，遂下令将巴夏礼扣留在通州，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准备决战。
1860年9月12日，清廷对英法宣战，声称“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要求“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然而坚持不住时跑起来又比谁都快，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一年零四个月后不得不吞下“恶果”——签订了《北京条约》，落到比他父亲更加狼狈的境地，不但导致了更大面积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英法联军将150年间用无数能工巧匠的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皇帝在那里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只为保卫他的身家性命。待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大松了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扣人又是宣战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最终命丧热河。
之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同样演变成了后来的《马关条约》，更是空前地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这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已身故）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即行正法，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先前“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
最后，最为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变成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全被外人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
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规模大！
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奸臣”，某种程度上是在说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清朝不是这样，从道光、咸丰、同治到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保住大清江山；清朝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也基本都是从维护朝廷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跟敌人串通一气的。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道光皇帝昏庸，把林则徐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其实这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成全。道光皇帝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了他，林则徐保住了他的英名。不撤林则徐，我们就能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吗？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要不然断不致如此。于是，整个民族就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使得我们长期也没能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教训。
清朝到底为什么会败亡？说到底，是因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体制面前，封建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进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皇帝继位后，尽管拼命节约，励精图治，但这对整个大清局势来说都无济于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北京条约》签订后，那个终日流泪不已的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非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经大臣苦劝，他才勉强作罢。
至于慈禧的若干历史细节，更能说明问题。
不可否认，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都意识到了海防对维护统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慈禧曾称：“惟念海军关系重大，固非寻常庶政可比。”清廷既然如此重视海军，后来为什么又挪用海军经费去修建颐和园了呢？岂非咄咄怪事？
对慈禧而言，这一切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所以她既主张大办海军，多购舰船，又对阻止她修园的大臣“喝滚出”，予以痛斥。清末政治舞台上，利益决定立场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
再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时，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好专权，担心儿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所以对慈禧谦卑谨慎，小心翼翼，甚至阿谀献媚。在这种心态下，海军衙门就成了他保全自己、成全儿子、刻意逢迎的平台。这就是奕譞出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时的精神状态。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皇帝平安掌权。于是，这个在同治皇帝时期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的人，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还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深陷官场利害的不仅有奕譞，还有李鸿章。李鸿章也曾坚决反对修建颐和园，甚至婉拒过奕譞的提款要求，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应奕譞要求，先从德国银行借款500万马克，约合白银90余万两；1888年，李鸿章又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260万两，支持颐和园的万寿山工程。李鸿章之所以加入挪款的行列，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更有获得官场庇护的政治算计。
到底有多少海军经费被挪用，一直是笔糊涂账。传说有3000万两，显然夸大了。较为接近的数字有两种：1200万至1400万两、600万至1000万两。与其说这些经费是慈禧挪用的，还不如说是奕譞、李鸿章等海军主持者拱手相让出去的。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清末政治中这种极为矛盾复杂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帝师”翁同龢身上。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甲午战争期间著名的主战派，也是李鸿章的激烈反对派。在修建颐和园这件事上，他暗讽慈禧是“以昆明（湖）易渤海”，意思是说，宁要休闲娱乐的颐和园，而不顾海防建设的生力军，其观点不可谓不尖锐。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激烈的主战派，作为户部尚书，也在挪用海军经费，他不设法节减宫廷开支，反而将海军装备购置费停支了两年，用这些钱来缓解紧张的朝廷财政。翁同龢如此行事，既因多年与李鸿章深结宿怨的官场现实，更因满族中央权贵排斥汉族封疆大吏的朝廷背景。在“帝师”翁同龢及一批满族中央权贵的眼中，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怎么能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呢？
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长期沉湎于安逸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而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是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
看似强大的军队不敌歌舞升平的侵蚀
晚清政府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装备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27年时间内，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对一个既无明确的用款计划又无严密的收支审计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是一笔太难弄清的糊涂账。但其投入无疑是巨大的。
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说，北洋舰队“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人头费、行政开支等项，可见水师的开支的确惊人。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还有人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构造费用超过3000万两，再加上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国内外教育培养费、海军学堂的开办维持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筹建海军的总投资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
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尤其是在政局剧烈动荡、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巨大的投入。持续将近20年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已使清廷“帑藏支绌”，财政上几乎山穷水尽，又有“倭逼于东，俄伺于西”。东面先打发日本，后打发法国，不断地赔款；西面先平息“回乱”，后收复新疆，不断地支款。在这种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勉为其难地凑成对海军的投入，也算是挖空心思了。
而当年日本海军的投入是少于清朝海军的。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805694日元，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但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7000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战争爆发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完全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甚至从总体上看，北洋舰队的优势还要稍大一些。
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就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饷制、仪制、军规、校阅、武备等各方面，组织规程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而且舰队的训练也曾相当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甚严，官兵们“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曾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从硬件上说，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有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英寸。
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足以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战前，日方赞叹“定”“镇”二舰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当时，日方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的“三景”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
在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在黄海海战中，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据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则有26门，北洋舰队优势明显。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141占优。综合来看，不能说日方火炮全部占优势。
再看航速的比较。中日舰队平均航速比是1:1.4，日舰优势并不很大。有说法称北洋舰队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航速只有8节，不利于争取主动。其实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整体航速并不比北洋舰队快多少。
况且，日军联合舰队组建得较为仓促，舰只混杂，有的战斗力很弱。比如“赤城”舰，排水量只有622吨，航速10节。还有“比睿”舰，是一艘全木结构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更像中世纪的海盗船。
因此，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件、硬件上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才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
尽管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的把握。首相伊藤博文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当时制定了三种方案：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严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日本为胜利和失败都做好了准备，皆因为感觉到自己海军力量不足。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中日舰队在平日训练上的差异便立即显现。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了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犄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
其次，敌舰还未进入有效射距，“定远”舰便首先发炮，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了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受伤严重，首炮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战斗行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珪升旗代替旗舰，可升起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罢了。
最后是，北洋舰队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北洋舰群中穿过，与其相距100米的“来远”舰发射鱼雷，没击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其中2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日方600余吨的“赤城”舰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舰长阵亡，弹药断药，大樯摧折，居然也未沉没，再度侥幸逃出。李鸿章平日夸耀北洋海军“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可这一切都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有资料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方火炮命中率高出清军9倍以上。
尽管北洋舰队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
多种资料证明，战前，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就连丁汝昌也厕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的《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舰管带邱宝仁、‘威远’舰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刘公岛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珪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北洋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之用而用于他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海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蔓延，很快发展为在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比如，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典型的“演为看”，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镇”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而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中，“广乙”舰搁浅损毁，“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是清军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却上报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舰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报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北洋舰队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皆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从而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终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泰曾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变成了“‘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人谎报军情，甚至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便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卫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北洋海军的军纪已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士兵们拥来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
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结果“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是海军筹建者，曾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回头看看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28艘，军队1.5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约2.5万人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侵占一个大国的首都，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算奇迹。可见政府的软弱、军力的衰弱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希特勒说，苏联就是一间破茅草房子，一脚就能踹倒它。希特勒算错了，他没有踹倒苏联，自己的腿却踹断了。但当时中国就是破茅草房，不管谁上来都一脚踹倒了。我们弄个梁柱支起来，人家再上来一脚又踹倒了，再支起来，再踹倒。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弱、这种无力达到极致，一个大国衰弱至此。庚子赔款，空前的4.5亿两白银。庚子赔款后，我们对美国人印象不错，因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部分赔款返还给我们，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办了协和医院，还有燕京大学一部分，那所留美预备学校就成了我们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所以我们很多人对西奥多·罗斯福印象不错。
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极度看不起中国。他曾警告美国人：
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国事物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罗斯福提醒美国人，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
而近代中国这种一盘散沙的衰败由来已久，从军到民，触目惊心。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登陆后，类似三元里的抗击不是普遍现象，更多的倒是当地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照样有中国民众随联军之后，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其中，日军最多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他们都等不及了，向北京出发，10天之内就攻陷了北京。
京畿一带是我们的重镇，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都占尽。此处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从兵力对比来看，平均40个人在家门口堵侵略军1个人。我们堵住了没有？没有！10天之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来八国联军增兵到七八万，打通州、打保定、打张家口，触角伸得很远，但那都是占领北京之后重新调集来的军队，当初攻下北京的就这1.8万余人。
10天之内攻陷北京，为什么能做到呢？
当年八国联军留下来一些图片，图片上的场景让人哭笑不得：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图片上的洋人就两个，其他都是帮着推小车的中国百姓。1.8万余人的八国联军队伍需要的后勤辎重，大多是当时中国的民众帮着运送的。
八国联军攻到北京时，北京城高池深，难以攻入。这时，北京的居民又向八国联军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图片资料上看得清清楚楚，外国军队排着散兵队形，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又一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着，事不关己，麻木地观看，看洋人怎么跟皇帝打仗。
八国联军包围故宫，包围皇宫，民众帮着填平壕沟，帮着架梯、扶梯，还有不少民众坐在城头、墙头上，帮着联军瞭望。
八国联军在北京杀人，指定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
在老百姓看来，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打败了，是皇帝打败了，赔皇帝的钱，割皇帝的地，与我何干？结果形成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正如20世纪初孙中山所述：“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对中国社会病灶认识最深刻的是当时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的严复。他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几乎同时留学英国。当年他放弃科举，先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后人常将伊藤博文与严复做对比，认为伊藤回国后位尊首相，辅助明治天皇搞维新，能使日本面貌大变而受人尊崇，嘲笑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没有太大出息。
伊藤使日本变法而富强，也使日本扩张而侵略。严复从英国回来后除了译书，基本无用武之地。但在译著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严复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这段话极其深刻，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其兴，是一家的兴，其亡，是一家的亡。
刘姓的汉朝，最后变成什么了？无非变成了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爱新觉罗姓的清朝，王朝的更迭就是姓氏的更迭，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如此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平民百姓如此，那么之后的“精英”阶层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抗战期间出的汉奸，他们都不是一般百姓，而是当时民国政府的党政精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庞炳勋，哪个不是精英人物、党政精英？当时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胜利，刚刚授勋，整个部队就哗变，全部变成伪军。
王克敏，华北伪政府首脑。汪精卫，南京伪政府首脑。王克敏还看不起汪精卫，为什么？因为他投降日本早，觉得自己资格老。这投降日本都成资格了。他跟汪精卫讲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你不知道，那帮家伙说话不算话的，跟他们打交道你得跟我学。”汪精卫气得要命，说：“我南京（伪政府）是中央政府，你华北是地方政府！”汪精卫在南京伪议会搞了提案，把王克敏的权力尽数剥夺。那天议会表决，王克敏打瞌睡，糊里糊涂跟着举手，一醒来看提案通过，自己的权力没了，任免权、财务权都没了。汪精卫用王揖唐把王克敏换了，王克敏就去找伪政府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跟周佛海发牢骚：“我王克敏无所谓的，我60多岁了，马上70了，将来腿一蹬死了，随便你们怎么骂我汉奸。可你汪精卫，你拉那么多年轻人给你干，人家才二三十岁小伙子，人家将来怎么办！”看看这些当汉奸的都知道自己将来不好办。
王揖唐也算一介文人，访问日本，天皇见了他一次，他就写那样的诗献给日本天皇：“八紘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肉麻至极，不但知道自己是“外臣”，而且吹捧日本天皇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这伙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得如此丑陋，映射当年出现的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从当年民国政府的党政精英开始。
周作人，鲁迅的弟弟，今天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称其为“近代散文第一家”。但是一个作家可以只讲文品、不讲人品吗？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字，周作人不签。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不签、不走可以，你怎么还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呢？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不到1%。日方已有底案，如果周作人坚持不受，也只有作罢，并不打算勉为其难，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日访满洲国，发表讲演，慰问日本伤兵。
周作人后来说：“我不干，他们派刺客来杀我。”其实要杀他的根本不是什么日本刺客，而是国民党军统戴笠，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清除汉奸文人周作人。
当时刺客半夜爬到周作人家里，周作人不知道，自己去开门，刺客当胸给了他一枪。但刺客怕晚上刺杀声音太大，所以为了消音，枪的口径很小，子弹威力不强，正好打中周作人衣服的铜扣子，一下子弹跳开了。周作人应声倒地，却毫发未损，身上连轻伤都没有。他的用人从里屋出来，刺客第二枪把用人打死了。刺客误以为行刺成功，就报告击毙了周作人。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民国政府逮捕，判处14年有期徒刑。面对前来探望的朋友，周作人说了一句话：“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其实谁也没有要求周作人这个文弱书生去当文天祥。但不当文天祥就要当汉奸吗？就要在日本侵略者身后摇尾乞怜吗？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仰天长叹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气节何在？担当何在？中国的脊梁何在？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一批共产党人挺身而出。
杨靖宇，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抗到最后剩他自己一个。有牺牲的、打散的、投降的、叛变的……最后就剩他自己一个。一个人也抗战到底。
我们海南的琼崖纵队，从成立到解放一直存在。而东北抗联很快就被日本人扑灭了，为什么？琼崖纵队所在的位置，敌人力量比较弱，而且生存条件比较好——海南没有冬季，五指山上各种瓜果、植物、野兽都很多，那里生存条件好。东北抗联的环境，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生存非常困难。雪地行走，留下清晰的足迹。生个火冒个烟，也很快会被发现，很容易暴露。
但日本人就是抓不住杨靖宇，对他佩服有加，说杨靖宇人高马大，像个大鸵鸟，在雪地上三蹦两蹦就没影了。日本人个矮腿短，雪深没膝，怎么跑也追不上他，于是就特别佩服他，甚至把他神化了。2015年我到吉林集安，那是当年杨靖宇活动地域，在集安杨靖宇纪念馆参观的时候，解说员纠正说：“杨靖宇身高不是1米八几，杨靖宇身高1米92。”杨靖宇确实是个大个子。
日本人为什么抓不住杨靖宇？不仅因为他人高腿长，更因为他在深山老林里有好多密营，有小木屋，木屋里有粮食有柴火，保证饿不死、冻不死。最终将杨靖宇置于绝境的，不是日本人，反倒是他身边的一个个叛徒。
第一个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他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程斌知道杨靖宇必然藏身于某个深山老林的密营。那些密营里有粮食，有柴火，使得杨靖宇能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程斌带领“讨伐队”将密营全部捣毁，使杨靖宇失去了生存的保障。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他带着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张秀峰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的活动规律。此人2月叛变，杨靖宇3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第四个叛徒：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看见几个老乡在山上砍柴，就对赵廷喜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还叮嘱一句：“不要告诉日本人。”而赵廷喜仓皇失措地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
最终杨靖宇壮烈牺牲。出卖杨靖宇的、围捕杨靖宇的、打死杨靖宇的，都是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血性、跟着谁干都是干、只要能活命就行的中国人。
赵廷喜最后跟杨靖宇说了句话：“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人不是不杀，还打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利用杨靖宇的影响摆平东北抗联。当时脸上、耳朵上、手上都是冻疮，棉鞋跑丢一只，好几天没有吃饭的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回了一句：“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杨靖宇这句话真是撼天动地，气壮山河。
什么是中国的脊梁？什么是中国的血性？什么是中华民族永远不灭的灵魂？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在向世界昭示。
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地质学家丁文江讲过一句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杨靖宇就是这样少数中的少数，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少数中的少数。就是这些人用他们的脊梁，硬是扛起了整个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