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寺堡与“徐斌水新边”

薛正昌

红寺堡城修筑于明代中期，是伴随着蒙古兵锋南下加剧，为加强这一带的通道防御而修筑的。红寺堡筑城有其历史背景，在明代人眼里，红寺堡以南是“周环旷阻，有地数百里，水泉四十五处，草木繁茂。寇至每驻牧焉，呼为小河套”①的地方。这一带有水有草，不时有蒙古兵锋南下且掳掠驻牧。成化三年（1467年），蒙古兵锋南下攻破开城（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县城；弘治十四年至十七年（1501—1504年）, “套虏举众寇固原”，屡屡所作抢掠平凉、凤翔、临洮、巩昌、隆德、静宁等地，红寺堡沿线成为“往返必经之地”。宁夏镇驻军反击蒙古铁骑的伏击战，也选在这里进行。因此，这里的通道与地理环境在军事防御上日渐重要。正源于此，红寺堡一度成为通道，筑城驻军就成为必然。

红寺堡的大致位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红寺堡东南至韦州70里，西南至鸣沙州70里。这里虽然只记载红寺堡与韦州、鸣沙两地的距离，但却为我们提供了红寺堡城的大致方位。红寺堡城堡先后修筑过两处，故有旧红寺堡城与新红寺堡城之分。第一次筑城时间在正德二年（1507年），第二次筑城时间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的信息，应该是新筑的红寺堡。

一、旧红寺堡

旧红寺堡位于小罗山西麓坡地带上，在红寺堡城区东南，这里有旧红寺堡城堡遗址，俗称“寺堡子”。城堡选在一处山峁凸出的高地平台上，外围筑以城墙。城堡南墙和南门尚在，城址墩台完好，遗存清晰。城墙东、西、北三面已看不出城墙的痕迹，早年被当地农民夷为平地。城堡边上有一个村庄名为“寺堡子村”，红寺堡开发区设立之初，整村迁至红寺堡灌区。寻访年长者，说早年城堡外围城墙尚在。《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杨一清出任驻节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后，上奏朝廷同意，委任指挥郑廉修筑红寺堡城，周回一里五分，驻守官军417名，设操守官一员，管城官一名 ①。考察旧红寺堡遗址，城堡面积与《嘉靖宁夏新志》所记载“周回一里五分”面积大体一致，旧红寺堡城的位置应该无误。旧红寺堡迁走之后，可能在原城堡设立了“红寺儿墩”，城堡得以继续利用。由于旧红寺堡城的修筑，传承了一个地名——旧寺儿。

旧红寺堡选址在罗山西麓坡地，除地势之外，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水源。在距离堡城约五六里地的罗山西麓沟谷，有数眼泉水相汇集形成相对丰富的水源，是旧红寺堡驻军的水源地。旧红寺堡脚下有一条东南西北流向的沟谷，因水源名为寺堡子水沟。旧红寺堡修筑，从防御角度看：第一，防御小罗山南的通道险隘，防堵下马关西进的蒙古兵锋。当地人称这里为“大口子”。第二，防御大罗山与小罗山之间的通道，当地人称为“石头坡子”。旧红寺堡内迁的原因：第一，“红寺堡虽当其冲，而堡势孤悬，且外高内下，四面受敌，又去水甚远，取汲必于堡西梁家泉，彼若据水头驻守，则立毙矣”②。看来水源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二，是防御通道可能发生了变化。第三，是徐斌堡防御能力的提升。第四，与利用和控制梁家泉水源有关。

由红寺堡筑城时间背景看，军事冲突加剧了修筑红寺堡城堡，期间仅两年时间。杨一清时期修筑的红寺堡城，是红寺堡旧城。红寺堡旧城修筑后，曾命参将苗銮驻军于红寺儿堡、韦州、盐池等处③，管辖范围较大，加强了韦州、下马关沿边一带的防御。

二、新红寺堡

红寺堡新城的修筑，在时隔近30多年后的嘉靖十六年（1537年）。主持修筑者是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的刘天和。当年八月，刘天和上奏朝廷，认为杨一清修筑白马城堡（今甘肃环县以西，接近彭阳县），而东路之寇不敢轻易南下。王琼出任总督时期筑下马关城，中路防御得到了加强，边寇也不敢轻易南下。对于红寺堡来说，他做了三件事：

一是在梁家泉新筑横墙两道，将整个梁家泉围了起来，在梁家泉设立梁家泉墩，驻军防守。因为梁家泉的泉水，是蒙古铁骑南下的水源地。

二是提出红寺堡东南自徐斌水至鸣沙州黄河岸一线，由宁夏总兵任杰率军队在这里修筑一道新边墙（长城）。依《九边考》记载，由梁家泉往北稍西有深险大沟一道，汇入罗山之水后流入黄河，这一段河谷全长125里。在上游徐斌水，当地人称为“水沟”，水源由多个泉水相汇而成。在下游红寺堡，称其为红柳沟。笔者考察红柳沟沿岸长城是在初春时，沟谷河水较大。这里有长城穿河谷向鸣沙镇方向而去。

三是这道边墙修筑好之后，迁红寺堡于长城以内，撤旧墩（旧红寺堡）军士守新边墙。这里有易据之险，可占大小水泉数十处，“断朔饮牧之区”。同时，招募军队耕垦，还可以解决粮饷问题。刘天和此举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准允，兵部都给事中朱隆禧等人上奏皇帝：“任杰与刘天和敢于妄议，不思新边既筑，旧边不守，红寺堡五百里之地直弃胡中。”①他们不赞成弃旧堡筑新堡。实际上，持否定意见的朝中官员并没有弄清楚红寺堡新边墙的修筑、红寺堡新堡的修筑与固原内边墙的关系。朝廷虽然当下没有同意刘天和这样做，而且“夺俸半年”以示处罚，但最终徐斌水新边（长城）还是修了。明代人方孔炤的《全边纪略》载：“总兵任杰议于此地修筑新边一道，迁红寺堡于边内，撒旧墩军士使守新边。”新红寺堡修筑并随之西移。

新红寺堡位于红寺堡城区红寺堡镇团结村以南、红柳沟北侧台地上。红柳沟，当地人称为红沟。红柳沟环绕新红寺堡城而过，在新红寺堡城地段基本是东西走向。东城墙地基平直，南城墙、西城墙皆沿红柳沟修筑。红柳沟在西城墙处向西北转折，北城墙外也是一道壕沟，城堡随地形布局，城墙为不规则形。城址所在的位置，正当上园子以北、中园子以南，城堡占地面积百余亩。20年前，红寺堡三干渠穿城而过。干渠的修建过程、近十年间沟谷整治，导致城墙基本消失，唯一留存的是东门瓮城的一部分，还有瓮城不远处的烽燧墩台，见证着曾经的新红寺堡城。

20世纪60年代，红寺堡村住户全部迁徙。曾经在新红寺堡村居住过的王姓老人讲，古城东门外的龙王庙，“文化大革命”时期拆除；东门外数百米处的墩台遗址，曾经是文宫庙；北城墙外原是一条老街道，相传称为上街、下街。新红寺堡修筑后，驻军直到明末。

《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红寺堡辖有15个“烽堠”。它们是黑山儿墩、小罗山墩、阎王扁墩、黄草岭墩、四十里坡墩、水泉儿墩、石板泉墩、韩麻子墩、红寺儿墩、梁家泉墩、红泉墩、沙葱沟墩、苦水井墩、察家崖墩、白疙瘩墩。红寺堡驻军最高军事武官为操守一级。操守，是明代北部“九边”边境城堡防守相对基层的军官。它的职位低于守备，高于把总，主要任务是负责守堡。清代有了变化，《乾隆宁夏府志》记载，红寺堡明朝置操守，清代设把总①。

清末光绪时期，红寺堡一度属于宁灵厅管辖。光绪《宁灵厅志 ·疆域志》附有《宣统宁灵厅地理调查表》，具体清晰地记载着红寺堡的地理信息：红寺堡在宁灵厅南，距离宁灵厅城110里，有112户875口人。城内方神庙一座，井4口②。这里记载的红寺堡，明确记载为“城内方神庙一座，井4口”，城内“有112户875口人”，城的规模形制、城内居住的人口，这些信息说明，这里就是明代修筑的红寺堡新城。20世纪60年代迁出的红寺堡村，就是明代红寺堡新城遗址的折射，红寺堡新城的修筑与演变过程是清晰的。

红寺堡城的修筑及其位置，明代典籍里有记载。依明代人魏焕的《九边图考》里的地图标记看，旧红寺堡在徐斌水以北偏东的地方。梁家泉在旧红寺堡偏西以北的地方。新红寺堡在梁家泉以西偏北的地方，以梁家泉为圆点，牵连着新旧红寺堡城。明代人霍冀（1516—1575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曾出任宁夏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官至兵部尚书。他对宁夏的军事布防还是清晰的。他在《九边图说》中标明，新红寺堡距离宁夏镇城300里，在明代的军事布防中属于次冲地位（第一类是极冲）。红寺堡西边就是梁家泉墩，距离红寺堡有5里路程①。依现在的地理位置看，魏焕的《九边图考》里的地图标记，梁家泉在旧红寺堡偏西以北的地方，新红寺堡在梁家泉以西偏北地方是对的。梁家泉墩是红寺堡管辖的15个墩台之一，是专门看护梁家泉水源的。

红寺堡管辖15个墩台（烽火台）②，驻军防守。新旧红寺堡的驻军人数多少各个时期也不完全一样。张雨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边政考》是张雨任甘肃巡按御史时，奉都察院“每三年一次，该巡按御史立视各镇军马器械，体察将官贤否，同画图具奏，并交本部查照施行”（《院劄》）的规定，根据陕西各镇呈徼的图册，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月完成的。既有文字，也附有各镇卫所的地图，详细记载了当时城堡、关隘、墩台边墙的名称和位置。尤其是地图，它是目前所见明代西北边境专门地图，在标明城堡、关隘、墩台等的名称与地理位置方面是准确的。《边政考》里附有《三边四镇之图》，标有红寺堡15个烽堠的位置，与《嘉靖宁夏新志·红寺堡》条的记载是相同的。魏焕《九边图考 ·宁夏镇》里记载，旧红寺堡驻军原额官军418名，实有驻防官兵242名。张雨《边政考》，记载红寺堡驻军417名，《九边图考》与《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基本一致，《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时间跨度较大。可见，不同时期红寺堡驻军人数有变化。

新红寺堡的军事防御，主要是两条通道。一是冬天由黄河而来，在鸣沙州过黄河，沿马路泉、倒树泉、红柳沟东进南下。二是由灵武、韦州方向而来，以徐斌水至鸣沙长城为中心。这两条通道，明代人称为“边外寇路”。

红寺堡境内的梁家泉，既是重要的水源地，也是红寺堡新城修筑并内迁的直接原因之一。明代人魏焕的《九边图考》记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 “总督刘天和筑铁柱泉、梁家泉等处城堡，以据水源”①。当时防御的总体思路是控制水源，花马池东南铁柱泉，又东南梁家泉等有水源处皆筑墙，“贼无饮马之处，诚百世之利也”②。梁家泉的位置，张雨《边政考》中所载地图标明，徐斌水东北有梁家泉，而且是“寇路”③。由于梁家泉水源，这里成为“寇路”通道。因此，新红寺堡的修筑、徐斌水新边的修筑，某种意义上都与梁家泉水源是有关系的。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六月，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城垣、墩台房屋倒塌，地裂，涌出黑黄沙水。广武营、红寺堡城毁坏严重，驻军压死者多④。红寺堡旧城因地震倒塌，也许是建新堡的原因之一。

三、防御

明代嘉靖年以前，灵州及其以南以西地方安置了不少明朝建国初期归附的蒙古人，主要以畜牧为生，鸣沙州以东的牛首山（当时称金积山）就安置着归附明朝的蒙古人。明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宁夏参将丁信奏报朝廷：金积山牛首寺潜伏有“虏寇”，而且还将土著民引诱而去。当蒙古兵锋不断南下时，这一带的蒙古人的畜牧同样会遭到掳掠，严重影响他们的生存。韦州一路属于防御的要冲，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朝廷担心他们“易于诱引为变”，于是同意灵州千户所将预备仓的粮食拿出来赈济百姓，“以安其心”。灵州高桥一带是蒙古兵锋南下的通道，其西韦州、鸣沙州也是南下靖虏、固原的通道。此时，还没有设立红寺堡，但随着军事冲突的加剧，红寺堡地域上的防备价值不断凸显出来。罗山周围已经“斩崖挑堑，以绝贼路”①。军事防御进一步加强。

弘治十五年（1502年）七月，“又有贼众过鸣沙入韦州、固原等处，抢掠无算”②。这里明确记载，过鸣沙入韦州，还没有红寺堡的名字。此时，秦纮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

杨一清总督固原陕西三边之后，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提出，韦州乃虏寇出没之地，兵备废弛，“不任保障”。尤其罗山脚下为庆王府坟茔所在地，连年“大虏寇辄驻其地”，庆恭王坟都被开掘盗窃。杨一清提出要加强这里的军事防御，包括庆王府中护卫派军队屯驻韦州。正德二年（1507年）修筑红寺堡旧城，驻军防守。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花马池一带有边警。巡抚都御史王珝调兵遣将，前往韦州、红寺堡驻防，全力堵截③。

在固原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看来，韦州地方，广衍平漫，四通八达，乃虏寇出没经由要冲处所，须高城深池，戒严武备。但正德初年的韦州，城垣、敌台、更铺多坍塌。韦州城群牧千户所官军的盔甲、军器、火器，皆不堪重用。防守不严，战又无兵，若有蒙古兵锋南下，韦州城不保，固原以及内地老百姓必遭掳掠。杨一清当时的御边总体目标之一就是整饬韦州以遏外侵。实施防御的法则，就是筑墙挑堑，添设城堡。

嘉靖四年（1525年），花马池、灵州、韦州、红寺堡一带防御紧张，为便于及时掌控蒙古兵锋南下的动向，各堡派遣夜不收（着便衣负责打探情报的人）随时提供军情。红寺堡境内有多个传递情报的墩台（烽火台），亦有专门的夜不收及时报送军情。沙葱沟墩夜不收杨玺发现敌情，参将苗銮即可率军围剿。有时候，与红寺堡相邻的鸣沙州城发现敌情后，也会差夜不收呈送情报：二十二日辰时，瞭见地名马官人井、宝峪儿山达贼三簇，约有150余骑，往红寺堡地方梁家泉去讫④。情报的时间、地点、人数都十分清晰，便于驻军或游击性质的防军追剿。有时候，根据情报信息，提调军务的主官需要设伏截杀。如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的军事行动，中路左参将、都指挥佥事苗銮率领民步官军前去红寺堡设伏截杀 ①。

鸣沙州、红寺堡军情，可以直接上报固原陕西三边总督。鸣沙州与红寺堡相邻，两地在军情禀报方面，许多时候都是相互通达的。

四、徐斌水新边

红寺堡区新庄集乡徐斌水（今名徐冰水），在明代也是一个军事防御城堡，名为徐斌水堡，属于固原镇所辖。徐斌水是固原旧边墙（长城）与新边墙的重要节点，旧边墙在徐斌水堡西南，往西直到甘肃白银市平川区黄河岸边。新边墙在徐斌水东北，为固原西路之要害。《嘉靖宁夏新志》只记载红寺堡，没有记载徐斌水堡，它是一个逐渐被重视起来的地方。《嘉靖固原州志》里似乎还看不出“徐斌水”的名字；《万历固原州志》已有“徐斌水，州城北三百里，无城堡居人”的记载，说明徐斌水已引起高度重视。《万历固原州志》增加了“边隘”栏目，已有徐斌水至鸣沙州黄河岸边修筑长城的记载。

五、徐斌水墩台

出红寺堡城区，沿东南公路穿越新庄集乡移民旧遗址区，是沟塬相间的地貌。经历了细沟子、沟泉、张家台子、小台子等类似的4个沟谷，就进入徐斌水境，这是红寺堡区最南端的地方。徐斌水村坐落在宽阔的洼地上。2003年移民迁出前，徐斌水村有2000多人，是一个较大的村落。迁出后的村落遗迹，院墙不规则地伫立着，个别房舍还在，尤其是两个规模较大的城堡的城墙还在。询问当地人，知道西边坡地上的城堡名庙院，东边的城堡就叫城堡子。

徐斌水村东南三四里地的徐斌水河南岸，有一处小城堡，保存相对完好。城堡为南北向，开南门，堡内面积约半亩左右，空间不大，但有三个特点：一是墩台随地形修筑为梯形，北窄南宽；二是外围堡墙墙面略呈“鼓”形，中间宽两头略窄；三是墩台中间靠北筑有类似于碉楼一样的墙体，中空，应该是既能登高瞭望、又能储藏器械、守军轮班住宿的地方。依城中的建筑构件看，环墩台周围还有其他建筑。堡墙东、北两面紧靠深谷岸边，西、南两面地域空间十分宽阔。

张雨的《边政考》里标有徐斌水墩，但在宁夏明代的地方志书里没有记载，应该是遗漏掉的一处军事墩台。实地考察，这个小城堡，应该是徐斌水墩。徐斌水墩印证了明代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徐斌水墩地势高，视野开阔，与墩台东北方向、相隔数里地的徐斌水堡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尤其是与徐斌水堡北侧的烽燧直线相望，可瞬间传递信息。

六、徐斌水堡

徐斌水村东八九里的地方，有一处城堡遗址。这里位于小罗山西麓缓坡地带，城墙遗址只有残存的西墙百余米，其余皆已毁坏。当地人称其为“长城堡”。城址向北数百米的高地上，尚有烽燧墩台遗迹，直径约五六十米。徐斌水墩与徐斌水堡，直线相距数里，南北相望。长时间的农业耕种与退耕还林整治，再加上大面积柠条林带的种植，城堡的规模与形制已无法看清。

由徐斌水墩台及其守军、徐斌水堡驻军看，明代《嘉靖万历固原州志》并没有完整地记载当时徐斌水城堡与驻军的信息。明代下马关，是蒙古兵锋南下进犯固原的要害通道之一。由下马关进入徐斌水，小罗山以南谷口是必经之地，当地人称这里为“大口子”。由这里穿越小罗山，向北沿沟谷即达徐斌水。徐斌水堡设防，防堵这一线的安全是其防御目的之一。

依明代人魏焕《九边图考》、张雨《边政考》、霍冀《九边图说》看，似乎还没有“徐斌水堡”的文字记载和地图标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里有关于“徐斌水堡”的记载。从古城堡遗迹看，《读史方舆纪要》里记载的“徐斌水堡”已是城堡建制。从旧红寺堡西迁、新红寺堡修筑的位置看，徐斌水堡的防御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徐斌水新边”（长城）是与东西走向的“固原内边”相关联的一道边墙，其走向沿罗山西麓自徐斌水直到中宁鸣沙镇黄河岸边。徐斌水是“固原内边”与“徐斌水新边”交汇处的一个重要节点。“徐斌水新边”的修筑，提升了徐斌水的防御能力。

七、固原内边长城

在明代西北的防御体系中，延绥、甘肃、宁夏诸镇地处边外前沿，固原镇地处腹里，因而固原陕西三边总督驻节固原，居中调度，统一指挥。固原镇修筑长城，是在弘治十四年设镇之后。弘治十五年（1502年），秦纮总制固原陕西三边时修筑固原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里”①。《九边图考》载：“弘治十五年，秦兖敏公总制三边，自饶阳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两个本子的记载，文字表述次序有差异，所记道理相同。“以上即今固原以北内边墙也”②，也称为“旧边”长城。

陕西定边饶阳堡，《延绥镇志》里称为“饶阳水堡”，在蒙城（萌城）以东百里。由饶阳堡西界定边县结合部姬原镇（明代定边饶阳堡）往西，经甘肃环县安边所、固原镇所辖响石沟、下马关、韦州，穿越小罗山，到达新庄集的徐斌水（红寺堡区）；再往西经由红古城进入海原县西安州、干盐池，最后抵达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堡西黄河岸边。这道边墙横跨东西，长600余里，是明代宁夏中部东西走向的一条重要的长城防御体系。秦纮之后，数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都修筑过。嘉靖九年（1530年），总制王琼再修筑秦纮所筑内边墙，西自靖虏卫花儿岔起，东止饶阳界，“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③，即根据地形来决定修筑的方式，或铲削山崖，或挑筑壕墙，用不同方法修筑，防御能力大为提升。王琼之后，总制刘天和时期，又“加倍修筑，于是内边之险备矣”④。修筑边墙的过程，就是加强防御的过程。每年二、八月，都有两次例行修筑（修复）长城，属于维修性质。

弘治十五年，驻节固原陕西三边总督秦纮奏筑固原边墙，之所以称为“内边墙”，是相对于宁夏黄河以东盐池方向的长城而言。这是固原镇管辖的长城，属于宁夏镇与固原镇界墙，也是穿越红寺堡的长城。从军事防御的意义上看，这段长城尤为重要，是明朝加强和提升固原军事防御能力的体现。总制秦纮主持修筑了这段长城，但墙堑低浅，再加上日久坍塌，“套虏年节过花马池，分道深入，不能隔阻”。正德九年（1514年），时任总督王琼令镇守固原镇署都督佥事刘文统率官军八千多人，一是挑挖响石沟至下马关房旧堑30里，堑深二丈，阔二丈五尺，南面堑上筑墙，连沟共高三丈。二是修理下马关房西接平虏、镇戎、红古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长城墙体125里，“随山就崖，铲削陟峻”。乾盐池青沙岘一带，铲崖挑沟，险固四十八里①，主要是堵截蒙古铁骑南下西入临（洮）巩（昌）之路。万历年间，松山长城修筑之后，旧边长城地位下降。明代长城防御，凡修筑新长城，必弃旧长城，依然是“依托险要，弃地守墙”的防御思想。固原在宁夏之南，实关中要害之地，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河西，为内地重险，犹室家之有堂奥也②。

再次修筑秦纮时期的内边墙，修筑的办法仍旧是依山形、随地势，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③。平地挖壕堑，高处铲崖土，或者土筑，“延引相接，以为边墙”。刘天和出任三边总督时，对这条长城“加倍修筑，于是内边之险备矣”④。 这道固原内边长城名为“固原内边墙”，每年修理两次，时间分别在二、八两月进行。固原内边长城，经过几代人的不断修筑，有驻军、有城堡、有墩台，且配有巡探，防御能力大为提高。在明代军事高层看来，这道内长城仍然是“关中重险”，起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

由陕西定边县饶阳堡至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堡修筑的这条固原内边长城，其修筑方式较为特殊，“以壕堑、削山墙为主，夯土墙辅之”。固原内长城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这一线地理环境百分之六七十为“深沟悬崖，逶迤相接，可以隔阻胡骑”；百分之三四十者为“平漫可通行者”①。古人充分考虑了地理特点，也充分利用了地理环境，减少了修筑过程中的劳动量。以这种方式修筑的城墙，数百年后的今天很多地方都已经很难寻觅遗迹，但平地夯筑的城墙仍清晰可见，如下马关、红古城堡、西安州所、乾盐池等地。

明代宁夏的地理空间，分别属于宁夏镇、固原镇两个军镇管辖。内边长城以南属于固原镇管辖，长城以外属于宁夏镇管辖。红寺堡在军事建制方面，属于宁夏镇管辖，处在两镇的衔接带上。总体上，宁夏镇、固原镇，皆属于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所辖。刘天和任总督时，不但修筑固原内边长城，而且修筑了两大城堡，一是盐池境内的铁柱泉，一是红寺堡境内的梁家泉。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对水源地的泉水也有特殊的保护措施，刘天和当年就在“梁家泉”周围修筑了两道城墙，包括梁家墩驻军，以示护卫。修筑这两座城堡，等于管控了两处水源，断绝了蒙古铁骑南下饮水，以此来加强军事防御。

八、徐斌水至鸣沙“新边”

“徐斌水新边”是与东西走向的“固原内边”相关联的一道边墙，其走向沿罗山西麓徐斌水直到中宁鸣沙镇黄河岸边。张雨《九边考》记载，“徐斌水新边”的修筑，“刘天和堑崖筑堤一百八里五分，筑墙堡一十六里八分”②。所谓“内边长城”的形态，以壕堑、削山墙的形式为主，夯土墙辅之。数百年之后，但凡夯筑的墙体，都有地表遗存；壕堑、削山墙形式的修筑，地貌都已经看不清晰。考察徐斌水村长城，已经找不到与城墙有关联的遗迹。询问当地老百姓，他们也说不出哪里有长城墙体。徐斌水至鸣沙的“新边”，在红寺堡城区西北方向的红柳河谷地南北两岸，我们找到了长城遗址，为夯筑而成。这里地势平缓，地处交通线上，故长城改为夯筑的形式。文物管理部门已在红柳沟长城边立有石碑，标明这里的长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明代的防御体系中，韦州、鸣沙等处为宁夏西路通道，与靖虏、固原相接。这条内长城的修筑，是防御蒙古铁骑南下的西路通道（东路为环县白马城道，中路为灵州高桥道）。在明代人看来，徐斌水“为固原西路之险”①。明代人通常将固原以北的防御视为东、中、西三条通道，杨一清修筑白马城，东路的防御问题解决了；王琼修筑下马房关，中路之患得免。红寺堡边墙东南起于徐斌水，至鸣沙州；由鸣沙州城北渡黄河，河西五里即广武营。这是西路的一个特殊防御地段。

修筑徐斌水至鸣沙州新边墙长城，朝野的意见不一致。宁夏总兵任杰主张“修筑新边一道”，即另修一条新的长城，迁红寺堡于边墙之内，撤旧墩守军驻守新边，即守好易据之险，又占据水泉数十处，可断蒙古骑兵的饮水与畜牧。同时，招募军队“佃种，可省粮饷”。这是多管齐下的措施。任杰的主张，一时未能被朝廷认可，但却得到总督刘天和的支持。“诚筑新边于徐斌水东北，直接鸣沙州黄河岸，所筑不满三百里，土坚易守。内包梁家泉等水泉数十处，又有林木之饶，耕屯可数百亩。惟至河冻则复守旧，此为固原西路计利至厚也，而议者以弃地扰民阻之，误矣！”②明代人许伦认为，修筑徐斌水新边的提议受阻是朝中的失误。

明代人许伦（1495—1566年），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撰有《九边图论》一书，对当时九边重镇的军事与防御布局认识清晰。在对待红寺堡新旧边墙问题上，他赞同任杰的观点，认为红寺堡以南地脉广袤，可耕之地面积较大，大小水泉数十处，草木茂盛，植被较好，蒙古骑兵将这里看成是“小河套”。红寺堡当时虽为西路之冲，但城堡孤悬，“且外高内下，四面受敌”，用水主要依赖堡西之梁家泉，应占据“水头”。因此，许论提出筑新长城于徐斌水东北，直接抵达鸣沙州黄河岸边。这样，包括梁家泉在内的数十处水泉皆包裹在长城以内，既有树木之饶，又有数百顷可耕之地。③朝野虽然看法不一样，但根据红寺堡的地理环境和军事防御实际情况看，还是修筑了这道新边墙。《万历固原州志 ·官师志》记载：“筑干沟干涧凡三百里，以扦东城、铁柱、梁家泉，以备西。” 说明刘天和接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后，还是修了这道长城。“梁家泉”就是红寺堡防区内重要的水源地。这道长城“旧边在堡（徐斌水堡）西南，新边在堡（徐斌水堡）东北。其西北有红寺堡，入灵州西界”①。红柳沟谷沿线的长城，即为新筑长城之遗存。

《九边图说》线图标注，新修的徐斌水新边墙与下马关长城接壤，经由徐斌水东南，西北行直到黄河岸边的鸣沙州。②修筑徐斌水新边、修筑新红寺堡并迁边墙之内，目的之一是防御贺兰山后蒙古兵锋过黄河入犯鸣沙州、红寺堡，红柳沟是通道。二是有效管控“梁家泉”水源地。徐斌水至鸣沙镇长城的修筑，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在利用红柳沟谷地以增强防御能力。红柳沟南北两岸现存有十余座烽火台

从明代人修筑新旧长城的文字记载看，一是红寺堡周围生态环境尚好，树木茂盛；二是有数百顷可资耕垦的良田，而且水泉资源丰富；三是印证了当时屯田耕垦由红寺堡驻军和招募的相关人来完成。按照明代政府规定的军队屯田要求，通常是十分之三的军队戍边，十分之七的军队屯垦。沿边防御任务重的地方，十分之四的军队戍边，十分之六的军队屯田。红寺堡驻军属于沿边防区，且有长城穿境而过，屯戍模式应该是后者。实际上，屯田是长城沿线部署兵力的一种方式。这些历史信息告诉后人，明代是红寺堡移民耕垦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影响着清代以后的移民与耕牧。

（薛正昌，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03页。

①胡汝砺编，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03页。

③杨一清撰：《杨一清集》上册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32页。

①方孔炤《全边纪略》卷之4，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3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159页。

①张金城修、杨浣雨撰，陈明猷点校：《乾隆宁夏府志》卷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48页。

②佚名编撰，胡建东校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①霍冀《九边图说》，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

②张雨《边政考》第3卷，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7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①魏焕《九边图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②魏焕《九边图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③张雨《边政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7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48页。

④《明世宗实录》卷498。

①徐日久《五边典则》，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5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

②徐日久《五边典则》，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5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1页。

③杨一清撰：《杨一清集》上册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31页。

④杨一清撰：《杨一清集》下册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61页。

①杨一清撰：《杨一清集》上册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31页。

①魏焕《九边图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①王琼《北虏事迹》，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②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2页。

③魏焕《九边图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6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211页。

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2页。

①杨经纂辑、刘敏宽纂次，牛达生、牛春生校勘：《嘉靖万历固原州志》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张雨《九边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256页。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43页。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8，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03—2804页。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8，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03—2804页。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8，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07页。

②霍翼：《九边图说》，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