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神话与思想
禹被称为夏王朝的始祖，但却没有确定该王朝存在与否的充足资料。《书》中有虞夏书和商书两个部分，记载尧舜之后古帝王的政绩。这些都被视为战国时期所作；其中或为具有古代传承的商书《般庚》三篇，应亦改成了其后的文体。古时的文体形式，可以从现存殷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中看到。与之相比，虞夏书和商书中完全没有可以直接相信的资料。《书》中还算可信的，应该只有周书部分。
《周书·召诰》记周克殷之后，在洛水河边布置了举行仪式的会场，周公聚集殷之余民，讲宣布大一统开始新政权仪式的过程。其诰命始于革命宣言“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再详述殷灭亡的原因。随后，便论述三代革命的思想：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后面会提到，此《召诰》篇，与周初金文——令彝文样式相近，或者近乎周初的原型。在这里将夏、殷两代的革命一并论述，或因那时已经相信古代王朝夏之存在。此后周公在新邑洛聚集殷之诸族宣告的诰命《多士》，亦说由于夏不敬天命，故而“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在对诸方邦君的诰命《多方》中，也说到有夏背叛天意，“乃大降显休（美好）命于成汤，刑殄（灭亡）有夏”等。涉及夏殷革命的内容相当多。
《周书·立政》中，也有周公解除摄政返政成王时的言辞。较之《召诰》《洛诰》等所谓五诰诸篇，本篇包含着新的要素。这里所见的官制记载，多与西周时期的金文不合，应是在传承中颇有增窜。文章的末尾有：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审判），惟有司之牧夫（监督者）。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天下）。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沿海），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功业）。
“禹之迹”即大禹治水之后，既已纵横天下，直至海表。这样的观念，或是到西周后期才开始形成。如此，禹成为古代圣王的正宗。此时尚没有提及尧舜；而夏殷周三代的道统观便于兹成立。
人们久而相信夏王朝存在，或是基于彩陶文化的广泛分布。也可以说，半坡村初期彩陶文化里见到的人面鱼身偏枯之神的信仰，即行于此一文化圈，这样的记忆其后也流传了下来。禹的传说并非作为王朝存在，而是作为治水神、大地的创造者而根深蒂固。由此可以想见，以禹为始祖的王朝同样存在，再加上随后的殷和周，遂形成夏殷周三代的道统观。此一道统历史观的自觉，是以殷周革命为契机。夏王朝不单是人为构想出来，而是本已作为禹的神话而存在的传说，遵从道统性的要求历史化的结果。神话的历史化，还需要某种现实要求做契机才行。
禹是水土的平定者，也是华夏（中国）的建设者——这种观念，在春秋时期已很普遍。秦哀公（前536—前501年在位）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上即有：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领有）禹迹。 十又二公，在帝之社。
这是把秦地看作禹治水结果的传承。从其铭文来看，此器或以公元前505年，吴趁楚内乱侵入其都郢，秦国给予救援并恢复楚都这件事为背景而造。所谓“虩事蛮夏”，乃是讲秦的威势已经扩及这南方国家的一句夸耀的话。
齐国的叔夷镈比秦公簋略早，约在齐灵公二年（公元前580年）左右。这位叔夷是从宋国迁移至齐，成为有力卿士的名族。在其铭文中回顾远祖道：
虩虩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删伐夏嗣（夏王朝），败厥灵师（军队）。伊小臣（伊尹）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叔夷的祖先出于汤之子孙——宋室。他回顾汤进行的夏殷革命而视为史实，讲到殄灭夏而领有九州，保有禹的遗迹。就是说，所谓九州曾是禹所统治，这便是夏王朝。
“禹迹”一词，在上述秦公
中亦可见到。而更早的是，在春秋时期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成就一时霸业，为歌颂此事创作的《诗·商颂》诗篇里也可以看到。这便是《殷武》中述及殷武丁功业的句子：“天命多辟（诸侯） 设都于禹之绩（迹） 岁事来辟”。武丁的都城即所谓殷墟，而此诗歌咏的则是取宋景山松柏造成寝庙，故而指的是当时的宋都——河南商丘。如此，则禹迹不限于一地，九州全部都是禹迹。《商颂·长发》中也有：
濬哲维商 长发其祥 洪水芒芒 禹敷下土方
《左传》襄公四年“虞人之箴”有云：
芒芒禹迹 画为九州 经启九道 民有寝庙 兽有茂草 各有攸处 德用不扰
这首本来是战国时期的歌，但是禹迹九州的说法，至少在叔夷镈时代即春秋中期，就已经广为流传，山东之齐亦属于禹迹的范围。
禹的神话就这样广泛地在天下传开。把禹看作古代圣王、夏王朝始祖的过程中，对古老的洪水神禹的信仰，在特定的祭祀者之间，以近似古传的形式口头流传下来。上面说过，禹的初形正如早期彩陶土器纹样所见，是人面鱼身无足的偏枯之神，亦称为鱼妇。偏枯一词，或许指的是鱼的形状。但后来偏枯一词却解作禹治水劳苦，身体枯槁的样子。《庄子·盗跖》篇有“舜不孝，禹偏枯”， 《列子·杨朱》篇有“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在《庄子》之学中还存在着古老祭司者的传统，偏枯一词也经由他们流传下来。但是禹传说的这种变化，或是来自于墨子一派。把禹作为思想性的祖神，也是墨家一派。《庄子·天下》篇述及诸子学说的起源；其中说，墨家乃出自禹之道：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畚箕和犁）而九（鸠）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肉），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身）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毛衣）为衣，以跂蹻（麻与草制品）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至极之道）。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者的勤俭力行，即是祖述禹所为。劳身以为天下，便是禹之道。此外，五侯之徒有一批叫作南方墨者，诵《墨经》。《墨经》是一种逻辑学，所谓“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亦称别墨。墨者组织有领导人叫巨子，其徒绝对遵守巨子命令，奉此不避生死。此即“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 《庄子》评价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枯槁”一词与《盗跖》篇中“禹偏枯”一词相同。《孟子·尽心上》亦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想必墨者的力行主义，一定使当时的人们吃惊了吧。《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令人想起“人面而鱼身无足”的偏枯之神形象。启母石的故事，在原本墨家的《随巢子》佚文中可见，无疑他们乃是禹传说的传承者。
墨书起于宋。墨翟是宋人，他的事迹中亦多涉及宋。他曾游于鲁，受到史角之教，即是学到了巫史之学。但墨者的起源，显然是奉禹之道；对于洪水神禹的信仰，原本就属于彩陶土器文化圈内。墨子一派当中，秦墨到最后依然强劲有力，因为此地存留着古老的传统。墨家的踪迹遍布天下，墨家弟子的出身广及列国，乃因他们以有组织的集团活动，具有特殊的连带关系。墨家——包括巨子本人，都服从严格的集团秩序。秦墨的巨子腹
，他的儿子杀了人，尽管惠王宽大处理，他依然不管不顾，杀了儿子。这种严格的自我戒律行为，毋宁说是感受到宗教意味。墨家或许是奉禹之道而具宗教性的结社。
设若禹的神话，曾经在彩陶文化圈中以某种形式传承，并由此形成了如此具有宗教性的集团，那么赋予宗教性的契机又是什么？在古代中国，很多巫祝集团各据圣地为中心积极活动；但拥有如此强烈的宗教性，并进行强力组织性活动的，尚别无他例。这一派特有的被称为“别墨”的逻辑学，在先秦的学术史中亦独树一帜，不过并未表现出自身的发展。恐怕这种形式逻辑学，尚非中国之所固有，而是与战国时期的世界观、元素观念、天文学等等一起，从西方传播而来。
墨家的主要思想在于兼爱说。这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却是巨大机械化武器的制作者，也是武装集团。他们的土木筑城技术堪称卓越，貌似也已经具有西方金字形神塔（ziggurat）的知识。《山海经》里颇多提及西北地区神殿形式的古帝王之台， 《墨子·尚同中》亦述及“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把这样的知识传到具行会形式的古代制作者集团时，或许便形成了墨家集团。
在《墨子》诸篇中可见，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这个集团把禹作为思想祖神，通过这样广泛的活动推广了禹的传说，最终发展成禹迹九州说。《书·禹贡》的成立，或亦与墨家有关联。现在的《禹贡》有从孔氏壁中所出古文系统，以及汉初伏生所传今文系统；一般认为， 《史记·夏本纪》依据了前者， 《汉书·地理志》则依据了后者。但是原典的写成是在战国后期，此前则由墨家形成了口传的传说。
《墨子》引用过《禹誓》（《兼爱下》 《明鬼下》）《禹之总德》（《非命下》）这些与禹有关的文献。《禹誓》类似于现在的《书》中《大禹谟》《甘誓》的文体。《大禹谟》是后来的补作即所谓伪古文，作者取《墨子》的内容再加以点缀。根据《书序》， 《甘誓》是禹的儿子启讨伐有扈氏时对军队的誓词。不过《庄子·人间世》篇和《吕氏春秋·先己》篇中，讨伐有扈氏的是禹，或者本来该叫《禹誓》。此文亦包含五行三正之类战国时期的用语，或许本文也在墨子学派中流传过。现在《书》中的《甘誓》篇内容如下：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六卿）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政治三原则）。天用剿绝（断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政），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祖庙），不用命戮（刑杀）于社。予则孥戮（灭族）汝。
《墨子·明鬼下》中的《禹誓》，和此文颇有不同。如果《墨子》所传是其原型的话，那现在的《书》或许就是从墨子学派所传改编而成的。《墨子》中的《禹誓》如下：
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宝玉）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
《墨子》在这句的后面加上了“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的解释，可证《夏书》既已出现天鬼之事。还说到“尚（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可知当时已经存在《书》的原型。然较之《甘誓》之文，或许与现在的《书》颇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