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

香港從開埠不久，就開始對學校的設立以及學校的語文教育有所規劃，希望通過這方面的舉措，解決社會人力需求問題、官民溝通問題，以及統治問題。殖民地政府成立初期主要依賴教會辦學，同時小規模地資助一些民間私塾提供傳統中文教學。1860年政府組成教育局，並於1862年停止對民間學塾的資助，把學童集中到新建立的中央書院。中央書院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學，創校之初主要錄取中國學生，中英文教時相約；但是不久就定英文為必修科目，中文改為選修科目，而教學語言也改為英語；與當時已經出現的上百所頗具規模的教會英文書院，形成香港教育的主流；中文教學主要在民辦的鄉村學校和一些慈善團體所支持的義學中延續。可見從開埠之初，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推廣英語教學。第八任港督軒尼詩就任期間4，雖然實施了不少開明的政策，廢除很多歧視華人的條例，並容許本地華人俊彥參政，但他同時基於政治和商業上的需要，大力推動英語教育，規定學校必須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才可以獲得政府資助（香港教育資料中心編寫組，2004）。這政策固然難以擺脫重英輕中的本色，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卻為社會培養更多英語人才，符合商業發展的需要，促進英國人與華人之間的溝通，同時讓不少華人子弟因此獲得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

隨着辛亥革命後大批知識分子湧港，香港出現了一批漢文學校和漢文師範學堂；又由於英政府所派出的皇家視學官賓尼主張開展照顧華人需要的中文教育，漢文學校得以迅速發展，港府並且在1913年開始把它們納入管理範圍。當年政府通過《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規定所有津貼、補助和無補助的私立學校都必須向教育司署5註冊，接受政府的監督（Ho, 2004）。大部分漢文學校於1928年之後，跟隨中國實施「六三三」學制，與英文書院普遍採用英國學制不同（王樂齊，1996），形成中英文學校各自發展的局面。

香港的教育於日治時期停頓以後，在戰後迅速恢復。戰後香港人口不斷增長，當中包括1948-49年間因國共內戰而湧港的大量大陸民眾；他們主要來自廣東省，但也有不少是來自上海和其他商業重鎮的資本家。因此香港的中文學校雖然以粵語為授課語言，但是自四十年代起，部分小學也會開設國語課或國音課，課本中漢字以「注音符號」注音；後來中學會考並開設相當於半科的「國語科」。不過，五十年代以後，由於師資短缺，能開設國語課的學校數量逐漸減少，而國語科會考也由於報考人數下降，當時教育司署屬下的考試組遂決定於1965年把科目從英文中學會考課程中刪除（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中文組，1997）。

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間，因應不斷膨脹的人口和社會發展需要，政府分別於1951年和1963年發表了《菲莎報告書》和《教育委員會馬殊─森遜報告書》，規劃中小學的發展藍圖，大量增加中小學學額，以學額數量為政策發展目標；並同時成立師範專科學校，培養小學和初中教師，以應付迅速擴張的中小學教育。此外，政府採取報告書的建議，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和管理，大力推行英語教學，以便通過教育加強英國的影響（王樂齊，1996）。在這樣的政策前提下，中文教學和普通話教學當然都不屬於當局的發展重點。不過，在社會民眾的層面，國語在七十年代卻被視為比較有名望的語言；有電影歷史研究者甚至認為七十年代國語電影的蓬勃興盛，雖然跟有聲望的上海電影製作人提供專門技術和資本有關，但是國語作為中國的官方語言，又是文化和政治精英所使用的語言，是促使國語電影在文化上佔據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而造就了龐大的本地和出口市場（Leyda, 1972）。國語電影和國語時代曲的風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語的使用。因此，當時國語雖然在教育體系中不佔甚麼席位6，但是民間卻逐漸形成學習國語的興趣。

1974年教育司署為小學教師開設「國語興趣班」，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在1976年成立，1979年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聯名向香港考試局提交《香港中學會考增設國語科建議書》，建議在中學會考設國語科作為獨立科目考試（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中文組，1997）。雖然當時教育署和考試局覺得條件還不成熟，但是教育署卻分別從1981年和1984年開始連續三年在二十四所小學和在五十一所中學推行「普通話（國語）科教學試驗計劃」；在計劃取得初步成效以後，教育署於1985年公佈《小學普通話科暫定課程綱要》，翌年正式把普通話納入小學課程，在小四至小六課程中加設普通話（國語）科，使普通話成為一門獨立的科目，並開始在各教育學院舉辦教師的普通話培訓課程。到了1988年，當《中學普通話科暫定課程綱要》也面世以後，普通話同時被納入中學課程，在中一至中三開設。小學和中學的暫定普通話課程綱要在各自試行了四、五年以後，分別於1990年和1992年修訂成為正式課程綱要（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中文組，1997）。普通話由民間的興趣班，發展到成為中小學課程的獨立科目，前後經歷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雖然按部就班，但是進程畢竟比較緩慢。一直到了臨近九七年，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變。一方面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迅速，中港貿易和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頻繁，社會對普通話人才的需求日增；另一方面，九七主權回歸在即，除了文化、歷史上的認同以外，在政治上也必須對普通話的地位予以肯定。因而香港社會在即將回歸的前夕，開始全方位地探討英文、中文和普通話的關係問題。

在語言教學政策的釐定上，香港政府一直對專家意見倚之甚重，從六十年代開始就經常邀請國際上知名的專家為香港的教育大計出謀劃策。就在國際顧問團的建議下，港府於1984年成立了教育統籌委員會（下稱「教統會」），負責就整體教育發展，包括長遠策略發展，按社會需要向政府提供意見。教統會在1994年發表了《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提出在已有的小四至中三普通話課程的基礎上，編訂中四和中五的普通話教學課程綱要，以便把普通話融入正規的中國語文科內。這個建議對九七以後的普通話課程發展有頗大的促進作用，末任港督遂在1995年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編訂一套從小一到中五的普通話科課程的決定；而教統會也在1996年發表的《第六號報告書》中，建議從1998年開始，把普通話定為所有中小學核心課程的一部分，在小一、中一和中四開始實施，並逐步推行。這一建議得到政府的接納，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1997年10月所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裏就說：「若要維持香港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我們必定要有中英兼擅的人才。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已定下達致這個目標的計劃大綱。由下學年起，我們會把普通話列入小一、中一和中四的課程；我們也會在2000年底前，把普通話列為香港中學會考科目。」（施政報告第84節）這意味着在1998年及以後入學的所有學生，都會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習普通話，直到初中三年級，接受一共九年的普通話培訓，如果學生繼續選修普通話會考課程，則會連續學習十一年普通話。

與學校課程並行發展的，還有評核機制。香港考試局因應社會上對普通話學習的興趣，於1988年3月推出「普通話水平測試」，供公眾人士應考；於1990年3月又推出「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對普通話在社會層面的應用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在政府的促成下，普通話又於2000年成為會考科目，其於學校課程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在教學課程和公開考試這雙重機制的互相配合下，普通話在香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而在1999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董建華再一次把普通話與英語、粵語的並行發展提到了政策層面，正式提出「兩文三語」的概念：「特區政府的一貫宗旨，是培養兩文三語都能運用自如的人才。」（施政報告第69節）並在同一段落中提出英語和普通話教師必須達到語文基準的要求，以確保兩文三語的目標可以達成。

此外，教育當局還通過各種撥款和資源上的配備，幫助民間和學校創造更多學習和應用普通話的空間和平台，例如為在職教師舉辦座談會、工作坊；為學校提供教具和教學材料；成立三億元的語文基金以贊助語文發展計劃等等。從規劃的層面，政府的努力是多方面多層次的，甚至也可以說是思慮周詳的。但是，香港普通話教學的進展可以說還相對緩慢，箇中的原因需要我們細加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