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思想的演进（2）
中篇 哲学激进派
第八节 马尔萨斯
思考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为，而是疾病的产物，如同人病了会发烧一样。在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在19世纪初的英格兰，政治机体中的疾病导致某些人开始考虑一些重要的思想，由此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结合边沁的哲学和詹姆斯·密尔[65]承自哈特利[66]的心理学，产生了哲学激进派，后者支配英国政治达50年之久。哲学激进派是一群奇怪的人，相当无趣，完全没有所谓的“远见”。他们谨慎而理性，从前提开始小心论证，而这些前提多半会推导出错误的但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结论。这个派别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约翰·密尔，头脑不如边沁、马尔萨斯或李嘉图，想象力和同情心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其未能保住学术上的正统地位，甚至还对社会主义暗送秋波。而哲学激进派的创始人们则像《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摩德斯通先生[67]一样，不能容忍任何软弱。
随着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英国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他承继了法国的自由主义学说，率先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与哲学激进派的创始人不同，他敏感而温和，缺乏系统性思维，总是看到问题的局限性，例如在有关《航海法案》争论中，他提出了防御重于致富的著名论断。这位可爱的老先生，有着18世纪那种令人舒服的个性，在他看来，不值得过分固执己见而失了绅士风度。不过，他相信这样一种常识，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从宏观上说是和谐的，从有见识的利己主义出发的行为和从仁慈博爱出发的行为亦可殊途同归。这一原理后来被用来证明制造业主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体的真正利益是一致的，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又必然符合雇佣劳动者的真正利益，由此得出结论，雇佣劳动者如果反对雇主，那他们就是蠢货。
对我们的时代乃至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马尔萨斯，他的《人口论》（1798年第一版，1803年第二版）对其后所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萨斯虽然出生于1766年，但他似乎并未沾染上1789年之前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情绪。一个典型例证是，1783年，当24岁的皮特成为英国首相时，马尔萨斯对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承担如此重任大为震惊，而其父却不这样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卢梭是他的朋友，据说还是他的遗嘱执行人，尽管此说显然不实。马尔萨斯的父亲狂热地崇拜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论》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他喜欢辩论，总是鼓励家人设置论题与他争辩。他相信社会进步，这令马尔萨斯大为光火，于是发明了一种被白芝浩[68]称为“摧毁快乐的装置”的论战武器。它是如此强大，使得马尔萨斯可以得心应手地应对一切问题，它就是著名的人口理论。
的确，1797年是个阴云密布的年份，就在这一年，马尔萨斯的脑海中第一次闪现出他的理论。当时，在经历了恐怖统治之后，法国大革命进入了腐败平庸的督政府统治时期。在英格兰，自由主义思想几乎消亡，税收和贫困你追我赶节节攀升，爱国者们对纳尔逊[69]的胜利并不满意，海军则处于暴动状态；尽管激进分子已被小皮特投入监狱，但爱尔兰1798年的起义已是一触即发。因此，不难预见一场长期的战争在所难免，随后将是长期的暴政、饥饿乃至周期性的饥荒，从法国大革命看到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此时，阴郁的理论可谓顺时应势，马尔萨斯亦着手准备将其公之于众。
《人口论》首次发表是在1798年，当时这一著述中几乎都是推论，并未引起注意。在1803年之前的数年里，马尔萨斯走遍欧洲，四处收集实例来支持他的论点。结果在第二版时，这本扎实的大部头使人们眼前一亮，它通过从世界各国获得的资料来支撑全书，仅目录部分就令人肃然起敬，比如“俄国人口”“瑞典人口”“德国人口”，等等。看到这些，读者便会对接下来的内容相信了一半。
马尔萨斯的理论精髓可谓简单明了：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人口大约每20年会增加一倍，然后会在100年内达到目前的32倍，200年内达到1024倍，300年内达到32768倍，依此类推。显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原因何在呢？
马尔萨斯说，有三种情形会导致人口下降，即道德约束、疾病和穷困。他对大规模的道德约束不抱什么希望，除非全部人口都接受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育。至于“疾病”，作为牧师的马尔萨斯不能多说，否则会惹祸上身。不过，他也承认可能在某些时期，如罗马帝国时代，疾病会对人口产生重要的抑制作用。尽管他不希望如此，但多数情况下，疾病的作用会非常显著。他还证实了流行性疾病所造成的人口下降会回升得很快。由此他得出结论，穷困是抑制人口过多的主要因素。既然有人饿死，那么人口就不该超过应有的水平。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再多一些，就能产出更多食物，这样的话怎么还会有人挨饿呢？关于这一点，马尔萨斯的论据后来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原理。也就是说，如果以双倍的劳动力、双倍的资本投入某块土地，其产出将会增加，但不会是双倍。如果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一块之前荒废的土地，一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好的土地会被优先耕种。当然，如果人口非常稀少，上述说法就不对了。一个新生国家的先驱们往往会因为新移民的到来而获益，但对一个早已安定有序的国家而言，比如欧洲国家，一般来说，如果人口的增长没有伴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么人均食物数量就会减少。最终，这种情况会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点上，人口如果继续增加，一个劳动力产出的食物将无法满足一个人的需求，而饥饿将抑制人口的增加。
因此，马尔萨斯提出，社会上最贫困的阶层必须穷到仅够维持生存，否则这类人口还会增加，直至到达这一平衡点。也许其间会出现短暂的特殊时期，例如在黑死病流行后，但这样的特殊时期不会太久，因为在恢复过去的状态之前，会有更多的儿童生存下来。所以说，一些人比其他人富有是件好事，否则在一个平等的体系中，所有人都会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准。有鉴于此，马尔萨斯排除了戈德温、欧文和其他改革者的方案。“可以百分百肯定，”他说，“既符合这些道德准则和宗教教义（这两者劝富人把大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又不至于让整个社会堕入悲惨境地的唯一办法，就是穷人对婚姻慎之又慎，无论婚前婚后都要权衡经济性。”马尔萨斯审视了所有企图改善人口问题但最终失败的方案，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通过“道德约束”来解决，至于另外一些与他扯上关系的办法，他都以嫌恶的口吻称为“药不对症”。
马尔萨斯是反对济贫法的，尽管他不认为可以突然取消。他说不可能阻止贫困的发生，也不可能使贫者变富或让富者变贫，只要目前的食物人口比继续存在，有些人就注定受穷。如果贫困率变高，以致不能使每个劳动者分得他的食物份额，那么由于一个国家的食物量并没有变化，又没有足够的食物分给每个人，于是食品价格就会上涨。
马尔萨斯不相信欧洲可以从其他大陆获得大量的食物供应。“这是一种疯狂的臆测，”他说，“有人建议（当然更多是一种戏谑而不是认真的态度），欧洲应该在美洲种谷物，作为最佳的世界劳动分工，欧洲仅仅致力于制造业和商业。”
工人阶级的唯一希望就是教育，教育可以作为反复灌输道德约束的一种手段。皮科克在《险峻堂》中借法克斯先生之口介绍了马尔萨斯，书中的法克斯试图“教育”那些即将结婚的乡下佬：
法克斯先生以极大的同情心注视着这对新婚夫妇，他决定搞清楚，现在这对新人如此鲁莽地要迈出这一步，他们心中是否对随之而来的恶果有清醒的认识。于是，他走上前去边搭讪边观察，普特派浦牧师大人那时没空，但几分钟后应该就有空了。“此刻，”他说，“我站在这里代表普遍理性，想问一下你们是否充分权衡了目前进行的程序将会产生的后果。”
新郎：普遍理性！我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普遍什么应该算上我。我们难道不是按婚姻法结的婚？如果在我和爱人之间冒出个什么普遍理性，那就搞砸了。
法克斯先生：现在恰好是要大声疾呼理性介入的时刻。
新郎：如果我或苏珊让理性等等，我想它会等待的。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法克斯先生：我的朋友，我确定普遍理性与婚姻法无关，也与其他强制力无关，它以权威的真理为基础，仁慈是它的目的，整个宇宙都是它发挥作用的范围。
新郎（挠挠头）：这些话太难懂了，但我猜你是说普遍理性是一位讲道理的传教士，但我是一名朴实的教徒，苏珊也是，是吗，苏珊？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新郎：我们与普遍理性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是吗，苏珊？
新娘：是的，没关系，罗宾。
法克斯先生：好，我的朋友，话虽如此，那么你们打算结婚？
新郎：哦，我认为是的，让普遍理性离开吧，是吧，苏珊？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法克斯先生：我诚实的朋友，那么你是否完全明白婚姻是什么？
新郎：苏珊和我都记住了祈祷本子上的话，是吗，苏珊？（此时苏珊不知道如何恰当回答。）规定那些人是不能得到——（这时苏珊突然在他手臂上猛地捏了一下，他咆哮着中断了话语。）噢，要我好看！噢，你那双臭手！我要报复。（他重重地吻了一下满脸通红的新娘的嘴唇，这一切让法克斯先生深感震惊。）
法克斯先生：你知道，很有可能在以后6年里，你会有很多孩子吗？
新郎：越多越快乐，难道不是吗，苏珊？（苏珊再次沉默。）
法克斯先生：我希望如此，我的朋友，恐怕你会发现更多的悲伤，你的职业是什么？
新郎：你说什么？
法克斯先生：你靠什么生活？
新郎：在凡慕布朗斯多干活，撒种、收割、脱粒，然后装上谷物赶着牛到市场去，有时也犁犁地、喂喂马，给马搞搞清洁，搭搭篱笆挖挖沟，把树推倒，还到果园去，酿啤酒，喝啤酒，每星期赚14先令解决我生活上的事。苏珊赚得多，她在凡慕奶酪场做挤奶工，要赚4镑17先令19便士，奶牛的老胸上可有把锁，挂锁什么的，是吗，苏珊？
新娘：是的，是的，罗宾。
法克斯先生：在我看来，我的朋友，你每星期有14先令，即使加上苏珊夫人的4镑17先令19便士，这些并不能维持你未来可能的家庭生活。
新郎：哦，我首先不知道苏珊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噢，见鬼，苏珊，不要掐我——第二点，我们按你和普遍理性的那个传教士的话想想，我家里除了我俩，没有什么其他人。
法克斯先生：但是会有的，如果你不能抚养你的孩子，那么教区必须为你抚养。
新郎：这样的话，那可糟透了。我为教区作了贡献，但我不想从那里获取更多。
法克斯先生：我敢说现在你不会。但是我的朋友，当照顾家庭的责任落在你身上，你的独立精神就要屈从于生活的必需。如果你意外地被解雇了，就像现在你的许多老实的伙伴那样，到那时你怎么办？
新郎：我会卖力干活的，先生，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没人会比我做得更好。
法克斯先生：你假定那时你会像现在一样尽力而为，你是否认为你这是在与一个可疑的未来结婚呢？你将如何养育你的孩子？
新郎：噢，现在可是主管着我们的时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法克斯先生：当然，但是你如何抚育你的孩子，使他们生存下去呢？
新郎：也许以后会有这样的事，但他们不会饿死的。我想如果他们像他们的父亲那样，生活就会有保证。现在我看出普遍理性是谁了，他是你的一个收税人，干着一份闲职，手里有公家的纸币，他从穷人嘴里抢面包，还不满足，他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参加海军，得到胜利荣誉什么的，他的老婆在买东西时不必讨价还价。
法克斯先生：我诚实的朋友，你陷入了激进主义的错误之中，我是为你的利益才解释这些道理的。因为穷人有太多的孩子无法抚养，所以这些孩子就被迫入伍，参加海军。于是，政治家和征服者就有现成的力量来压迫和毁灭人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他们可以凭借国内的财力轻松抚养孩子前不该结婚——
新郎：主爱你，那都是一堆废话，一句话：没有苏珊我活不下去，苏珊没有我也活不下去，是吗，苏珊？
新娘：活不下去的，是的，罗宾。
通过教育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约束”的程度，但这种教育似乎需要马尔萨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其过程可能有些漫长。不过，马尔萨斯也几乎赞同所有他那个时代的改革者关于大众教育为任何激进改良之必不可少这一观点。有些人反对教育，但马尔萨斯支持教育的理由是如果教穷人阅读，他们也会读懂托马斯·潘恩，从他的角度讲，他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人们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会盲从煽动性著作。
他坚持认为人们没有获得救助的权力，即如果一个男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生存，或者如果一个孩子不能靠父母的努力而生存，那么社会就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生计。
理论和经验清楚地表明，如果救助的请求得到应允，那么这种需求很快就会超过满足它的可能性，再加上在实际的救助中人们又试图包括人类社会中最悲苦和普遍贫穷的民族。这样必然可以得出结论，否定救助权要比允诺救助的论点更适合我们的生存状况。
伟大的造物主显然已经将智慧蕴藏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并没有泛泛地通过冰冷的和投机性的思考就得出结论。他让利己的激情比仁慈的心绪更强大，并及时地敦促我们照此行事，因为这一准则是保存人类种族之必需。
马尔萨斯反复强调，社会共同体的优越性源于个体的自私，也正因如此，仁慈的上帝将我们所有的人造就为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的行善是一种特例，这种行善是审慎的、算计的和自我克制的，不是一种冲动或轻率之举。马尔萨斯在自己婚后的头四年有了3个孩子，之后就没有生了，有人推断这是因为“道德约束”。不过马尔萨斯夫人对人口论的见解并无记载。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尔萨斯的缘故，英国的激进主义哲学不像所有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激进主义那样，在所有美德中它更看重审慎。审慎是内心的冷淡，是对情感生活的敌视，从各方面看，审慎是浪漫的中世纪精神的对立面。马尔萨斯当然会遭受严厉的抨击，而这些抨击都是基于情感或正统的宗教。在反击神学的批判时，马尔萨斯占据有利地位，身为牧师的他远离了作为异端人士的嫌疑。在反击情感牌时，他诉诸他那个时期英国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他的同时代人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内容可以用来反驳他的理论，结果所有受他论点影响的人都赞同了他。在《人口论》发表后的80年中，他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此后又影响了出生率，尽管是以他感到难过的方式。随着他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下降，对出生率的影响却在增加，但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的伟大是用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来衡量的话，几乎没有人比马尔萨斯更伟大。
现在终于可以评判马尔萨斯学说中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但在他那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被迫完全在国内生产食品。当时的英国普遍处在水深火热中，人口却在迅速增加。由于济贫法是根据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来发放救济的，于是看起来好像这种做法直接刺激了不节制的婚姻。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当时人口的快速增加[70]是由于出生率的上升，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也许你会感到奇怪，在如此的苦难岁月里死亡率还下降，但事实似乎毋庸置疑。克莱普汉姆[71]列举了其中的原因：“征服了水痘，通过排水系统减少了疟疾，曾在这块大陆上流行的坏血病消失，产科学的发展减少了婴儿死亡和产妇在产褥期的死亡，医院、药房和医学校增多。”1811年的出生率比1790年略低，而济贫法和工厂里的童工对此均无影响。
无论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1811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公诸于世后，人口增加的事实便无法否认。无疑，马尔萨斯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即除非农业技术有所改进，否则在一个限定地区，比如像英国那样已经有相当多人口的地区，不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生产出大量人口所需的食物。如果人口继续增加，因为食物的匮乏，很快就会达到一个不可能继续增加的临界点。这一结论最终不仅对英国而言是正确的，对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比如中国——事实不仅显而易见，而且具有悲剧性。
但自从马尔萨斯写了《人口论》，关于他的理论的局限性出人意料地变得十分显著。铁路和汽船的出现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欧洲应该在美洲种植谷物”。当然，马尔萨斯认为这不过是个笑话。现在，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证明超出了马尔萨斯的设想。不仅如此，最值得关注的是，雇佣劳动者财富的增加远远没有导致较高的出生率，反而在迅速下降，而这种下降在一战期间和以后阶段呈现出加速趋势，同时人们生活的舒适性再度下降。或许上述情况还都不足以反驳马尔萨斯的观点，但在白人地区，这些情况还是消解了马尔萨斯理论的重要性。而在亚洲，他的理论仍然重要。
第九节 边沁
哲学激进派通常被认为是边沁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视杰里米·边沁为自己的领袖。然而令人怀疑的是，要是没有詹姆斯·密尔，他是否会达到如此地位。无疑，边沁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748年，人们或许料想他属于更早的年代，而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个年代。实际上，他的漫长人生（死于1832年）分为3个阶段，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开始时，他已垂垂老矣，事实上，他在60岁那年转而信仰民主思想。
边沁的出身本来不可能使他成为一位改革者。他的家庭虽是詹姆斯二世党人[72]，但他们都足够谨慎，没有参与1715年或1745年的暴动。他的祖父做生意，父亲富足一生。父亲对杰里米的教育煞费苦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了以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教育模板。7岁时，杰里米被送到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2岁时上了牛津，15岁获得学士学位。他的父亲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希望他结交大学里的贵族和大人物，而且总是愿意向他提供额外的零花钱让他在社交圈中与这些人一起赌博。但杰里米是个害羞的男孩，更喜欢读书而不是玩乐。虽然方式不同，但与马尔萨斯相似，作为儿子的杰里米忤逆了通常的父子关系。当父亲鼓励他轻浮行乐时，杰里米却坚守勤劳和节制。为了取悦父亲，他被要求进入律师界；为了取悦自己，他撰写关于法律改革的文章而不是投身法律实践。以后他又坠入爱河，尽管因为女方的不富有导致父亲的不满，进而反对杰里米的选择，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十分幸福的爱情。杰里米被迫放弃她后痛苦万分，不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他在给弟弟的一封非常私密的信中说，在那段时期，他陷入了一种漫不经心且愤世嫉俗的状态。这种精神因素后来以一种学究式的纯理论的形式体现在他的哲学中。那些仅了解他晚期生活的人认为，他有一种友善的古怪，难以置信的害羞，完全将自己禁锢在自我约束之中。但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他与父亲之间的冲突以及放弃情感上的幸福对他造成了持久的影响。[73]
尽管边沁讨厌会晤陌生人，但罗伯特·欧文还是在1813年结识了边沁，下面是欧文对初次会面的描述：
“开始时，与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当时他的两位主要顾问詹姆斯·密尔和弗朗西斯·普莱斯做了初步的沟通，找到了他和我之间的某些共通之处。最后我终于在一个特定时刻来到他隐士般的居处，我进门后上了楼梯，在中途就遇见了他。我按别人教我的去做，而他见到我时显得非常诚惶诚恐，握了握我的手，激动得好像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并急忙说：“好！好！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算介绍认识了，进我的书房吧！”
15年后，他见到欧文的儿子，并在分手时说；“上帝保佑你，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我年轻的朋友，无论发生什么事，自己保重。”
1814年及其后3年，边沁的一半时间在德文郡的一个被称为福特修道院的老房子中度过，在那里靠着自己的存款生活得美满而快乐：
对一些人而言，这是个幸福感很高的场所，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地方，在那里从没有听到过愤怒的言辞。S太太（女管家）像守护神一样管理着这个家。邻居们即使没有登门造访，也对那里满怀热诚。尽管我讨厌跳舞，但仍感受到那里的音乐和舞蹈，优雅而单纯。一大群人来跳舞，S太太总是领舞者。
不过，弗朗西斯的描述恐怕更接近实情：
我们的日子都很相似，所以对一个人的描述也许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情形。密尔五六点起床，他和约翰核对校样，约翰读稿件，他父亲核对。威利和克拉拉在7点以前待在大厅，校对完成后，约翰就到离房间较远的那头去教他的妹妹们读书。这些都完成后，或者在做这些事的间隙，约翰学习几何，直到9点，这时早餐准备好了。
边沁7点刚过就起床了，大约8点开始工作。我是6点起床，然后就工作，9点在客厅用早餐——一起的有密尔夫人、密尔、我、约翰和考拉斯。
早餐结束后，密尔会听威利和克拉拉背诵功课，然后轮到约翰。背诵在宽阔的阳台上进行，密尔会边听边来回踱步。阳台的一边是用早餐的客厅，另一边有许多花盆，盆里的鲜花竞相开放，而这个地方位于整栋房子的前部。上课和朗读都要求大声，历时整整3个小时，大约到午后1点结束。
9点到12点边沁先生继续工作，12点到1点他在客厅演奏风琴。
早餐后到1点的时间里，我学习拉丁文，我的方法也是边踱步边大声朗读，我攻克了实词和形容词的难点。这一时期，有位优秀的男孩名叫考拉斯，他向密尔学习拉丁文，从我那里学习法语，他是个天赋卓越的孩子。
1点我们三人在小路和田野中散步1小时。2点所有人再次投入工作，直到6点晚餐时间，那时密尔夫人、密尔、边沁、我、约翰和考拉斯一起进餐。我们有汤或鱼，或两者皆有，还有肉、布丁，水果通常有甜瓜、草莓、醋栗、无核小葡萄干和葡萄，没有酒。我第一次到那里时，桌上放着酒，我没有取用，以后就再没有看到酒。晚餐后，我和密尔会轻松散步2小时，八点一刻左右，我们两个轮流陪边沁先生散步1小时。然后喝茶、读期刊。11点大家去睡觉。
早餐前半小时，密尔夫人会围绕屋前那片绿地雄赳赳地走步，晚餐后与所有的孩子一起再次走步，直到回屋睡觉。
对边沁思想的形成产生主要影响的是法国知识分子。休谟无疑影响了边沁的哲学，哈特莱以联想主义学说影响了他的心理学。用边沁的话说，其伦理学的首要原则几乎是在哈奇森的《论道德的善与恶》中发现的。根据哈奇森的说法，一个既定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道德上的恶，取决于“它所造成的不幸的程度以及遭受不幸的人数；所以，所谓最好的行为就是实现了最大量的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74]不过，正是法国革命前的哲学家促成了边沁思想基调的形成。边沁本人崇拜伏尔泰，也是爱尔维修的热烈追随者。1769年，他阅读爱尔维修的著作后，立即决定将一生奉献给立法原理。“爱尔维修之于道德世界，如同培根之于物理世界，道德世界有了培根式的人物，道德世界的牛顿也会出现。”如果我们就此推测边沁渴望成为道德世界的牛顿，这并不为过。
当边沁了解了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之后，认为贝卡利亚比爱尔维修更高一筹：
“啊，我的大师，”他惊叹道，“你是第一个理性福音的传播者，你使意大利远远超越了英国，而我要进一步超越法国。爱尔维修没有论及法律问题，所以他没有帮到你，没有对你的基本思想有所助益。你论述了法律的缘由，而法国只是说了些法律的行话，对一句行话追根溯源不过就是与英国的行话相比较而已。你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有效的研究路径，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将来之用？——我们永远不要偏离这一路径。[75]
1770年，22岁的边沁开始了巴黎之旅，这证实了法国对他的影响力。事实上终其一生，他在许多方面保持着法国路易十六时代的哲学家风范。另一次对他产生影响的旅行是1785年对俄罗斯的访问。他的弟弟塞缪尔（后来的将军塞缪尔·边沁爵士）受雇于凯瑟琳皇后，尝试俄罗斯的农业现代化，这一任务被证明不仅在当时是困难的，即使现在依然困难。杰里米曾希望凯瑟琳引入他所制定的科学的刑法典。“在俄罗斯，”他写道，“为了人们能有思想而承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同时某些政府机构为了不让人民思考也苦恼万分。”[76]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他的弟弟在宫廷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凯瑟琳推测他想与一位宫女结婚，他因此失宠，杰里米及其法典的编纂也随之受到冷遇。
无论在哪里，在黑海度假、在自己的房间或在皇后广场大街，边沁每天都大量写作。他将所写的东西小心地藏在书橱的分类格内，除非一些好友要检索，否则就放着不动。结果，他在英国默默无闻，他的著作出版时也未引起多大注意。1788年，他遇到了日内瓦人杜蒙特，后者成了他的热情信徒。从边沁那里获得手稿后，杜蒙特将其译成法文，使这些著作在欧洲大陆广为人知。此外，杜蒙特还为米拉波的演讲提供材料，米拉波因忙于爱情和躲避债主，没空研究问题。杜蒙特在发表米拉波的文稿《地方通信》时大幅引用了边沁的文字。1789年，边沁写信给米拉波：
我赞同并为您的意旨感到骄傲，您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在完成这些文字期间，我焦躁地关注着。同时，我的译者和审稿人又借重米拉波伯爵的荣耀，允许我将自己塑造成与您通信的人。
边沁在法国的声望如此之高，以至于议会选他为法国公民。但他仍是一个托利党人，很快就对法国革命表现出厌恶之情，几乎同时，革命也将他忘却了。不过在其他方面，他的声誉稳步提高。亚历山大的自由派大臣斯佩兰斯基非常钦佩他。1814年，亚历山大还邀请他帮助起草一部法典。在西班牙和整个拉丁美洲，他备受尊敬，西班牙国会还投票赞同使用公款印刷他的作品。《西班牙的圣经》一书中的博罗说，他在加利西亚的一个偏远地区因销售《圣经》被捕，但当地方法官发现他是“大人物边沁”的同乡时，随即将他释放。美国前副总统亚伦·伯尔邀请他来墨西哥，在那里他们一个可以做皇帝，一个可以成为立法者（墨西哥人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边沁想去加拉加斯，这样可以一边享受那里的气候，一边为委内瑞拉制定一部刑法。在这些遥远的地方，边沁的名声似乎没有止境，正如黑兹利特所述：
“先知在自己的国家之外赢得了最大的荣耀”，不少人以自己的经历验证了这句古老的格言，而边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声誉好像居于圆周之中，其学识反射出日渐强烈的光芒，照耀在地球的另一边。他的名字在英国鲜有人知，在欧洲情况略好，而在智利的平原和墨西哥的矿山达到了顶峰。他为新大陆创立宪法，并为未来制定各种法律。他所居住的威斯敏斯特地区的人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的光芒照到西伯利亚时是那么苍白，那里的未开化的人们只能得到一些无济于事的安慰，而且可能以凯列班[77]的口吻对边沁说：“我知道您，您的狗和您的灌木丛！”也许黄褐色皮肤的印度人会跨越浩瀚的太平洋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我们相信凯瑟琳皇后与他的观点一致，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皇帝也召见过他，赠了他一个装有自己微型画像的金制鼻烟盒作为礼物，一位哲学家得到如此荣耀后回归故里。相比之下，霍布豪斯先生在竞选活动中，罗尔勋爵在普利茅斯港，都取得更大的成就，边沁先生在巴黎或勃固虽然获得很大声誉，但这些似乎显得有些虚无。原因是我们这位作者的影响力仅仅在知识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追求抽象的、普遍的真理，并献身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这是一种从印度河流域飘向波兰的思想”——
他从未在自己的思想中混杂个人阴谋或政党政治。确实有一次，他在张贴传单时说他（杰里米·边沁）心智健全，认为塞缪尔·罗米里爵士是代表威斯敏斯特的最恰当人选，但这只是一时的突发奇想。如果说边沁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像他关于普遍人性的学说一样放之四海皆准，而不是局限于数百人的命运或者死亡率的高低。他的研究不仅涉及道德领域，而且涉及现实的物化世界。很少看到与之相近的思想，他的伟大思想以恰当的尺度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力量，又因为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得以提升！
作为哲学家的边沁先生与作为诗人的拉封丹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职业取向不同外，他们在一般习性和其他所有方面都相似，都有着孩子般的纯真。在最后40年里，他居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幢房子内，那里可以俯瞰公园，如同一位身居斗室的隐士。他将法律简化为一个体系，同时将人的心灵简化为一台机器。他几乎从不出门，也很少见客。即使少数几位被允许登门造访的客人，一般也是逐一单独与他见面，他不喜欢别人见证他的谈话。在交谈中，他说得很多，听话只听事实而不听观点。
与此同时，中年的边沁卷入了一个倒霉的项目，使自己生活陷入痛苦，财务陷入困局。他（或者也许是他弟弟）发明了一种新型监狱，称为“圆形监狱”。这种监狱呈星形，坐在中央的狱卒可以看到每间牢房的门。不仅如此，通过镜子和百叶窗组成的系统，狱卒可以看见囚犯，而囚犯无法看到狱卒。他认为这一想法还可以应用于工厂、医院、精神病院和学校。不过，有人以自由的名义反对将这项计划推广至除监狱外的其他地方。但边沁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幸福而不是自由，他不相信自由为幸福所必需。“你可以视这些对象为军人，视他们为修道士，甚至视他们为机器，这些我都不在乎，但只要他们幸福就行。虽然战争和风暴最为引人入胜，但和平与宁静更适合人们生活。”[78]
不要以为边沁在任何时间都将自己完全束缚于“圆形监狱”之中，其实他会参与五花八门的活动。例如，1800年他发明了冰箱。但多年来他全神贯注于圆形监狱，并竭力劝说英国政府至少按照他的计划建一座这样的监狱。终于，他获得了一半的许诺，于是为此购买土地，但后来发现政府改变了主意，因此损失了大量的财产。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乔治三世的个人影响，有人认为这也是他后来产生共和思想的原因。不过在其他时间和地点，他的计划获得了批准。沙皇亚历山大在圣彼得堡建了一座圆形监狱，1920年伊利诺伊州也建了一座。然而英国政府仍然固执己见。最后在1813年，因为当初政府曾鼓励他建监狱，所以给了他2万英镑的补偿。但在1808年，通过与詹姆斯·密尔的联盟，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当边沁成为激进主义者时，他在哲学上的一般观点并无改变，仍然坚持年轻时的思想。边沁不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但他思维清晰，富有逻辑，确信自己的理论正确无误。他的哲学有两大基石，一为心理学，二为伦理学。在一份仅供自己参考的笔记中，他简洁地表述了其哲学基石：
联想原理：哈特莱，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结，以及观念和观念之间的联结。最大幸福原理：普里斯特利。详尽地运用于道德领域的各个分支：边沁，先前爱尔维修采用了这一方法。
下面有必要对每一种原理加以阐释。
“联想原理”，就是大家熟悉的“观念的联结”，边沁将其归功于哈特莱。比如，在我与厄普顿·辛克莱交谈时，“联想”会让我说：“我希望刘易斯太太一切都好。”有时这一原理的结果会给人带来快感，比如看到牛肉时会让人想起啤酒。[79]众所周知，联想为我们提供了抓捕罪犯的一种方法。我们假定你正在盘问一个人，怀疑他用刀割开了他妻子的喉咙。你说一个词，他接着说出第一个闪现在他脑子里的一个词。比如，你说“猫”，他说“狗”；你说“政客”，他说“贼”；你说“刀”，他会冲动地说出“喉咙”，但他知道最好不要这样说，于是在犹豫了很久后说“叉”，犹豫的时间表明他在抗拒自己的念头。
迄今为止，联想已经司空见惯。但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心理过程都可以通过联想来解释，又认为心理学仅凭借这一原理就可以科学化。这一学说是边沁从哈特莱那里学来的。休谟比他的任何英国或法国的接班人都伟大，在哈特莱之前，他就在同一研究方向上完成了对他而言所有可能的工作，休谟想到了他的接班人所思考的一切问题，并指出了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然后进一步指出，毕竟他们也有不太正确的地方。尽管休谟的接班人想从怀疑论中得出一种义理，但休谟的上述做法惹恼了他们，正因如此，他们对休谟的赞美总是少于他应得的。其实哈特莱发明的不是联想原理，只是他的理论过度扩张遮盖了所有的心理现象。
应当注意的是，在此问题上，自边沁时代以来，心理学的状况除了用语的变化外并无改变。我们不再提“联想原理”，而称之为“条件反射”。我们认为这类经验主要受到操作的影响，不取决于“观念”，而在于肌肉、腺体、神经和大脑。巴甫洛夫指出，根据这一原理可以做很多事，而沃森断言它能做一切事。不过，当沃森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胡椒”一词不会让你打喷嚏时，人们必定会认为他的体系其实并不完善。
联想主义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心灵所做的一切，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身体做了什么。联想学派倾向于强调心理的存在，而否认物质的存在。正如一位诗人所说：
斯图亚特·密尔对于精神和物质
予以无情的猛烈攻击，
但密尔对于精神的攻击程度要远远小于对于物质的。行为主义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相信物质，并不认为心理是个必要前提。
条件反射原理与联想原理的不同之处是，在科学方面，前者有了明确的进步。新法则涵盖了所有旧法则的内容，而且包含了更多更好的内容。无疑，旧法则在特定领域内是正确的，而新法则在更广泛领域内被证明是正确的，它覆盖了旧法则。真正引起争论的不是正确与否，而是其适用范围，有人说所有的心理现象都为条件反射原理所涵盖，也有人坚持认为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法则。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130年前的情形。
重要的是联想主义和行为主义有着非常相似的结论。两者都主张确定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受制于一定的法则，我们的行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确定的，所以在既定情形下我们的行为可以由优秀的心理学家予以预测。于是，有人设想边沁会这样说：“犯罪是环境的产物，如果特定的环境使人变坏，就必定有其他环境使他变好。所以我只需发明合适的监狱，就可以自动地将小偷转化为诚实的人。”与此相似，行为主义者认为培养德行良好的儿童只要创造出正确的条件反射就可以了。在实验室中，当狗照你的意图去做，你就给它食物，反之你就电击它。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儿童，他们让大家确信，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就可以让这些儿童遵循良好的行为模式。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话来称赞这一发现，它为沃克福特·斯奎尔斯[80]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最大幸福的原理”是边沁学派最著名的理论。根据这一原理，所谓善的行为就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不然就是恶的行为。根据上面引用的段落，边沁特别将这一原理归功于普里斯特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正如我们所见，很早以前哈奇森就援引边沁的话准确地表述了这一原理，并以某种形式为大多数英国和法国哲学家所接受。众所周知，普里斯特利是一位否认三位一体的神学家，也是一位化学家和激进主义者。他构建了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神学框架，几乎可以说是他发现了氧气，并且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他还是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由于这个原因，伯明翰的暴徒捣毁了他的房子，而他非常明智地流亡美国。他是一位最值得称道的公民，然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可以声称自己是最大幸福原理的发明者。
边沁的伦理学和心理学之间有所冲突。一个好的行为会促进普遍的幸福，但根据他的心理学定律，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幸福的。因为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追求自身幸福，对此加以指责无非是徒费口舌，而立法者的任务就是要让那些出于公共利益的行为也能保障个体幸福。正是这一原理激发了边沁的所有法律工作。
人们也许会猜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频繁地人为鉴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然而根据边沁的观点，有众多的原因可以使这种鉴定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频繁。正如先前许多作家指出的，因为人有同情心，所以面对别人痛苦的场面自身也会感到痛苦。此外，人们又发现（那个时期的经济学家都赞同）作为一般规则，一个人可以通过追求自己的幸福来促进普遍的幸福。同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学说也为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像其他一些严肃学说一样，拥有一种机敏有趣的特征。比如，曼德维尔问世于1723年的《蜜蜂的寓言》经过不断地修改，已经显得不太严肃了。曼德维尔在书中坚持“个人的恶德是公共的利益”这一主张，认为正是我们的自私才促进了共同体的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对这一学说大加赞赏，同时阐明曼德维尔不应称之为“个人的恶德”，因为只有没有把握心理学真正原理的人才会将利己主义视为一种恶。尽管利益的自然和谐之说不能作为一个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但作为一个广泛适用的一般原则逐渐被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所采纳。当然，以后我们也会看到李嘉图是如何在不经意间给了这一学说致命一击，并为阶级斗争这一与之对立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以最大幸福原理为基石的伦理观，后来被称为功利主义。如果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与正统的道德教义对立的。的确，巴特勒主教这样的杰出神学家也接受了这一学说，其实直到功利主义成为激进分子的口号之前，并没有人对此反感。一个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行为道德性的理论会认为，即使一个偶然事件也可以只通过其后果来判定善恶，并认为这一思想符合传统观念。然而事实上，根据传统观念，将某类行为归为有罪时并不考虑它们产生的后果。无疑，一般来说“不可偷盗”这一规诫是非常合理的，但也很容易想象，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窃贼可能会促进普遍的幸福。在功利主义的体系中，所有的一般道德规则都容易导致例外情形。边沁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他的主要门徒也是，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指责他们的学说的不道德性。但事实上，这种指责可能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很多，部分原因在于这一学派的领导者在提出他们的学说时均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私生活异常清白。尽管他们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赢得了尊敬。
边沁并没有对快乐和幸福做出区分，也坚决拒绝给所谓“较大”的快乐以定性上的优势。正如他所说：“快乐是等量的，图钉与诗同样是好东西。”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他的学说几乎是禁欲主义的。他认为，自我认同是最大的快乐，因为相对于未来的快乐，人们往往更珍视现在的快乐，所以只有聪明人才会审慎和自我节制。总体上说，他和他的弟子们在努力工作中追求幸福，并对所有的快乐漠不关心。无疑，这是性格问题，而不能说是从理论推导出来的原则，所以结果是，他们的道德品质与那些持正统观念的对手一样严谨。
第十节 詹姆斯·密尔
正是主要借助于詹姆斯·密尔，边沁才成为英国政治领域中的一大势力，而边沁身上大量的顽固的苏格兰人性格，也转化为英国激进主义性格。密尔出生于1773年，比边沁晚25年。其父是个小商人，他的教育归功于其资助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当时斯图尔特爵士被这个孩子的才能所震惊。本打算让他成为一名牧师，但密尔在完成教育时已不再信仰基督教。[81]1802年，密尔来到伦敦，但当时他绝非激进分子，因为支持反雅各宾派。他以新闻业为生，闲暇时教自己的儿子并写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书。历史书的写作始于1806年，1818年出版，这本书使他的整个余生都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从1808到1818年，密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边沁的馈赠。在边沁居住的皇后广场的花园里，有一栋曾经属于弥尔顿的小房子，有段时间，边沁出钱租下它给詹姆斯·密尔居住，但后来边沁又在自己房子的附近另找了房子给密尔住，密尔自己也支付一半的租金。夏天时，如果边沁离开伦敦，密尔通常陪他同行。
在遇到边沁之前，密尔就已然是个激进分子。在心理学方面，他是哈特莱的追随者；在经济学方面，他接受了马尔萨斯理论，又是李嘉图的好友；在政治上，他是极端民主人士和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徒。他不是一位原创思想家，但他思路清晰，充满活力，具有天生追随者应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彻底鄙视任何与先贤学说有偏差的理论。“我太明白可怜的康德在说些什么了。”在简要阅读了这位哲学家的著作后，密尔这样写道。由于爱尔维修在各方面与密尔颇为相似，所以密尔非常推崇他，并从他那里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教育万能的观念。长子约翰·斯图亚特出生时，密尔正好开始写作印度史，他找了许多合适的材料来证明爱尔维修理论的正确。受害者的自传[82]是本极其有趣的书，提到了结果，顺带揭示了詹姆斯·密尔的个性。
密尔的工作能力很惊人。他整天在书桌前写他的历史书，儿子约翰也在同一房间学习，这样一有问题就可以请教父亲。约翰的教育全由父亲操持。他说他3岁时开始学习希腊文，“要记住父亲教的那些词汇，都是常用的希腊词汇，还要记住它们的英语含义，父亲会将这些含义写在卡片上”。7岁时，约翰开始学习拉丁语，当年他读了6篇柏拉图的对话，但对《泰阿泰德篇》没有完全理解。同时，他还学习算术，并难以置信地学了历史。“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问题上，我站在了所谓英国立场的错误一边，就像我孩童时代常常犯错那样（直到我父亲指正）。”为了娱乐，约翰阅读《安森的航行》一书，“我的儿童书要比玩具多得多，我很少有玩具，除了亲戚或熟人偶尔送的礼物之外。在这些儿童书中《鲁滨孙漂流记》是无与伦比的，它在整个童年时代不断地给我带来愉悦。其实，我父亲对我的系统教育并不排斥娱乐书籍，尽管他对此的态度非常保守”。
8岁起，约翰不仅要学习，还要教他众多的弟弟妹妹们。除了《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这些最好的拉丁文作家，还有大量的历史著作，对罗马政府的研究等，所以约翰在指导完弟妹们之后已经没时间再学别的了。事实上，12岁之前，他似乎也没学什么别的，除了代数、几何、微积分以及部分高等数学。
不要以为约翰在生活中找不到什么乐趣。“在我童年的这段时期，”他说，“我最大的消遣之一就是科学实验，但只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实际操作；不是尝试做实验，甚至连看实验的机会也没有，只是在书本上读到有关内容，后来我常常为没有亲自尝试感到遗憾。”
12岁时约翰开始学习逻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所有著述，还有一些经院哲学家和霍布斯的著作。闲时他常和父亲一起去巴格肖特希思漫步，听父亲教导他不必傻乎乎地用三段论逻辑来思考问题，并教他如何缩减前提以得出恰当的三段论形式。
约翰快14岁时，他的父亲开始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但对约翰的教育一如既往，就在这一年，父亲给他讲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4岁是该去外面看看世界的年纪了，于是约翰被送去海外1年多。离家前，父亲就像波洛尼厄斯[83]在类似场合所做的那样，给了他一些忠告。确切的话并没有记录，但大致说了下面这些：
“约翰，此刻我想告诉你，因为意识到高估自己的优点是一种严重过失，所以我一向小心地对你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知识素养超过了大多数同龄人。现在，为你好，我想让你去国外游历，到了国外，如果不是从我这里，也一定会从别人那里发现这个事实。有些人甚至会轻率地赞美你，这会让你产生错误的念头，以为自己拥有非凡的才能。实际上，不管你比别人知道的多多少，都不能归功于你自己，只是你遇到了异常优越的条件，有这样一位父亲能够教你，给你必要的磨难，为你花时间。你比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孩子懂得多，这没什么好得意的，相反，如果你没有懂得那么多才叫丢脸呢。”
詹姆斯·密尔热衷于反基督教，他坚持认为公认的上帝即使存在，也是一种无比残忍的存在。但是在与儿子的关系中，他似乎不能完全使自己脱离连他本人都否定的上帝的这种秉性。约翰虽不情愿，但还是批评了父亲，他说父亲对他的孩子不够温存。随即又补充说，父亲也有柔情，只是藏而不露，他不喜欢情感的流露，不过读者对此感到怀疑。约翰坦陈自己对父亲没有什么爱，因为“对他的惧怕使爱的源头枯竭了”。他又说，这对他的父亲来说肯定是件悲哀的事，不过弟妹们是由约翰来教导的，他们也许会温情脉脉地爱着父亲。
在以后的人生中，约翰一直在寻找与父亲观点分歧的原因，但真正走到与父亲起争执那一步时，他又犹豫了。约翰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感伤的时候，父亲的幽灵似乎会出现在头上，对他说：“约翰，不要软弱。”詹姆斯·密尔是个好人，他努力工作并致力于公共事业。但他不该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任意所为。
约翰对于父亲的人生观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詹姆斯·密尔在人生观方面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准确地代表整个边沁学派。
在人生观方面，他具有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和犬儒主义的特征，而且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特征，是古代意义上的特征。就其个人品质而言，斯多葛学派的色彩占主导。他的道德标准是伊壁鸠鲁式的，是功利主义的，并以此作为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也以此来判别某种行为产生快乐或痛苦的趋向。但他对快乐没有信心（这正是犬儒主义的要素），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他晚年的孤独岁月中确是如此。他对快乐无动于衷，并断言至少在现在的社会状况下很少有什么快乐值得我们去追求和付出。他认为生活中人们遭遇的大量不幸可以归因于对快乐的高估。正因如此，希腊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提倡节欲——在放纵的过程中要懂得停下来自我节制一下——节欲在密尔那里，如同在希腊哲学家那里，几乎成为教育规诫的中心。在我儿时记忆里，父亲向我大量灌输这种美德。他认为人类的生活至多可以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在青春岁月结束后，对人生的好奇心也随之而去。不过此话题父亲不常提起，我们猜测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场的缘故。但是一旦提及，他就会营造一种毋庸置疑的氛围并展现一种深刻的信念。有时他会说，如果好的政府和好的教育为人们创造了应有的生活，那么人生还是值得拥有的。但是在说这些话时，他从未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甚至没有传递出一种实现的可能性。他从未认为精神的享受高于人生的其他方面，甚至也不认为人生的快乐高于一切，人生的快乐可以带来美好的结果，但在评价快乐的价值时，他并不将此考虑在内。在评价时他将仁慈的情怀置于高位。他也曾经说过，一个老人除非让自己沉浸在年轻人的快乐之中，否则就不可能感到幸福。对于所有炽热的情感，所有推崇这种情感的言论和著作，他公然地表现出极大的藐视，视它们为疯狂。“热情”这个词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他甚至表现出轻蔑和反对。他认为现代道德标准与古代的相比已经发生偏差，现代人在情感上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快乐是唯一的善这一信念，加上人类在经历快乐时表现出的无能和无助，都反映了功利主义者的思想特征。如果对快乐和痛苦加以计算的话，情感麻木的人反而有利。功利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快乐可以以其银行账户来衡量，而痛苦也可以以罚款多少或监禁长短来衡量。另外，无私的品格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又与每个人只追求自身快乐的学说在心理学上形成一种令人好奇的悖论。在列宁及其最真诚的追随者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发现类似这种悖论的东西。显然，列宁认为所谓的善在于丰富的物质商品，他非常藐视所有利他主义的诉求，并且像边沁学派那样坚信，经济上的自利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为了这一信条，他忍受了迫害、流亡和贫困。当他成为一个大国领袖时，却过着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又因为对物质繁荣的推崇而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多年的极端贫困。边沁学派并没有号召人们做出如此英勇的举动，但它们在精神上却是非常相似的。
詹姆斯·密尔之所以成为民主主义者，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谁敢压迫他这样的人？），也不是出于泛滥的同情心，更不是天降大任。我们可以这样判断，他之所以成为民主人士，是他理性地应用了幸福的计算方法的结果。假定你要把1先令分给12个孩子，在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给每人1便士就会产生最大的幸福。如果将1先令给其中一人，其余11人一无所获，那么得到钱的那个人可能会因为过多的甜食而生病，其余11人则妒火中烧。从目前来看，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论据所在。但所有的边沁主义者都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认为竞争是激励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要素。同时，上述平均的思想也没有应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不过根据利己主义的一般观点，没人可以将自己的利益放心地托付他人，所以某个阶层如果缺乏权力就会遭遇不公。此外，如果要激励人们以竞争的方式参与有益的活动，那么这种竞争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同时应当废除不公的特权。显然，边沁深谙这些观点，再加上圆形监狱的失败，使他摈弃托利党，成为民主主义者。
功利主义者都是异常理性的人，而且也坚信大众的理性。“每个有理性的人，”詹姆斯·密尔说，“都习惯于权衡证据，什么有力便依据什么行事和做决定。当我们以同样的办法对各种结论及其证据予以同样的关注时，就有了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即大多数人的判断会是正确的，尽管有些人可能被误导；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最有力的证据无论来自何方，都将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是个幸福而单纯的信念，它属于弗洛伊德和五花八门的宣传手段出现之前的时代。奇特的是，密尔在生活中也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确立个人信念的。我们知道，边沁主义者是一些博学之士，也是一些艰深著述的作者，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诉诸人的理性，而且他们成功了。直到1874年，英国的政治历程几乎在所有重要方面都是按着他们的主张推进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理性的胜利没有出乎人们的意外。而在今天这个更为狂乱的年代，它看起来像是黄金时代的神话。
边沁一旦接受了民主观念，就变得比他的学派中的任何人都更为民主。他甚至将君主制和上议院都视为不可取的制度，然而，在这一点上，没人敢冒险公开支持他。他也没找到任何反对妇女选举权的理由，相反，还提出了支持妇女选举权的许多出色论据，当然他最终也没能形成公开发表的明确结论。据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边沁似乎私下里更喜欢听取那些受他影响的年轻人的意见：“赋予所有人选举权的每个理由，亦要求我们让妇女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也是刚刚转变观念的年轻人的普遍观点。我们还可以高兴地宣布，在此关键问题上，边沁先生完全站在我们这边。”不过，对边沁先生而言，上述观点一直停留在学术层面。后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此问题提交议会关注，这才产生了实际意义。
詹姆斯·密尔在边沁学派运动中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他像哈米尔卡塑造汉尼拔[84]那样塑造了自己的儿子约翰。约翰和蔼可亲、性格亲切，并不是天生可以按激进主义哲学那样的严苛教义来塑造的。事实上，后来约翰使激进主义在各方面变得较为和缓。但他仍然相信，父亲的学说其主流还是合理的。如果约翰过于自信而完全执着于自己的观点，那么也许他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巨大。
其次，詹姆斯·密尔具有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他将一些杰出的个人整合成一个学派，极大增强了这个集体的影响力。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自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马尔萨斯及其理论；但詹姆斯·密尔接受了该理论，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作为激进主义的剪裁师，密尔和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普莱斯并没有马尔萨斯身为神职人员的那种顾忌，所以从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和人为抑制人口的愿望推演出一种理论构想，开始时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以后他们又不顾打压，逐渐传播这种理论，直至今日，它使大多数文明国家的人口停止了增长。
1812年，在詹姆斯·密尔的帮助下，普莱斯被引荐给边沁，边沁也因此接触了先前他不熟悉的某些社会和政治层面。普莱斯对边沁充满敬爱之情，在信中称他为“亲爱的老父亲”。格雷厄姆·沃拉斯在《弗朗西斯·普莱斯传》中引用的边沁给普莱斯的一封信，便是一个例证。信的内容是关于边沁采取了预防措施来隐瞒自己对于基督教的敌意及其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信仰（可能是普莱斯说服了他）。信中出现的意指“基督徒”的“神徒”一词取自“神像”，而“神像”在信中的意思是“基督教”[85]，如此，这些话题就可以在仆人面前提及，而不至于让流言蜚语有可乘之机。信的内容如下：
皇后广场大街
1831年4月24日，星期日
亲爱的好孩子：
我已经为你约了时间，你可以另约，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去见见普伦蒂斯，听他因为称你为“大胆的坏男人”而向你致歉。（哦，约的是星期二的1点，正好是我开始绕步走的时间。）我告诉他，通过20年的亲密接触我可以断定你是个大胆的人，但绝不是个坏人。我问他为什么称你为坏人，他回答说这是因为你传播抑制过多人口的理论，我说抑制人口过多只是权宜之计。问题是他是神徒，加尔文派的，承自他那两位声名狼籍的当牧师的前辈。我对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据我观察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没人应为自己的观点负责。在人口问题上，他与你的分歧并不多于你与他的分歧。如果每个人都要跟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争论不休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乱成一团。至于你们争执的问题，我非常小心地没让他知道我的立场。看来一场争吵近在眼前，除非我能成功地说服他，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所能做的是让他像我那样从宗教角度加以理解，我对各种观点都是宽容的，还引用了一两次《圣经》……
詹姆斯·密尔汇聚了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弗朗西斯·普莱斯的思想。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中产阶级下层激进主义思想，反过来与弗朗西斯·伯德特的上层阶级激进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哈特莱和爱尔维修的学说加上休谟的部分思想，形成一种正统的教义，从而给威斯敏斯特选举中的那些激动的乌合之众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让他们拥有了精神上的体面。其中，詹姆斯·密尔的作用就像砂浆，把单块砖组合成一座大厦。但这座大厦也很奇怪，没人希望看到构成这座大厦的材料整合在一起的样子。大多数激进主义运动，要么源自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要么出于对压迫者的憎恨，而在詹姆斯·密尔的激进主义中，两者都不突出。显然，他认可一种普遍的仁慈，比如他在反对正统神学的残忍时就表明过。然而，这种情感并不会十分强烈，而且会被任何人身上更强烈的情感冷落在一边。在詹姆斯·密尔那里，仁慈是刺激情感的因素，但它处于背景，任何时候都不是压倒性因素。另外，他还毫不费力地接受了一些观点，根据这些观点，许多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些观点是合理的，就会变得有力；如果是错误的，就会不堪一击。这种有力和不堪一击成为边沁学派发展过程中的特征。
第十一节 李嘉图
与詹姆斯·密尔不同，李嘉图单凭他的学说而不是个性便成了一位重要人物。大家都说他是个可爱的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到他时，反复称其为“我父亲最亲爱的朋友”，并说“他慈祥的面容和亲切的态度对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1818年，李嘉图进入议会，人们怀着敬意听他演讲，但他的影响力仍在于他的作家身份。他的主要著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成了正统经济学的标杆。同时，人们发现魔鬼也可以从中引经据典：社会主义者和单一税[86]支持者都从他的学说中获得启发。社会主义者求助于他的价值理论，而单一税支持者求助于他的地租理论。更普遍的是，通过讨论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财富分配，他顺便阐明，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马克思的很多思想便来自李嘉图。因此，李嘉图具有了双重意义：作为官方经济学的源泉，同时也无意间孕育了异端之说。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其实很简单，条件合适便完全有效。在思考地租理论时，让我们首先从农业土地入手。我们知道，有些土地比较肥沃，有的则较为贫瘠，任何时候都必定会有一些土地正好处在耕作边际，刚刚达到可耕作的程度。换言之，它给予农民的资本回报刚好等于同样的资本在其他地方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主要收取这块土地的租金，那么农民就不再认为它值得耕作。如此，这样的土地就不会给地主带来租金。相反，在那些较为肥沃的土地上，一定资本的收益率要超过通常的利润率，于是农民愿意支付租金给地主以取得耕作权。农民愿意付出的就是超出可耕作的最差土地所获收益的多余的利润。所以，在1英亩土地上进行耕种所获谷物的价值超出可耕作的最差土地上所获作物的价值的部分就是这块地的地租。
适用于农业土地的租金理论也适用于所有土地。一块位于规模较大的城镇中心区域的土地可用于建造商店或办公楼，并产生巨大收益。这种收益，一部分体现为包括建筑物等形式在内的资本的利息，一部分为企业的利润，还有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城镇规模的扩大会给中心区域的商店或办公楼带来更多收入，最后地主也可以凭土地使用权索取更多租金。当然，一定要记住，这个理论只关乎地租，而不涉及建于土地上的建筑物产生的租金。
在英国，由于《谷物法》[87]的生效，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实际意义。如果从海外进口谷物，那么英国最差的农业土地将无人耕种。结果，继续用于耕种的土地便没有所谓最好和最差之分，租金也会随之下降。当然，对地主而言这种影响极为显著，而他们又恰恰控制了议会。
另外，由地租理论引出的进一步结论又与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贸易观点密切相关。如果在取消关税的情况下进口粮食，那么用于最差土地上的资本就会流向工业，从而让工业的出口所得用于支付进口粮食的费用。这种新的资本运用方式必然比旧的方式更为有利可图，因为如若不然，那些钱就不会去购买进口粮食，转而会用于国内的粮食生产。所以，随着地租的下降，国民财富就会增加，不仅可分配的总额增加，而且工业阶层会分得更大份额的财富。这一无懈可击的论点自然吸引了工厂主，地主则不然。当改革法案将政治权力转移至中产阶级后不久，自由贸易主义者控制了议会。1846年，谷物实行自由贸易，人们发现这一结果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准确地反映了作为中产阶级的工厂主与处于上层阶级的地主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主导了1815年至1846年的英国政治。但人们在运用地租理论时，具体做法的激进程度可能大大超过了李嘉图或曼彻斯特人[88]的设想。这些人都很有钱，但还想更有钱，他们是勤劳致富，不愿屈居那些无所事事的富人[89]之下。不过他们绝不是革命家，只不过希望这个世界始终能让他们享有财富。此外，他们对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无疑是因为事实上他们无法控制国家。有鉴于此，他们没有从李嘉图进一步发展到亨利·乔治及其单一税的主张，然而单一税应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付给地主的经济地租不是因为地主提供了任何劳务，只是因为人们要获得在他的土地上创造财富的许可。地主可以靠别人的劳动致富，自己不必动一个指头。他的经济职能仅仅是收取租金，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增加国家财富。所以不难推断，土地私有制应该废除，所有租金应交给国家。然而，李嘉图没有如此推论，甚至没有考虑过。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虽然相对他的地租理论在正确性方面有所逊色，但影响力更大。经济学中的价值问题可以这样引出：假设你有1英镑，你可以用它买一定数量的小麦或啤酒、烟草、大头针、书籍，乃至其他东西。如果一定数量的小麦和一定数量的大头针都要花1英镑，它们就有了相同的“价值”。那么多少大头针与一定量的小麦具有相同的价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李嘉图回答说：如果它们需要同样数量的劳动来产生，那么它们就具有了相同的价值。他说，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投入生产的劳动来衡量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学说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个木匠，你花在制造桌子上的时间是制造椅子的时间的2倍，那么你自然会对桌子收取双倍费用——剔除木材的成本后。人们制造的不同产品都要支付相同标准的工资，所以产品价格就与投入的劳动力成正比——仍然是在剔除原材料成本后。有人可能会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近乎正确。无论何时，商品价值主要取决于制造的过程，这与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的情况不同。
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理论不可能完全正确，其原因只看它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发生冲突这一点就可以了。无论在何处生产，相同质量的2蒲式耳小麦具有相同的价值；但在较好土地上生产1蒲式耳小麦，要比在贫瘠土地生产1蒲式耳小麦所花的劳动力少，而这恰恰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基础，由此他应该明白他的价值理论可能是不正确的。当然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在一个新金矿的开发初期，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人偶然捡到一块价值1万英镑的大金块。按普通工资标准，这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大约为2先令6便士，但是按价值计算，他的这块黄金仍然只能等于此人为获得这块黄金所必须付出的劳动力的价值。
我不希望价值理论的细节把读者弄得兴味索然，但是这一主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被证明具有巨大意义，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些探讨。在某些情况下，李嘉图的理论是相当正确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完全错误的；在最常见的情况下，它或多或少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正确；在特定情况下，这个问题还涉及垄断所扮演的角色。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剔除了地租因素，而垄断在其中也几乎不起作用——这个例子就是所谓的李嘉图时代的棉布生产，也许棉布才是他心目中的商品。在这个领域存在众多制造商，彼此激烈竞争。原材料在相当一致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种植者也在竞争中出售原料。当然，为制造必要机械所投入的劳动力也构成了制造棉布的劳动力的一部分。另外那时当地有丰富的铁矿石供应，并产自许多不同的矿山，而且这些矿山还没有出现任何联合起来的迹象。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公司都可以制造纺织机械。当然事实上当时也有一种垄断因素，那就是专利的存在。理论上说，这些专利代表着发明者的技能所包含的垄断价值。不过，支付给发明者的特许权使用费在一匹棉布的成本中只占非常小的部分。总体来说，棉布的价格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制造所投入的劳动量。
现在让我们看看截然相反的例子，比如达·芬奇的画。一幅随便涂涂的画大概可以卖5先令，与之相比，很可能达·芬奇所花的劳动力并不多多少，但他的画可能值5万英镑。这就是纯粹的垄断的例子：因为供应不能增加，所以价格仅仅取决于需求。如果一个人具有完全或部分的垄断技能，那他就会得到这样的收入。我想这样的人包括歌剧演唱家、杰出的医生和律师、电影明星等。
大多数情形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一般情况下，一个产业的原料要么来自农业，要么来自矿产。如果来自农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地租规律将修正李嘉图的价值规律：价值将取决于在最差土地上进行耕种所耗费的劳动力，而不是在平常土地上所耗费的劳动力。如果原料来自矿产，并且有许多独立的供应源，那么也完全适用于像农业生产一样的推论。但掌握供应源的矿产所有者之间联合起来的情况并不少见，所以原材料的价值取决于当时支配垄断的规则。在以后的阶段，部分的或者完全的垄断日渐取代竞争。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托拉斯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专利，部分是因为原材料的所有权。
如果原料的垄断者有能力增加供应，那么生产商就必须考虑究竟是以低价买入大量原料，还是以高价买入小批量原料。显然，生产商在原料上支出越多，他的产品就会卖得越少，而且产品售价存在某个点，在这个点上，生产商可以获得最大利润。但这个点与生产成本无关，除非生产成本设置了最低点，价格低于这个最低点时如果生产者再降价就将无利可图。
李嘉图的理论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对此我们还远不能说它相当正确，而在李嘉图时代，它的正确性就更低了，原因在于竞争的减少。李嘉图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但詹姆斯·密尔和麦卡洛克出于信徒的热忱，紧抓这一理论不放，并拒绝承认就连李嘉图自己也认为有必要设定的限制性条件。由此，正统经济学几乎无所限制地接受了这一理论，直到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所谓更好的理论是在很久以后由杰文斯提出的，它给了需求的重要性以应有的地位。
自然，劳动者利益的捍卫者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持欢迎态度并加以运用，这是李嘉图所没有预料到的。他们质问，既然商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那么为什么不将全部价值都支付给那些制造商品的人？如果地主和资本家没有增加商品的价值，那么他们有什么权利侵吞那部分产品？经济学家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尤其是汤姆斯·霍吉斯金和威廉·汤普森，基于李嘉图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接受报酬，除非这是劳动的回报，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权利应归劳动者本人拥有。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些人在与罗伯特·欧文有关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影响。之后他们又影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的论据也基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今天，当李嘉图对正统经济学的影响已大大减弱，它还依然存活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后者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里还保持着一种属于19世纪早期的视野。
第十二节 边沁主义学说
马尔萨斯、边沁和李嘉图的理论相互结合，导致了一种学说体系的形成。这一学说为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中逐渐增多的进步人士所接受——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与之对立的学派也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影响。在某些方面，边沁主义学说的追随者所接受的观点比其领导者的思想更为粗糙，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对要好些。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在边沁主义学说的推广者心中这一理论有了怎样的变化，因为正是通过他们，这一学说影响了立法。
哲学激进主义的观点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支：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其中，经济思想最为重要。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方面以马尔萨斯为主导。在引导工人阶级接受道德约束之前，人口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使非熟练劳力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在妇女和儿童也挣工资的地方，男人的工资只需足以养活他自己。人类历史上可能有某些时刻，在经历了毁灭性的战争或极为可怕的流行病之后，工资会暂时超过温饱线，但其结果将是婴儿死亡率下降，直至人口越来越多，工资再次回到以前的低水平。因此，好心的慈善家的方案没什么意义，济贫法的救济也没什么用。试图通过罢工和工会来提高工资的工人阶级被彻底误导了。旨在实现经济平等的共产主义者可能会拖垮富人，但不能改善穷人的地位，因为人口的增长会迅速破坏任何暂时的改善。
工人阶级有一个希望，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谨慎行事，学会控制自己的生殖本能。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者，除了少数人，其他都力劝工人阶级应该通过“道德约束”来控制生育。普莱斯是个热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还记得自己出身工人阶级，所以提倡痛苦较少的方法。同时，整个学派因其学说中的人道主义尝试而得到了谅解，这些尝试是通过一些看起来浮于表面的做法减轻雇佣劳动者的痛苦。
地主作为社会阶层的另一极，也同样要维持自己的地位。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表明，《谷物法》产生的整体利益从长远看归于地主；农民将被更高的租金剥夺原本可能属于他们的利益。而雇佣劳动者既没收益，也没损失，因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处于饥饿的边缘。但工业企业的雇主是有损失的，因为当面包涨价，他们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免工人饿死。所以，为工厂主的利益计，应当废除谷物的进口税。
利润是支付租金和工资后的剩余部分。因此，要提高利润就得少付租金和工资。而少付工资只能通过让面包更便宜来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谷物的自由贸易；同样，要降低租金就得让那些最差的土地退耕，并会因此使以利润为生的阶级加倍获利，而对以租金和工资为生的阶级则刚好相反。边沁主义者正是利润阶级的代表，他们最先接受了工业化和机械化的现代信念。
政治上，边沁学派的信条包含三个主要内容：自由放任、民主和教育。作为一种原则，自由放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消弭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并没有采取自由放任。而1815年的英国与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一样，有着产生自由放任的条件：一个充满活力与智慧的中间阶级在政治上受制于一个愚蠢的政府。也许人们可以设想国家控制的一些有益形式，但现存的国家更可能采取有害的形式。新生阶级意识到他们掌握着一种新的力量，并且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不受干扰。
迄今为止，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为自由放任辩护，但它已经成为一种教条并被发挥到极端荒唐的地步。代表边沁主义者观点的《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反对1848年的公共健康法案。当时有一个委员会揭露了大多数大型城镇的卫生状况极其骇人听闻，公共健康法案因此获得通过。当法案提交下议院时，没有遭到更有力的反对，《经济学人》对此感到失望。编辑写道：“苦难和邪恶是大自然的忠告，是摆脱不了的。慈善家急于通过立法把它们赶出这个世界，但在他们了解他们的目标和结果之前，往往会产生更多的邪恶而不是善良。”[90]因为缺乏排水系统，流行病在离下议院不远的地方肆虐，所以议会的“仁慈”就是对那些不用建造一个适当的排水系统的观点的有力驳斥。大多数哲学激进主义者反对工厂立法，尽管当时的情况表明工厂立法是最不容置疑的。1847年，两院通过法案，禁止儿童在棉纺厂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经济学人》刊出的标题却是“上议院联合下议院阻止工业发展”，文章指出，该原则与《谷物法》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进行的无理干涉。[91]
詹姆斯·密尔和（晚年的）边沁全心拥护民主，这个学派的大多数人也接受了民主，但带有一定局限性。在他们心中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占有很大的位置，所以并不赞同众多没有财产的选民的意见。他们都期望有某种比1832年的改革法案影响更深远的东西，但几乎没人想主张成年男性的普选权，也只有极少数人想为妇女呼吁选举权。主张成年男性普选权的是宪章派，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不如边沁主义者受人尊敬。事实上，边沁主义者总是在现实的政治领域尽可能地促进选举权的扩大，因此，如果他们的诉求更激进，他们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就可能达到他们本应达到的效果。
如果人们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可以追随某种理念，那么对民主的信仰将与对超越人的心灵的理性力量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詹姆斯·密尔的儿子说他父亲：
对于以下两件事的效力具有无限信心：代议制政府，完全自由的讨论。我的父亲完全相信理性可以影响人的心灵，他认为无论何时只要将理性传递给民众，那么一切都可以实现。如果全体民众都学会阅读，如果所有见解都通过语言或书面传递给民众，如果通过男子普选，他们可以选出一个立法机构，这个机构又使得他们赞同的意见发生效力，那么一切目的都可以达成。他认为，当立法机关不再仅仅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时，它就会诚实地并以足够的智慧谋求普遍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形中，人们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心智的指引下做出通常认为是好的抉择，选出能够代表他们的人，然后赋予其自由裁量权。相应地，贵族统治，即任何形式的少数人掌权的政府，在父亲眼中是人类与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管理他们事务的最智慧的人组成的政府之间的唯一障碍，对此他予以严厉的斥责。民主选举是他的主要政治信条，它不是以自由或人权或其他什么为依据的，它是“确保有一个好政府”的最基本要素。在他那个年代，民主选举或多或少地占有重要地位，通过选举，民主通常能得以捍卫。他只坚持他认为必要的东西，相比之下，他对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不太关心——在这方面，他与边沁相去甚远。在边沁看来，国王具有“一般腐败者”的特质，所以必定极其有害。
“如果所有人学会阅读，一切都可以达成。”詹姆斯·密尔想象工人晚上回到家里阅读休谟、哈特莱或边沁的著作；但他并没有预见到，虽然向有阅读能力的民众提供了文本，但并没有教会他们什么。像密尔所期望的那种工人自然会有，可密尔的确是个异类，而且除了那些比早期边沁主义者更加克己的家伙，所有人都觉得密尔向来就是个异类。怀着这样的期望，自然便产生了普及教育的巨大欲求，所有边沁主义者在当时开设工人学校的运动中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虽然直到1870年，英国才普及了义务教育，但如果没有哲学激进主义，那时还普及不了。
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大众教育遭遇了强烈的反对，甚至不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住处学习。1807年，惠特布莱德提出了一个法案，要在全英国实施初级教育。应埃尔登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要求，该法案被上议院否决。否决是合乎程序的，但奇怪的是这一法案居然遭到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极力反对。“（他说）让穷困的劳工阶级受教育的提议在理论上看貌似有理，但实际上是有损于他们的道德和幸福的。这种教育会使他们轻视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使他们不再好好地从事农业和其他耗时费力的工作，而这些劳动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注定的。不教育他们如何服从，会使他们变得任性且不易管理，这种现象在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郡已经显而易见。另外，教育会使他们阅读煽动性小册子、邪恶的书籍以及反基督教的出版物；还会使他们对上级傲慢无礼；其结果是，过不了几年立法机构就会发现必须使用暴力手段对付他们，并且不得不给行政长官们提供比现行法律更有力的法律手段。”[92]
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们无视这些严重警告，继续找学校学习，而教会因为惧怕对年轻人失去控制而被迫跟风。边沁主义者在这场运动中表现活跃。
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格言中提到的福利奥特博士，他讨厌廉价的流体力学小册子，讨厌蒸汽知识学会和所谓的博学朋友。我怀疑是否有廉价的流体力学小册子的存在，那位博学的朋友叫布鲁厄姆，而蒸汽知识学会是“传播实用知识的学会”，其主席是布鲁厄姆，副主席是约翰·罗素勋爵。布鲁厄姆就算不是彻头彻尾的边沁主义者，也是边沁主义者非常亲密的同盟。詹姆斯·密尔的儿子说，詹姆斯·密尔“是一位善良的天才，支持布鲁厄姆所做的大部分公众事业，无论是教育、法律改革，还是其他方面”。尽管福利奥特博士和皇家学会主席激烈反对，但该学会还是传播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不过，反对大众教育的偏见非常顽固。1853年，我的祖父在彼得舍姆村（他住在那里）建了一所学校，绅士名流们抱怨“他摧毁了那里延续至今的贵族特质”，这种偏见甚至现在还在。
边沁主义者的政见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敌视帝国主义。边沁甚至在他身为托利党人时期，就认为海外领地没用。在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时，他写下了《解放你的殖民地！向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喊话，依赖遥远的欧洲国家是无用而有害的》并赠给塔列朗。这话不是只对法国说的，对英国殖民地他也持同样的观点。边沁使他的朋友兰斯多恩勋爵转变了立场，1797年兰斯多恩在上议院发言称：“对西班牙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不让西班牙人再受迁往殖民地（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惩罚，并使他们像其邻国人民一样勤劳。对英国而言，最大的罪恶无非是让已经过多的海外领地进一步增加。”总体而言，边沁后来的追随者在这个问题上继承了他的观点，作为自由贸易的信徒，他们不认为主权统治有什么经济利益，或者能给帝国带来什么骄傲。18世纪，辉格党比托利党更帝国主义化；19世纪，在边沁主义的影响下，最典型的自由派是英格兰本土主义者[93]。然而在这方面，国家自豪感在哲学上过于强烈。在边沁主义全盛时期，帕默斯顿[94]成了自由党的偶像，部分原因在于他更关心英国的威望而不是世上任何理论。
但也必须承认，在这方面就连边沁也受到了帕默斯顿的毫不掩饰的世界主义的诱惑。自从詹姆斯·密尔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他和边沁都感到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已经开辟，供他们实验。边沁希望能够启动一部印度的法典，“我将是英国治下的印度的已故立法者，在我死后20年，我将成为那里的绝对统治者。”哈勒维在引用这句话后又补充道：“他去世28年后，印度的刑法生效；这部法典是麦考利在边沁和詹姆斯·密尔的思想影响下起草的。所以，边沁虽然没能给英国立法，但他实际上成了英国辽阔的海外领地的已故立法者。”[95]
边沁主义的道德观有点奇特。智识上，他们不受束缚；理论上，他们为快乐而活；经济上，他们认为一个神志正常的人会追求自己金钱上的利益；政治上，他们提倡大变革，但不能激烈，不要狂热，不要过于放任自己的情绪表达，即使在他们让自己或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处于不利时也不能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边沁，对自身的金钱利益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漠不关心，愿意为友情或公共目的牺牲大笔金钱。至于快乐，他们在书上读到过，并料想它一定是件好事，但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的快乐一无所知。他们的精神解放从未付诸任何有悖于现有道德规范的行动——也许詹姆斯·密尔谨慎地倡导新马尔萨斯主义算是个例外，普莱斯较为大胆地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也算一个。除了普莱斯，他们都是“书呆子”，他们也有付诸行动的冲动，但宣泄出来的最自然的途径却是写作。他们的生活杂乱无章，在面对一个马贩子或打牌时经常作弊的人甚至一个普通酒鬼时全都不知所措。
詹姆斯·密尔的道德观是这个学派的典型，对此他儿子曾作如下描述：
在伦理方面，他对一切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表现出积极而严格的道德情感。而对于所有的所谓普遍道德的学说，他的态度极为冷漠（尽管这种冷漠没有体现在个人行为上）。他认为普遍道德是没有基础的，除非它以禁欲主义和神职人员的教诫为基础。例如，他期待两性关系极大地增加自由度，不过他并没有装模作样地去定义这种自由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他对于两性自由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淫荡好色无关。相反，他预期自由度的增加所产生的一个有益结果是，人们对于两性的想象将不再停留在肉体关系及其附属关系之上，而会归结为人生的最主要目标之一。他认为，想象力和情感的扭曲是人类心灵中最根深蒂固和最普遍的罪恶。
事实上，詹姆斯·密尔对性的看法与我对看足球的看法一样。我不会想到禁止别人观看足球比赛，也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要禁止观看，我希望人们不要过于理智而去设定这种禁忌。如果我生活在一个视足球为邪恶的国家，在那里足球比赛只能秘密地进行，而且每个人都假装对此毫不知情，那么我有可能会为那些受压制的足球运动员进行抗争，但我不会投入太多的热情。而我的这种态度正是那些纯粹快乐主义者会对性道德采取的态度。
在实践中，他们最珍视的美德是谨慎。其原因很多。首先是马尔萨斯本人，因为他认为太早结婚并拥有一个大家庭是一种基本的罪，只有谨慎才能使男人免犯此罪。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对于那些有点资本的人来说，投资赚钱很容易；而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生活就显得非常艰难。再一个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人们感到只有牢牢控制住情绪和热情才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功利主义者的另一种美德与谨慎密切相关，那就是清醒的理智。他们对手上的每个主题都仔细推演思考，并且从不设想通过灵光一现来了解事物。他们很少受到情感的误导，虽然他们是讲究系统的，但对于系统的偏爱并没有导致他们在任何课题上出错。这种清醒的理智大多承自洛克，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中有一章很重要，名为《狂热》，是针对克伦威尔派的。还要提及的是，当时在智识上而不是政治上，卫理公会在功利主义所处时代拥有与之相似的地位。卫理公会教徒知晓另一个世界的一切，认为另一个世界比我们此刻的尘世生活更重要。而边沁主义者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但后来又被称为不可知论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会暂缓做出判断——这是一个难得的受到赞叹的做法。
人们猜想功利主义者对事物的判断是根据其实用性而不是其自身特点，因此，功利主义者过去受到嘲笑，现在也是。“功利主义者会说，夜莺有什么用呢？除了烤来吃。玫瑰的芬芳又有什么益处呢？除非你能提取到10先令一滴的玫瑰油。早晨的云层透出红光有什么用呢，就为了提醒牧羊人，叫他在外出时带上雨衣？”[96]必须承认，早期功利主义者的性情给这种指责留下了话柄，但我认为，其结果更多是由于语言上的暗示。事实上，这个学派的学说中并没有什么必然招致普遍指责的东西。按照其学说，快乐是好事。如果你听夜莺唱歌比吃了它能得到更多的快乐，那你就不要烤了它。如果你留着夜莺唱歌比你吃了它，对于你和夜莺而言都能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立法者将制定法律规定你不应该杀了那只鸟。这就是功利主义的学说，还有什么更多的疑问吗？
至于功利主义者的性情，现有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这种正确性又有局限性。边沁喜欢音乐，詹姆斯·密尔让约翰读的诗，比他同龄男孩读的多。长大后的约翰具有诗人气质，略多愁善感，他渴望父亲给他出难题，并以此为乐。至于这个学派的名称，边沁及其门徒是传统人士，所以他们不能容忍无用的东西，“功利”这个名字也由此产生。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抨击了大法官法庭[97]的诉讼程序，指出这一程序确实连夜莺的歌唱都不如，没什么内在价值。因此，以实用性检验来判断，这一程序应受谴责。边沁将实用性检验应用于英国法律体系中的所有陈旧内容，发现仅律师的收入还可以保留。他认为整个英国法律的实用性不足，并试图安排法律改革。在所有这些领域，功利主义的标准是值得称赞的，基于这一标准的功利主义也是合理的。也许功利主义者没有夜莺的魅力，但他们确实具有实用价值。
第十三节 英国的民主
民主以其胜利而自信的形式与人权学说一起，从美国走向了世界。在英国，第一次彻底的民主运动是宪章运动，其主体哲学理念来自美国，但宪章运动失败了。不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提出普遍代表权的新要求，宪章运动获得了成功。普遍代表权由科布登的朋友布赖特首先提出，后来成为科布登信徒的格莱斯顿[98]在1841年至1846年的议会上再次提出。后期这一成功运动的灵感来自哲学激进主义者。除了宪章运动时期之外，哲学激进主义者对英国政治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和特点是，他们为民主建构了理论。
英国的民主情怀，与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相比，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我们还将在以后的章节对此加以关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在英国，民主的主张诉诸历史和传统。作为现代民主重要元素的代议制度，自13世纪以来就在英国不间断地存在着。无疑，下议院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代表人民，但它代表着贵族以外的阶层，17世纪时，这些阶层利用下议院为自己的权利进行了有力而成功的斗争。就拿约翰·布赖特来说，他在1867年就为工人赢得了选举权，莫利勋爵说：“一个政治领袖为保持我们民主的历史传统而据理力争，约翰·布赖特是约翰·汉普登、约翰·塞尔登和约翰·皮姆颇有价值的战友，同时极具清教徒领袖的精神。”约翰·布赖特自己是一名贵格会教徒，向来受斯图亚特王朝迫害，但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延续着克伦威尔时代的精神。
在激进主义者中间非常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作为改革代表的渴望，一种回归我们祖先更纯粹习俗的愿望。1838年，在宪章派最早的一次户外会议上，会议主席道布尔迪[99]在提出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时说：
我国实行普选可以追溯到亨利六世时代的中期。那么又是怎么放弃普选的呢？那是在内战的混乱中。当时人民不了解它的价值，于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对法律做了修改。从那时起，英国人就一直在体会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后果，邪恶也在渐渐潜入。那时候，国家富裕，平民百姓也富足到一定程度，因此他们（倾听人民意见的人）也就不再有什么选举的想法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针对平民的税收，也不需要税收，因为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关注的是人民的收入。但是一旦放弃普选，一切随之改变。贵族们逐渐发现民众太过富裕，于是制定法律来纠正这种恶果。[100]
道布尔迪的历史观点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英国的特点是极端激进主义者通过捍卫自己的观点来复兴一个遥远的过去。就像瓦特·泰勒起义，它发生在道布尔迪所谓的黄金时代，其目的就是要回归亚当夏娃时代的社会体系。
英国和美国在民主情怀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美国是农业化的，而英国主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旧济贫法使得农村劳力尽管贫困，但仍然唯命是从（除了1830年的短暂暴动外），农民通常也站在地主一边。在工业地区则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通常，地主并不住在当地，但他们制定法律限制工厂主。从1815年到1846年，由于关税问题，工厂主在政治上反对贵族，为保险起见，他们拉拢雇佣劳动者以寻求支持。工业在迅速增长，技术也在进步。这一切联动起来促使工业人口，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都接受了激进主义。而农村地区仍然是封建的，几乎没有变化。
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民主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在英国则相反。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战事将民主与国家的军事力量结合了起来，它们的军事主要用于压迫臣服的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卫，而英国的军事力量则结合对一些事件的反应以及威灵顿公爵的决定。所以，英国的民主党派和政治家最不好战，也最不热衷于帝国主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94年格莱斯顿退休。
19世纪英国的民主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贵族和君主的恶政，这种恶政始于1760年，在整个乔治三世和乔治四世统治时期持续存在。当时，上议院通过腐朽的选区制度控制了下议院；政府效率低下且腐败得不可思议；税赋沉重，尤其是对最贫困的人口而言，因为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生活必需品征收的。议会的整个立法权都在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地主致富。所以，那时的一切都需要改革——教育、法律、司法系统、监狱、城镇的卫生状况、税收、济贫法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再者，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自己在猎狐狸、打野鸡，却制定了针对偷猎者的严峻法律。最后，这个国家的理智以及它的人性和常识结合起来要反抗这一制度的延续。
英国在智力上的反抗采取了哲学激进主义的形式，幸运的是，当改革成为可能时，已经有人在细节上想到了应该做些什么。由于边沁及其学派的缘故，当时的宣言对人权的表述有点含糊，当然，宪章派在这点上还是旗帜鲜明的。总体而言，当时的反动派比较情绪化，而改革者的特点是注重实用。也许正因如此，源自他们的这场运动持续了50年后，社会才对此作出反应。
争取民主的运动最艰难的是第一仗，也就是为《改革法案》而战。1832年，《改革法案》赢得胜利，针对下议院的改革要取消腐败的选区和扩大选举权。其实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已经倡导了这些改革举措，只是因为法国正经历一系列战争，当时连同其他一些立法上的改革都被搁置一边。尽管如此，这些仍是追随福克斯的辉格党人的渴望。因此，当格雷领导的辉格党1830年掌权时，他们展开行动支持一个法案，并认为这一法案小皮特在第一次执政时就已提起过。尽管他们的建议是温和的，但他们的言辞是为推进民主。约翰·罗素勋爵在介绍《改革法案》时说，他们坚决认为下议院不该是“一小群人或者特殊利益的代表，而应是整体的代表......它应该代表人民，来自人民，同情人民”。
1832年代表英国贵族的辉格党人，与1789年代表法国贵族的改革派在观念上相类似。米拉波、拉斐特和斐扬派[101]希望实现和平而温和的改革，并为法国制定一部宪法，内容与1832年之后的英国宪法非常类似。为什么立宪改革派在英国成功而在法国会失败呢？无疑，这里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法国革命既是农村的革命，又是城市的革命，英国的情形则不同。法国贵族尽管投票废除了自己的封建特权，但后来发现自己面临一种被敌视的状态，并且陷入财务危机，这使他们的改革热情一下子冷却了，并向外国求助镇压革命。而英国的改革者在一开始鼓动改革法案时，就以血的代价平息了农村的反抗，所以认为自己的收益是安全的。因为事态对贵族而言并不是那么生死攸关，故而在革命的威胁之下，托利党做出了让步。最终，政治权力和平地交到了中间阶级的手中。
虽然《改革法案》严格地通过宪法规定的途径获得通过，但是如果没有革命的实际压力，法案不可能成为法律。为了使这种威胁产生实际效果，中间阶级就不得不争取工人的支持，而这必须点燃工人的希望。当然，后来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对工人并没有什么利益可言，而且还剥夺了他们在少数地方的投票权，比如在威斯敏斯特地区，以前他们在那里是有投票权的。中间阶级痛恨贵族垄断了政治权力，但并不希望建立一个让他们的雇员也拥有投票权的体制。事实上，《改革法案》正是中间阶级所期望的。从1832年到1867年迪斯雷利扩大选举权为止，虽然大多数大臣职位仍由贵族担任，但他们不得不求助的选民是商人、厂主或店主。最终的政治权力落在了新生力量的手中，这也逐渐改变了英国政治的基调。
对工人阶级而言，《改革法案》及其产生的后果是一种痛苦的觉醒过程。改革后的议会最初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新《济贫法》，它引入的一种新制度在《雾都孤儿》中有所呈现。旧《济贫法》需要改变，新《济贫法》的最终效果无疑减轻了过去的悲惨状况，但还是带来了一些不堪忍受的残酷和苦难，后者以马尔萨斯的理论为依据证明它是合理的。工人们帮助中间阶级获得了权力，得到的回报却是新《济贫法》。这种背叛行为引发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正如旧《济贫法》孕育了马尔萨斯，新《济贫法》孕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雇佣劳动者觉醒的第一个产物是工会主义的发展（后面的章节会有所叙述），工会主义由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罗伯特·欧文倡导。当工会主义崩溃时，对政治而不是对产业方法的信念得以复活，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导致了宪章运动。这一运动萌芽于1836年成立的伦敦工人协会，它主张的“宪章”包括六点：成年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投票选举、取消财产门槛、付议员薪水、选区平等。
不过，欧文对宪章运动无动于衷，如同对所有政治改革运动的态度一样。“如果实行普遍选举权和投票选举，明年就会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国会，”他说，“它极有可能是效率最低的，会引发最大的动荡，最坏的可能是公众集会示威，这种局面已经主导了这个国家。”
新《济贫法》作为中间阶级的激进主义措施，遭到两大相互对立的势力的反对，一个是托利党，另一个是宪章派。托利党愿意屈从于在旧《济贫法》之下产生的乡村地主，但当会议从反对新《济贫法》转向为反对宪章时，托利党的行径遭到大家的厌恶。
G. S.布尔牧师拒绝参加在哈茨黑德摩尔（Hartshead Moor）举行的盛大的反《济贫法》示威游行，因为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采取普选……第二年，他抱怨说反《济贫法》的会议转变为激进分子的会议，并宣称他永远不会以激进主义行事……另一方面，宪章派对他们的盟友也没少批评。“在狂热的保守党人如斯坦厄普伯爵、他的侄子和其他拥戴者的掌握下，在威廉·皮特[102]血腥暴政工具的控制下，”宪章派写道，“鼓动反对《济贫法》不过是一种派系斗争的诡计，托利党希望得到辉格党那样的地位和薪资，以便运用他们的权力，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更为糟糕，远不如当年辉格党手握权力或运用这些权力时的情形。”[103]
虽然宪章所倡导的措施是纯粹政治性的，但宪章派的终极目标是经济性的。历史学家甘米奇（是宪章派成员之一）指出：
民众看着那些被授予选举权的阶层，这些人躺在财富的沙发上，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身的悲惨境遇。如果究其原因，得出下面的结论不足为奇——那就是将民众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是造成社会畸形的原因。
但是别把问题搞混，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从来没有超越上面那六点诉求，也没有讨论在他们得到权力之后将如何实现经济上的改变。
宪章运动成了一场悲剧，它并没有实现任何目标。后来这场运动因为许多领导人身陷囹圄而受阻，其内部又在如何诉诸武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其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反《谷物法》联盟的崛起，这提出了一个议题，即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事实上，《谷物法》废除后，对自由贸易的鼓动和雇佣劳动者状况的迅速改善，在一段时间内消除了工人阶级对中间阶级政治家的怨恨。
约翰·布赖特自己是一个中产阶级棉花生产商，在反《谷物法》行动中是科布登的战友，在为城市工人赢得选举权的行动中又是一位领导人。在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上他并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动机就是不愿看到战争的发生。他曾反对克里米亚战争，并因此暂时失去了在议会中的席位。他讨厌帕默斯顿的傲慢好斗，而这种好斗精神又受到大部分中间阶级的欢迎，他相信工人阶级更赞同一个不那么好战的政策。只要帕默斯顿活着，他就能阻止布赖特所有的改革努力，但1865年他死后，自由党开始觉得他们应该自由了，于是迪斯雷利着手开展教育转化托利党的工作，结果城市工人在1867年取得了选举权。农村劳动者因为某种原因，被视为比较危险的群体，不得不一直等到1885年才在格莱斯顿的推动下获得投票权。
第十四节 自由贸易
英国的中间阶级在1832年获得了政治权力之后，自然就开始着手修改法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国家的发展需要两类立法：一类是改善工厂和矿山的现状，另一类是扫除阻碍工业化发展的法律，而后者仅仅是按照工厂主的利益来实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废除谷物税，这显然违背农业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数贵族的竭力反对。当实业家们提到面包昂贵所造成的罪恶时，地主们反驳说工厂里使用童工和长时间的工作也是一种罪恶。最后，每一方都成功地改革了弊端，后者正是另一方的利益之源：沙夫茨伯里勋爵推行了他的《工厂法》，科布登则推行了自由贸易。工厂主和地主之间的争端非常幸运，因为双方都被迫将其诉诸由无私的人组成的法庭。
然而，双方的争端并不在同一层面上，因为工厂主创造的是现代生产方式，而地主只是收取租金。当时的英国实业家冷酷无情，他们自信会获得成功和新的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崛起的。他们追随哲学激进主义者，相信竞争是进步的动力，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削减竞争的事物。他们要求取消对他们和其他人制造的货物所收的保护性关税：他们认为，给他们一个自由天地，废除特殊优待，他们就一定能胜出。
在谷物自由贸易的问题上，实业家们不仅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也是在为国家和世界的利益而战。在其他国家，谷物的生产成本比英国低，而在英国生产棉花则比其他国家便宜。但英国坚持自己生产粮食，这样总体可供分配的财富必然较少，而假使英国少产粮食、多产工业产品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财富可以分配。如果允许最差的土地退耕，那就只有小部分财富以租金形式流向地主，否则不仅总额减少而且其中大部分财富会流向地主。这些是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一理论，一块土地的租金是其产出与最差土地的产出之间的差额。因此，谷物自由贸易将双倍有利于非地主阶级：在增加国家财富的同时，又可以在增加的总额中获得较大的比例。因此，自由贸易代表了勤劳的阶层的利益，不仅包括雇主，还有工人。
此外，自由贸易也代表了整个世界的利益。那些出售粮食给英国的国家将变得富有，贸易互利又可以缓和国际间的对抗，从而有助于促进和平，至少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强大的阶层在主张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促进全局利益。这种情况也容易导致具有广阔视野和人道理念的领导人的出现，在他们身上自私的因子被公德心所掩盖，领导大家为自由贸易而战的科布登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位棉花生产商，他切身体会到自由贸易将给他所在的阶层带来经济利益，但同时他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对他而言自由贸易属于一个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个事业就是世界和平。当他为工厂主同行争取到自由贸易后，发现这些人对于实现他其余的计划一无用处，这令他感到懊恼。对这些人来说，科布登的公德心在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时就有价值，一旦不符合，他们就会起来加以反对。
科布登在政治上具有全局视野，尽管因为帕默斯顿的不利影响，这种理念在他一生中很大程度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随后因为格莱斯顿和自由党中那些有较少辉格党倾向的人接受了这种理念，于是它变得非常重要。再者，科布登通过反《谷物法》运动的成功获得了良好声望，而这种声望又促使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深受他的理念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布登的重要性已经不再纯粹局限于英国了。
和许多改革者一样，科布登受到常识的启迪。他认为国家应该追求国家的财富，而毋需过多考虑荣誉和领土这类事情。他主张和平主义，这不在于任何先验的抽象理由，而在于如果将战争和为战争而做的准备视为一种投资的话，那么这种投资不啻为浪费。他明确表示，之所以支持国际主义，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减少了人类的财富。同时，在他追求经济利益的外表之下，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产业工人的恶劣境况，他确实没有看清；但毫无疑问正如科布登在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自由贸易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他不相信马尔萨斯理论，也不相信“工资铁律”[104]。在反《谷物法》行动中，他坚持认为，粮食的自由贸易会提高工业生产中雇主和雇工的地位，实践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经济学一如詹姆斯·密尔或麦卡洛克的经济学，明智而实用，并不是僵化的理论。他从经济学家那里找到了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对其余部分则忽略不顾。
人们谴责科布登是卑鄙之辈，因为他认为对国家而言没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了，这种谴责不仅在科布登的时代成为一种习惯，甚至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亦是如此。当科布登和布赖特反对克里米亚战争时（当时英国像一战时那样疯狂地卷入了这次战争），大家宣称这表明他们的思考没有跳出英镑、先令和便士。丁尼生在《莫德》中也表述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些诗句不断被引用，以警告那些“理想主义者”。下面是他对布赖特出席和平会议的描述：
上周一个人来到郡镇，
要折服我们可怜而渺小的军队，
玩弄一次专制国王的游戏，
在我们的国家，三番五次地上演这样的故事：
戴着宽边帽的小贩，心怀神圣，
即使耳朵里塞满棉花
在梦里依旧听到便士的叮当声，
这个小贩要终止战争！
当丁尼生看到克里米亚战争即将打响时，他的反应是：
——我想一场保卫正义的战争将要发生，
铁血暴政将被终止，
男人的荣耀将屹立在古老的高处，
英国的唯一上帝不是富豪，
贸易也不再是一切，
和平在田园小丘吹出无精打采的曲调，
伴着谷物成熟，羊群的增加，
加农炮弹却懒洋洋地躺在岸边生锈——
这首诗以爱国主义高贵品质的光芒结尾：
——我走向了更高的目标，
在那里只是失去一点渴求黄金的欲念，
和平的愿望充满了谬误和耻辱，
可怕的，可恨的，凶暴的，不可告人的；
再次向展开的战旗致敬！
虽然许多光芒会变得暗淡，
虽然看到那些在冲突中倒下的战士，
许多人会因此哭泣，
虽然神的怒火也会在一个大骗子面前消散；
然而暗淡的将飞向光明，
瞬间将铸就众多辉煌的名字，
高贵的思想在阳光下更加自由，
民众之心与这一愿望一起跳动；
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岸边，
战斗的要塞正张开致命的血口，
心中的怒火已点燃战争的火焰。
让它自由地燃烧或熄灭，
让战争风卷残云，
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拥有的事业心，
我们仍然高贵，
我已觉醒，心智更胜从前；
我感受到我的祖国，
我怀着我的仁爱，
我信奉上帝的意志，
拥抱既定的命运。
此时，科布登没有那么意气风发：
至今，工人阶级已经感受到战争的影响，不仅是就业的减少，还有高企的食品价格。对于那些领取最低工资的非熟练工而言，情况非常严重，于是这个阶层中人数最多的农业劳动者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是沉默而无助的群体，在政治的喧嚣中，没人听取他们的呼声，也不能在任何社会运动中感受到他们的存在。那些感情用事者告诉我们，战争提升了人民的国家尊严感，压制了金钱的力量，抛弃了对财富的崇拜，等等。该让这些人去农村崎岖的路上走一走（他们需要拄着东西），到林区走走，到沼泽地走走，在特伦特南部岛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发现那些农业劳动者此时的平均工资每周还不到12先令。让他们去问问一个处于平均线之下的五口之家，在面包卖2便士1磅时该如何活下去。没人能给出答案。
经济常识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对人类而言，不幸的是，此后“理想主义者”在总体上获得了胜利并继续发展。我并不准备维护一个抽象的伦理命题，即认为什么也比不上物质的繁荣，但我与科布登都认为，在所有产生重要社会效果的政治目标中，追求普遍的物质福利的政治目标是最好的。不然，当衣食无忧者告诉穷人，他们应该超越口腹之欲追求更高的心性时，整个表演该是多么虚伪和令人作呕。善巧方便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形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卫理公会和福音派人士告诉穷人应该将希望集中于天堂，让富人留在地球上不受干扰地拥有财富。紧随其后的是各类中世纪史研究家：柯勒律治、卡莱尔、迪斯雷利，牛津运动[105]的领导者，等等；他们的学说本质上是从美学角度反对机器和工业时代的富豪。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在科布登时代的英国以帕默斯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种观点已经证明在科布登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至少持续到现在。
所有这些“高贵”的信条，以各种方式成为隐蔽的残忍、专制或贪婪的情绪的发泄口。宗教备受尊崇，它教导人们尘世的财富是无用的，如同圣弗朗西斯的例子那样，导引出甘受贫穷的誓言。对于像丁尼生这样的人我们不禁会怀疑，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是否存在一种安抚穷人的逃避术。中世纪史研究家中较好的一类人——包括柯勒律治和牛津运动的领导者——发现现代世界是如此痛苦，他们在寻求一种逃避现实的鸦片，一个童话故事，或者在构建一个往昔的黄金时代。他们并不是阴险之徒，只是缺乏坚持实用性思想的决心。迪斯雷利怀有同样的梦想，这一梦想强大到足以将现实扭曲为他的一种幻想：他幻想我们的印度帝国不仅是棉织品的一个市场，也是一个重现所罗门王或奥古斯都的辉煌的地方。迪斯雷利还给帝国主义增添了一种浪漫而迷人的光环，与那里的人民分享自欺欺人的论调，并鼓励对他们实行暴政和掠夺。而卡莱尔的理想主义以一种陈旧的形式出现，并成为惩罚罪人的借口。他最钦佩铁血男人，心中的榜样是弗朗西亚博士，一位巴拉圭的独裁者。在称颂弗朗西亚时，除了他未经审判便绞死40名歹徒的事迹，卡莱尔找不到其他可说的。事实上，他严苛的道德原则不过是为掩盖自己对人类其他种族难以消除的恨意。卡莱尔的这些理想传给了尼采，又通过尼采传给了纳粹。至此，民族主义还没有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贪婪，它可能被定义为一种真正的伦理原则与地理的或种族的因素结合的产物。比如我们假定家庭生活的纯洁性具有最高的道德意义，同时我们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发现了这种最纯洁的道德，那么生活在首善之地的人们就有权——甚而有责任——杀死其他地区的人，而且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并强迫幸存者进贡。不幸的是，征服者的优越美德在征服的过程中容易丢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题，现在我不想说得更多，因为我们还将在下文谈到。
让科布登感到极为失望的是在中间阶级中兴起了沙文主义。1835年时，中间阶级还不习惯使用手中的权力，科布登相信他们会支持他对于和平的热爱。“英国的中间阶级和辛勤工作的阶层，”他说，“只有通过保卫和平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战争的荣耀、名声和酬金不属于他们，战场是贵族的收获之地，是用人民的鲜血浇灌的。”“在未来的选举中，”他继续说道，“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自由选区的代表中将尝试一种‘不干涉外国的政治理念’。”经验表明，他的这一期望是错误的：帕默斯顿是最鲁莽的干涉主义者，他成了中间阶级的偶像，而科布登却因为反对克里米亚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与科布登的思路相似，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愿意容忍帝国主义的战争。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科布登，都没有认识到在掌握政治权力之后，掌权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也没有认识到富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欺骗民主。一个被剥夺权力的阶层可能会反对统治者引发的战争，但当他们得到投票权时就会感到战争也是自己的战争，于是也会变得像以前的政治寡头一样好战。
科布登的另一个幻想是贸易会促进和平：
贸易是一服灵丹妙药，就像济世救人的医学发现一样，为这个世界的健康打了预防针，也为世界各国留存了文明的气息。贸易不仅是一包包商品离开了我们的口岸，也意味着承载了智慧和丰富思想的种子来到那些相对落后的社会成员之中。贸易不只是一个商人对我们这个制造业之国的访问，而且是他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就成为自由、和平和好政府的传道者——参观了欧洲每个港口的蒸汽船以及神奇的铁路，这些成了所有国家的谈资，成了我们开明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的广告和凭证。
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阻碍贸易促进和平的原因，因为这是科布登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两个国家在进行商品交换时相互并没有构成竞争，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生产它所要买的产品，那么我们就认为这种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这也是科布登希望切实发生的结果。在他那个年代，大多数贸易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将工业产品大量出售给那些没有实现机械生产的国家，并从他们那里购买不列颠诸岛所没有的天然物产，这样的贸易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友谊。但是，一旦一个国家销售另一个国家也能生产的商品，竞争对手的愤怒将变得比客户的满足感更为强烈，友谊也变成了敌意。在一战前几年，根据《商标法》，所有在英国销售的外国商品必须标明原产国。人们不断看到“德国制造”的标识，这使人想到由于德国的竞争，英国在贸易中落败——人们相信这一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好战情绪。自由贸易的观点认为，进口商品的费用是由出口商品所得支付的，所以贸易在整体上并不损害国内的生产，但是这一论点对于遭受外国竞争的人们而言是无效的。从科布登时代起，大不列颠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便开始模仿英国工业并与之竞争，但是这些制造商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实业家相比均处于劣势，因此请求保护，在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的地方也确实得到了保护。那些充斥着廉价商品并试图建立英国工业模式的国家是不喜欢英国的，贸易的深化导致了国家间敌意的激化，情绪的发展走向了科布登所期望的反面，这是他在政治心理方面最重大的失误之一。
科布登在政治上是反对贵族的，早年他也反对工人阶级，虽然程度很轻：对于前者，原因在于贵族拥有特权而没有智慧；至于后者，因为工人阶级缺乏教育。科布登非常赞赏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工业企业不会受到贵族的影响和传统的阻碍，其外交政策也没有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习惯。他曾以华盛顿的名言作为他的第一本小册子的主题句：“我们对于外国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是，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尽可能少地产生政治关联。”在其政治生涯中，科布登总是以这句格言来劝导英国政治家，但都是徒劳。1859年，帕默斯顿邀请他入阁，被他拒绝，因为他不能默许那个气势汹汹的老恶棍的外交政策。
与他那个时代大多数的政治家不同，他认为是工业而不是军备才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并据此认为美国比俄罗斯更为重要，他说：
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客无论其信念是什么，都应该赶紧研究美国的工业、经济与和平政策，而不是研究俄罗斯的发展。美国正是凭借这些，而不是什么蛮力，使英国的伟大与强大有被取代的危险。由于美国的成功竞争，我们在国际上的排名很可能变成第二。
科布登在1835年就具有这样的信念，表明他比现在所知的大多数人更为睿智。甚至到了1898年，德国皇帝仍希望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获胜。至于英国政府，也许比威廉二世还要迟钝，直到美国内战后才有了科布登的这种见解。
在美国，实业家不受贵族的干扰，对此科布登说：
让我们看看两个帝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的进展，没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像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大国，其劳动力在与其年轻对手竞争时是处于何等的劣势。
同一时间，在美国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家新的铁路公司由一些州的立法机关批准注册，成本只有几美元，几乎是以鼓掌的方式成立的。英国议会则通过投票阻拦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项目，而跟在这些项目后面的是利物浦铁路线上的列车。
伦敦和伯明翰的公司花费了4万英镑之巨，试图获得立法机关的批准，但受阻于上议院。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摘自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的提问：
你知道黑斯廷斯夫人住处的地名吗？——你的铁路线离那里有多近？——从那幢房子的主要房间向外看，能否看到火车从房子前面经过？——离这幢房子多远可以看到火车？——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吗？——在这段距离内的房间里会听到机车的声音吗？——会切分那里的路面或建造路堤吗？——这些会在房间的可视范围内吗？——看看乡下的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在距离黑斯廷斯夫人住所较远的地方另为铁路建设选址？
在强调无知地主的控制权的弊端时，科布登是完全有理由的。当然，美国的铁路问题也存在着另一面。除了腐败的立法机关外，美国资本家不受任何控制，他们无偿获得了无数的公共土地，并且为使董事获利而发明了一些欺骗普通股东的巧妙手段。一个惯常的方法是把归公众所有的财富转移到公司股东手中，再从股东手中转移到董事那里。由此，经济权力便集中在少数空前巨富的手中。
美国商业和政治的腐败，自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时就已经存在，然而科布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像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相信竞争，但这种竞争应该遵循某种规则，就像打板球一样。当然，科布登喜欢的竞争不是大家争相买通法官，让法官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也不是铁路方面给其中一位竞争者的运费比其他人便宜。他所设想的竞争，如果国家力量介入其中，牺牲外国人的利益来帮助其国民，也是违反规则的。国家应该仅仅是裁判，只监督竞争者是否坚守规则。威廉·詹姆斯举了一个年轻人的例子，他说当这位年轻人得知足球比赛的目的是让球进入对方的球门，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足球放在了对方的球门内。按照科布登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意思，一个人借政府之力致富，似乎跟这个年轻人的行为一样，都是不光明磊落的。但是，这一类比对他们来说可能极不公平，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设想的竞争是一场定有规则的比赛，以为它遵循的是自然法则。由于他们是诚实的受尊敬的公民，不必以刑法刻意限制他们的行为。而当他们听说范德比尔特[106]和古尔德[107]的所作所为时震惊不已：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意思！但不可否认，那时的竞争就是这样。
科布登认为帝国主义是愚蠢的，他公正地看待印度问题，即使在叛乱期间，大多数英国人都被冲昏头脑时他也依然如此。在针对叛乱的疯狂想法达到顶点之时，他写道：
不幸的是，对我而言，我不能与那些寻求“改革”印度的人合作，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信念，不相信英国的强力可以永久统治这个国家。尽管我想看到这家公司[108]被取缔——因为它使英国无法看清其扮演的可怕角色——然而我不相信在议会的控制下英国王权可以统治印度。即使下议院放弃国内立法的所有责任，专门承担起管理数亿亚洲人的任务，也不可能成功。印度必须由那些生活在地球那边的人统治。根据我们的观念，当地人的管理是糟糕的，但是人们更愿意接受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人的统治，接受自己亲友的管理，而不愿接受从地球另一端匆匆而来的入侵者的统治，即使这种统治更好，也是一种羞辱。
这一时期，他写信给布赖特说：
当英国在亚洲大陆一亩领土也没有时，她就迎来了幸福快乐的时刻。但是如何使这种幸福降临，是我没有能力表述的。我对着星空祈祷自己不会处于那种窘境，即公开地就那个在当时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凭着自己的信念维持正义，也不可能在大英的任何选区获得信任。所有人都认为，英国如果失去印度帝国，就会走向沉沦毁灭，我们还能找到没有被灌输这种思想的人吗？还是让我去照看我的猪和羊吧，至少这么做不是出于妄想。
科布登当时并没有在议会，没有义务公开表述自己对印度问题的看法，但他觉得自己比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更加孤立。他发现，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主把印度视为一个用英国刺刀替他们保留的市场，于是抱怨这些人不理解自由贸易的原则。当然，他似乎没有想到，印度如果能自己做主，也会在关税保护下发展棉纺业，这样它就不需要从曼彻斯特进口了。在我看来，不用武力统治印度的理由完全站得住脚；但我不认为在那个时候，这与英国纺织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没有冲突。对科布登而言，自由贸易远不是一种财政常识方面的考量，它已成为深层道德信念的一部分。他坚信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因此有时候不明白最好的政策实际上也可能是不诚实的政策。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的工业发展表明，在这一点上他的心肠比他的头脑更好。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布登受到两种对立观念的批评：一种是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世界主义激发出了科布登对自由贸易的热忱；另一种是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因为科布登讨厌工联主义[109]和《工厂法》。我认为，也许社会主义者对科布登的批评的激烈程度稍稍超过了其应有的程度。科布登当然希望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也确实极为显著地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自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来，工人的实际工资飞涨，除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时由于港口被封锁，绝大多数进口粮食难以抵达。依靠铁路，英国的中西部得以开发，这使得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也做不到这点。沙夫茨伯里勋爵在处理劳动条件的问题时尽显仁慈，并成功地促成了各种有价值的《工厂法》被采纳。但我想，一个头脑清醒的研究者不会认为，沙夫茨伯里对于促进雇佣劳动者幸福的贡献可以与科布登的贡献相提并论。然而，由于感情因素，在这方面沙夫茨伯里勋爵比科布登获得了更多声望。
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在促进英国繁荣的过程中自由贸易有多少功劳，但是显然，如果《谷物法》仍在实施，就需要更多农业劳动力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投入英国土地上的一定劳动力所生产的粮食要比通过工业品交换所得的国外生产的粮食更少。然而不仅如此，自由贸易还明显增加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据克莱普汉姆称，1850年到1874年间实际工资大幅上涨，随后到1886年有所下跌，然后再度上升，到1890年时已经超过1874年的水平。1874年的平均实际工资比1850年的高出50%—60%。至于与科布登尤为相关的棉花贸易，即使在最糟糕的1886年，平均收入仍比1850年高48%。在《谷物法》废除之前的时期，1850年的货币工资比1810年的还低。如果其间实际工资还有所上升的话，那也是发生在1810年至1846年之间，当时，皮尔[110]转向了自由贸易。鉴于这些事实，科布登在提高工资方面的重要作用是难以否认的。
同时，科布登明确反对对于雇佣劳动者之间自由竞争的一切限制，他对童工的态度也较少教条主义。他支持限定童工的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用工年龄，但他反对《10小时法案》。该法案禁止工厂每天开工时间超过10小时，试图以此来保证孩子在工厂工作的时间不超过10小时。原则上，干涉成人劳工的工作时长似乎是他反感的，虽然经验已经表明，只想有效地限定童工的劳动时长是非常困难的。1836年，在一封关于其在斯托克波特市的候选人资格的信中，科布登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建议，即每个工人应该从工资中省下20英镑，以便能自由地移民美洲。另外，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皇家调查委员会所揭露的罪恶。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小册子中竭力辩解，说在仁慈地干预欧洲大陆事务之前，我们应该着手解决爱尔兰农民的贫困问题，但他从未将同样的思路应用于英国的产业工人。
1842年，科布登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工会的态度：“如果依赖工会，”他说，“与工会结交，那么你会一无所获。它们建立在野蛮的暴力和垄断的原则之上，我宁愿生活在阿尔及尔总督统治下，也不愿受制于工会委员会。”无疑，科布登时代的大部分雇主也持如此观点。此外，这也符合他对于自由竞争的总体信念。以上种种，说明科布登在看待劳工问题时除了从雇主的角度，并无其他角度。
当然，科布登反对国家在产业方面采取的所有行动，除非是绝对必要之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在一个精心准备的演讲中指出，“不应允许政府为自己制造任何本可以从竞争市场中的私人生产者那里获得的物品”。
自由贸易在1846年的胜利并不十分彻底。后来规定从1849年起，每夸特谷物应缴1先令的税，其他一些保护措施也继续实施，这些措施的最后一项直到1874年才取消。政府的总体政策在1914年终于转向了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尽管1880年代兴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约瑟夫·张伯伦[111]又在1903年倡导了另一场更激烈的运动。打败他的是选民对“饥饿的四十年代”[112]挥之不去的记忆，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初期，英国每个阶层都取得的超乎寻常的飞速进步。当然，自由贸易不是唯一原因，英国工业的霸权地位和横贯美国的铁路才是关键因素。但如果没有自由贸易，进步就不可能如此迅速。从1846年到1914年，经济学家的学说除了偶尔的修正外，都证明了英国各阶层的福祉整体上在持续增长。
在其他地方，自由贸易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的确，拿破仑三世在科布登的劝诱下，与英国签订《1860年英法商业条约》引入了自由贸易，该条约废除了以前针对大量进口商品的禁令，并将英国输入法国的几乎所有商品的关税降至30%或更少。但这只得到了拿破仑本人的许可，在法国从未被广泛实施。法国的工厂主自然觉得，没有关税的帮助，就不可能抵抗英国的竞争。尽管工厂主们缺乏热情，但拿破仑还是在2年后与德意志关税同盟[113]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在法国，唯有葡萄种植者这个阶层全心全意地赞成自由贸易，因为他们依赖出口。不过，当他们的生意毁于葡萄根瘤蚜[114]时，他们被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说服，认为关税将使他们能够应付这种有害的小生物。从那时起，除了一些孤立的知识分子，法国就没有自由贸易者了。然而在科布登的影响下还是缔结了一系列商业条约，直到1892年，法国才普遍施行高度保护性的关税。
在德国，许多小州都拥有自己的海关，这给商业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烦恼。从企业家的立场出发，迈向自由贸易的最重要一步就是关税同盟的建立。开始主要是在普鲁士，后来逐渐囊括了德国北部的所有地方，1871年之后，除了汉堡和不来梅，整个新帝国都加入了。在联盟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在德国政治统一之前，自由贸易理论最初是由施坦因介绍给德国人的，自然他对关税同盟的建立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德国的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地方权贵手中，这使得实业家们觉得他们的处境如同1846年之前的英国一样。因此可以说，在德国的统一使自由主义情绪被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之前，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产阶级在总体上是支持自由贸易的。1879年，俾斯麦进行关税改革，使德国放弃了当时业已存在并居于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从那时起，自由竞争的信念便不在德国的政策中起作用了。
在美国，北方采纳了科布登的一半纲领，南方采纳了另一半。南方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们靠出口棉花为生，关税的唯一作用就是提高必须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但南方依赖奴隶制，北方则拥有民主和自由的劳动力，所以北方决定通过高关税来建立自己的产业。南北战争期间，靠着战时关税，北方的工业第一次变得举足轻重。从那时起，即便有时并不需要关税产生的收入，并且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尴尬，美国也一直是贸易保护论者的天下。
尽管在英国之外，科布登对立法的影响浮于表面并且转瞬即逝，但他在欧洲大陆声望极高。1846年，当他在英国取得大胜之后，又在欧洲各国高奏凯歌。
他作为财富科学的伟大发现者处处受到欢迎，大众对这门科学产生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科学。他劝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彻底改变其商业政策，人们视他为发现重大秘密的人。他走访的每个欧洲大国的每个重要城市几乎都以宴会、祝酒和致辞的形式庆贺他的到来。他会见了教皇、三四位国王、一些大使和所有杰出的政治家，并不失时机地说了些应景的话，甚至恳求教皇以其影响力来反对西班牙的斗牛活动。[115]
教皇陛下当时（1847年）还是位自由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商业会滋生罪恶，所以态度非常和蔼，答应调查一下斗牛问题。“他自称赞同自由贸易，并表示会竭尽所能推动自由贸易，但又谦虚地补充说，他能做的很少。”
几个月后，科布登会见了梅特涅，梅特涅滔滔不绝地和他聊了很久，但没有涉及自由贸易，因此他对梅特涅印象并不深刻，认为梅特涅展现出的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外在而不是内在的人格力量”，而梅特涅的言语“巧妙多于深刻”。会见后，他在日记中乐观地写道：
在治疗国之疾病的医生中，他也许是最后一位，这些医生只会察看一个国家的症状，日复一日地满足于浮于表面的补救措施，从不试图探究表面之下的问题，从不去发现困扰社会机体的罪恶之源。他们将旧的方式强加于人，但是现在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已经开始试验，政治家的这种命令将随着梅特涅一起消亡。[116]
奥地利和俄罗斯对科布登虽然并不热情，但很有礼貌；而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他的受欢迎程度势不可挡。在西班牙，他被比作哥伦布；在意大利，音乐家把小夜曲献给他；在德国，他的仰慕者送他一大笔钱。这件事惹恼了特赖奇克，他恨恨地称科布登为“物质主义者”并指出：
英国的变革以一种胜利者的自信鼓舞了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者，在随后的20年中，他们的学说几乎在整个文明世界保持优势地位。本世纪值得夸耀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归因于世界各国的相互联合，因而征收带有敌意的关税看起来是十分荒谬的。商业措施的长期相互让步开始了，这促进了普遍的利益。但最后人们将意识到一个古老的真理，国内市场比世界贸易重要得多。
自由贸易学说在19世纪中叶的盛行可以归因于科布登，但这一学说的首次传播要追溯到1776年的亚当·斯密，在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期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支持自由贸易的抽象论据源自劳动分工的原则，它由斯密提出并被后来的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所接受。根据劳动分工的原则，如果甲善于制造汽车，乙善于酿酒，如果双方守住自己的专长，并交换彼此的产品，那么双方都会有利可图。如果各人都花一半的时间制造汽车或酿酒，那么他们所得的汽车或酒将比各人专注于自己的专长的情况下要少。当甲乙分别生活在不同国家时，这一原则仍然有效。然而这些抽象的思考对政府的影响却很小。
最早（1841年）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理论辩护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利斯特（List），即著名的“幼稚产业”论。以钢铁为例，也许一个国家天然非常适合发展庞大的钢铁产业，但由于外国的竞争，启动的成本会令人望而却步，唯有在政府的协助下才能做到。在利斯特撰写他的著述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就存在于德国。但是经验表明，一旦允许实行保护主义，即使一个新生行业长成了巨人，它也不可能被撤销。
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论据并不是纯粹经济性的，它对政府的影响更多些，这个论据就是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应该尽可能地自己生产所有需要的产品。这种论点是经济民族主义学说的一部分，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的曼彻斯特学派对此强烈反对。最终，经济民族主义比科布登的纯粹商业观念更具影响力，但这只是国家主义总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方面。
曼彻斯特学派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没能考虑到社会发展动力的一定规律。首先，竞争会导致某些人的胜利，结果垄断就会终止并取代竞争，洛克菲勒的一生就是其中的经典例子。其次，因为一些个人可以通过联合来增加他们的获胜机会，所以个人竞争有被群体竞争取代的趋向。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重要的例子，即工联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科布登是反对工会的。因为工会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雇主间的竞争，同时工会也会被利用，成为分享更多产品份额的工具，而每个人应有的份额本来都是应该得到保证的。科布登也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它产生于资本家中间，其动机与从雇工中间产生的工联主义的动机非常相似。在美国和德国，实业家们显然可以通过联合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并从国家那里获得优惠，如此一来，竞争就变为一国的集团与其他国家的集团之间的竞争。虽然这有悖于曼彻斯特学派的原则，但它在经济领域必然会如此发展。在所有这些方面，科布登未能理解产业演进的规律，以至于他的学说仅在短期有效。
虽然自由竞争原则在实践中日益受到《工厂法》、工会、保护性关税和托拉斯的制约，但是每当有人提议干涉商业人士的活动时，它仍然是他们的理想诉求。在美国，大型垄断企业的头头们依旧声称相信竞争——不过其意思是让那些希望被他们雇佣的人竞争上岗。正如弗朗西斯·普莱斯一样，他们也仍然相信竞争是唯一可能激励产业发展的因素。然而当这种信念阻碍有组织的管理时，它就变得有害，因为此时有组织的管理要比不受管制的竞争更有效率。好在这一信念的影响力要比60年前小得多。当时，它似乎被达尔文奉为宇宙法则。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它或许被视为边沁主义经济学说在动物世界的应用。众所周知，通过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达尔文得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想法。在他的理论中，所有的动物都加入了谋生的经济斗争中，那些最为彻底地践行斯迈尔斯在《自助论》中的箴言[117]的动物就可以生存、繁衍，而其他的则走向灭亡。因此便出现一个进化的总趋势：最聪明的动物逐渐取代愚蠢的动物，最终进化为人。
达尔文主义，不仅出现在其创始人的著作中，在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中也有更多表述，它标志着哲学激进主义的完成。但它所包含的元素让爱尔维修和詹姆斯·密尔震惊，尤其是那些与遗传相关的内容。达尔文主义一直是激进主义的典型学说之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激进主义认为人的心理差异源于教育的差异。但达尔文认为遗传与自然变异一起构成了进化的必要因素。有许多种类的昆虫，这一代在下一代出生之前就死了，显然它们对环境的适应与教育无关。每个达尔文主义者必定认为，人类在智力方面存在先天差异。詹姆斯·密尔告诉儿子约翰，说约翰的造诣不是源自天赋，而是由于他有一个愿意不厌其烦地教育他的父亲。而达尔文主义者会将约翰的某些进步归功于遗传，这就使激进主义关于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出现了裂缝。
当然，很容易将达尔文主义运用于民族主义。犹太人、北欧人或厄瓜多尔人据说是最优秀的人种，于是得出了应该创造一切条件让他们富有的结论——虽然统计表明，富人的后代比穷人的少。如此一来，达尔文主义为哲学激进主义的世界主义观念过渡到希特勒主义者的种族偏见提供了帮助。
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随着自由竞争信念在经济世界中的衰退，生物学家们开始不满足于适者生存仅仅作为进化的动力。能取代“适者生存”的理论虽然远未确立，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相当与众不同的思想。也许当我们的政治稳定下来时，我们的进化理论将变得清晰起来。
达尔文主义还在其他方面对科布登主义者的竞争信念构成致命威胁。正如曼彻斯特学派所设想的那样，竞争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还是群体之间的竞争，竞争是纯粹经济性的，并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动物之间的竞争则不在此列。从历史上看，人类竞争的最重要形式是战争。因此，达尔文主义的常见形式往往是好战的和赞成帝国主义的，尽管达尔文自己没有这样的倾向。
因此，达尔文主义虽然起源于科布登主义和哲学激进主义，却一直是一种对这两者不利的力量。通过强调遗传，它减轻了人们对于教育万能的崇信，也替代了关于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信念，这反过来导致了对民族主义的强调。由于战争被认为是一种竞争手段，竞争与和平主义的联姻也不复存在，这两者一直不般配，因为和平主义和合作才是天然的伙伴。
我并不是说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在做出这些推论时已被科学证明。在不同的环境中，它可能保留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政治观，当然，生物学在其目前的状况下是不会为民族主义或好战背书的。但正如马尔萨斯的学说引起了早期激进主义的思想困境，达尔文的学说也对后期的激进主义造成了思想困惑。早期的困境可以通过控制生育来解决，后期的困境则可以通过优生学来克服，但它必须比现在时兴的任何一种优生学都更科学、偏见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