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了解杨刚的朋友说，她始终对文艺怀着强烈的兴趣。萧乾还说，就是在她负责国际宣传的时刻，也深知文艺在她心里所占的位置远比国际问题为大。
当她在周恩来身边夜以继日、紧张繁忙地工作时，她还是写出了《论苏轼——纪念苏轼逝世八百五十年》那样有分量的文章。
在一般读者的心中，她首先总是以作家、诗人、文艺编辑、新闻记者的形象挺立于前。她的一些美国通讯，如《蓓蒂》，其实也就是文艺作品。抗日战争中她在东南前线的战地通讯，用上了《万木无声待雨来》《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这些有着文艺气息的标题。
她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文艺研究和评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写政论文章，如《大公报》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些比起她的文艺作品来，是远远没有那么丰富的。
试排列一下：
《沸腾的梦》（散文集，上海好华图书公司出版）
《公孙鞅》（历史小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站在地球中央》（长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桓秀外传》（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东南行》（战地通讯，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
《美国札记》（通讯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傲慢与偏见》（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长篇小说，署名杨缤，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刚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永恒的北斗》（诗集，不知已否出版）
《伟大》（长篇小说，似未出版）
未名英文写作长篇小说（尚未出版）
先看诗。那《我站在地球中央》是很突出的，是一首七百四五十行的长诗，写于抗日战争中的一九三九年，这样长的诗，罕有；这样大气魄的诗，罕有。
这是一首长篇的政治讽刺诗。
但作者却说，这“不是诗”。她也曾顺势回答“你这首诗写的是什么”的问题时说，“算是一种政治的讽刺”。她又说，“其实，我在撒谎，我根本就不知道该算什么”。
不管她怎么说，读者却是把它看作政治讽刺诗的。
我站在地球中央！
右手拥抱喜马拉雅，
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
四万万八千万缕活动的血脉环绕我的全身。
无尽的，汪洋的生命，
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
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
长诗就是以这样磅礴的气势开始的。“我”站在地球的中央，四周是十扇门，写着“自私”、“残暴”、“贪虐”、“强横”、“懦弱”、“虚伪”、“仁爱”、“正义”、“理想”和“自由”。“我”一扇扇地敲开它们，从残暴之门敲出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从强横敲出的是德国国社主义。最后“我”大声宣告：
我站在地球的中央
竖起了战斗的大纛！
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
有青天的荣耀！
有白羽金箭的美，
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
它流着生命的血液，
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
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
我将一千年对抗残暴，
一千年对着贪虐和强横，
再一千年我要征服懦弱和虚伪，
还有二千年我将看自私的死活！
请不要笑！这不可笑，
也不是笑的时候！
我中华才是个奇怪的种族！
说我死，我在生，
疑我老了，我方刚年少，
我方正，我又机敏，
我狡诈，我可是杀生取义，守死成仁！
你笑我嘻嘻哈哈，一盘散沙，
我有我中华心肝，
千年煮不熟，万年捶不烂！
空间是我，
时间是我，
我站在生命最后的防线上，
奉着了地球新生的使命！
这长诗也许不够精练，但在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时，却是能激动人心的。我们应该记得这一首七百多行的长诗。
在当年，激动人心的还有她的一篇短短的散文：《此马非凡马》。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独自带铜声。”这是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当中的一首。她借用这匹瘦马象征中国，而把日本侵略军描绘成“一群可怜的骑士”，被倒挂在这匹瘦马的尾巴后面，“被拖着狂奔过了如沙的大漠，拖过了带霜的燕山，拖遍了血花满地、尸横原野江北江南，把它破碎的残肢剩体沿着这几十万、几百万里长的残酷征程一路抛掷前去。它自己已经蒙头盖面被血泥捆扎得成了个分不出嘴脸的血人难以抽身了，而仰头把这匹瘦马看看，它的瘦骨兀自还在铮然鸣动，带着铜声！拖死它！拖死这万恶的侵略者！”
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生动的譬喻！中华民族是匹铜筋铁骨一往无前的神马，虽然瘦，瘦得有精神，定能把这些狂妄的“骑士”“武士”在长长的征程中拖得血肉模糊而死！
这是一篇七百多字的短文（那诗是七百多行）由于语言精练，读来锵然有声，也是“独自带铜声”！有人十分赞赏，认为选入语文课本中也是适宜的。
杨刚的散文不仅文字精练，也很为精深，有时精深到也许使人感到有些晦涩，却又耐人咀嚼。
她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救我，他的道路——经历长期的、酷刑一样的痛苦而后升华，曾经像我自己的心一样地感动我。可是，我没有他那种近乎神秘的宗教，我没有他做人时那样随和的温柔，我就不能够觉到那一条路也是我的道路。哈代的命运的悲剧，曾经震撼我的心，使我想起他的一些场面就心里发抖。但是，我生在初年的中国，我不甘心向命运低头。屠格涅夫最会为年青人安排道路，也最会轻轻地点融人心，可是我在他的那些年青人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痉挛地冲突顽固的影子；在他的世界里面，也找不到具体地出现了的一个宇宙，他躲在那里面像一个冷心的魔法师，好像他欣赏他的魔法过于他关切人类。而且最令我寒心的，是我不能够摸到他，我恨他。托尔斯泰是从头就被我推开了的，因为从我开始接近他教育的时候起，他就被人当作牧师一样地介绍推荐给我，我存心不读他。直到抗战开始不久，才读到他的《战争与和平》。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地感动我，可是也同样地不能救我。救了Pierre的那个平凡的囚犯虽然在我心上，可是不能够和我的心融合。”
那么，还有谁呢？她说：“当我另有需求的时候，贝多芬成了最贴近我的前辈。神圣的愤怒，无情的毁灭，激情的悲痛和温柔的新生，我常常在深夜时分，和贝多芬共同享受。”她从朋友处要来了一张贝多芬的像，随她流离转徙。“我流泪，我又欢笑；我诅咒，我又旋舞。力量和安慰都在我身上滋长起来，山泉流出了峡谷，我生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我把自己狭小的外皮褪下来，抛在峡谷里面。”“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来细细考虑我怎样生活……总之，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我要尽力组织我的生活与感情，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人民以外的东西上。”
请注意，这是她一九四三年写的，写在重庆，发表在《中原》杂志的创刊号上。
我们再看看她的小说吧。《桓秀外传》是我喜欢的一篇，却也是我迟迟才看的一篇。题目，以为这是一篇历史小说，桓秀这个名字很像是魏晋间人，那时候姓桓的似乎比后代要多，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碰到姓桓的了。后来看了，原来桓秀不是桓温之类封建王朝中的大官，只是近代农村中饱受残酷压迫的女子。取名“外传”，颇有点取法《阿Q正传》的味道。一个贫农的女儿，嫁到地主家，以为丈夫是个壮汉，其实她错了，那青壮的汉子是长工，丈夫是个痨病鬼，她嫁去不过一年就死了。然后是公公来摧残她，产下了一个孩子，明明是公公的儿子，却要说成是死鬼丈夫的遗腹子。孩子不幸死了，公公又从城里讨了一个丫头回来做小，把她遗弃在一旁，而她却在痴心等待意中人长工，还不知那长工也受到公公的陷害，她是再也等不到的了，而她却还是等、等、等。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写得细致深刻，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
这一个中篇完全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如果朝这方面继续写下去，是会有更多更大的收获的。
她后来在美国完成的那个用英文写的长篇，有二十多万字，未见译成中文出版，使人渴望。那很可能是一个更为成熟的好作品。
她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后，被交给的任务与文艺毫不相干，尽管她还是挤出时间写出了《论苏轼》那样的论文，创作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了。在文艺上她的长才未展，不能不使人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一九九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