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代高名垂报史
——悼念徐铸成先生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一九四二年的春夏之交，在桂林星罗棋布的山岩中，一个名叫星子岩的小山旁，我见到了一位满面春风、满头黑发（或者说绿鬃吧）的“银丝先生”。
初见的时候还不是，后来才是。为什么叫银丝？我也没有去多想。他当时并不是老人，只不过是时时脸带笑容的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也许按照那时的标准，三十已经算中年，五十以上就是老年了。但就是这样，也还不老，我只是认为他是一位大人，自己还是小子，尽管是大孩子，二十刚出头。
大人还有另一层意思：居于高位的领导。他当时是桂林《大公报》的总编辑。而我只是一名在报馆工作了不过一年的练习生而已。练习生就是和学徒或广东话“后生”差不多的最底层的工作人员。
他刚从香港来。头一年的十二月初，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十八天就完全占领了香港。香港《大公报》关门大吉（不关门而在日军的刺刀下继续出版那才是不吉），《大公报》的人纷纷逃难到了桂林。桂林的《大公报》就是“胡老板”胡政之的先见之明，他预料日本必然会发动南进的太平洋战争，香港是必然保不住的，就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办起了桂林《大公报》，是香港《大公报》人马的预留之地。报馆就在星子岩边，这样做，是为了可以将印报机藏在岩洞里，日本飞机来轰炸时，人也可以藏身岩洞里。
人来得多了，一份报纸养不了那许多人，于是就多办了一份《大公晚报》。
晚报有副刊，副刊有杂文，每天都有两三篇两三百字短小如豆腐干的文字，集中拼在版面的第一位置上。第一位编者郭根，是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女婿，后来还做过上海《文汇报》的总编辑、山西大学的教授。他写的豆腐干笔名“木耳”，“郭”字右边是耳朵，“根”字左边是木头，想当然，这是拆字格。他要我也凑凑数，我不曾拆字，心想：你叫“木耳”，我就叫“石发”吧，石对木，发对耳。“石发”和我后来的一个笔名“史复”有些音近，其实彼此并不相干，“史复”不过是“斯福”的谐音，“斯福”不过因为有人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我“罗斯福”。《大公报》还有个“杜鲁门”呢，那是诗人老杜，当然并非杜甫，而是“九叶诗人”杜运燮。
我取名“石发”，还因为豆腐干的作者有一位“银丝”。银丝也是发，不过是白发。你也发，我也发，这就是“石发”了。
此外也还有别的作者，但以“银丝”“木耳”“石发”为多。现在记得，一直记得的，就是这么个名字。
“银丝”就是总编辑徐铸成先生。
他为什么要取这个笔名呢？顶多是一个中年边缘人。莫非“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就顺手写上它了？我一直没有问过，因为一直没有去多想它。只是在他八十大寿那年，在祝寿诗中写下了一句“桂岭何曾发有丝”，称赞他当时的年少有为。这是多年以后想起他的年少，当年的印象却是大人，尽管并不是老人。
大人不但不耻于与小子为伍，同时出现在一个专栏里，而且后来还进一步，把我这小子提升为副刊的编辑，接替调去日报编辑要闻的郭根。
他也是能放手写作言论、编辑版面的。在他的主持下，桂林《大公报》表现尤比重庆《大公报》更为生气勃勃。社论说话更大胆，《重庆通讯》是引人注目的更大特色。
《重庆通讯》是子冈写的。每一篇都多多少少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陪都重庆的黑暗，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这些东西在重庆的《大公报》上是不可能有的。往往出口转内销，先到桂林再回重庆，流传众口。桂林《大公报》登它，是利用了蒋桂之间的一些矛盾，钻了空子。子冈能长时期这样写，首先当然是由于她的正气和灵气，这也反映了徐铸成的勇气和正气。
至于社论，那就更是徐铸成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了。《大公报》的社论是一直为知识分子所爱读的，第一支笔是张季鸾，胡政之也写。另一支笔是王芸生，文章有季鸾风。张季鸾逝世后，社论主要就由王芸生写了。它发表在重庆版，转载于桂林版。桂林版也常有自己的社论，那就多半出自徐铸成的手笔。论文章的气势，当时徐逊于王，论笔锋的凌厉，徐就更放手，往往言王之所未言，抨击时弊，大胆得多。这当然也和重庆、桂林的政治气候多少有些差异有关，却也使人不能不敬佩徐铸成的“肩”和“手”。
湘桂大撤退，桂林沦陷，桂林《大公报》的人不少到了重庆，于是也出重庆《大公晚报》，养了一批人。还不够，又集中一些人编书出书，这样来养士。徐铸成也就由一馆的总编辑变成只是一张晚报的总编辑了，主要的编辑有两位：新闻版，徐盈（大家叫他“徐老大”，其实他比徐铸成小，顶多算“徐老二”），副刊版，我。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徐铸成当然是郁郁不得志的。这是一九四四年的事。
好在第二年日本就投降了，在沦陷而又收复的土地上，第一张复刊的《大公报》是上海《大公报》，先去主持其事的是徐铸成。后来王芸生一去，他立刻挂了冠，当天晚上就不到《大公报》，却去《文汇报》上班了。那是日军占领下上海被称“孤岛”时，他在租界里创办的（当时时时刻刻都有生命危险，需要最大的正气和勇气）。后来被迫停刊，他才去了香港，主持《大公报》的编辑部。现在，他又回到自己创办的《文汇报》来了。
离“大”就“文”，不是（或至少不全是）个人的意气，就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刊出了《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指责偏向解放军。有人说徐铸成不该在王芸生下机伊始，人还劳顿时就抽身而去。其实他去得正是及时，要不然，叫他如何承受这“可耻”？
俱往矣，这里不是要算某一个人的旧账。对于“王芸老”（报馆一般人叫他“王老芸”），许多地方还是我们应该尊敬的。
这时候，《文汇报》的声誉压倒了《大公报》。
当《文汇报》不容于国民党当局而停刊后，徐铸成又到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
上海解放，全国解放，《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他又回去主持《文汇报》，直到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又麻烦了，徐铸成也入了另册，成为“右派”。反右的信号是从批《文汇报》开始的。
这中间，他初回上海复刊《文汇报》不久，虽邀我到上海《文汇报》重归于他的帅字旗下，我留恋香港，没有去。
这以后，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是“四人帮”的粉碎、“文革”的结束，是大规模的平反……
十年前，他曾经到过一次香港，参加《文汇报》的庆祝活动。《大公报》对他是冷遇的，只有我们一些桂林馆的老同事，联合起来私人宴请过他。
但《新晚报》却用了他《海角寄语》的通讯专栏，从他还在香港时就写起，回上海后继续写。写得也是放手的、大胆的。因此，他挨了骂，我更挨了骂。
一九八二年以后我一直在北京。他常到北京开会，几乎每年总要见面，而且有时一年见几次，比起以前二三十年都难得一见反而是多了。
去年他没有来。但听说他身体特别好。能吃，一天可以喝两大瓶雪碧（不是小罐），吃许多水果，还有雪糕，还有肉食，能走，缓缓地可以走上五层楼。正为他高兴，以为九十不难，谁知道却像是无疾而终地突然告终了。虽然已是高寿，还是使人哀痛。
我向上海送去了一副挽联：
一大二文，时代紧追随，旷世高名垂报史；
左乎右也，风云多变化，当年恨事误儒冠。
“一大二文”一是《大公报》，二是《文汇报》（上海和香港的《文汇报》加起来也是二）。至于“儒冠”，“无冕之王”的帽子固然是儒冠，“右派”帽子主要也还是儒冠。
就他一生来说，比起《大公报》来，《文汇报》的一段更主要、更辉煌。但我接触到他主要是在《大公报》，在桂林和重庆。因此匆匆只能写这些。
在桂林，那是一种知遇之感。“平生风义兼师友”，友是我不能说的，他只是师，尽管没有正式做他的学生，但新闻工作的许多方面，他都是我的师范。
十多年来，他努力写作，出了十几本书；像不少人一样，这是为了补回那二十年失去的时间吧。这中间有三本是传记：《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和《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他最重视的是《报人张季鸾先生传》。
在书的“引言”中他写下了对“报人”这个称呼的理解：“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吧。”他又说：“我认为，‘报人’这个称号，就含有极崇敬的意义。”
我想，他自己也一定是愿意被称为“报人”的，他如有墓，他的一生最适宜在碑上镌刻“报人徐铸成先生之墓”。
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八十自述》，有好几十万字。样书早就有了，不知道何以迟迟不见问世？
《自述》中当然会提到他是紫砂壶故乡宜兴的人。而宜兴有另一著名的报人储安平。两人都是反右中的著名“右派”。储安平是反右以后就再无消息，非正式的消息说，他早就蹈海死了。
我想起了《庄子》的《山木》篇：“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远矣，储安平！
虽然和储安平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蹈海，没有失踪，而是寿终正寝，我远望东海，仿佛看见徐先生浮于海而不知其所穷，我似乎在对自己说：
远矣！哲人远矣！
一九九二年一月，北京。
《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