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

一

打开三联新书《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看到的是作者曹聚仁在满架图书前清癯的半身像。那是我曾经熟悉的形象，那书架所在的天台小屋，也是我曾经闲坐过的地方。在“曹聚仁”三个字的签名之下：注着“一九〇〇年——一九七二年”，它提醒我原来他也是世纪同龄人，和为他说过公道话的夏衍同一年出生；再过大半年，到明年七月，就是他去世的十五周年了。

第一次见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一九四二年的事。在桂林东郊星子岩边的《大公报》编辑部里，那一天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军人模样的客人，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听别人说，这就是曹聚仁。因此就不免刮目相看了，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一个作家兼教授的名字。这时又知道，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就投笔从戎，做了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后来更知道，他还在蒋经国的“新赣南”主持过《正气日报》。既是中央社，又是蒋经国，在我那年轻而又单纯的头脑想来，不敢恭维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况那时我只不过是管收发兼管资料的练习生，也不可能去接近这样一位作家、教授、大记者。虽然如此，他那一身军装和一条皮带，却给我留下了一个较深的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如在眼前，尽管那在抗战的当年并不是少见的形象。

再见到他却是在十三四年以后的香港了。军装当然已经脱下，在上海当教授时的阴丹士林蓝布长衫自然更不复见，而是洋装在身，却经常有一个布袋在手，是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布袋，塞满了报纸和书刊，有点他自己所说的“土老儿”的味道，形成了“土洋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