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庭暴力主体及范围之比较法研究

世界各国各地区大多对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对于主体及其范围的规定主要可归纳为以下3种立法例。

一是限定性规定。将家庭暴力的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并将家庭成员的范围限制为列举的法定亲属。如韩国《惩治家庭暴力专项法案》（1997年12月13日）将家庭暴力定义为：造成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伤害的行为。同住家庭成员可以寻求家庭暴力保护：配偶（包括任何法定结婚的人）和任何有配偶关系者；任何是或曾是其或其配偶的直系尊亲属或后代的（包括法定领养、血亲关系，此后类同）；任何与其继父母有或曾有父母子女关系的，是或曾是其父亲法定配偶的私生子的；任何有直系亲属关系并且共同居住的亲属。[5]2001年该法修订时扩大了家庭成员的范围，将家庭成员的范围修改为：配偶（包括事实婚当事人，以下亦同）或曾为配偶者；自己或配偶的直系卑亲属（包括事实上的养亲子关系，以下亦同）或曾为上述关系者；继父母子女关系或嫡母或庶子关系者，或曾为上述关系者；同住亲属。[6]

二是扩大性规定。将家庭暴力的主体从家庭成员扩大至亲密关系，或以亲密关系取代家庭成员。如南非1998年的反家庭暴力法案保护以下关系中的人不遭受家庭暴力：婚姻；同居或曾经同居但并未结婚；同居或曾经同居的同性伴侣；已订婚或约会中，或双方自愿的亲密关系或性关系；通过血缘、婚姻或领养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以及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中国台湾地区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为”，“家庭成员，包括下列各员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家属间关系者。三、现为或曾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四、现为或曾为四亲等以内之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7]。

三是延展性规定。将家庭暴力从家庭成员、亲密关系延展至共同生活的照料者或以暴力发生的空间或事实来判定。如印度尼西亚《关于消除家庭暴力的法律》（2004年第23号法律）将家庭暴力延展至家庭雇工。[8]该法第2条规定的家庭成员包括：丈夫、妻子和孩子；与户主同住，并与第一款中的个人因血缘、婚姻，或者因为接受共同哺乳、照看及监护而产生家庭关系的人；与户主同住的家庭成员。[9]巴西的Maria da Penha Law《女权保护法》（2006）第5条包括了在“家庭单位”中实施的暴力，即在共享的永久性空间中犯下的暴力，无论是否有家庭纽带。[10]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域外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主体的界定有从亲缘关系逐渐扩大延展的趋势。首先，各国各地区家庭暴力主体的范围仍然以亲缘关系为主，即以婚姻关系、血亲关系、姻亲关系为中心。其次，同居关系、伴侣关系已被一些国家视为家庭暴力的重要关系，纳入反家庭暴力法中。最后，各国的亲属关系、亲密关系已不再局限于当下，前配偶、前同居者、前伴侣等均已扩大至家庭暴力的主体之中。而对于雇佣的照料者是否纳入家庭暴力的主体仍有不同的争议，争议的关键在于家庭雇工能否视为家庭成员，目前有些国家已将其从家庭暴力的主体中排除。如南非法律明确且特意将业主与租户、家政从业人员与雇主从符合受到家庭暴力保护的关系清单中排除。但新西兰的残疾人虐待问题专家则认为，国家家庭暴力法应把雇佣的照料人纳入考虑范围，基于其在残疾人生活的角色和随之而来的虐待风险。因此，遭受虐待的残疾人曾特别主张把雇佣的照料人纳入定义。[11]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不应包括家政工，家政工不是家庭成员，也不是亲密关系。家政工与雇主之间不具有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暴力行为的周期性、反复性以及相互依赖性的特点，且作为受雇者他们受到合同法、劳动法、侵权法、刑法等法律的保护，一旦发生违反合同法、劳动法的规定或受到暴力侵害的，可以立即解除合同，离开雇主并请求法律保护。而雇主如果遭受家政工的暴力或虐待，也同样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法律保护。

就立法技术而言，上述3种立法例中各国各地区对家庭暴力概念中的主体及其范围大多采取概括性规定加列举性规定的例示主义。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主体进行抽象性概括，如：造成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伤害的行为是家庭暴力。另一方面对何谓家庭成员及家庭成员的范围做出一个明确具体的列举性规定，通过列举性规定使其成为具有明确指引性和确定性的法律规范和操作标准，从而增强反家庭暴力法的可操作性。例示主义既有利于法官和司法工作者执法，也有利于公民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