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史学》与美国新史学[1]
李勇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鲁滨逊新史学理论的发表早于梁启超。他们都主张史学的广泛性和多学科性，都批评传统史学，主张“史学革命”。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解释历史，注重历史借鉴和宣传爱国思想，而鲁滨逊《新史学》第一章并未涉及进化论问题，强调史学有助于认识人类的问题和前景。其共同渊源是实证主义史学，但与所处社会现实的关联不同。梁启超《新史学》受浮田和民的影响。浮田和民留美前，日本史学界已经提出他在《史学通论》里表述的新史学主张，其留美期间，美国新史学初起，可见，他的新史学观念，可能直接受之于本土的“文明史学”和“民间史学”，也可能来自美国新史学，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就梁启超与美国新史学关系问题而言，在没有细致研究浮田和民求学包括留学情况之前，在没有细致研究其各种著作情况之前，在没有细致研究其他相关材料之前，还是不要遽尔结论为当。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鲁滨逊 浮田和民
201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110周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出版《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00周年。人们会再次将这两种同名作加以关联，例如，发表的先后，理论倾向的异同，是否有渊源关系等，自然成为题中之意。事实上，对于这些，学界已有讨论。[2]其中，有的观点可成立，但需更充分说明；而有的观点则值得商榷。因此，有必要就以上问题再行讨论，不妥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一 新史学，鲁滨逊和梁启超孰发先声
鲁滨逊《新史学》由麦克米兰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出版于1912年，书前之《序》写于1911年底。书中的8章实际基本上是8篇文章，它们是第一章《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第二章《史学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第三章《史学新同盟》（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第四章《思想史的回顾》（Some Reflection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第五章《普通人的历史知识》（History for the Common Man）、第六章《罗马的灭亡》（The Fall of Rome）、第七章《1789年原则》（The Principles of 1789）、第八章《史眼中的保守精神》（The Conservative Spirit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构成梁启超《新史学》的6篇文章，署名“中国之新民”，发表于1902年2到11月的《新民丛报》上，具体时间、期号、栏目和篇目是：元月初一，壹号，“史传”栏目，《中国之旧史学》；二月初一，叁号，“历史”栏目，《史学之界说》；六月初一，拾壹号，“历史”栏目，《论正统》；七月十五，拾肆号，“历史”栏目，《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八月十五，拾陆号，“历史”栏目，《论书法》；十月十五，贰拾号，“历史”栏目，《论纪年》。
一般认为，梁启超《新史学》是对之前《中国史叙论》的扩充。此说大体可行，但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连载于《清议报》1901年9月3日第90册和13日第91册上的文章，由《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组成。
经比较可知，《史之界说》中关于中国旧史的批评扩充为《中国之旧史学》，关于史学定义扩充为《史学之界说》；《人种》扩充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纪年》扩充为《论纪年》；其余则两者互为有无。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这种扩充不仅表现为篇幅的增多，而且表现为新史学主张的系统与明确；《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在批判传统史学弊端、阐述新史学范畴方面，系统化与明确性尤为突出。
乍看起来，在系统而明确提出新史学主张上，似乎梁启超要比鲁滨逊早10年；事实上恰恰相反，鲁滨逊要早于梁启超。
鲁滨逊《新史学》第四章《思想史的回顾》，截止到出版文集之前，为未刊物。另外7章则是从他于1895到1911年发表的论文中选编而成，具体情况是：
第一章《新史学》。1900年7月，鲁滨逊在《国际月刊》（International Monthly）上发表《流行史学及其局限》（Popular Histories and their Defects），尽管至今还未亲见，但是他在1911年11月为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写的《序》（Preface）里，明确指出从那篇文章中借用一部分，就是今天所见第一章《新史学》。当然，这一被“借用”部分的最后，谈到之所以把文集命名为《新史学》的原因，显然是出于文集的整体性考虑而添加上的，这段话是：
这本小书之所以命名为《新史学》，无非是要强调：不应把历史学视为裹足不前的学问，恰好相反，历史学的理想、目的，应当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进步而变化；历史学的进步必须依靠研究法的改进，史料的搜集、考证和融会，它在我们未来的学术活动中将占据较之从前更为重要的地位。[3]
可见，无论从逻辑还是语气上，这段话都不是《流行史学及其局限》中应该有的。
第二章《史学史》。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哥伦比亚大学1908年举办的“非技术系列讲座”（A Series of non-technical lectures）之一。鲁滨逊提到这些讲座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出版物题目不详。另一部分是，1911年4月22日，鲁滨逊在费城召开的哲学协会会议上宣读关于“新史学”的论文。他把前者同后者的部分内容拼在一起，就是今天所见的《史学史》。
第三章《史学新同盟》。它是鲁滨逊在1910年11月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1911年4月11日的《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Psychology，and Scientific Method）上。
第五章《普通人的历史知识》。它最初题为《史学在工业教育中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in Industrial Education），是1910年费城召开的国家教育学会的会议上对大城市主管的讲话，发表在同年6月的《教育双月刊》（The Educational Bi-Monthly）上，收入文集改为《普通人的历史知识》。
第六章《罗马的灭亡》。它是1906年4月27日在哈特福德召开的新英格兰教师学会会议上宣读的文章。
第七章《1789年原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发表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9年第4期上的《法国人权宣言》（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第二部分是发表在同刊1895年第3期上的《网球场宣言》（The Tennis Court Oath），第三部分是在把上述两部分合并之时又借鉴1906年4月的《美国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的《法国革命研究中新趋势》（Some Recent Tendencies in the Stud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相关内容。
第八章《史眼中的保守精神》。它发表在1911年5月11日的《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杂志》上。
可见，这7篇文章中，发表或者部分发表于1902年以前的只有两篇，那就是第一章《新史学》和第七章《1789年原则》。
由于第七章掺入1906年的文章，而且与新史学主张关系不太直接，可以暂且搁置。这样焦点自然就聚到第一章上。正是第一章集中反映了鲁滨逊新史学主张，许多观点与梁启超《新史学》的《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中的理论倾向是相同的，下文将做具体说明。
总之，从单篇文章发表时间来看，鲁滨逊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早于梁启超。当然，1902年以后，两人的理论发展，互有轩轾，那是非常复杂而另需讨论的了。
二 两种《新史学》理论倾向有何异同
至此，行文依然要围绕新史学起源展开。若从两种《新史学》所有篇幅上比较梁启超与鲁滨逊，那么时序上很不对等。特别是，1912年后，梁启超发表过单篇论文，出版过专著，其思想在发展中有过自我否定；鲁滨逊出版教材或者新文集，因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思考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批判。正如上文所说，这些很复杂，需要专门讨论。看来，以1902年为界点，把鲁滨逊《新史学》第一章与梁启超《新史学》比较一下，不仅有利于认识新史学理论的初起，并且可以避免本讨论因他们的后起论著而枝蔓杂芜。
两者的新史学主张在许多方面相同或者类似，但也存在着差别：
第一，历史研究的广泛性。鲁滨逊指出：“就最为广义而言，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其所做或所想的一切过程和痕迹，都属于历史范围。它或许渴望追寻民族的命运，也可能描述个人习惯和情感。”[4]梁启超认为：“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5]还说：历史研究“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之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6]两人主张没有区别。
第二，历史学的多学科性。鲁滨逊认为，历史学“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做出的关于人类的发现”，还有许多有机和无机科学的分支、社会科学的分支，“这些科学的名称，可以列出长长一串，都是19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7]梁启超说：“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8]两人说法如出一辙。
第三，关于“以进化论解释历史”。学界普遍认为鲁滨逊和梁启超都以进化论解释历史。严格说来，他们都曾以进化论解释过历史，但是20世纪20年代都曾经放弃过。不过，就本文所聚焦的两人文本而言，梁启超《史学之界说》确实提到：“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9]然而，鲁滨逊《新史学》第一章没有涉及进化论问题。
第四，对史学功用的诠释。学界普遍认为两人都强调史学的垂训作用。严格说，他们都强调史学的现实意义，但是侧重点不同。鲁滨逊说：史学“可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和同伴，理解人类各种问题，理解人类之前景”。[10]还说：“我们必须超乎从前地大幅增进历史意识，因为这样将增强我们的知识装备，促进合理的进步，别无它求。”[11]梁启超则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2]可见，鲁滨逊强调史学有助于认识人类的问题和前景，而梁启超注重历史借鉴和宣传爱国思想。
两者批判旧史学具有相似性：
第一，传统史学的局限性。鲁滨逊批评主流史学“叙述无聊的朝代和军事史细节”，国王或者王族活动“占据不应占据的重要地位”，[13]“用陈腐的感情观察新问题”，[14]“只要求记忆不需要思考”。[15]梁启超强烈批判中国旧史学的局限，认为它有“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产生“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样带给读者以“三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16]“四弊”之说，除了概括精辟，其实未出鲁滨逊的思想之外，但是“二病”“三端”所涵则是鲁滨逊没有的。
第二，“史学革命”的呼声。鲁滨逊说：“历史学应当卷入革命的洪流，这是必然的，但要强调的是当代许多史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必要性。”[17]梁启超说：“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8]两人不仅观点一致，而且表述都非常像。
两者具有共同的学术渊源，但其学术与社会的关联不同：
第一，鲁滨逊和梁启超的共同渊源。鲁滨逊与梁启超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还不能遽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共同源头，那就是在实证主义熏陶下的史学新倾向。这种新倾向是：扩大历史研究范围，在考证事实基础上发现规律，采取跨学科方法，公开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其代表性史学家有英国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法国泰纳（Hippolyte Taine）、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等，他们反叛兰克史学模式。德国史学的“历史主义”，[19]美国学者所说“科学史学”，[20]中国学者所谓“客观主义史学”，[21]都一致指向兰克史学；作为反叛者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在美国是鲁滨逊等，在日本有浮田和民等，在中国则有梁启超等。
第二，学术与社会的不同关联。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以经济大国为基础，在国际上谋得政治大国地位，同时社会危机变得突出起来。这些在鲁滨逊等人的美国新史学那里，都有体现。新史学家不愿像黑格尔那样把世界历史终结在普鲁士，而是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生长出实用主义，这样美国超越普鲁士就有了哲学依据。同时，为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他们不得不采取多种体系去解释历史。[22]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广为传播，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依附于旧的社会体制的旧文化，论证着其主体的合理性，成为社会进步必须鼎革的对象，梁启超等人的新史学思潮，正如有论者所说，“就是当时国内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23]
另外，若要继续比较两人在其他方面的不同关注，还可以找到观察点。例如，鲁滨逊批评普通历史教科书中往往故意选择那些情节离奇的事情，喜欢写动听的故事。[24]再如，在材料的征引上，鲁滨逊频繁使用欧洲特别是法国史来说明问题，梁启超自然熟稔中国史材料，换言之，他们以相同或者类似的理论来解读不同的对象，以不同国家材料来证实相同或者类似的理论。
三 梁启超是否受到美国新史学的影响
梁启超新史学同美国新史学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要明确梁启超《新史学》所从何来。
梁启超亡命日本，受日本新史学思潮影响。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也译为《史学通论》）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重要来源。徐彬较早注意到梁启超新史学多以日本人著作为本，俞旦初、蒋俊、尚小明、邬国义等逐渐考证出梁启超《新史学》移植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这一事实。[25]在这一认知中，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与鲁滨逊“说不上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启迪了前者，他们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26]抑或认为“梁氏《新史学》与鲁滨逊《新史学》乃是同源异体的姊妹花”。[27]可是，若要坐实梁启超与美国新史学没有关系的观点，则浮田和民是个关键环节。
浮田和民，日本政论家和历史学家，1871～1879年先后入熊本洋学校、京都大学同志社英学校；1886年任教同志社政法学校；1892～1894年留学耶鲁大学，习政治学与历史学，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归国后，先后任教同志社大学、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讲授西洋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课程。其历史著作有《政治学史》《西洋上古史》（中译为《西史通释》）、《西洋中近世史》《史学原论》等。[28]其中《史学原论》，据邬国义考证，当出版于1899年。[29]
第一，浮田和民与本土新史学。坂本太郎指出西方史学影响明治以后日本史学：人们相信“历史学是一门具有自身目的的独立的科学”；引进“严格鉴别史料的技术”；主张“西方各国、东方各地的广泛的历史都列入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除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一般通史以外，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等也有着广泛的研究领域”。[30]坂本所言极是。
早在德国史学移植日本之前，欧美新史学就影响到日本。以基佐、巴克尔的文明史观、斯宾塞的社会理论为指导的“文明史学”已露出新史学曙光。
1875年，福泽谕吉出版《文明论概略》，其中道：“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31]他在《论教育》中批评旧史记载“狗与青蛙之历史，实索然寡味……此诚令人迷惑不解者也”。[32]这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的另一种表达。
1877～1882年，田口卯吉出版《日本开化小史》，在第十二章中提出：“社会中有一定之理，在某种制度之下，必有某种之作用。”[33]他在1888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有大理》有详细论述。有学者评论道：“田口把阐明上述潜在于历史深处的‘大理’的学问称为‘社会学’，并想运用‘社会学’的规律来认识历史。”[34]1886年，三宅米吉著《日本史学提要》，其中说：“自古以来，就认为历史的效用是温故知新，……古代仅仅把它应用在与政治修身等有关的事物范围内，用得极肤浅又狭隘；现在它的应用范围扩大了，以至成为论究全社会事物的资料了。……今天研究历史的人只应在社会学的原理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并且还要发现社会学规律为目的。”[35]这就是强调研究全部历史以发现“公理公例”的主张。
特别是，三宅米吉找到了孔德，他在《绪言》里，评价孔德为“研究整个社会人事一般规律的方法的建立者”，目的是“为了向后世指出我国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三宅米吉被誉为“日本第一个想把历史学建立在认识历史的近代方法论上的历史学家”。[36]
兰克再传弟子路德维希·利斯，于1887～1902年受聘东京大学讲授世界史，日本人坪井九马三于1891年从德国留学回来，也在东京大学担任教授，使得官方史学有逆转倾向，但是，确实增强了新史学的考据意识。
继承文明史学的“民间史学”，也称“通俗史学”，其中的史学家，例如德富苏峰、竹越与三郎、山路爱山等，“都是从最新的现实事态中推导出来的、富有生气的史观，是与每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37]特别是山路爱山，不仅研究政治史，而且研究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艺史，“继承了田口的学说”。[38]
由此可见，浮田和民留学美国前，日本史学界已经提出他在《史学通论》里表述的新史学主张，在梁启超出版《新史学》之际，日本新史学已经形成。
第二，浮田和民与美国新史学。1891年，兰普勒希特出版《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因在治学旨趣上不同于兰克学派，而在欧美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弗雷德里克· J.特纳（Frederick J.Turner）1891年发表了《历史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1892年发表了《美国历史中的问题》（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等。1892年，鲁滨逊成为国家教育协会任命的十人委员会之一，负责审查中学课程。特纳和鲁滨逊都流露出新史学意见。在鲁滨逊出版《新史学》之前美国新史学一直在发展中。鲁滨逊在《政治科学季刊》1895年第3期上发表了《网球场宣言》。1898年4月，美国历史学会刊物《美国史学评论》第3卷第3期上，发表密执安大学E.W.道（Earle Wilbur Dow）的一篇书评，题目是《新史学的特征：评兰普勒希特的〈德国史〉》（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Apropos of Lamprecht’s “Deutsche Geschichte”）。据西方学者考证，E.W.道的这篇文章中是美国学者最早公开于刊物上使用“新史学”一词。[39]浮田和民既然关注美国时事，那么也完全会关注那里的史学。[40]
可见，浮田和民留美期间美国新史学初起，可能当时就影响浮田和民，也可能回国后他才吸纳美国新史学的观念。
总之，从时间上看，浮田和民的新史学观念，可能直接受之于本土的“文明史学”和“民间史学”新史学，也可来自美国新史学，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样，详细考察浮田和民的生平和著作情况成为问题解决的另一焦点；但是受时间和资料限制而无法深入探讨，只有提出问题以待来者了。
因此，就梁启超与美国新史学关系问题而言，在没有细致研究浮田和民求学，包括留学情况之前，在没有细致研究其各种著作情况之前，在没有细致研究其他相关材料之前，还是不要遽尔结论为当。
[1] 本文写作得到姚正平、李讲、张立芹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 参见张广智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第230～231页）、邹振环：《两部〈新史学〉的比较》（《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2期）、宋学勤：《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孙晴：《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张艳玲：《美国“新史学”的先声》（《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3]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p.25.
[4]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1.
[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第8页。
[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11页。
[7]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24.
[8]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11页。
[9]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10]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17.
[11]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24.
[12]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13]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p.8-9.
[14]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6.22.
[15]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6.
[16]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6页。
[17]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p.24-25.
[18]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页。
[19] 参见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中的相关论述。
[20] 可参考皮特·诺维克（Peter Novick）的《那个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的《史学》（History）等相关论述。
[21] 袁英光：《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观点批判》（《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1期）、吴于廑：《揭开朗克史学客观主义的外衣》（《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5、6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施子愉：《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22] 可参考拙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23]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175页。
[24] 参见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pp.9-10。
[25] 参见徐彬《梁启超》（《时报》1929年2月26～28日）、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和1983年第2期）、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6] 宋学勤：《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27] 张艳玲：《美国“新史学”的先声》，《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28] 关于浮田和民生平，参见烟山专太郎《浮田先生略历》，载早稻田大学史学会编纂《浮田和民博士记念》，东京六甲书房，1943；《故浮田和民先生略历》，载故浮田和民先生追怀录编纂委员会编《浮田和民先生追怀录》，1948；《浮田和民博士年谱钞》，载早稻田大学校史资料室编《浮田和民博士年谱和著作目录》，1966。另，1941年出版的《早稻田政治经济学杂志》第78、79期合刊（浮田教授退职纪念号）也载有《浮田和民先生略历》。
[29] 参见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0] 〔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65页。
[31]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37页。
[32] 转引自〔日〕家永三郎《启蒙史学》，载〔日〕历史研究会、〔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11页。
[33] 转引自〔日〕家永三郎《启蒙史学》，载〔日〕历史研究会、〔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第111页。
[34] 〔日〕家永三郎：《启蒙史学》，载〔日〕历史研究会、〔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第112页。
[35] 转引自〔日〕家永三郎《启蒙史学》，载〔日〕历史研究会、〔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第112～113页。
[36] 〔日〕门协祯二：《官学学院派的成立》，载〔日〕历史研究会、〔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第124页。
[37] 〔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184页。
[38] 〔日〕家永三郎：《启蒙史学》，载〔日〕历史研究会、〔日〕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日本史学史），第117页。
[39] 参见John Higham，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p.111；Ignacio Olábrri，“New” new history：a longue durée structure，History and theory，Vol.34，No.1，1995，pp.1-24。
[40] 邬国义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提到浮田和民关注1898年美西战争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