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孟子承继
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孟子的亚圣地位当之无愧，不仅…在于他忠实继承了孔子思想，更在于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思想。北宋二程评价：“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程氏遗书》）孟子的最大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仁的思想。在孔子仁的思想中，除仁的概念之外，还包括孝、悌、恭、敬、忠、信、义、刚、毅勇、宽、惠、敏等。这些概念在《孟子》一书中也可以见到，说明孟子是实实在在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孟子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却与孔子有着明显差异。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中使用次数较多的概念有7个，即仁（109次）、信（38次）、义（24次）、敬（21次）、孝（19次）、忠（18次）、勇（16次）；《孟子中使用次数较多的概念为4个，即仁（157次）、义（98次）、敬（39次）、孝（28次），其中仁、义概念的使用次数远远高于其他几个使用较多的概念。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孟子不是简单地继承了仁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仁的思想。在《论语》一书中仁字一般是单独使用的，而《孟子》中则较多地出现了以“仁字领头的复合概念，这就是仁义、仁政、仁人、仁术、仁心、仁言、仁闻、仁声。“仁义”与“仁政”可以看作是孟子思想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具体诠释了孟子在基本范畴和政治领域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承继了仁的基本含义，“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频发，百家争鸣，杨、墨学说充满天下，孔子学说不彰，仁义被阻塞。孟子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孔子的仁学，进一步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义并举的学说。在孔子那里，义从属于仁，孟子则把义提升到与仁并列的地位。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则是仁义。孟子认为，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实践仁的途径，仁的修养只有通过义的途径，才能外化为人的日常言行。“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仁为人心，表明就人的本性而言，仁是人的心中所固有的，意指人性善的形而上依据；义为人路，说明仁的贯彻落实需要有正确的方法，意指人性善的形而下路径，从而促进孔子之仁由抽象的理念变成具体的实践。
孟子还从性善论的角度诠释仁与义的重要意义，“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意思是，人人都有不忍心做的事，把这种心推及到他忍心做的事上，就是仁。人人都有不愿做的事，推及到他想做的事上，就是义。人如果能够把不想害人的心扩展开来，那么仁就会用之不竭了；人如果能够把不挖洞、跳墙的心扩展开来，那么义就会用之不竭了；人如果能够把不受人轻蔑的心扩展开来，就能无论到哪里，行为都符合义。更重要的是，孟子与孔子一起把仁和义升华到信仰的高度，指出仁和义比生命还宝贵，为了仁义，可以献出生命。孔子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孔孟合璧，气若长虹；仁义并举，昭彰千秋。
孟子对孔子之仁的贡献是提供了哲学基础，这就是性善论。孔子曾经讲过人性的问题，“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意思是，一个人的生存是由于正直，而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他侥幸避免了灾祸。然而，人性是善还是恶，却语焉不详，有些论述流露出性善的倾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人性是善是恶作出明确回答，却反复强调仁是通过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接受了仁的思想，发展为性善理念，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良能，必然会实践仁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孟子的性善论，既为仁提供了形上依据，又把仁纳入其中，指出人性善就是仁义礼智和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这段话主张性善是人本身自有的潜质，而不善是因为没有把握本有的善质所造成的；认为仁义礼智不仅是性善的主要内容，而且是性善的重要根据；强调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为心所固有，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或条件。孟子指出，没有“四心”，就不是人，“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而“四心”的核心是仁义，人与非人的本质差别在于仁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之志。孔子之志的指向是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之志既指向仁又指向义，是仁义并举，日月同辉。《孟子·尽心上》记载：齐王子垫问，读书人应该做些什么？“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在孟子看来，尚志的内容是要践行仁义，把不忍心做的事推及到忍心做的事，把不愿意做的事推及到愿意做的事，仁义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尚志的基础是要加强自身修养，培育大丈夫精神，为治平天下奠定坚实基础。所谓大丈夫精神，务必要坚守仁、义、礼的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务必做到进退自如，无怨无悔矢志不移，“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务必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不改其志，忠贞不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指出，尚志的目的是治平天下，修身也是为了治平天下。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怎么可能让他去治理国家，管理天下大事？清焦循认为，孟子治平天下的内容就是施行仁义，“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孟子正义·孟子篇叙》）。
孟子对孔子之志的贡献是把志与气联系起来，形成了完善的志气观。孟子之志气观，旨在培养提升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含有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反求诸己的丰富内容和实践路径。孟子认为，志与气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这就是人的思想意志要引导规范感情意气的发挥，感情意气的发挥要有利于思想意志的践行和实现。孟子认为，在志与气的关系中，志是矛盾的主要方向，具有决定意义，气是矛盾的次要方向，居于从属地位，“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认为，志与气虽然有主与次的区别，更多的时候它们却是互相作用，很难区分出主次，也就是不要忽视气对志的反作用，“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思想意志专一，就能调动感情意气跟随它，感情意气专一，也会影响思想意志，比如跌倒、奔跑，这是下意识的气有所动，也能反过来扰动心志。
孟子对孔子之志更大的贡献是讲出很多养气的道理。在孟子看来，养气要养平旦之气和夜气。平旦之气指的是清晨的空气，夜气指的是深夜的空气；清晨的空气新鲜、纯洁，深夜的空气宁静、平和。孟子认为，平旦之气和夜气不是自然空气，而是道德之气，仁义之心可以依靠平旦之气和夜气的作用得以生存和发展。平旦之气和夜气之于仁义之心的作用，相当于雨露之于草木的作用。雨露有利于草木的生长；仁义之心也是如此，清晨用平旦之气诱发而生长，深夜因夜气的诱发而生长，所以要养好平旦之气和夜气，否则就会丧失仁义之心，混同于禽兽，“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孟子·告子上》）。同时，养气要善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志气观的精华，强大刚健，合乎义与道，必须坚持长期修炼来养成，“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朱熹解释：“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四书章句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