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明轩
尚明轩（1921—），河南许昌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及其研究中心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顾问、广东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等。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和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研究。
主要著述：《廖仲恺传》（北京出版社，1982）、《双清文集》（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宋庆龄年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1986）、《宋庆龄传》（合著，北京出版社，1991）、《中华历史名人孙中山》（新蕾出版社，1993）、《民国之父孙中山》（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东方红书社，2001）、《孙中山的历程》（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孙中山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宋庆龄年谱长编》（主编，社会科学文献主，2009）、《何香凝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孙中山全集》（主编第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2015）等。在国内外发表史学论文百余篇。
时间：2013年3月13日
地点：北京方庄芳城园尚明轩先生家
口述者：尚明轩
采访者：胡波 赵军
整理者：赵军 胡波
问 尚先生，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您是国内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而且您致力于孙中山研究的时间最长，在国内最早出版《孙中山传》和《宋庆龄传》，对孙中山和宋庆龄及国民党党史均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孙中山研究在您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能否谈谈您与孙中山研究的情缘与心路历程？
尚 我的一生，可以说与孙中山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取得了一些成绩，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酸甜苦辣的经历，以及长期的积累和探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走上孙中山研究这条道路，说来话长。我在幼年时代就喜欢听历史故事，上学以后对历史书就更有兴趣了。我上中学的时候还是中华民国时代，当时国父（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作为教科书的内容来强化我们的学习的。通过自己的学习和老师的教诲，我对孙中山先生非常敬佩。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革命史研究生，对孙中山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理论以及精神人格等，逐步有了深入的了解。当时我有一个理想，希望能够成为孙中山或者民国史的研究专家，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毕业后，我在北大、财经学校
等高等院校任教。当时，教“中国革命史”这门课程，必然要探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革命主张、国共合作等专题。因此，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加之自己前期积累的知识和对孙中山研究的兴趣，以及对伟人孙中山的景仰与崇拜，逐渐走上了终身研究孙中山的道路。
后来，我还在四野部队和团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都是短时间的，一年半年而已。从1956年我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全面深入研究孙中山，到我退休，六十余年研究孙中山的工作都没有中断过，可以说，孙中山研究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包括退休以后，几乎每天看的书、搜集的资料、思考的问题、写作的方向都是围绕孙中山。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孙中山当做牛鬼蛇神，看做是资产阶级的老祖宗批判，要“兴无灭资”。你想想，对孙中山尚且这样污蔑，对孙中山的研究者就不仅仅是走“白专”道路，而是认为你给资产阶级涂脂抹粉，这就是个政治问题，认为你政治立场不坚定。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压力很大，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不能进行，论文和著作都不能发表。我受到批判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就是说我走“白专”道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迫把孙中山研究转入“地下”，利用业余时间，偷偷摸摸地研究孙中山，学习孙中山的著作，搜集孙中山研究的资料，而且从不停顿。我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当时的卡片，那时没有复印、扫描这些设备和技术，都是在资料中一笔一画用手抄下来的。做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理工科是不一样的。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和发现。你看国外，三四十岁的物理学家、工程师比比皆是，甚至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都是在二三十岁，是思维最活跃、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研究出有重大贡献的理论成果或科技创新；但是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历史学，你四十多岁就说自己是历史学家，那绝对是吹牛，因为你没有长期的积累。这倒不是说我们“以貌取人”或“以龄取人”，因为自然科学更多的是与物和实验打交道，而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与人和社会打交道，人是有思想情感和前后变化的，社会更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整体。所以，历史研究者也必须有思想的积淀和生活的经历，再加上缜密的考订和反复的辨析，才能更全面地恢复历史场景，更深刻地体会历史人物的行为和用意。
到了近代史所以后，我参与编撰的第一本书是《五四运动史》，所承担的三章就是从“巴黎和会”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都是集体的智慧，绝不署个人的名字，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史》，也是以编写组的集体名义出版。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的论文就逐渐开始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1979年，我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孙中山传》出版，读者们都很关注，反响还不错，学术界也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孙中山传记。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了第二版，2008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了第三版，今年在西苑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订版，八十余万字，前后一共出了四版。发行量最大的是第二版，有日、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文五个译本，译本都是民族出版社出的，现在每一版我都还有留存。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热”逐渐升温，孙中山的传记类作品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书，所以我的这个版本虽然也有很多不足，但在当时还比较受欢迎。
问 您的这本书也是后来我们读大学时期的必读书目。而且您撰写这本传记也得到了宋庆龄先生的指导和肯定，她还帮您题写了书名，请谈谈您在这件事情上的经历与体会。
尚 是的。我和宋庆龄先生的交往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因为1982年版《孙中山传》的再版和增订，我曾先后多次与她通信，请教有关孙中山生平业绩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宋庆龄先生多次复函及关切指导。我给她的求教信札，是以一个普通研究工作者个人的名义循既往惯例给她发出的，个别有经单位同意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或人民出版社名义。信的内容主要是向她求教并考订有关孙中山生平的若干问题，请求审阅《孙中山》和《孙中山传》书稿，请她题签《孙中山全集》、《孙中山传》和《廖仲恺》三书的书名，以及当面汇报工作中存在和需向她求教的问题等。承蒙她赐予有关文献资料，仔细审阅我的书稿，还曾亲笔对我的文章做出纠正和增补，挥笔为我的书题签书名。从1973年8月开始到1981年1月期间，我收到了宋庆龄先生的复函和来函共九封，这些函件有她亲笔所书者，也有秘书室代书者。九函之信封和信瓤儿原件均齐全，我视为重要的文献文物，一直善存珍藏着。她对我这个后学晚辈多次亲笔复信，答疑解惑，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
问 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您与宋庆龄先生的这些通信，到底解答了您在孙中山研究中遇到的哪些问题？
尚 首先是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时间问题。以前有好几种说法，常见的有三种：1914年10月25日；1914年11月25日；1915年10月25日。为此，我向宋庆龄进行了询问。宋庆龄复函说：“我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间是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办的手续，由和田瑞去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我和孙先生各有执照一张。日本军阀入侵上海时，到故居打开保险箱，取走孙先生许多著作材料，连同结婚签名证两张一起运到日本。”她在信中还嘱告我，在写《孙中山传》中孙宋联姻一事时，“务使关于这件事和《誓约书》在事实上的一致”。
其次是关于孙中山一封电报从何地发出的问题。过去说法不一，我也向宋庆龄进行了求证。1918年夏，为祝贺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孙中山第一次给列宁发了贺电。据何香凝的回忆和苏联叶尔马舍夫著《孙逸仙》一书，都说电报是从上海拍发的，但也有人认为贺电是从广州拍发的。对此，宋庆龄复函说：“孙先生给列宁的贺电，是在上海由他拍发的。孙先生在广州时也给列宁通电、通信。可惜，宝贵的底稿都被陈炯明放火烧观音住所烧去。”
再如，1922年到1923年间，孙中山和廖仲恺同苏联代表越飞进行过会谈。但会谈的时间和经过，各书记载都有不同，以何为准？宋庆龄复函说：“孙先生1923年在上海故居的秘书室内见过越飞，即Joffe，是列宁的代表。接见数小时之后决定为避免租界上各派系中对革命的危险，并决定派廖仲恺先生约越飞到日本会谈，约在日本热海讨论问题，洗硫酸浴以治疗风湿症。他们分别赴约会地。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相约相见并多次讨论。廖仲恺先生去了约一个月。”“此外，以后在桂林北伐时，列宁又派一位亲信和孙先生讨论问题。讨论材料，孙先生派人送交廖仲恺先生，嘱他看后即烧掉。但廖先生看后放在他财政部保险箱内，被陈炯明打进时拿到后就发表了，以为是孙中山卖国材料，发表登在各报。陈炯明命令刊登细节，广泛宣传，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的证据。按照我的记忆所及，每个字印有酒杯那么大，登在上海各报。那天早晨，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类报纸的人，当即拿给孙先生看，他和汪精卫正在图书室里（孙先生已离开 ‘永丰’兵舰在上海了）。”
为了使我便于了解孙中山的生平活动，宋庆龄在复函中还随函附寄张猛著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行》一文。复函曰：“张猛所写回忆，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人们听到关于孙中山先生某些事是不真实的。如澳门的富丽住宅并不是孙中山的，而竟作为 ‘孙中山故居’在向旅游者介绍，它实际上是孙科在广州（任）市长时建造的，而孙先生从未看到过，更不可能说他住过。”这些函件，都是罕见史实的披露和表述，对“孙学”研究的解惑和匡误纠偏、钩沉索隐至为重要。
问 除来往函件之外，宋庆龄还用哪些方式指导您研究孙中山？
尚 1978年10月间，我们担负的孙中山研究各项课题初步告一段落，合作者合议去拜谒宋庆龄，向她求教。我们便以近代史研究所名义写专函请示。她复函曰：“阅您所11月22日来信，请代致谢意，感谢你们担当一项重要工作，开始编写《孙中山年谱》、《孙中山传》、《孙中山全集》等。目前，我正患严重感冒，不能见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这是引为遗憾的。如有任何问题或疑难之处，请书面提出。”
稍后，我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写成书面材料，并附再次请求拜谒一函，交给她的秘书杜述周转呈。1979年5月初，杜述周告知我：“首长约在10日下午同您会见，谈话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小时。”这样，宋庆龄会见了我。我把孙中山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她作了汇报，她慈祥和蔼地就我书面提到的孙中山北伐及同李大钊会面等问题简要地作了回答。宋庆龄雍容大方、平易亲和，她对一介书生的亲切和蔼、谆谆话语，使我深受感动。
问 尚先生，您的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新中国诞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阶段，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研究，谈谈您对中国大陆孙中山研究近百年学术史演变的看法？
尚 孙中山研究从目前情况来看，是在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和近代人物研究中，特色最显、开拓最宽、成果最多、研究人员投入最大的领域。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他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剧变，曾经站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起点，开拓了中国社会前进之路，并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回味与思考的历史遗产。他以丰功伟绩和杰出思想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其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他的英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象征，又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面旗帜，鼓舞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所以，长期以来孙中山一直是史学工作者重点研究和亿万人民关注的人物，孙中山研究也成为一门“显学”。
事实上，对孙中山的研究早在其在世之时就已开始。早在1903年出版的《荡虏丛书》之一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开孙中山研究之先河。这本书是黄中黄（即章士钊）从日本人白浪庵滔天（即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摘录有关孙中山革命事迹之内容译编而成的60页小册子。书中简要介绍孙中山投身革命至惠州起义的历史，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该书出版后，不胫而走，广为传诵，国内不少人读后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 ‘孙逸仙’三字”，于是推崇、归心孙中山者日众，“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从而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发动和传播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产生过颇大的积极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该书的“刊行，终于完成了建立民国之大业”。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该书有着巨大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当时，此书一出即被清政府查禁，与同年出版的邹容的《革命军》一起被列为禁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研究开始逐渐发展。我在2003年写过一篇文章《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对1912—1949年的38年民国史中，出版的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图书做过一个统计，共1780余种，其中孙中山的著作（包括全集、文集、选集等）有242种，阐释孙中山著作的书籍有287种，研究专著（包括生平、事业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军事、法律、文教、思想等）1150余种，传记、简史72种，年谱15种，墨迹、画册12种，还有文学作品3种。此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文章860多篇。
1912年民国建立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期间，涌现了一批孙中山研究、三民主义以及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文集、资料之类的书籍。如高尔柏、高尔松的《孙中山先生与中国》、陈安仁的《三民主义的连环作用》、甘乃光的《孙文主义大纲》、范体仁的《中山先生之生与死》和伍达光的《孙中山先生评论集》以及多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等等，都是一些孙中山本人的著作和有关孙中山的小册子，整体研究呈现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书中论述比较简单，多为节录报刊摘编而成，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比较粗疏浅薄，并且基本上还是从政治上纪念和评价孙中山，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仅有个别著作渐有学术性。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此后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活动的推动，孙中山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孙中山研究，主要显示出三个特点：
其一，除有更多的个人著述外，一些机关团体和官员也加入这一行列，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编写了《孙中山先生年谱》，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于1941年编写了《三民主义问题》等。此外，还先后创办了一些有关孙中山的学术刊物，如孙科于1934年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陈布雷于1940年创办《三民主义半月刊》等，其中有不少是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论著，都直接、间接地对孙中山进行了研究。
其二，在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著述的文献资料方面，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在先后出版的近200种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和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拯寰的《孙中山全集》四册、胡汉民的《总理全集》五册和黄季陆的《总理全集》三卷等。这一工作为研究孙中山思想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其三，研究领域明显拓展。各种形式的孙中山研究著作纷纷印行，较前一阶段有大幅度的增长，并陆续呈现出若干较有分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巨幅专著。诸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陈安仁的《孙先生之思想及其主义》、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和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著、徐植仁译的《孙逸仙传记》等书，均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当时乃至今日历史学界所重视。
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是较好的著作之一。全书把孙中山历史分为10个部分，共34节。作者曾追随孙中山多年，他为撰写该书还和孙中山在上海等地“同居一室”，共同“费了许多日子搜集资料”。由于得到孙中山及其家属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帮助，使用大量的口碑资料，引述许多“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孙中山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叙述颇详，很有价值；并且文字生动，描写细腻，引人入胜。特别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一事，议论亦尚平允。所以，该书1926年出版后曾不断再版。它的最大缺点是，在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往往归之于宗教神学的启示，力图把孙中山塑造成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充满荒谬的唯心史观。
此外还有罗香林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书中大量使用了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许多原始资料，如西医书院学生注册簿、学生成绩簿，同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妇产学、外科学、医学等门考试成绩单与第一学年各科分数表，以及当时香港《德臣西报》、《南华邮报》等的报道，并经过认真的排比、考证。它写得相当扎实，对研究孙中山的早期活动、医术和反清革命思想，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但该书在某些史事的叙述上不够缜密，如对孙中山的学位说法不一等；某些问题论证失当，如对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的时间及修业年限等；并存在像当时其他孙中山著作一样的无限拔高孙中山思想的通病。
高良佐所著的《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叙事比较确切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作者不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广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不足之处是，引用资料多未加标注，难以稽考；下限写至1912年，未能续完全书。
胡去非编的《总理事略》和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也写得比较严谨。作者长期致力于史事的考订，用力颇勤。它们的特点都是以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有志竟成》（即《革命缘起》）一书为纲，以史事为纬编织成书。这两本书，是民国时期我国史学界写孙中山传记时共同奉行的注经式传记写法的代表作。
当然，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综观这一时期孙中山研究者的著述，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亦不可谓不少。主要表现在下述诸方面：
首先，由于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指导，把孙中山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似乎孙中山的伟大气质和革命思想与生俱来，且一直没有发展变化。
在一些学者，特别是官方或带有官方色彩的研究者的论著中，几乎都把孙中山个人作为中心，充满英雄史观和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气息，不能从孙中山的活动中看到历史的要求，看到一个时代的状况，体察不出时代跳动的脉搏，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造成孙中山的活动与时代脱节，同政党、群众分离，其思想发展似乎毫无规律可循。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一些学者出于辛亥革命后政潮迭起、派系纷争的变化，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意抬高孙中山的地位，于是不顾历史真相给予许多溢美、拔高之词。如把孙中山描述为从小就是一个具有伟人气质的神童，形容孙中山“幼时，体颀貌端，气度温和，有若书生。而魁梧英武，使人见之生畏”。还认为“先生之生也，体颀貌端，绝似杨太夫人；气度温和崇厚，对人慈悦若亲，勇于作事，无不良嗜好，又极类道川公”。因此，他“貌像娘，贵极品；性如爷，位极顶”，是位天生的伟人。并明确指出：孙中山“幼时所为，多令父老咋舌，盖具革命性早已显露矣”。有从翠亨村周围的地理环境和“风水”来解释孙中山这一历史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产生等，刻意把孙中山神化起来，树为偶像。无怪乎多年之后还有人为文慨叹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于孙中山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都不甚了了。我们所知道的多只是止于宣传的一些神化，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生动的完整的而百读不厌的”孙中山传记。
孙中山确是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的一代伟人，但他也和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都是社会和时代的产儿。因为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就把他神化，甚至奉为神圣的偶像，加以膜拜讴歌，这和离开历史实际和时代条件，贬低乃至忽视、否认他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中国人民所作的伟大贡献一样，都是非科学的。史学的生命和力量所在是翔实可靠的，远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不可能有价值的。
其次，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掩盖或歪曲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发展，曲解三民主义学说，无限夸大“革命程序论”和“权能区分论”。
从国民党“一大”到孙中山逝世，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孙中山革命思想有重大发展，他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首创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于国家的统一大业，伟绩烜赫，利国利民。然而，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的分裂和对立，以及国民党建立的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俄、中共抱敌视态度，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成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党史研究中一个忌讳的话题，成为“禁区”。在很长时期内，在孙中山研究的大量论著中，对孙中山晚年的辉煌史不仅罕有专门的论著，而且对这段历史或语焉不详，或只字不提，甚至肆意歪曲事实。如提出孙中山认为共产党人“能积极活动，若使之游闲党外，恐有碍于国民党之工作，乃允许而容纳之”。又说孙中山因为共产党人“声明服膺国民党的主义，所以很宽大的容纳了他们”等等。并且，对于与此有关的资料，如孙中山的宣言、函电等亦极少披露，在颇有分量和影响的胡汉民编的《总理全集》中，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收录。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揭橥的政治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孙中山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在民国时期，很多学人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出版了一大批有关的论著。其中最突出的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叶青的《三民主义与民主政治》、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刘炳藜的《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和杨幻炯的《三民主义概论》等等。这些著述研讨的角度虽有不同，作出的解释和说明也各异，见仁见智，互有分歧，但几乎都把孙中山打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继承者，其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意图则是一致的，因而在中国思想界曾产生过不良影响。学术研究旨在探求真理，为了政治目的而不面对现实、不面对真理，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只能是歪曲和谬误，这是为识者所不取的。
“革命程序论”是孙中山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设计的方法和步骤，将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循序以进。“权能区分论”是孙中山把人类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学、不知不觉三种人，“权”与“能”因人的不同而“区分”，是对人民群众的偏见。它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是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权”与“能”机械地加以分割（所谓“有权无能”和“有能无权”），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挖掘了一条鸿沟。林桂园的《国父政治思想体系》、何会源的《孙宪精义》、黄旭初的《民权主义概要》、张铁君的《民权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等书，以及相当多的论文中，在此“两论”问题上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毛病。它们甚至利用和夸大“两论”中的消极因素及理论弊病，为蒋介石强化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寻找理论根据，使之能打着“万能政府”的旗号，将全国人民置于“阿斗”的无权地位，借以剥夺人民应享有的权利。这种研究方法，全在迎合政治形势，论述畸轻畸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孙中山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最后，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论探求。
几乎所有的论著，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和生平著述，多属于史事的概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很少涉及当时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没有把孙中山同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体例也几乎是各家一致，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仅摆出一大堆历史现象，流于资料罗列，类如长编记事，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未能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更有不少是国民党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和历史偏见的应景、应时之作，其内容乃至文字颇多雷同，缺少创见和新意。即使是在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著作中，也由于作者仍不免囿于党派见解，甚至带有某种官方色彩，从而局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绝大多数著作都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已注明者也明显地看出史源不足。所以，它们虽保存和整理了某些方面的史料，却很难说是科学和严谨的学术著作。
回顾民国时期对孙中山的探索和研究，38年间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著述中，种类最多的还是介绍孙中山事业、思想和活动的各种传记、生平以及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从学术水平而言，基本上是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较为单薄，并且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为时人与今人乃至后人提供了某些借鉴和参考。例如在处理现实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上，就有颇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们从当时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时代范畴来说，孙中山研究是属于当代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在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治后，孙中山研究基本上又被纳入国民党党史的范畴，为蒋介石集团宣扬其政治正统观念服务。不少史书削足适履，掩饰篡改，以致往事面目皆非，背离历史真相。在研究目的上，较多地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在研究内容上，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甚至把历史与现实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更有甚者，为着现实政治的需要，突出现实性，只注意适合需要的材料，不是全面地占有和研究材料，却忽略乃至违背科学性。正由于孙中山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政治性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集团的巩固起了作用。毫无疑义，学术研究当然要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努力发挥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这一取向是没有问题的，值得肯定的。但如何把现实性与科学性很好地统一起来，从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的现象观察，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其经验和教训很值得引以为鉴。
问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的历史环境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话语体系之下，孙中山研究的面貌是否有所变化？
尚 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陕甘宁边区就已经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当时，延安和大后方一些认真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为当时种种客观条件和不良环境所限制，但还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各个角度对孙中山进行专题研究，并做出了一定成绩。如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和侯外庐的《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等书，程度不等地对后来（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孙中山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篇幅仅72页的小书《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着眼于中国革命的整体，把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放在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分析考察，指出其一生各个阶段的特点及其中所包含的弱点，写出了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新旧转变阶段不断奋斗前进的可贵精神。该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研究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最初尝试，属于开创性成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中山研究起了启发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学人对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出版的专著、论文成倍增加。据粗略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孙中山的研究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和相关的图录等，就有600多本，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资料等已有10000多篇。并且，作者队伍日益壮大，还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建立了两个专门的研究所，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市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单位成立了数十个研究学会或研究中心，汇集了众多研究人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它的发展道路却颇为曲折坎坷，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一直在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
1956年，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也作了很多相关的深刻论述。1961年举办的大规模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活动，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新得到贯彻，既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各种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近两百篇研究和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出版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和王学华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两种著作，并编辑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上下卷、《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等论文集或资料集。但这个阶段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是初步的，是粗线条、轮廓式的，大量的问题仅仅提了出来，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讨，有些重要问题如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尚未涉及，存在很多空白点。
尽管如此，对孙中山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对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革命活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的形成、基本内容、发展过程等问题，还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方面，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体，既含“排满”谋反的成分，又寓维新变法的因素。但是，在改良因素和革命因素何者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则有争论。有的文章认为，1895年前“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持异议者的文章则说：孙中山要求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含有改良主义成分，但已脱离了改良主义的范畴，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不能因为其某些思想与改良主义者类似而断定他在甲午战争以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至于孙中山走过的道路，共识是从改良到革命，但对其革命思想的确立时间则意见不一：一种观点认为，1895年前孙中山已初具反清革命思想，兴中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提出，便是他“革命活动的开始”；另一种观点则说兴中会成立时其“革命思想比改良思想占了较大比重”，但直到1900年惠州起义，“他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处于压倒性的主体地位”。
在三民主义方面，学者们赞同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定性，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时期。但在分析、阐释其形成、内涵及意义时，却存在着不少歧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有无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如何认识孙中山倡导的“大亚洲主义”，对“五权宪法”和“建国大纲”政治纲领怎样评价，以及“平均地权”的思想渊源及产生缘由等。
在哲学思想方面，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庞杂而又充满矛盾，含有不同程度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但是究竟是以唯物主义还是以唯心主义为主，观点则不一。有的论者认为，其“紧紧接近于唯物主义，虽有唯心主义成分毕竟是次要的”。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方法论、自然观和认识论，以及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上。而有的论者则说，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因素并未占到主导地位，这体现在世界观是二元论的，或者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时常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发挥”。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讨论。
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相对来说比较深入，也提出了一些很能发人深省的问题，从而为学者们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正常的学术活动都受到破坏，孙中山的研究在这种扭曲的大环境中也随之横遭压抑，完全陷于冷漠枯寂和停滞状态而无所作为。在这10年间仅有6篇有关孙中山的文章，6篇中除了宋庆龄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之外，其余的大多都没有正确的论述，更缺乏学术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大陆正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研究环境宽松，广大研究工作者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解放，从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对孙中山的研究也开始从反思走向复苏和发展。
以1979年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和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为契机，继之受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孙中山研究枯木逢春，并日渐升温，逐步高涨，一个研究孙中山的热潮随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专著如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张磊的《孙中山论》、刘兴华的《孙中山先生思想论稿》、李时岳和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萧万源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等相继问世，大量的论文、档案资料、回忆录等纷纷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中出版专著近30部，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总和的10倍；发表论文有1200余篇，为过去总和的6倍。这一时期孙中山研究出现了热烈的气氛，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新景象。
从已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对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开拓和新的进展，质量有很大的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明显的扩大和加深。例如，注意到了研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所进行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斗争以及他丰富和发展了三民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对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和实业建设，对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的表现和历史作用，特别是原来异常薄弱或过去忽视的课题，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填补了一些空白。中外学者对此多有赞誉之词。研究者还撰文论述了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共的关系以及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并做出较过去更为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且敢于畅抒己见，展开讨论，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发展脉络比较清楚地呈现出来。又如，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孙中山和他代表的阶级的研究，也较以前有明显的进展。至于有关孙中山和他同时代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像黄兴、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章太炎、宋教仁、邓演达、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以及日本人宫崎寅藏、梅屋庄吉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对孙中山活动的对立面，像清政府、立宪派、南北军阀、帝国主义等课题的研究，也有加强的趋势。无疑，这将大大有利于拓展研究孙中山活动的社会历史领域，进而客观、公正地论述和评价孙中山，从而就打破了长期存在的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陈旧框架，解除了正统史观的束缚。
在孙中山思想研究方面，表现得更为系统和深入，课题也较过去广泛，特别是有关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学者写出了许多探讨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一些问题上展开讨论，取得许多有益的成果。研究的重心已从辨析其属性拓展到具体内容的探析。研究者较过去进一步探讨了“生元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知行观以及民生史观。对其中的唯物和辩证因素作了更多的发掘，提出了有异于传统观念的新见解。过去，比较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自然观、认识论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则主张唯物主义在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认为孙中山的自然观、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二元论的。这一新观点在争论中占了优势。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即民生史观，有的研究者认为它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思想”，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要具体分析。其实，民生史观中包括有正确的、合理的方面，它反映出孙中山这位伟大的先驱者探索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所表现的理论勇气，以及对人民生活的热诚关注。哲学思想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孙中山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化。
在三民主义的研究上，也有了新进展。研究者在对三民主义作了个案研究后，又把它摆在特定的历史范畴里进行宏观的研究，探究了它来源于何种文化思想的问题。有的强调其“主要是用西欧、美国、日本资产阶级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的”；有的则论述发展了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吸收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和中共当时的民族纲领”，加以改造而形成的；有的研究者阐释了三民主义承上启下的关系，分析孙中山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铸新淘旧的工作，指出他对中西文化思想皆有继承，并有所批判、改造和创新，进而独创出自己的思想体系。此段时间的研究，较前详细地探究了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从而说明了三民主义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真实地认识孙中山的思想。
在家世源流问题上，孙中山的祖籍究竟在何地？1949年以前即存在“紫金”与“东莞”两说。有论者以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香林的“紫金”说不能成立，认定翠亨孙氏是源出于东莞。至于孙中山是否是客家人，也是一个长期以来颇有争议而迄今又尚未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抒己见，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探讨，发表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文章。应该说，有的论者根据各种资料考证所得出孙中山不是客家人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可信的。
这一阶段的论文，还探讨了过去尚未论及或论述较少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军事思想、法制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等，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观点。
在编纂出版《孙中山全集》和有关各种资料方面，研究者也给予很大的重视，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孙中山全集》11卷，共500多万字，是当时中国大陆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一部文集。它吸收了已有各种版本的孙中山著作的成果，集过去之大成，而又有许多新的补充和发掘；并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孙中山生平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发展过程，改变了以往分门别类的编排方法，而一律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还在底本选择、考证辨伪、文字校勘、注释、题解、翻译诸方面，精心斟酌，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该文集已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再版发行。此外，其他如《临时政府公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黄埔军校史料》等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资料，也先后整理、出版，这些均对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段时间中，随着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学术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恢复和增设，一支孙中山研究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其中一批中青年研究工作者正在迅速成长，并崭露头角，他们的新颖观点为开展学术争鸣增添了牛气。同时，统一祖国的号召也使各界人士更加关注孙中山研究，从而促使一些从事教学、统战或文艺工作者也越来越热心地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几年连续举办的多次学术讨论会、报告会等活动的相互切磋和促进，这支孙中山研究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已发生明显变化。
此外，孙中山研究工作者的海内外学术交流，自1979年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后连绵不断，热潮迭起。先后举行过数十次有关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等的学术讨论会，平均每年有一次。其中影响较大者如1984年广州“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5年3月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11月中山市“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论题涉及面广，专题研究色彩颇浓，且采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使一些理论问题得以突破和深化。有的会议还总结了研究的现状，对深入研究提出了导向性的建议，促使孙中山研究更上一层楼，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与此同时，孙中山研究者出国讲学、访问以及合作研究、翻译出版外国学者的孙中山研究著作等，也日渐增多，日趋活跃。这些学术交流对沟通信息、交流数据、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推动和促进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有所更新，研究成果增多，学术论著的撰写和出版也逐渐呈规模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的孙中山研究者，或聚会于异国他乡，或研讨于中山故居及有关城市，交流资料、切磋学术，相互之间介绍和交流海内外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活动频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对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开展极为有利。
1990年8月，在孙中山故乡翠亨村举行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近百篇，选题广泛，涉及面大。这次会议实现了海峡两岸学者面对面交流，共同秉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切磋学问，增进理解。会议揭开了新阶段孙中山研究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后，从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开始，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势头持续高涨，向前推进。对于孙中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较上阶段更为具体细致；将孙中山思想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论述，视野不断拓展，题材广泛，一些专题研究有所深化，研究难点开始突破；对立面的研究少了定性，多了史料的剖析，并取得了进展；逐步摆脱了政治框架的束缚和主观因素的干扰，更加学术化；拓宽了史料发掘的范围，档案报刊、文史数据以及照片、题词、墨迹等均有新发现，并催生了新成果；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比较研究、心理学、社会学方法和“动静态互动模式”等的运用，丰富了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领域；学术氛围也宽松，不同观点能相互切磋。因之，成果显著，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虽然在所探讨的问题中也不乏大的争议，但这正是孙中山研究有重要突破的象征。对问题展开热烈争议，各抒己见，正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动力。
思想研究一直是孙中山研究的重点，成果不少。三民主义（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为研究的焦点。其中经济思想包括很多极有意义的东西，现实性也很强，更是学人深入研究的课题，成果较多。
21世纪初的近几年间，孙中山研究开始有些萎缩和低落，与20世纪80到90年代相比，逊色不少。从2006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所举办的国际性孙中山学术研讨会的文章看，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有明显的下降。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主要是由孙中山研究成果累累、难以再出新作的畏难思想认识所致。研究无止境，我们应面对现实，力促扭转，继续前进。
问 您刚才从宏观上评述了孙中山研究的基本状况，那么，在具体问题研究上，改革开放后有哪些突破？主要争论的问题有哪些？
尚 这一阶段中，出现的热点及论争有以下诸方面：
一、关于“大亚洲主义”与亚洲观。
孙中山鼓吹的“大亚洲主义”，早有论者认为它的主要趋向是反对帝国主义，提倡一种与西方列强的“霸道文化”相对立的观念，实质上并不具有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其缺陷是未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对其抱有幻想。有人将其誉为“孙文学说关于东西文化和亚洲问题的总纲”，“实质上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问题”。对其持异议者则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遗产，既有积极意义又带消极意义”，它是孙中山兴亚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有别于日本国权主义者的观点，但其本身并非一个严密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至于孙中山的亚洲观，其内涵应包括亚洲的复兴是必然趋势、振兴亚洲是亚洲人的责任、解决中国问题是复兴亚洲的第一步和特别注重“中日合作”与“中日联盟”四个方面。
二、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
1996年，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等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召开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都召开了与这一主题类似的研讨会。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结合起来研究，成为90年代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指出，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对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规的“认同”，创建民主国家的认识，又包含在社会发展上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端的“超越”思想。有的论文指出：近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毕生的革命活动，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与实现近代化，他的近代化思想“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中最先进的，没有或很少有人超过他”。研究者还从近代化（现代化）这一角度，具体探讨了孙中山在政治、经济、社会、农业、教育、法律、科学、军事等方面的思想，成果颇多，堪称热点。
三、孙中山与日本。
这个问题是研究中的难点。在这一领域中，连续出版了多本研究专著，如俞辛焞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等，说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难点有所突破。它们按时间顺序探讨了孙中山在各个重要时期与日本各界人士的错综复杂关系，认为孙中山“期待日本援助，是利用外援以达到革命目标”，而日本方面，尤其是军部和浪人，“则无疑是妄图利用他们的被支持者，达到对华扩张的野心”。两者的根本目的始终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在部分问题利害上有时又暂时一致，“即两者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其手段和方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时一致”，说明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而在实践上又往往表现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此外，孙中山与《中日盟约》、孙中山的对日观、孙中山的对日战略等，均成为学人探讨的焦点，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四、孙中山与世界。
孙中山既是中国的世纪伟人，也是世界伟人，他领导的民主革命与世界紧密相连。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外文资料的发掘，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学人们的视角逐渐向世界拓展，论题不限于日本，还涉及孙中山的世界观，孙中山与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与韩国，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孙中山与德国，孙中山与美国等方面，并且都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2004年出版了林家有等主编的《孙中山与世界》一书。
五、其他。
在专题研究日渐深入和研究力度加强的情况下，诸如孙中山与近代军阀关系、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思想、孙中山与中西文化、孙中山与振兴中华、孙中山思想与华人世界、孙中山与21世纪、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孙中山与黄埔军校、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等课题，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取得了程度不一的进展。这说明研究视野在不断拓展，又进一步填补了一些空缺。此外，学人视域宽广，研究的内容已扩展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国家统一思想、“以党治国”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人口思想、文化思想、宗教思想，以及其他如救荒、慈善、舆论宣传、行政管理、宪政、工运、货币、监察、民主、生产力、出版、侨务、和平、青年、妇女、外交等思想亦多有涉及。至于孙中山的生平活动与事功，很多是这个阶段新开掘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这些专题依然是热点，并逐渐向更细的微观研究方面拓展。
在这一阶段中，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和一批《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十册）、《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丛书》（八册）等相继问世，反映了孙中山研究的继续向前推进，显示了当前研究的水平和新进展。孙中山研究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问 孙中山研究如此繁荣，硕果累累，是不是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请您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了解，谈谈孙中山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尚 当然，这一时期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非说明孙中山研究已经“大体完成”，很难有更多工作可做了。事实上，它同应有的要求尚有差距，这些研究成果既不能反映应有的学术水平，也不能满足研究、教学工作的需要。孙中山研究与世界上一些革命家研究的成果，如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一世等，仅就数量来看，就差之甚远。就质量而言，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还存在着弱点和不足之处。
当前在孙中山研究上，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鲜有突破，有一些课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在评价的问题上尚存在偏高偏低的现象，离开历史条件去苛求者有之，溢美的倾向亦有之，且近年有所发展。孙中山的国家建设、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仍需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和探究。过去畏忌、敏感的问题，如同前苏联、共产国际、中共的关系等，近年虽有新的探索，但研究仍不充分，特别是近年开放的史料 [如文献资料与档案文件合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数据丛书》等]尚未充分利用，致使真正具有较高水平、题材新颖、富有创见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而现有的几本孙中山传记都比较简略，尚未见到一部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称，得到学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富有创见又精彩成熟的鸿篇巨制。
尤其是有的研究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出现学术的浮躁病，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现象”。有些文章东拼西凑，缺乏新意；有些文章追风应时，说来说去都是些早已被人说过多少遍的话，内容也大同小异，不能真正帮助人们将认识提高一步，出现过多过滥的重复之作。个别科研人员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甚至还发生过某些学术不端行为，出现抄袭、剽窃、炒冷饭、翻烧饼等现象，某些论著质量堪忧。
所以，从现状看，孙中山研究仍须继续努力，在甘心坐冷板凳、从事艰辛探索时，既要加强宏观的考察，又要加深微观的剖析，并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其更加深入和扩大。学术贵在创新。今后的孙中山研究，将越来越趋向于全方位发展，同时连同其他诸种思想、革命业绩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期盼着能继续不断创新，努力创造精品力作，推动“孙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问 那么，您认为在过去的研究和基础上，下一步应该怎样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
尚 我认为，要注意把孙中山更加紧密地放在历史时代中考察。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位英雄，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他们的心路和行迹只有在时代的映衬下，才会显得清晰。孙中山的一生联系着中国近代史的整个过程，在与历史时代的同步考察中，通过新的理解拓展新的视角、新的切入点，以求新的观点问世。
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主革命，他所走过的道路，不仅是在中国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而且也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历史现象。只有把他的一切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中，把他同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相对照，把他同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家相对照，把他同今天第三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相对照，才能寻求其渊源，了然其来龙去脉，探明其相互影响，辨出其各自特色，从而透视出孙中山的主要事迹和言行同当时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应进一步探究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关系。譬如儒学、西学、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对孙中山的思想发展有所影响，对此宜深入研究。
孙中山的中国建设和管理的思想也十分丰富。他的经历、他的国际交往、他的渊博学识，决定了他这方面的思想也是一座宝库，需要花大力气研究和探讨。这是未来孙中山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孙中山足迹遍及五大洲，朋友满天下，他在亚洲各地、南洋群岛及欧美大陆都留下了足迹，曾和不同的国家及各国许多人士打过交道，参加或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因此，对孙中山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涉及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内容丰富，头绪纷繁，范围相当广泛，故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孙中山一个人经历的横断面上，而应把他纳入当时的社会历史范围之内，把他置身于当时中国与世界的特定历史背景中，从纵深的历史发展轨迹里进行研究。不仅如此，还要把他的思想和活动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同当时中国和世界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研究孙中山的一些主要问题，从而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人物的言、行诸活动及其作用和影响，促使研究向更加理性、科学的方向前进。
同时，还应看到，孙中山既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但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凡人，他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是奔流热血的普通生命。孙中山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鲜明的性格特点，是个深深根植于普通人之中的一位“大写的人”。他和任何伟大人物一样，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的发展过程，也有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性。不能把他神化或偶像化，更不能供奉到神灵的殿堂。应该抛掉一向把伟人视为完人、圣人，并为尊者讳的习惯思维方式，平心静气地、客观地检讨其思想的新旧、政治的得失，把他置于社会的、个人的矛盾漩涡中进行如实的剖析，更为理性地评价这一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少，如他和群体的关系，他的生活、个性，他与朋友和家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以及他的感情、思绪等，仍有不少的工作要做。
还有，应该进一步重视史料的发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的突破性发展，必有赖于史料的发现。国外有某些外文报道仍藏之深闺，有待发掘。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所藏《中西日报》，美国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所藏中国国民党档案和《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等，以及民国初年上海出版的近百种报刊，均有未曾使用过的颇具学术价值的孙中山的史料，这说明史料的发掘仍然大有可为，尚需继续努力。
问 能否结合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心路和当前思考，对孙中山先生做个评价？
尚 孙中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应该挣脱旧有评价的框框，联系今天中国的国情，联系世界的形势，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公允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归还历史的真实。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首先，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来看，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几乎是孑然一人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不仅推翻了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民主共和国，将帝王时代带到现今世界，实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飞跃。他在革命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胆识，促使他在时局变化的重要关头，能够在诸多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表现出政治敏感性和革命坚韧性，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他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宗旨，但他追求的共和国模式以及革命方法和手段却不断变化。开始他师法美国，钟情于美国民主制度；随后又毅然将目光转往北方，转向胜利的俄国革命。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和发展三民主义，注入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他开辟国共合作之路，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强调重视民权和民生，也就是说要实现人民主权和改善人民生活；在民生方面又特别强调“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
其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本身，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开拓了前进的道路。孙中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的大事，特别关切大众的生活和重视农民问题。他借鉴欧美诸国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案。他把改善国贫民瘠状况的理想和计划规定为革命的纲领，构成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他经过考察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深入研究后，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的方略——《实业计划》。书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且富有远见的思想和主张，并规划和提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蓝图。它是使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的大规模建设规划。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提出的和平发展、改革创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经验和长处，与世界接轨等思想和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初步探明了道路和方法。他所探求和绘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案，既反映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着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见解。
再次，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还是亚洲乃至世界被压迫民族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正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孙中山个人周游世界的阅历和斗争的需求，使他具有超越前辈和比同时代人更为广阔的眼界，使他在毕生的革命活动中，不是把革命仅仅局限在中国范围内，而是始终满怀热忱地注视世界大势的发展。他把自己领导的革命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并与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不但使其思想和活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促进和推动了如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潘佩珠、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及日本、印度等亚洲一些国家爱国志士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从此带有直接的世界意义。
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上进行分析，我们过去低估了孙中山与列宁的关系。实际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行不悖，应该都被看作是社会改造的一种选择，很难有谁高谁低之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和平发展思想，强调世界的不可分性以及洞察全球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故步自封、必须开放又定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提出的世界和平的前提应是中、日、美合作的战略远见等，均具有重要、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应深入探讨和借鉴，从中吸取有益于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精髓。
再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看，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并且给“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赋予了新内容和新的时代寓意。他把理想社会，看作“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这一直是孙中山的最高理想。他的文化史观在积极方面是发展进化的，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这在20世纪初是很突出的。他称颂社会互助、呼吁国际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调和社会矛盾与和平世界的和谐社会理论。他与亚、欧、美三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友好进步人士有着友好的交往和亲密的关系。正因如此，孙中山获得全球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在全世界均享有巨大的声誉，受到普遍的尊崇，是现代世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受尊崇爱戴的伟人之一。他在近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无人能出其右，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我们都公认，在当今的新世纪，世界上真正重大的、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述过，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因此，我们回顾和研究孙中山关于人类进化发展的国际互动、互动理论，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可以借鉴、启迪的重大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孙中山又是一位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向往者。孙中山毕生都在学习西方，是为救国而虚心学习外国的。他的思想旨趣是博采众长，吸收世界先进思想为我所用。孙中山在向往、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表现得较为显著。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早在1903年12月，孙中山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企盼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之后，他终其一生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还曾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为理想建设国家。
孙中山之所以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非偶然的，这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和研究的结果。孙中山早在1897年在英国伦敦时，就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的人”，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的探索和研究。孙中山曾称此时“始知徒使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运动也”。之后，孙中山在1897—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05年年初，孙中山由美国抵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同年5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避免其种种弊端”。这就是中国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们糟粕的牺牲品。这样，“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说，他要与第二国际各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之父，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创人，又是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向往者。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可以说，孙中山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就是现在也仍旧带有启导和借鉴的积极意义，仍旧带有开拓未来的潜力。我们公允评价并探索孙中山，弘扬他的思想和精神，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把历史当作艺术品来欣赏，而是将世纪伟人的伟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从中吸取聪明智慧，去面向未来，使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生活得更美好。
问 尚先生，您当前正在做什么研究工作，思考什么问题？
尚 现在我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工作也还在继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在2015年完成的《孙中山全集》编纂工作，一千多万字，我组织了一个班子，包括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们也参与了进来，现在主要就是做这个工作。另外就是一些日常的研究工作，有报纸杂志邀的文章，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给高等院校的青年学生开一些讲座等等。
最近我在思考的是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我觉得现在应该加大力度研究。孙中山关于中国建设和管理的思想也十分丰富，他的经历、国际交往、渊博学识决定了他的思想是一座宝库，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和探索。孙中山曾就清末民初的社会政治根源做了最鲜明而深刻的阐述。他在1893年所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就明确地说道：“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发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当然，20世纪百年灾难有人为的也有自然的原因，但是这些应该说与孙中山所说的这个原因是有关联的。诸如此类的国家建设和管理思想，应该是未来孙中山研究的一个方面。
回眸我的研究历程，我在这一领域摸爬滚打、上下求索、执著坚守、心无旁骛。我年复一年地埋首资料堆中，孜孜矻矻，潜心探究，锲而不舍地做着一些工作，取得了点滴小成就。我对择此专业充满乐趣，无怨无悔。现虽耄耋老迈，仍以这一课题为伴，每天几乎手不释卷地翻修旧稿，增进新知，它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推动我夕霞奋耕，笔耕不辍。
问 感谢您接受我们“孙中山研究口述史”课题组的访问。
尚 也谢谢你们为孙中山研究所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