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一些根本性的竞赛规则。无论以不成文的习俗形式（如在封建庄园里），还是以成文的法规形式发展，它们都具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提供一个产权结构（即规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权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这第二个目标导致一组公共（或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用以降低规定、谈判和实施构成经济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与发明法律、司法和防御制度有关的规模经济则是文明的根本来源；在第一次经济革命以后的一千年间所创造出的国家，乃是以后一切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定居农业出现后的一万年，在历史上追溯起来，出现过一幕幕大多由国家统治者或其代理人所导演的战争、杀戮、剥削（不过是有限的）、奴役乃至大规模的屠杀，但仍必须着重指出，一个国家对于经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历史上，个人在国家——虽然它可能是剥削性的——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所作的选择对国家是有利的。凡是有规章便比没有强。再者，把规章定得令人讨厌、毫无生气对统治者也没有好处。

这些目标有以下三个重要含义。

1.总的说有两个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标含有一组旨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完全有效的产权；第一个目标试图规定一组基本规则，能使统治者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收入（或者，如果我们希望放宽有关单个统治者的假定，则为最大限度地增加以统治者为其代表的团体或阶级的垄断租金）。从古埃及王朝的再分配社会、希腊和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庄园，在统治者（及其团体）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结构同减少交易费用和鼓励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一基本的二元结构，是社会未能经历持久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我将在这一章的稍后部分，对它进行更详细的考察。

2.造就用以规定和实施一组产权的基础结构，需要授权于统治者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不完全相同，统治者规定一组规则，而要与其目标一致的代理人去执行。 ^[17] 不过，统治者权力扩散到一定程度，代理人便不完全受规章约束。其后果将是统治者的垄断租金减少。我们通过考察经济的几部分交易费用可以预示这一官僚制度的结构。

3.统治者所提供的服务有不同形式的供给曲线。当某些服务是纯公共产品时，另一些服务则为典型的U形成本曲线，反映平均成本上升超过了某种产出。保护的成本曲线与国家的军事技术有关，并说明当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税收增值时，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是“有效率的”。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从封建时代分散的小政治组织到民族国家，军事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变化在形成供给曲线上起了重要作用。 ^[18]

为解释国家规模变动而提出的两个局部性理论，是与上述边际条件一致的。威特福格尔的水力社会（1957年）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垄断，具有由一个综合用水制度的不可分割性所派生的规模经济。弗里德曼关于国家规模和形式的理论（1977年），探讨税收类型同国家规模和形式的关系，论证：如果贸易是主要的政治税收来源，结果可能造成一个大国，租金可能意味着小国；而劳动则可能意味国家有封闭的疆界，或在文化上是同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