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群体的情绪与道德
提要：
1.群体的冲动、善变和易怒。所有外在的刺激因素都能支配群体，支配反应还会不断变化/鼓动群体的冲动相当专横，湮灭了对个体利益的追求/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种族的影响。
2.群体易受暗示，易轻信。群体服从于暗示/群体会把心中的想象都视为现实/对于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为何想象都是一样的/在群体中，饱学之人与无知白丁毫无差别/群体中个体被想象摆布的几个实例/群体的证词没有可信性/对于建构事实来说，众口一词是最糟糕的证据/历史著作几乎没有价值。
3.群体情绪的夸张和简单。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总是选择极端/群体的情绪总是过度。
4.群体的偏执、独裁和保守。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群体面对强大权威时的奴性/暂时的革命本能，并不能阻止他们走向极端的保守/敌视变化和进步是群体的本能。
5.群体的道德。根据受到的暗示不同，群体的道德水平可能比构成她的个体高得多，也可能低得多/解释与实例/利益往往是独立个体行事的唯一动机，却很少能左右群体/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概略地指出了群体的主要特征后，我们仍需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可以说，群体的某些缺点，比如冲动、易怒、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情绪极端等，都能在初级进化程度的生物身上看到，例如原始人和儿童。不过，我这里只是顺便一提，这并不是重点，本书内不做论证。更何况对于了解此状态的人而言，根本没有论证的必要，而对于那些不了解的人，论证再多他们也不会相信。
下面，我将论述大部分群体身上可以看到的特征。
1.群体的冲动、善变和易怒
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曾说过，群体的动机几乎是完全无意识的。毕竟影响群体行为的是脊髓神经，而非大脑，在这方面，群体和原始人相差无几。群体可以做出十分完美的举动，但这举动却不受大脑支配，而是由他们受到了什么刺激来决定。所有刺激都能支配群体，且这个过程还会不断变化。群体完全听命于刺激，虽然独立的个体也会受到刺激的影响，但个体因为有大脑的提示，总能告诫并约束自己不能屈从，不能完全丧失独立性。按照生物学理论，独立的个体拥有影响思考与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没有。
根据刺激不同，控制群体的冲动既可能是仁爱的、英勇的，也可能是残酷的、胆怯的，但这冲动必然极为强烈，以至于超越了个人利益，甚至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产生刺激的因素千变万化，因此，臣服于此的群体也会十分善变。由此解释了，为何我们会在极短时间内，看到群体从最嗜血、最凶残的样子，变成最宽容、最英雄的状态。群体很容易成为刽子手，也很容易舍生取义，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血流成河。想知道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到何种程度，我们不需要在英雄辈出的历史中回溯，揭竿而起的人从来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只要看看不久之前备受关注的布朗热将军，就能明白这一点，他只要下达一个命令，就会有数以万计的人为他的事业奉献生命。
所以，群体是根本无法按计划行事的。他们可以先后被彼此对立的情绪激发，但永远被眼前的情绪左右。他们就像是被狂风卷起的树叶，可以向每个方向飞舞，但最终都会坠地。下面我们在对革命群体进行研究时，会列举一些群体善变的实例。
群体的善变，让他们难以被管理，特别是当公共权力落到群体手里的时候。一旦生活上的需求不能再发挥调节功能，民主也就无法继续维持。群体会有许多疯狂的愿望，但这些愿望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没有能力计划或思考任何长远的问题。
除了冲动、善变之外，群体和原始人还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不想看到任何阻碍。群体的庞大，让他们自以为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因此无法忍受存在阻碍。对于群体中的个体而言，不存在“不可能”这个概念，而独立的个体却会很清楚，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焚烧宫殿或抢劫商店的，所以即使他很想这样做，也能很快抵挡住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后，他会意识到人多势众所赋予自己的力量，他很容易冒出杀人或劫掠的念头，且这诱惑难挡。那些在实现欲望过程中出现的障碍，都会被群体暴力摧毁。人类是能够持续处于狂暴状态中的，准确地说，对于欲望总是受阻的群体而言，狂暴就是他们的常态。
种族的基本特征，是一切群体情绪的永恒源泉，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善变都深受其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群体都是易怒又冲动的，但程度会有很大差别。比如，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惊人，法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25年前，仅仅因为公布了一份让某位大使蒙羞的电报，就引发了一场暴乱，进而演变成可怕的普法战争。几年后，谅山地区发生的一场并不重要的败仗，又引发了一场新的暴乱，并导致了法国政府突然倒台。而就在同一时间，远征喀土穆的英国军队遭遇了一场惨痛的败仗，却只在其国内引发了轻微反响，甚至没有一位大臣为此下台。
倚仗群体，人可以迅速地站在巅峰，但这形同在悬崖边散步，你必须得小心翼翼地避开塔佩亚岩石（古罗马的巨石悬崖，罗马王政和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会把最恶行昭彰的罪犯从这个悬崖上扔下去处死），否则迟早会坠落深渊。
2.群体易受暗示，易轻信
在定义群体时我们说过，他们的普遍特征之一，是极度容易受到暗示。我们之前也曾指出，在一切人类群体中，暗示都具有传播性，正因如此，群体的情绪总能迅速转变方向。群体处于一种时刻满怀期待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接受暗示。只要提出一个建议，通过相互传染，就能成为群体所有成员的想法，这时即使是很扭曲的群体意愿，也能转瞬化为行动。
在暗示作用下，进入群体大脑的念头会轻易成为现实。无论是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毫不犹豫。群体的一切行动，都取决于刺激他们的因素是什么性质，而不再像独立个体时那样，取决于行为与达成行为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而这二者很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可以说，群体一直徘徊在无意识的边缘，很容易屈从于一切暗示，像那些毫无理性的生物一样释放着激情。况且群体毫无批判能力，所以除了轻信之外，也没有其他选项。在群体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所以他们会编造并传播最离奇的神话和传说。牢记这一点，有助于了解群体在胡编乱造方面的能力。
群体之所以容易流传出各种传说，不仅是因为他们极易轻信，还因为他们特别擅长曲解事件的真相。哪怕是群体亲眼所见的最简单的事实，也会很快被传播得面目全非。群体只能凭借形象来思维，而形象本身又会引发出一系列与自身毫无逻辑关系的形象。比如，有时我们会因为忽然某个事实，而产生一连串异想天开的念头。我们的理性会发出提醒，告知这些形象之间没什么关系，但群体通常对此充耳不闻，还会将被想象扭曲了的事实与真实事件混为一体。群体几乎无法区分主观与客观，他们会将头脑中产生的形象当作现实，尽管它与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没有关系。
群体歪曲事实的方式，似乎应该是多而杂乱、各式各样的，因为构成群体的人们性格各有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相互传染的结果，群体中所有人都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连歪曲事实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当事实被群体中的某人第一次进行歪曲时，便出现了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当所有十字军官兵都看见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之前，在场的某一个人肯定最先发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编造出的奇迹得以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集体幻觉，其原理正是如此。因为有成千上万人看到了这种现象，所以集体幻觉几乎具备了和真相一样的特征。
要想反驳以上论点，不能依靠群体中个体的素质，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的那一刻起，饱学之士与无知白丁就同样丧失了观察能力。
这个结论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想要研究透彻，必须调查大量的历史事实，而不能只参考几本书的论述。当然，我不希望读者误以为这是个不严谨的结论。所以接下来，我会举出一些例子，它们是从无数案例中甄选出来的。
下面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场集体幻觉的受害者，就是群体自己。在这个群体中包含着形形色色的人，既有无知的，也有博学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海流》一书中也提到了此事，后来还被《科学杂志》引用过。
护卫舰“贝尔·波拉”号在外海巡航，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天气正好，阳光明媚，视野良好。突然，执勤兵发现有船只发送遇难信号，官兵们赶紧朝着信号的方向望去，所有人都清楚地看见一个载满了人的木筏，正被那艘发出信号的船拖行着。德弗斯司令立即下令放下一艘小船前去营救，在接近目标的途中，小船上的官兵们还能看到“有一大群生还者，他们正拼命挥着手，还能听到许多嘈杂的哀号”。然而，这只是一场集体幻觉。在到达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只找到了几根树枝，上面盖着许多从临近海岸漂来的树叶。在如此明确的证据面前，幻觉消失了。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集体幻觉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一方面，群体处于期待状态中；另一方面，有人提出了一个暗示，在这里，暗示表现为发现有船只发出遇难信号。通过相互传染，在场无论是军官还是水手都接受了这个暗示，于是形成了集体幻觉。
亲眼所见的事实被扭曲，与真相并无关系的幻觉取代了真相——想要在一个群体中产生这种状况，并不需要太多人。只要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能构成一个群体，其成员即便都是杰出的学者，他们也会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作为个体时拥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瞬间就消失了。心理学家戴维先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而他的这个案例，就刊登在最近的《科学心理学年鉴》上。戴维先生召集了一群优秀的观察家，其中包括英国杰出的科学家华勒斯先生。在让他们检查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记号后，戴维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了灵魂现形的过程，并让他们将其记录下来。在这些优秀观察家写下的报告中，全都认定自己观察到的是超自然现象。这时戴维先生告诉他们，这其实不过是简单的骗术。这份文献的作者写道：“戴维先生这项调查的最惊人之处，并不是戏法本身有多奇妙，而是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都是极端错误的。”他说，“显然，即便有大量证人同时目击，也可能呈现出完全错误的关系，但如果他们所描述的现象被人们相信了，那么这现象也就不再只是个单纯的骗局了。戴维先生采用的方法十分简单，而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真敢这么干，他对于群体思想似乎有一种影响力，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并没看见的东西。”这里实际起作用的，仍然是催眠能力。然而，这能力竟然能在那些思维严谨、事先就心存怀疑的人身上起效，就别提拿来欺骗普通群体了。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了两个小女孩溺死在塞纳河中的新闻。一开始，是6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说自己认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词如此一致，预审法官没有任何理由产生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人们为孩子举办葬礼时，却偶然发现死亡证明上的孩子还活着，虽然与溺水身亡的女孩有些相似，但确实不是同一个人。和之前提到的那些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充当了幻觉的受害者，而他的证言进而影响了其他人。
在这类情况下，暗示的起点通常是某个人模糊记忆所引发出的幻觉，当这种最初的幻觉得到了肯定，便引发出相互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是个极易受到影响的人，那么他会相信自己看到的尸体呈现出了一些特点——除了真正相似点之外一些特点，比如一个伤疤，或其他一些能令人产生想象的装束细节。这种想象会成为后续环节的核心，它会压制理解力，麻痹所有的批判能力。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现象本身，而是他脑海中出现的景象。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一些诸如下面《闪电报》上刊载的事例中，母亲甚至会认错自己孩子的尸体。在这类现象里，都可以找到我刚才指出的那两类暗示。
一个孩子说自己认出了尸体，其实他搞错了。但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毫无根据的辨认，不同寻常的事件持续发酵。就在小男孩认错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被带到尸体旁边，她检查了衣服，看到尸体的前额有一道伤疤，于是大声惊呼：“天啊！这是我的孩子！”
“肯定是他，”她说，“我的儿子去年七月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拐走后杀死了。”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一位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姐夫也被传唤了，他也说：“这就是小菲利伯特。”几个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也说自己认出了在拉维莱特发现的这个孩子，就是菲利伯特·夏凡德雷，其中一位邻居还是那个男孩的老师，他根据男孩戴的徽章而做出了判断。
然而，邻居、姐夫、老师和母亲都错了。六周后，孩子的身份被确定了。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杀害，后来又被人运到了巴黎。
最常发生误认的，就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最易受到影响的人。由此，他们也向我们证明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法庭上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尤其是孩子，一定要慎重援引他们的证言。人们总认为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但只要法官具备一丁点儿的心理学常识，就会知道事实不完全如此，孩子们经常分不清想象与现实。当然，这种谎言往往没有恶意，但谎言仍然是谎言。与其用孩子的证词来判断案件，还不如扔硬币来得可靠。
让我们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话题上，我们的结论是：群体的观察极可能出错，他们通常所表达的，只是某个人的幻觉通过传染后给予别人的暗示。事实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甚至荒谬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25年前，数以千计的人在色当战役中作为骑兵冲锋陷阵，然而他们的证词却互相矛盾，以至于根本无法确定这一仗的指挥官是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勋爵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说出了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极其重要的真相，而这也证明很多人曾经犯下过大错，虽然有数以百计的目击者为之作证。
我们能确切知道战役是如何发生的吗？哪怕只一场？德·哈考特曾描述过他亲身参与过的索尔弗里诺战役，而这段描述或许适用于所有战役：“将军通过数百名证人的证词撰写官方报告；值班军官进行修改，拟定明确的说法；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将文件重写了一遍。然后文件被交给元帅，元帅惊呼：‘你完全搞错了！’于是他换了一个全新的版本。这么折腾下来后，原始报告早已了无踪迹。”
这些案例让我们看清了群体证言的真正价值。那些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往往因为搜集到了足够多的证人证词，被人们视为证据充分，可以用来证明事件的真相。然而，当我们了解了群体心理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中的某些结论，真的需要推倒重来。越是证人众多的事件，其可靠性越低。如果一件事情同时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进行证明，那等于说，这件事的真相必然与证词中的大不相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传记也可以被视为纯粹想象的结果。它们对那些本身就存在偏差的事情，做出模糊的记述，其中还包括一些对结论的自圆其说，写这种书，简直就是浪费生命。如果历史不曾留下当时的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的著作，我们便真的要对发生过的事一无所知了。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平，而是这些人物在传说中呈现出来的形象。打动人心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无奈的是，即使是被文字记载下来的传说，也并非可靠。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由于种族的不同，传说不断被群体以自己的想象力重新书写。
英雄离开我们后，不消数百年，他们的传奇就会被群体的想象所重构，有时候，这种转变甚至只需短短几年就出现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就耳闻目睹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是如何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修改了好几次。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拿破仑是质朴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是一位谦卑的朋友。在诗人眼中，他注定会被广大人民长久铭记。而30年后，这位谦和的英雄变成了嗜血暴君，在篡夺权力和摧毁自由后，他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屠杀了300万人。如今，我们看到这个传说还在发生着变化。试想当它经历了几十个世纪的不断修改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矛盾的记载，也许会怀疑英雄是否真的存在过，就如现在有些学者怀疑释迦牟尼的真实性一样。在拿破仑身上，未来的学者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熠熠的神话，或一个类似哲学家赫拉克勒斯那样的古老传说。但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相信未来的学者会比我们更泰然处之，因为和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征和心理会了解得更深入。
3.群体情绪的夸张和简单
无论群体表现出的情绪是好是坏，都会呈现出夸张和简单的双重性。在这方面，群体中的成员与原始人十分相似。由于无法分辨细微的差别，他们会把所有事物都看成一个整体，而无视事物之间存在过渡关系。群体的情绪之所以夸张，是因为在群体中表达出的任何一种情绪，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而迅速传播，而随着支持者的增多，这种情绪也会持续变强。
群体情绪的夸张化和简单化，使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事情的不确定性。群体很容易走向极端，并且只凭着一点点的怀疑，就认为事情已经无可辩驳，铁证如山。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别人的辩驳或反对未必会带来什么反应，然而对于群体中的个体，会立刻被激发出强烈的恨意。
群体，尤其是异质性群体，由于缺乏责任感，情绪会更加狂暴。群体的成员数量越多，认为自己不受惩罚的可能性就越高，因为人多势众而瞬间衍生出的力量感，会使原本在独立个体身上不可能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全都出现在了群体身上。在群体中，愚蠢、无知和狭隘的人不会再感到自己无足轻重或无能为力，他们感受到了一种野蛮、短暂，但又强悍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通常只会作用在负面情绪上。这些情绪是人类身上残存的原始本能，一个独立而有责任心的个体，因为忌惮受到惩罚，会压抑住自己的这些情绪。而群体则因为肆无忌惮，很容易出现恶劣的极端举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群体绝对不可能出现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或是表现出崇高的美德，事实上，影响如果来得巧妙得当，群体甚至比独立的个体更可能表现出优秀品质。在研究群体道德时，我们会再次研究这个议题。
由于总是夸大自己的情绪，群体只能被很极端的情绪所打动。比如一个演说家如果想要感动听众，就必须频繁使用绝对化的承诺，夸夸其谈，信誓旦旦，且不断重复，但绝不会通过理性推理来证明自己的话，这就是公共演说最常用的技巧。
此外，群体对于自己的英雄，也会在情感上极尽夸张。他们会不断放大英雄的闪光之处。有人曾公正地评论：群体总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必须表现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气魄、美德和品质。
这种“观赏戏剧”式的特殊视角，早就有人发现了其中的意义。它无疑是存在的，而它的运作，和理性与逻辑都没什么关系。能吸引群体的艺术，尽管都是很低端的，但也必须有着特殊的才能方可做到。我们不可能通过阅读剧本，就断言一个作品能否成功，连剧院的经理们在接到作品时，通常也无法准确预知它的前景。有时被各大剧院经理拒绝的戏，在偶然上映之后却获得了巨大反响。比如近期弗朗索瓦·科佩的戏剧《欲戴王冠》大获成功，尽管作者负有盛名，它也曾经被巴黎各大剧院的经理们拒绝了10年之久。同样，《查理的姑妈》也在每个剧院都遭到了拒绝，最后却在巴黎上演了200场，在伦敦则超过1000场，而挖掘出这部戏的却是一位股票经纪人。
想要对一部戏做出判断，除非人们能将自己变成一个群体。但正如上文所述，剧院经理很难在心理上化身为群体，而同样的判断失误也会出现在那些很有能力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排斥接触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以为这样可以避免犯下大错。这一议题我虽然无法在此彻底解决，但它可以帮助作家在更好驾驭戏剧题材的同时，逐渐成长为一名敏感的心理学家——就像弗朗西斯科·克萨尔塞一样。
在此，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明种族因素的绝对影响力。如果一部在某个国家引爆观众热情的戏剧，在另一个国家却遭遇败绩或反响平平，就是因为它没能对另一批群体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群体的夸张只作用在情绪上，而不会作用于智力。我已经明确表示过，个体一旦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智力就会迅速且大幅地下降。有位学识渊博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他对群体犯罪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能将情绪提升得非常高，当然，也可能下降得特别低。
4.群体的偏执、独裁和保守
群体的情绪简单又极端，于是，在面对任何意见、想法和信仰时，群体要么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整体接受，要么视为谬误，全部推翻。而这个过程，总是通过暗示的方法来实现的，并非借助推理得出的结论。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带来的往往是偏执，和对人们思想的独裁。
一方面，群体不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却有着清晰的认识，这使得他们的想法专横而偏执。个体或许可以接受反驳和讨论，但群体则永远不会接受。在群体的公开集会上，演说者即使提出最轻微的反对意见，也立即会遭遇愤怒的抵制和猛烈的谩骂。如果演说者继续坚持己见，紧接着就会被轰下台去，甚至，如果现场没有执法者加以控制，反驳者很可能会被杀害。
独裁与偏执在任何群体中都很常见，差别只在于程度上的强弱。在这方面，种族再次彰显出了对于人们情感和思想的支配作用。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可以明显看到专制和偏执被发挥到了最高水平。事实上，这两种情绪在拉丁民族群体中肆无忌惮地发展，已经完全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强大的个体独立性。拉丁民族群体只关心自己所属的宗派是否具有集体独立性，他们所认为的独立，在于能用直接又暴力的方式，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立刻服从。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在各个拉丁裔民族中的雅各宾党人，其关于自由的概念都从未超出过这个范围。
群体的独裁和偏执是很明显的。一旦群体具备了这种情感，就很容易将想法付诸实践。群体在强权面前温顺服从，对善良却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友善不过是一种软弱。他们的同情心从来不会给予随和的君主，而是全都付诸在那些残暴压迫自己的暴君身上。他们总是为暴君立起最壮观的塑像。当然，他们也喜欢践踏那些被夺了权的暴君，因为他失去了力量，成了软弱大众中的一分子，他们便不再怕他了，反而万分鄙夷。群体喜爱的英雄，总是凯撒那样的。他们觊觎他的宝座，忌惮他的权力，恐惧他的利剑。他的宝座诱惑着他们，他的权力打败了他们，他的利剑使他们胆战心惊。
群体随时准备与弱者厮杀，却对强权卑躬屈膝。如果强权的力量不是连续的，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的情绪操控，便很可能表现得反复不定，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奴颜婢膝。
然而，如果就此相信革命本能在群体中处于优势，就完全误解了群体的心理。人们总是受到了群体暴力的蒙蔽，实际上，群体的反叛和破坏性都只能短暂地爆发，他们依然受到无意识因素的绝对支配，因此，群体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度，走向极端保守。一旦他们不再坚持自我，很快就会陷入疲惫和混乱，本能地希望被人奴役。当强大的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用铁腕征服了所有人之后，为他欢呼的，正是那些曾最为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想要理解历史，尤其是人民革命史，就必须了解群体身上极端保守的本能。他们渴望改变当下的制度，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暴力革命。但当下制度的本质，体现的正是种族对等级制度的需求，所以群体最终还是会服从这些制度。他们不断改变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本能中的保守是无法撼动的，这反映了他们和原始人的相似性。他们对所有传统都表现出绝对的崇敬与迷恋，对所有能够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新奇事物，则有着不由自主的恐惧。如果早在发明机械织机、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就手握了他们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就不可能推行了，即便推行，也必然以不断的革命和杀戮为代价。从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说，最幸运的莫过于，在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明实现了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如此强大的力量。
5.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表示的是对某些社会固有习俗的尊重，以及对私欲永久性的压抑，那么很明显，群体由于过于冲动和多变，是难以遵从道德的。然而，如果将舍己为人、自我牺牲、无私奉献、追求公平等，也都归纳于道德范围中，我们则可以说，群体有时会展现出崇高的道德。
少数几个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都只是从犯罪行为的角度进行探索，在发现群体犯罪行为非常频繁之后，他们便得出结论，认为群体的道德标准很低。
群体确实经常发生这些情况，但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因为野蛮、破坏的本能，是原始时代留给我们每个人的遗产。在独立个体的生活中，想要满足这些本能必须冒很大风险，但当他加入了一个群体后，因为深谙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完全放纵了这些本能。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在同类身上使用这些破坏性本能的，所以很多人会发泄在动物身上。人们对于围捕猎物的热衷，和群体的凶残本能系出同源。当群体慢慢杀戮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受害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懦弱的凶残。对于哲学家而言，这种凶残与猎人们驱使猎犬围杀一只倒霉的鹿，没有什么不同。
群体既可能犯下谋杀、纵火及其他各种罪行，也可能做出非常高尚的奉献、牺牲和无私的举动——比独立个体所能做的更高尚。对荣耀、名声和爱国情怀的宣扬，最能促使个体成为群体的一员，而且经常能达到让人欣然赴死的效果。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的志愿军。只有群体才能有如此伟大和无私奉献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几乎不懂的信仰、思想和话语，就能慷慨就义，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民众参与罢工，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执行一道命令，而非真的想让自己微薄的薪水有所增加。个人利益几乎是独立个体唯一的行为动机，却很少能成为鼓动群体的动力。毫无疑问，群体之所以加入一场又一场以他们的智力根本无法理解的战争，甘愿在战争中被人屠戮，就像是被猎人催眠的云雀一样服从，并非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
即使是一群恶棍，当他们凑成了一个群体，也会表现出对道德原则的严守。经过泰纳的呼吁，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九月屠杀”的肇事者将他们在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和珠宝，都放在了委员会的桌子上，虽然他们本可以将这些东西轻易带走。而在1848年革命期间，那些号叫着、簇拥着入侵杜伊勒利宫的人，虽然自己衣衫褴褛，却并未顺手牵羊拿宫殿里的惊世珍宝，其中的任何一件如果卖掉，都足以让他们花费很久。
群体对个人道德具有净化作用，虽然这不是常态，但也确实时有发生。甚至，在环境尚未达到我刚才提到的严重程度时，也会出现。我前面说过，观众总是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备夸张的美德，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在集会上，即使参与者的品德都很低劣，也会暂时表现得恪守规矩。而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场合或谈话中，即使是粗鄙无礼的人，也会小心地压低自己的声音，尽管这里并不比他们每天身处的环境更恶劣。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自己的低劣本能，但有时也会成为道德高尚的榜样。如果把完全无私、顺从、能彻底献身于某种或真实或虚幻的理想，也算做美德，群体确实时常具备这种美德，且其水平连最智慧的哲学家也难以预料。尽管，群体是在无意识中实践着这些美德，但无伤大局。我们不应该对群体吹毛求疵，尤其是不该鄙视他们不擅长推理，受无意识因素的摆布。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真的能够理性思考，只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我们的星球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任何文明，人类也就不会拥有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