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以为后现代哲学仅仅是当代西方几个思想家的心血来潮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不仅有其理论上的渊源，而且也有其社会原因。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深深地根植于后现代社会的，它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回应。
那么何谓后现代社会呢？其特征又是什么呢？如同充满歧义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一样，人们至今也没有一个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公认定义。但在对其特征——知识或信息爆炸的指认上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按照罗列特的说法，“知识至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24]这一点从人们给“后现代社会”所起的名称——如“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传播媒介社会”、“后工业社会”中也可得到佐证。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随着电视、电脑的普及，知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着，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信息爆炸”或“知识爆炸”。这一点只需看一看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丹尼尔·贝尔所披露的一个事实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正如《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的前言所提到的，在早期诸版（1744—1785）中，本书之编辑，一如前代，只需用12人之力，整个人类的知识便尽收眼底，而1967年的那一版，光是编辑准备工作，就动员了10000名著名的专家。”[25]
知识爆炸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分类概念呢？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写道：“分类的主要目标乃是找出‘个体’与‘种类’之间的共同特征。并将之归入某一总类之下，使此一总类有别于其他总类。然后将这些总类排列成一个总表，在此表中，每一个体或群体，不论已知或未知，都能各就各位。”[26]而现在，这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确定了。这一点可以从狄更斯1865年所出版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布封先生与瑞朋先生的机智对话里看出端倪。
有一次，布封先生向从事艰巨工作的瑞朋先生指出，勤劳的蜜蜂可为榜样。瑞朋答道：“恕我失礼，请勿见怪，我从来就反对与蜜蜂相提并论。……我的反对是有原则的……以直立种而言——”“以什么而言？”布封先生问道。“以两足动物而言，——我原则上反对，以两足动物的立场，我反对老是与昆虫或四足动物相提并论。我反对人家要求我按照蜜蜂的工作做自己的工作。也反对按照狗儿、蜘蛛……骆驼之类的。举个例子说，我完全同意骆驼是温驯无比的人，但他有四个胃可以自我享受，我却只有一个……我能不能提醒你，居然说出蜜蜂如何如何这样的话来。这不是有欠考虑吗？你这话简直毫无根据。就算退一步说，就算穿衣裤的人与蜜蜂有可类比之处（这一点我否认），人类也确确实实可以向蜜蜂学习（这一点我也否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人类要向蜜蜂学些什么呢？亦步亦趋的模仿，还是以蜜蜂为鉴，为反面教材呢？”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那种分类的心态正像莫道夫所分析的那样，“已经被夸张到荒谬可笑的程度”[27]。瑞朋先生以一种绝妙的姿态指出这种不同类型的比较实在太过分了，简直就是强迫人类变成物种分类表上的其他东西，否则便曲解了分类的精神，把各种分门别类的项目搞的乱七八糟，区别全无。
日益增长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向分类原则挑战，不断模糊着类别之间的界线，令人疲于奔命。到了1907年，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自费出版自传《教育》使情况更加严峻了。亚当斯担心地写道：假设科学每十年将其复杂度和难度提高二至四倍，那最终将导致无人能了解科学。
知识的爆炸导致了旧的知识体系的崩溃，也就是“整体的支离破碎”。C．纽曼写道：以各种系统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一种非常20世纪的态度；而把所有的体系都看成是易破易碎的，则是一种非常后现代的态度。
知识的迅速增加，信息的迅速膨胀对西方人旧有的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知识是千变万化的”，“知识是无法控制的”观念已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大潮，以传播知识为生的、对知识一向自信能确切把握的知识分子也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了。正像纽曼谈的那样，大多数图书馆里的大部分书籍是最近30年才出版的。“人类的心灵几乎从没有负荷过如此之多富有挑战性的观念。”这样的年代要求更多的智力去掌握如此巨大的思想和信息库，要求那些成为芸芸众生的引路人的人应当洞察到每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他们听见被人说过的东西如此之多，并发现关于万事万物的那么多的看法可以自圆其说，因而他们感到对一切都毫无把握。”（M．阿诺德语）。用利奥塔的话说就是，我们全部陷入了这种或那种知识的实证主义之中。渊博的学者变成了科学家，不再有人能对知识具有一种“总体的把握”[28]。
这一巨变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成为20世纪西方的主要病症。杰姆逊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世界正以一种无比紧张的心情，怀着一种充满了既神秘难解又高压难受的感情，面对精神分裂的现象。
按照杰姆逊的解释，“精神分裂的经验，就是经验到孤绝、切断，以及一切不连贯的物质能指（Signifers），完全无法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结构”[29]。
在L．J．凯明等人合著的《我们遗传基因中所没有的：生物学、意识形态以及人性》一书中曾提到，在英国，每12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一个时刻会人院接受精神治疗”。这个比率与美国的相近。精神分裂症是医学上所确认的精神错乱中最普通的一种。该书还指出：“1979年，英国国家医疗中心报告，有五分之一的药物是用来医疗中枢神经系统的，自从1952年氯普马嗪（Chlorpromazine）发明后，长期需要医疗的精神分裂病人以及与此有关的病人可以得到适当的控制。10年之间，世界上大约有5000万人使用过此药。”[30]
精神分裂已不仅仅是一种医学上的病症，而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病症。德利兹认为，伟大的当代英雄只可能是精神分裂的人。[31]因为正像莫道夫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精神分裂式的信息社会里，分类崩溃了，信息中不断冒出新的‘突变种类’。这表明信息网络内已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点空间也不剩了。事物之间相互类似，相互模仿，又被相互分开，完全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换个角度说，我们的世界通过电影、电视、录像带等传播媒介的再现之后，显示出所有的事情都被解体、并置、胡乱混杂在一起了。电视上，前一个画面是奢侈品广告，紧接着，就是报道在世界某一偏远角落所发生的战争。其结果是不同文化的界限遭到了瓦解；时间的连续发展遭到切断。当代画家D．萨勒的那幅《瓦解压皱的一片》（A collapsing sheet），则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当代文化的这种无章可循性。
该作品是由两个被挤压在一起的意象群构成的。在左边，我们看到一组奇怪的、略具花型的抽象结构支架，风格是超现实的。画的右边，萨勒以一种粗俗的、教科书式的风格，画了一个裸体；然后在其上画了一个更粗俗的卡通图形；最后，他补上了一些纯抽象的、近乎椭圆形的图案。画面上的多元性效果，引我们去寻找其间的潜意识的联系，因为要想在画中找寻正常的叙事关系，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莫道夫分析的那样，“此画在意象结构上，故意杂乱无章，使观画者为之困惑不已。……此画又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大家疯狂进步、变了又变的生活里，我们所了解的意象，也是横遭砍切、压平挤扁的，我们的文化正如此画，也成了被‘瓦解压皱的一片’”[32]。
莫道夫的结论是：“我们目前的时代”，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断“组成的”。“在我们这个一切都走上‘不归路的时代’（irreversible time）里，要想找到完整统一的规则，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过去或未来，都无法找到秩序，而在目前，更是扑朔迷离，无处追寻。”
后现代主义哲学正是对这样一种现实的反映。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对不确定性的强调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一个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