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情尤切
——我参加“鲁艺”的前前后后

吴琼

一

1947年的6月，在庆祝教师节的演出中，认识了一位小林同志，由于她的详细介绍，我才知道了松江鲁艺三团的情况，因而决定报考鲁艺。7月初我到了哈尔滨，开始接待我的是张望同志，他问明我的来意之后，又问我喜欢什么工作，当我说明喜欢美术工作之后，他便拿来一只水壶让我画，后来又拿来一顶帽子。平日我只是喜欢随意乱画，没有什么基本训练，因此，张望同志看了我的画很为难。他说目前搞美术只有几个人，是个工作组，按我的情况工作是有困难的，因而问我是否也可做点别的工作？我说也很喜欢演戏。他离去不久，又来了两三位同志，可能是萧汀、陈紫，也许还有刘炽。他们带我到另一个房间去，问了我工作、演戏的情况之后，便找来一本李之华同志的《反翻把斗争》，选出老赵头的几段较长的台词叫我读，然后又指着墙角的一只椅子说，这个椅子有一百斤重，你试着把它搬到另外的角落去。我考虑了一下，然后按照要搬一百斤重的样子，吃力地把椅子搬到指定地点去。最后又让我唱了一支熟悉的歌，考试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几位稍微交换一下意见之后告诉我，同意我到戏剧队来工作，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报到，我表示要回去与县教育局商量一下，家里也要做些安排。他们要我一周之内务必来报到，我同意了，当天就返回了阿城。

二

大约是7月12日的早晨9时左右，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又来到那座灰楼。报到后，记不得是谁把我带到团员的住址。

在我之前，团里已经有四十几位同志了，我到的时候大家正在练歌，我也随即加入到队伍里，练歌之后分组活动。

团员的日程安排大体是：起床、整理内务、盥洗、集体扭秧歌、分组读报。早饭后练歌，以后是分组活动。下午全部时间都是分组排练，晚饭后如果没有观摩，同志们就自由结合散步、唱歌、聊天、谈心，或做些生活上必须做的事情，总之，生活得十分愉快。

我被分配在《反翻把斗争》剧组。这是一出思想深刻、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而又极具东北生活特点的独幕话剧。当我四十多年以后重读此剧时，仍然被它的这些特点所吸引，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全剧的。它使我自然地想到：当年李之华同志为什么在到达东北不到一年的时候，便能完成这样一部充分展现当时东北农村各阶层的心态、生动地描绘出农村阶级斗争复杂画面的好戏，答案只能是作者掌握了正确辨识生活的本领，而此中最重要的恐怕又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其次是概括生活的能力，这又体现了作者的艺术素养问题。第三是深入观察、体验东北农村生活与投入当时当地阶级斗争的热情，没有这一点恐怕也是难以完成的。认真看待这些经验，我想对繁荣今天的文学事业仍然是有益的。

导演于学伟同志刚到东北不久，便接受了这项任务，团里给他的时间不多，面对的又是我们这样一批初入戏剧之门的学徒。今天看来，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这个戏的主要演员有张云饰地主狗腿子马奎五、李芳饰地主孙林阁、姜希文饰贫农老赵头、张竞饰土改工作团的方同志、赵杰饰农会主任刘振东、王淑华饰刘妻、李×英饰跳大神的大红梨、王柏松饰大红梨的丈夫王世才等。连同我们这些有名、无名的群众，对戏中所描写的环境、人物、语言、事件是熟悉的。可是，要把这种熟悉加上理解，并形象、自然地体现在舞台上却又并不容易。经过一段紧张、愉快、有趣的排练，我们的戏按时演出了，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导演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于学伟同志的为人、艺术素养、工作作风也给我们这些初入艺术之门的学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末出发去双城，开始了建团后的第一次巡回演出，8月底返哈，暂住喇嘛台对面的博物馆内。略事休息，再次出发去一面坡、尚志、延寿、方正、通河，直到12月初返回哈尔滨。九十天的经历虽不算长，但对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家的文艺新兵来说，新鲜的感受还是不小的，直到今天，有些印象依旧十分清晰。

记得从双城的四区镶黄四屯往三区太平庄转移的那天早晨，天是有些阴沉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出发一个小时之后，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天空黑云密布，大雨如注，路上泛起层层泥浆，步履艰难。我们相互照应、扶持、冒雨跋涉，还要不时去帮助推动陷在泥泞中的马车。道具淋透了，行李淋透了，人们身上的衣服更淋得像水洗的一样。面对着老天给我们制造的种种困难，同志们年青的热情却并未稍减，在谈笑中携手前进，在“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开路的先锋……”的歌声中奋力跋涉，到达太平庄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雨停了，太阳也露了面儿。安排好住处之后，大家忙着晾晒行李衣物，忙着洗涮鞋袜。这时团部又布置了演出任务，于是大家又以主要精力去排戏、清理服装、幕布，并为装台等事宜开始奔忙。这次雨中行军，对我们这支小的只有14岁、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新兵队伍说来，也算一次小小的磨炼，同志们在困难面前没有让步，所以它也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次带到双城的节目有合唱、秧歌戏《儿童劳军》《小放牛》《收割》《参军》《归队》《干活好》，还有话剧《牢笼计》《反翻把斗争》与小歌剧《两个胡子》。当时土改工作队正在进行“煮夹生饭”，反翻把的内容非常及时，演出效果自然非常好。胡零同志的《两个胡子》中，对母女遭遇，盼望丈夫改邪归正的良苦用心都写得极为动人。陈紫同志在音乐创作上又着重借鉴了东北人民所熟悉的大鼓与评戏的旋律和表现方法，因而演出效果很不错。

8月28日是我们在二区五家子演出的最后一天，日场下午一时开始，晚场八时开始，最后节目《两个胡子》结束时已近半夜十二时。大家正准备拆台、卸妆时，广场上的几千名观众却整齐地坐在原地鼓掌，要求加演节目。领导出面说明，我们只有这些节目，今天都演过了……有人提议再重演一遍嘛！大家鼓掌赞成。领导只好立即安排乐队，重新整顿舞台、化妆，就这样全部节目又重演了一遍，还临时由刘炽、张扬加了一个《兄妹开荒》，观众才心满意足而散。这时已东方发白，到了29日的凌晨三点多了。我之所以常常回忆、品味这段经历，一是群众的欢迎与厚爱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理解，二是艺术创作必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人民切身的生活，道出人民心中的酸、甜、苦、辣，帮助人民回答、处理生活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忽视了这一切，也就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认识几十年来都在影响着我和我所从事的工作。

10月中旬我们到了延寿县，正逢我军秋季攻势大捷。我们与全县人民一起欢庆胜利，县里在开展劳军时也把我们列为慰劳对象。在喇叭、锣鼓声中，县里领导同志带着队伍、马车，载着猪肉、大米、粉条来到我们借住的荣军干校驻地，我们全团列队相迎，场面十分红火。会后团部又决定从县里送给我们的慰劳品中拿出一半，转赠给我们的房东荣军干校。这一举措加深了对我们的教育，也密切了荣校、延寿县政府与我们的关系。

离开延寿又往方正、通河两县演出后，我们于11月初乘封江前最后一班江轮返回哈尔滨。

三

这时胡零同志的《火》已经脱稿，这是一出大型歌剧，它描绘了“北满”土地改革中广大贫下中农与地主阶级展开殊死斗争的画面，也是贯彻土地法大纲中一部非常及时的作品。

由刘炽作曲、于学伟导演、苏扬指挥的《火》，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排练，于1948年的1月2日上演了。激烈的戏剧冲突，性格化的语言，形象、流畅的唱词，东北人民熟悉的音乐旋律，得到观众一致的肯定，演出效果极为强烈。在亚细亚电影院连续演出十三场之后，我团又带着这出戏赶赴当时土改工作热点呼兰县康金井。在春节前后的演出之间，全团同志又分到几个自然屯的土改工作队学习和工作。

这时，有的单位已经开始对出身成分不好的干部进行审查。一种办法是把他们送回原籍，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有的也许要受到处置。我们团也算是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家庭出身成份不好的较多，对于这样的审查方法自然是怀有疑虑的。鲁艺几个团的领导曾专门开会研究过这个问题，不拟采用上述办法，决定让团员到土改斗争的前线去，从学习、工作中提高对斗争、对革命的认识。但是不少同志仍难排除忐忑不安的心情，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恰在此时，中央传达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其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因而对待他们“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为把这一文件精神尽快传达给每一个人，向隅、晏甫、苏扬三位在摄氏零下三十几度气温下，乘着爬犁奔波于团员们分住的几个自然屯，召集我们开会传达，组织讨论并鼓励大家安心学习、工作，提高革命觉悟。党的政策，领导的深切关怀，使我们激动，使我们感到温暖，使我们真正放弃了一切疑虑，因而从情感深处更加靠近革命，更加靠近党了。

半年来，我们就是这样通过一件件看似无关宏旨的小事，逐步地懂得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艺术与革命的关系，逐步地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意义，逐步地加深了对人民、对革命、对共产党的理解，总之，在逐步建立一种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四

在我军凌厉的冬季攻势下，国民党吉林守军弃城逃往长春。这时我们团已经回到了哈尔滨。在文工团汇演之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新发展，4月1日我们又奉命束装奔赴长春前线。此后的八个月，我们便一直随军演出于长春外围，10月长春解放又随军进入长春。之后又奔波于辽沈大地欢送大军进关，任务完成后从锦州直返沈阳已经恢复建制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

环境的不同，经历的变化，此间留给我的又是另外几个难忘的画面。我们离开哈尔滨的时候，通往吉林的铁路正在修复中，因此，大约用了三天多的时间我们才经舒兰、蛟河转路到达吉林。由于解放不久，吉林的社会秩序还不是很好，天上有敌人的飞机，不时前来骚扰、投掷炸弹，地上一些较为顽固的家伙，也在不断弄些小手脚。我们暂住在一个中学里，刚刚写好的标语便被足球砸得一塌糊涂，我们在街里写“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标语时，背后竟有人不冷不热地说：能办到吗？类似情况不一而足。我们只在吉林暂作停留，略为补充，4月6日便徒步向九台进发。

第一天的宿营地是桦皮厂，它位于吉林、九台之间，是清康熙年间专为清宫内务府供应桦树皮而设立的古镇，三百年间留下的岂止是几页沉重的历史？我们到达该镇时已近日暮。前站已在镇中安排了宿营的房子，做好了晚饭，我们向团部反映了今天还有一股土匪刚刚离开这里的严重敌情。团部经过研究决定，立即派出两三个小组，分头到镇里去边写标语、边找房子为后续部队做准备。晚饭后，全团连同运行李的马车改在镇边上的小学校里集中宿营。然后召集小组长与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志传达了我们面临的敌情，组成夜间值班小组，确定联系办法，重新调整、检查了枪支。就这样一边迷惑敌人，一边加强组织应付意外。大体安排就绪之后，年龄小的同志、女同志、大车民工们立即睡下，第一班开始上岗。

今天是初次行军，看到敌人逃跑时沿途丢下的成堆弹药、汽车、装甲车等，大家议论纷纷都很兴奋，谁也不肯坐车，因而个个早就累得不行了，所以大部分同志倒下便睡，不久便鼾声四起。只有团部同志与了解情况的一些人，虽也倒下却又难于入睡。

时近午夜，值班同志发现远处有车马声，又隐隐听到人的说话声，于是报告团部。经过仔细判断，人马数量似乎很大，行动节奏从容、齐整，人声也一直很低，这又不似土匪的行径，决定继续观察。车马声渐近，从摇曳的马灯的光亮中，看到人们穿的都是我军军装，说的虽是我们听不懂的朝鲜话，可是秩序井然，原来是我们的独立师朝鲜部队。大队人马进驻桦皮厂。至此，我们的处境方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大家悬着的心也才彻底放下。

多少年来，我们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自然也不止一次地想过，当年如果没有那支解放军大队人马的进驻，那么这段历史的结局该是什么样子呢？因之，这初上前线的第一课，也加深了我们对解放军的信赖、依重与敬爱之情。这段看似无奇的经历从此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九台，位于长图线上，处于吉林、长春之间，当时虽铁路尚未修复，可地理位置上优势依然。九台又是距我围城部队较近的小城之一，部分后勤单位、长春工委的主要部门也都设在这里。我们受长春工委领导，排练、休整的基地也就安排在这里了。

4月7日我们在雨中到达九台，安顿驻地，学习我党城市政策，赶排新戏《为谁打天下》。4月15日便开始在县城演出，随即下到部队去，直到5月下旬才返回九台。此后又以不到两周的时间赶排《白毛女》。利用排戏间隙，洛汀同志又为我们讲述戏剧常识课。他学识丰富、语言生动，说起话来又极富情感色彩，举凡有关编写剧本的常识，关于莎士比亚、易卜生以及其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等，都是我们从事专业工作的启蒙性知识。

印象最深的还有纪念建团一周年的活动。当时正是东北蔬菜淡季，我们只好以炒大葱下饭，连续吃起来，味道实在不那么好。生活上除排戏、演戏、学习外也较单调。所以在一周年的活动安排上既有乒乓球比赛，回忆座谈自己的收获之外，也在伙食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会餐时有烧肉、炒青菜、白米饭，还由张扬带领几位能干的女同志为我们制作了一些极具特色的点心，是我们多年难以忘怀的。艰苦、紧张但又不乏生活情趣，是九台生活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

9月初，我们正在卡伦附近演出，部队领导希望我们也能到卡伦去演出一场，由他们武装保护。于是团里派人随武工队一起进入卡伦，选定了演出地点，商量了有关演出事宜，决定第二天去卡伦。

卡伦，是满语哨所的意思，由清代设立，后逐渐成为小镇，长图铁路通车后，它又成为一个小站，位于长春东北15公里处，当时处于敌我之间，被称为“真空地带”。就在我们准备去卡伦的这天凌晨，敌人竟以大量兵力袭击了我前沿阵地，并直指我前沿指挥机关与类似我们这样的非战斗单位。在密集的枪声中，团部传来了携带背包到村头集合的命令。我们迅速排好队伍，由洛汀、苏扬二位简要说明情况后，立即携带一切可带的东西跟随部队转移。

路上人马匆匆，枪声、炮声似乎就在我们左右。部队通讯员策马飞奔，几个体力较强的同志，抬着木箱走在队伍的后面。这时撤下来的伤员已经走在我们一起了。一位胸部负伤的同志，鲜血淋漓，仍在两个战友的搀扶下挣扎前进。

枪声逐渐离我们远了，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这里集中了不少的伤员，也集中了一批待命的部队。女同志立即分头帮忙照顾伤员，转移时坚持向老乡送还服装、道具的同志也全部赶到了。我们参加了今天牺牲的一位指导员的葬礼，部队在誓师会后陆续出发，我们也连夜返回九台。第二天我们便在九台看到刚被押送来的大队俘虏。据说昨天袭击我们的敌军，当天便被一举全歼。

在前线的八个月中，我们为战士演出了百余场，也多方面地受到了教育：在慰问演出中，从战士生龙活虎般的歌声中，我们分享到的是愉快。在庆功会的演出中，我们分享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是英雄事迹的激励。在誓师大会演出中，战士们激昂的出征誓词、坚定的口号声，使我们振奋，也不无依恋、惜别。每当想到有些同志看过我们的演出后将不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对战士、对部队的理解、尊敬，我们与部队的情感似乎也就更深了一层。

五

1948年11月末，我们从锦州乘部队汽车随军穿越辽沈大地进入沈阳，回到我们企盼已久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在为沈阳的部队、工人演出之后，总结工作，公开建党，然后鲁艺三团的建制撤销。根据工作需要，部分同志走上院部新建的科、室、系开始新的工作与学习，部分同志调入实验剧团，另有一些同志调去本溪、抚顺、鞍山等工业城市开展工作。此后又历经机构调整与个别调动，现在从海南岛、长江边到北大荒都可遇到我们三团的老战友。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党的“七大”之后，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年代走进革命队伍的，是在党内十分团结、革命队伍中也充满了互相关心、团结和谐、奋发向前的气氛中走进革命队伍的。虽然当时的物质生活还不充裕，有时甚至很苦，但，它留给我们的却是幸福的回忆与久久的怀恋。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去那段岁月，对年轻时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起来的老战友们的怀念也与日俱增。经苏扬同志的筹划、联系，1987年我们在北京举行了建团四十周年的活动。在北京的三十多位同志，每年的5月第一个星期六总要偕爱人、带子女聚会一番，怀念战友、关注现实、展望未来，自然也要重提我团的这些“家常”。在人民幸福中我们看到了个人的价值，在祖国昌盛中我们找到了个人的理想。通过聚会，我陆续记下这段历史与个人的经历，自然也写进一些我今天的理解和希望。

本文原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