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政策及其多元主体合作

一、关于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研究现状

（一）国外关于陕甘宁边区相关土地问题的研究

从研究现状来看，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学术界持续关注“陕甘宁边区研究”，代表作者有马克塞尔登、史华慈和施拉姆等。一些学者否定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但是，历史证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党中央的指引下、边区政府的主导下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在抗日战争中为国际上做出了重要的榜样。还有学者讲到了中国北方农民动员与共产主义渊源的联系。关于陕甘宁边区经济方面的研究，美国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等著作中提出，应该结合历史背景认识毛泽东思想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在陕甘宁边区的功绩。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他将延安时期的革命过程视为革命根据地的全方面的发展过程，并认为陕甘宁等根据地所出现的社会转变是战争成败的决定因素，也决定了中国未来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提出，毛泽东的抗战期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突破了他必须对中共性质竭力“正统化”的那种被动局面，而是积极创造出有别于马克思、列宁的东西。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治积极性的问题。一方面，一些学者持消极态度。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在关注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状况，土地问题成为中共要解决的中心议题，从而“引发减租和打击地主的群众运动”。费正清、费维凯在著作提出，农民很少会因地租沉重而进行反抗。埃德加·斯诺客观分析了土改的实际效果，认为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能够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在微观方面缺乏对土改过程的相关研究。正如亨廷顿所言，“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主要由现有制度对他们土地方面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在《社会资本的组织》中讲到，在政治活动中通过对个人的调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保证社会资本是专业性服务组织直接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学者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农民内心情感取得革命胜利的模式，这有利于我们消化情感对于动员的积极作用。印度作家杜赞奇在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体察民间疾苦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的缘由之一，调查到农民受压迫的根源，强调树立近民心解民忧的意识的重要性。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后期，租户农民与边区政府、地主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互动合作。

（二）国内有关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的研究

关于陕甘宁边区整体的研究，共分为农业、工业交通、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等方面。雷云峰等合作完成的《陕甘宁边区史》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和过程的著作。宋金寿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主要总结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党建等，围绕延安、模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将陕甘宁边区与其他解放区联系，说明边区特殊的历史地位。宋金寿和李忠权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从三种政权模式的发展演变中探讨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李维汉的《历史与回忆》、谢绝哉的《谢绝哉日记》等，都是以亲身经历回忆陕甘宁边区的变迁，这使我们更深切地从整体上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环境背景，把握陕甘宁社会历史脉络。

1．有关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的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和指挥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其减租减息政策一直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之前的学者们多从该政策对抗战的意义、政策内容等宏观方面研究。20世纪80年代何文孝、孔永松、陈舜卿、陈洪玲等学者就是从宏观方面对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做过研究。随后王晋林等人也对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做了深入的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辑》（第六至第十辑）对涉及减租减息的文件及典型问题的处理办法都有详细记录。杜鲁公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提出，减租减息政策先后经历对于富农政策的转变、对待地主政策的转变，以及在边区未进行土地分配的地区实施减租减息。近年来学者们对研究倾向于微观化，有全面研究减租减息运动的，也有研究减租会和农会的职能结构以及它们对减租减息的推动作用的　。总的来说，学界开始重视对中共革命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微观考察，主要目的有划分减租减息阶段、理清土地关系及租佃形式等。但是，目前国内外较少有人从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角度研究减租减息政策。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背景，从政策、法律条例和社会惯例，分析边区政府、地主和租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互动，归纳相应的互动合作方式和机制。从而，对我国现阶段土地改革，给出一些组织合作方面的启示。

2．关于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性质、阶段与意义、阶级利益的研究

关于减租减息的研究基本上可概括为三类。一是关于该政策性质的研究。孔永松、闫庆生等人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减租减息政策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认为其改变了农民佃户的生活生产，调整了当地的阶级结构，是一种改善民生的经济政策　。何文孝和陈舜卿认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土地未分配的区域具有反封建剥削的性质，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诸葛达认为减租减息政策是战略的转变，统一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王晋林、秦生在《新民主主义模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2007）肯定抗战时期提出并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抗战力量，是抗日民族联合团结各阶级阶层的土地政策。闫庆生、黄正林剖析了边区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采取的包括减租减息在内的各方面的有效措施，强调减租减息的作用与价值。二是关于减租减息阶段与意义的研究。黄正林在其著作中将减租减息概括为：提出口号宣传阶段（1937年至1940年）、立法时期（1940年至1942年）和发动群众彻底减租时期（1943年至1944年）。他指出了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意义，强调减租减息运动在“打破地主乡村社会权威、保障佃权和改变农村阶级关系中”的作用。任学玲、谭虎娃将减租减息概括为四个阶段：宣传阶段（1937年至1939年）、初步贯彻阶段（1940年至1942年）、全面贯彻阶段（1943年至1944年）和检查阶段（1945年至1946年）。意义方面，何东等人强调了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阶级意识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积极影响。黄正林肯定了农会在斗争地主过程中“打消大部分农民对地主各种的畏惧报积怨心理”的作用。农民逐渐开始勇敢减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在《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中强调了减租在减租后期对于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强调了积极分子在减租运动中对群众的思想酝酿和引导作用。第三类从阶层利益、群众路线角度进行研究。龚达提出坚持群众路线，尊重民意，组织团结群众领导减租减息的指导思想。陈廷煊、郭德宏在、刘杰等均从阶层利益、群众路线等角度肯定减租减息政策的积极意义。

（三）研究现状评析

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角度肯定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理论与实践，如毛泽东经济思想方面。其中的一些学者否定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但是，历史证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党中央的指引下、边区政府的主导下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深入剖析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会发现，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佃户在政府的宣传帮助下，在社会组织的发动组织下，争取与地主合作进行减租，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国内学者对于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内容丰富全面，研究角度多元。对于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研究者较少研究程度有待加深，尤其是组织调动群众方面。近年来，关于减租减息的研究趋向微观化，但主要还是以性质、阶段划分、意义等为主，如对减租运动和减租会的研究。为本文研究减租减息运动中多元主体合作提供了相关的经验依据，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没有对减租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地主、租户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形式、关系、状况、心态等进行细致研究和剖析。

国内外研究现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入挖掘。首先，没有充分整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社会惯例等内容，没有充分分析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的实施状况。其次，对减租减息实施的前期成效不佳的具体原因未做系统全面的分析。看到的论文多数是讲减租减息的成功之处，对1942年之前实施该政策的困难与障碍未做细致分析探讨，尤其是合作方面。再次，未分析减租减息政策实施过程中，边区政府以及政府建立的社会组织与地主、租户是如何实现互动合作的。对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方式、互动合作机制等未做深入探讨。基于农村土地改革中三权分置的现状，以及在土地现代化开发利用过程中建立合作社凝聚力量存在的困境。我们说，研究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对促进政府、企业、农户与合作社间的有效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