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成就及其原因
(一)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实施成就
延安时期的政策实践,不仅是党中央艰苦卓绝的探索,而且还成就非凡,主要表现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打破了边区小农经济的体制;提高了边区农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边区农业的生产;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等方面。这些成就给全国指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在当时其他根据地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奠定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
1.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
1935年以前,边区的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十分厉害,当时农村田赋方面的制度十分的杂乱,苛捐杂税给农民带来的负担极其的沉重,李成瑞先生认为:“抗日战争之前,每年的税收总额(包括正税、附加和摊付)约为12亿元,其中包括1.2亿元的正税,3.6亿的额外费用,分配款项7.2亿元,另外向农民收取盐税4亿元,农民缴纳25亿元的地租,共计41亿元”。其中重复部分为田赋和地租的4亿元人民币(由于田赋的人民币12亿元,是包括地主富民缴纳给国民党政府的收入4亿元),扣除这一重复后,农民负担大约为37亿元,如果以一百亿银元为基数,那农民交租负担占农业加农副业总收入的37%呢,加上商业开采和高利贷的巨息,就升到了40%或更高了。总收入越低于100亿这个基数,负担比例就越高。这是对抗战前全国农民负担的一个数据分析。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华北、华南、华东地区,西北、西南等地成为国民党的落脚地。在国民党地区,国民党政府甚至以抗战的名义增加了对该地区大多数农民的压迫剥削,农民负担沉重。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各样措施,大幅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取消了原来统治者对农民的各种苛刻税征,仅对盐和出口皮草和药材实行统一税收,盐税也取消了过去的地方增值税,减为2元/驮,一次性征收所有税,陕甘宁地区农民负担大大减轻。1937—1940年间,陕甘宁边区农民的负担较少,财政和生活主要依靠外援。自1940年以来,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频繁摩擦,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陕甘宁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导致农民负担突然上升。因此,边区政府实施了“精兵简政”,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发展农村主副业生产。边区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农民也减轻了很多负担。比如陕甘宁边区编史记录中延川禹居区三乡,贫农每户每年的负担降低了约93.3%;中农现在每户每年的负担只有17元,不到原来负担的10%;富农每年每户的负担也降低到了几十元。边区政府年征粮量占粮食总量的份额在1941(除1943年)以后逐渐下降:1941年为13.6%,1942年为10.67%,1943年为11.25%,1944年为9.14%,1945年为7.80%。同时,边区政府取消苛捐杂税并降低了税率,颁布了统一的税收制度,除了交给公粮外,农民很几乎没有其他的税收。参照国统区和沦陷区农民的税率情况,边区人民无疑是最轻的。即使是在1942—1943年,边区地区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我们也比其他两个地区的农民要低得多。由于边区土地革命和政府制定了兴农惠农的各项政策,使边区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由于缺乏资料和相对的记录,很难进行全面的调查。然而,根据各方相对零散的资料,我们知道1942年中国共产党北岳区党委在沦陷区农村对七个农村贫农、富农和中农收入与负担比的调查与同年边区农民负担比重做了一个比较,显示沦陷区农民的负担更重得多。表1是对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农民负担情况的一个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边区富农郝有珍的负担比重远低于同时期在国统区统治下佃农李明秀,但是土地革命后边区由于实行农业税,富农在农民中负担最重,所以陕甘宁边区农民的负担,不论是与国统区还是沦陷区相比,都是最低的。
表1-1 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富农郝有珍与国统区佃农李明秀的负担比较
(数据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打破了边区小农经济的体制
边区原本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体制,即每个家庭有至多两个劳动力,生产工具既简单又没有效率,户与户之间互不帮助生产,耕地分散且狭小。这种体制不仅不能对土地资源的分配利用达到最佳,而且也很难将农业科学技术应用到劳作的实践中,既促成了农民劳动散漫、孤陋寡闻、迷信愚昧等不良习性,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其低下,并且导致了农民陷于穷苦,不便于封建阶级的剥削和统治。
边区政府为解决边区劳动力少、生产单一等问题,将边区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互帮互助的新生产方式,已达到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蓝图。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颁布。规程主要讲的是,通过生产运动、调剂劳动力,组织合作社等政策和措施,将边区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小商品经济。具体表现为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并以自愿为原则集体化组织了许多农民合作社,主要形式是变工队和唐将班子,开辟了农业生产关系上的新纪元。劳动合作的集体经济,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关系,高效地发挥人力、畜力和工具的作用,提高着经济生产率,而且农民的集思广益更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譬如在边区合作运动下,通过开展生产竞赛,出现了许多像吴满有、赵占魁、石明德这样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他们不仅自己发展生产,还组织领导全村人民生产,使人人都丰衣足食。由于农村生产的增加,市集到处都有,商业资本倍增,贫民和中农将生产的物品卖出,并买入自己所需要的,购买力提高,以商品的形式与市场发生关系,边区商业有了飞跃进展。
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普及和传播到了边区的各个地方,它秉承着的理念是:组织边区群众集体进行生产,依靠群众,尽可能地为农民谋取最大的利益,据统计,1942年南区合作社为全区人节省与谋利达5000万元以上,成为边区群众的“白求恩”。在民办公助下南区合作社发展起来的业务有二十几种,目的是为群众谋利益。合作社创办了织布工厂并组织妇女纺布解决了边区布料贵的问题;农民可在合作社低价购买到日常所需;收集推销农村的土产剩物;为农民提供有利的存借款业务;帮助移难民进行生产、为病人和牲畜进行科学医治;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变工扎工问题;为鳏寡孤独解决养老、婚丧等问题;举仓救荒、开办农场、植树造林、建立民办小学,等等。互助合作社作为边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媒介中心,不仅解决了农民各种各样的困难,改造了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推动了农村的集体化生产,而且防止了极贫极富的两极问题,保证了各个阶层生活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着个人主义和家族主义的消极思想,打破了边区小农经济的体制。
3.提高了边区农民的生活质量
边区农民的生计情况极其恶劣,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别无选择,只能租用地主的土地。除了向地主交出50%外,还必须向军阀和官僚缴纳税费,支付高额的利息给借贷者。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边区政府提出了各种兴农政策,广大的农民在这种号召下积极努力地将边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起来,逐步改善着自己的生活质量。
一是粮食基本上实现自给有余。鉴于前期农民负担沉重的情况,1937—1940年,边区实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政策,农民只需上缴极少的粮食,改善着广大的贫困农民的生活。虽然后来边区经济遭到国民政府的封锁,但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停步,1943年粮食达到了自给有余。以固林康家村为例,从下图中可以看出1942年棉花折合34石后粮食共计179.5石,余54.5石;1943年棉花折细粮45石,粮食总数比上年增加24%,除食用和交粮外还剩余62.7石,比上年增加15%,做到了耕二余一。
二是日常必需品达到了自给半自给。布料、犁、锄头等农村手工业制成品,基本达到了生产生活资料的自给。以布匹为例,以前相当短缺的布料在纺织业发达的绥德区,有些家庭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还拿去卖钱用来增加家庭收入。如崔家湾铁如坪村的49家纺织户里就有19户达到自给,24户还有剩余可卖,只有6户半自给。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村织布1312.2丈,自用占64.3%,外销了466.2丈,占35.5%,还留下1.8丈。除纺织品以外,农村作坊生产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其他生活用品也基本满足了边区农民所需。
表1-2 固林康家村1942年和1943年的粮食生产与使用情况
三是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由于边区农民的勤劳,手工业发展得很好,丰富了农副产品的种类,从边区农村集市大会就可以反映出农民生活的幸福和购买力的大幅度提高。如每逢边区为期10天的骡马大会,大会上不仅有远近的客商,还有应有俱有的百货,牛、骡、马牲畜在最多的时候都超5000匹了。大会的繁荣从侧面反映了边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不仅限于温饱问题的解决,还体现在生活质量上。如1943年安塞县的陈家洼村,粮食余下很多,全村牛、驴、羊、猪、鸡的数量到450只(头)左右,12垧的菜地,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杀猪宰羊来庆祝富足生活的到来,这是以前老百姓想都不会想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例都充分体现了边区政权下的农民慢慢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总之,与1935年前相比,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无疑是过上了“小康”生活。此“小康”的内涵与21世纪的奔上小康是不同的,它仅限于农民能基本上做到生产上的自给自余。
4.促进了边区农业及其副业的生产
陕甘宁边区是地广人稀、经济与文化皆落后的农村地区。在当时,边区最可能与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而根据边区整体的原有环境,在此工作环节中,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因此,在普遍动员广大民众及各群众团体参加农业生产的努力下,边区农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是耕地方面,边区政府通过鼓励和采取开垦荒地的措施,从1936年8431006亩的耕地面积扩大到1945年的14256144亩,增加了40.86%以上。二是耕地面积年年大,粮食收获年年增,据统计计算1937年至1945年约增产了92.125%,达到了16000000石。三是1939年通过推广植棉政策,1945年边区植棉面积已从3767亩扩大到300500亩,1944年棉花产量为3044865.2斤。边区在增加耕地的同时,还要求改良耕作方法,进行以“深耕地、多积肥、多锄草”为准则的农民群众运动,改变着边区原来粗放经营式的耕作方法,据资料记载,每家每户在耕地面积相同的情况下,每垧耕地收获量猛提高了3倍。
边区农村在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的经济建设中,辅之以畜牧业、运盐和纺织三种主要副业,林业和蚕桑业等综合发展。就边区副业第一位的畜牧业来说,边区牲畜量逐年增加,仅牛、羊和驴的总数目就从1939年的1447193头(只)增到1944年的2358676头(只),增了约38.64%。牲畜的增加不仅解决了耕牛困难的问题,而且牛和驴成为农闲时老百姓运盐的车具,增加了他们的副业收入,根据边区独特的环境,制定了森林政策,一方面是通过林业来改善气候与提高农业产量来巩固边区经济,另一方面是通过林业开发木材原料同财富,充实边区农民收入。至于蚕桑业,虽然它带来的收入相比其他不多,但农民却对此副业充满热忱,被认为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农村副业。
表1-3 1936年至1945年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统计
(数据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农贷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十分明显。如1942年,延安、甘泉、安塞、子长、志丹、富县、延市、南泥湾、裴庄、固林共贷款1579393元,群众自筹资金1036921元,购买牛数2672头,农具4980件,新增耕地108780垧,增加粮食26105石。由此可见,农贷在增加耕地面积、提高来粮食产量方面的有巨大作用。下表是从边区安塞高桥村的典型随机调查中获得的农贷带来的具体成效,抽取对象分为农贷组员和非农贷组员各三户,比较了1941—1942前后两年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耕牛上占优势的非农贷农户,1942年的生产不仅少于贷款农户,而且比1941年还少。而农贷组农户在贷款和自筹资金的帮助下,又买了2头牛、3个耕具,种地和粮食收获量都明显增加,比起没有贷款的那组成员,粮食要多打5石多,多耕地8垧。
表1-4 非农贷组员与农贷组员前后两年生产情况对比表
(数据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综上得出,利息相当低的农业贷款,解决了农民没钱投入生产的难题,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了更多的粮食和棉花。
5.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开荒地,扩耕地,种棉花,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根据地农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满足了农民基本的生活生产需要,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也在客观上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当时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来自外部的援助。主要是在1937年至1940年,这占当时政府财政的65%左右。二是来自税收。1941年至1945年,税收、公营企业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农业税总共为83.4万石,其中1941年最多,为20.1万石。牲畜买卖和斗拥从45万元到10000万元。还有其他工商业税、公盐代金、盐税都增加了政府税收,从而提高了政府财政收入。三是边区开发和外销盐业和特产,带动了运输网的形成,缓解了封锁时期经济的困难,支持了边区的财政收入。鉴于食盐资源在边区十分的多,于是党中央政府提出了开发并外运食盐的经济措施,积极地将食盐输出到边区以外的各个地方,促进了延安为中心交通运输网的形成,缩小了边区内外的贸易差,同时使得边区的物价保持稳定,支持了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填补了财政上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战。
(二)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取得成就的原因
1.因地制宜,因时而变
陕甘宁边区气候变化幅度大,常年发生灾害,农民又受严重的封建剥削,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边区政府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提出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农业政策,首先,实行了土地革命并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把边区农民从封建地主剥削中解救了出来,获得了进行生产建设的耕地和低农业税、耕具等优待。其次,通过劳动力的调剂政策解决了边区地广人稀的人力问题,为边区进行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条件。再就是制定举办农贷和建立信用合作社的政策,为贫困的老百姓解决了生产实践中的资本困难,进一步发展了农村经济。在实际的政策制定执行上,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工作方式要具有弹性的文件指示。指示的灵活性保证了在边区条件有差异的农村干部可以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以政策实效为目标,更改执行方式。比如要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变工扎工。变与不变视情况而定,具体怎么变不做规定。收割的时候,家里谁想去都可以,如果有不需要并不情愿变工的可以不变。牛犋变工也要看具体情况具体组织,类似于较大的平滩地区就需要十几头牛变工耕地,但如果只有两三纲地就不需要那么多了。锄草时如果耕农愿意变,就可以更多地去组织变工队。总之,变工就是为了结合群众需要,提高农业生产,能变则变,可大可小,视具体情况自己决定,决定不做硬性要求,绝对不强求,不机械。
边区农业农村政策有一定的因时而变的能力,比如土地政策这一部分,抗战前,土地革命后的部分边区,他们分了地主的土地,否定了封建的那种地主土地所有制。抗战后,由于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为了实现抗日力量的整合,建立起各阶层统一抗日的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适时地转变了土地政策,构想出了减租减息政策。1945年后,全面内战爆发的形势下,矛盾又发生转化了,地主资产阶级和农民矛盾激化,促使农民有了越来越强烈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因此,《五四指示》一则要求在清除汉奸、减租退租、减息退息等的任务中,没收地主土地,使边区成为“耕者有其田”的区域,二则要求不轻易变动富农的土地、对中小地主的生活适当关照和多用调解仲裁方式解决这些人与农民的纠纷问题。1942年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如同与世隔绝,政府提出了兴农新方向,领导移难民进行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当时边区外食盐短缺,边区及时地抓住时机,有效地进行边区丰富资源盐的输出活动,保证了困难时期的财政收入和边区生活的自给自足。
边区的土地政策和其他相关的经济政策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随机性,土地政策上由土地革命到减租减息,再到土地革命的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问题上一直与时俱进,这对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农业、基础设施、工业和商业全面发展
边区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前瞻性、群众性和全面性。1942年皖南事变后边区面临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因封锁而导致内部粮食、布匹的短缺,文档记录显示当时农民没衣穿,缺少油茶纸,打仗的战士冬天都没有棉鞋、棉被来保暖。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先解决温饱问题是边区的第一任务,农业自然而然居于首位。抗战初期,边区在抗日救国的大局下,明确了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扩大边区的生产,支援国防,保证满足战时需求。1942年,西北局规划了新一年的经济建设决定,“在经济建设上,继续维持农业第一的发展方针,农业生产不管是对战线上的战士,还是后方农民的生活,都是最最基本的,最不能低估的一项建设任务”。1942年的高干会,边区对“农业第一”做了具体的规划。边区在自食其力的口号下,耕地及棉花的种植面积、粮食产量、棉花产量都大大地增加了。1943年,“耕二余一”成了新的粮食生产目标,并两年内得到了实现。
基础设施建设上,以修路便于发展运输为主。边区设立了专门的建通运输局,统一管理着分区内的交通事务,连贯着边区各个分区的盐业运输等工作,把他们进行了有机的联系。从1937年开始,边区就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和动员老百姓修路,同时,制定实施了许多的优惠政策,发展不同行业的交通运输。农民家庭运输队、合作组织运输队、军队和公家机构运输队,不同形式的交通运输组织都穿梭在这条组织起来的交通运输网中,带动着边区商贸事业的繁荣。
在基本解决边区吃穿困难以后,边区政府开始大力发展边区工业经济,毛泽东说:“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工业化……工业品必须做到两年内实现自给”。中共中央随后提出了发展边区工业的具体任务,并在每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书中明确地提出具体的工业化目标,这为实现边区工业品的自给有余提供了指导。
边区农业、工业的发展对商业提出了要求,实行对内自由交易、对外进行调剂的政策。银行、信用合作社有了迅速的发展,不仅便利了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和生产投入,而且促进了边区商业的恢复和成长。1942年困难之后,边区商业复苏起来,兴起了农村特有的贸易往来形式——集市。集市主要分布在人口集中的较大村镇,各个村镇的赶集时间不一样,农民可以选择自己有空的时间去赶集。每逢集日,周围农民会赶集市,出售自家的农产品,并购买日常所需。此外,边区农村商贸还有其他形式,比如骡马交流大会等。延安时期,边区农业生产自给有余,手工业方面也发展良好,所以边区会每年都举行一次骡马大会,会上有来自各方的商人和买家,甚事热闹,农民可以在市集和骡马大会上各取所需。
由此可见,边区在优先发展农业政策的同时,也制定了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工商业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经济成分多元化,协调农村各阶级利益
(1)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原则,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边区延安时期的经济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有由政府出资经营的公营经济,或者也有少部分是由学校、机关等集体发起的公营经济;由老百姓组成的农业、手工业等形式的合作社,这种经济被称为合作经济;第三种则是富农发展起来的经济,或者一些私营性质的工商业,这两种统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第四种经济主体主要是贫下中农,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销售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个体经济;第五种就是地主经济了。对于以上五种经济成分,边区坚持并存的发展原则,但随着政治文化等的变化,地主经济逐渐衰落起来。
边区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边区应该坚持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态度,因为它们不管对边区老百姓还是政府的财政来说,都起到了提高和增加的有益作用。在此基础上,对于边区经济建设的管理问题,毛泽东主张由政府统一进行领导和主体分散经营的经济政策,提出边区经济的政策要与时俱进,更要具有灵活性,不能一成不变,情况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措施,这对保障边区财政的供给有莫大的帮助。合作经济,是一种边区集体经济,首先开始于农业生产中,变工就是最典型的合作形式,主要表现在做农活的时候村里各户劳动力之间、耕牛之间的你帮我、我帮你的一种现象。随着边区手工业等的出现,合作经济得到了党中央的推广,涉及范围逐渐扩大。合作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边区各种条件的结合下发展起来的,它能灵活地降低经济活动的风险,在边区农村经济的实践中,被证明是一种相当成功的经济方式。个体经济,主要表现为一种小商品经济,集中在农业和手工业这两个部分,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还是很大的,毕竟边区贫下中农阶层的农民最多。边区手工业有纺织、农具、造纸等,其中家庭纺织业占绝对的优势地位。地主经济,在边区不断的发展中逐渐衰落,有的地主向经济发展趋势良好的经济成分转化,会投入商业等领域;或者收回自己的土地,自己下地耕种,由地主转化为富农。
以上五种经济成分从数量来说,各种经济是占比重最大的,居于首位,地主经济处于末端,公营经济所占的比重是中间型的,虽然量上不占首要优势,但政府规定其他四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必须是以公营经济为主导的。
(2)政策的针对性强,争取协调各阶级利益
首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生产发挥着第一的作用,而农业的生产离不开土地,所以土地政策是否能保障农村各阶层农民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首先是废除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提出要同时保障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对于那些土地革命中土地被征收的地主,政府指出要给予他们普通农民的身份,给他们重新分配耕地,对于房子也没有的提供住所,保障他们的那份权益。其次是实施减租减息的政策,因为边区土地革命是不彻底的,有的地方地主依然霸占着大部分的土地,欺压和剥削着租地过活的老百姓,为此政府提出地主租给农民耕地要适当地减租减息,农民租用地主土地也要合理地交租交息,此政策保障了双方的人权、财权等。其次,工商业的发展中,要处理好劳动者和资本家双方的利益,废除以前资本家占优势的那种劳动保护法,在政府的指导下劳资双方订立一项劳资合同,因各地不同生活条件的差异,酌情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资本家须保证保障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人则须遵守合同与劳动规章,农村工人的待遇应该稍作提高。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越来越多,为此边区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如“做工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以边区具体的生活状况为参考”,“劳动者享有一定的工伤医疗费用”,“劳动者享有带薪休假权利”等。边区在劳动方面、土地方面的政策,都是从整体考虑,兼顾每个阶层利益的。
4.高度组织农村劳动力
陕甘宁边区刚刚成立之初,农村经济落后,生产力低,财政收支不平衡,想要将边区农村经济搞起来,仅仅凭借政府一己之力是不行的,所以边区政府首先在政治思想组织上,通过民主政治的实施,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团体。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利用集体组织的力量来提高经济政策完成效率的作用。实践证明边区各种组织的成立及其行动对农村经济的兴起、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净化边区农村的封建气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广大农民在贯彻减租政策的运动中,以乡或村为单位成立了减租保地会、农会和减租会等组织,农民组织起来,合力对抗减租减息中的部分顽固地主的抵抗,成为政策彻底有力执行的推进者。有的边区农民组织甚至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做文化及各种合作事业的推广工作,积极协调村民之间的各种纠纷。民间组织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合作社等多项农业农村政策的实施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就如在劳动竞赛运动中,各农村团体开展劳模和先进村的竞赛活动,将做得好的劳动先锋安排其到周边农村做示范劳动,农民在生活、生产上的困难,组织团体予以帮助解决。这样有效地鼓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农业农村政策的执行和各种运动的有序开展。可见,各种农民互助组织的建立,是边区有效解决劳动力分配不均匀和进行集体经济活动的基础,这股力量在边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解决农村经济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5.注重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投入
边区政府认为要发展起边区的经济,必须及时地重视科学技术。边区统治者极其重视科技教育,在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地叙述道:“科学知识要普及到每个人”,“极大地倡导与知识分子看齐,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等”,边区科学技术应用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一边学习一边研究的,其次它能及时地投入实践中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使得包括自然科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工业学校等一批具有一定水准的科技学院相继成立,这不仅是为边区发展经济培养人才,也是为抗战胜利后整个新中国的发展蓄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统计资料中缺乏详细的毕业生数据,但单单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就通过13批次的专业人才输出,为边区输出了优秀的医务人员,推动着边区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1940年2月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起来,会员有300多人,研究会有各类的科学团体,涉及范围极广,可谓是上到天文,下到地理了。通过努力地推进科技教育和研究,边区有了许多研究成果,铲除了封建迷信给农事生产和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带动着边区农民相信科学、运用科学发展经济的力量。
农业领域上,最典型的就是光华农场实验基地的成立,它以促进农业生产为目标,研究如何提高粮食的产量,如何防止鸟虫对粮食作物生长的破坏,还从边区外引进了一批优质粮种子,可为边区粮食产量有效的提高10%—30%,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边区单一的粮食品种。边区农场还研究了牲畜方面的知识,自制成功免疫疫苗,有效地抑制了边区牲畜瘟疫的传播,减少了耕牛的突然死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