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陕甘宁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环境

（一）边区农村的自然环境

自然条件是影响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边区地形和耕地面积、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成为农业农村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前提条件。

1．边区农村的地形及其耕地面积

边区东靠黄河与山西为界限，北起长城，临着鄂尔多斯高原，南临泾水，西面连接着六盘山脉。边区地形极其复杂，主要有沟壑纵横的“原地”、黄土高原积年冲蚀而成的“山地”及狭长如带的“川地”。边区河流除东境黄河外，还有无定河、洛河及其各自支流、延水等，沿河地带地形平坦，自然形成交通道路，土质肥沃可做灌溉农田。

整个边区土地面积92710平方公里，其中4000万亩可耕地，但当时边区人口少且分散，以至于没有开发和利用的荒地很多，在西区占可耕地面积的2/3，东区有约1/3，更甚在某些地区达到4/5，据统计1936年现有耕地仅约840万亩。

2．边区农村的土壤、气候条件

边区土壤类型以黄土为主，其次有红胶土、石灰结核红土和各种冲积土。边区几乎可见被风积黄土覆盖的高原与山地，这种具有钙化物理性质的土壤，宜耕宜植，化学性质方面钾钙最丰富，其次包括钠和石灰质，而氮碳含量较低，土壤呈碱性，如遇雨季暴风雨的冲刷，土壤中的有机物极易被分解和冲去，水灾进而影响农业收成。

边区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总体具有日照充足、温凉干燥、干旱少雨、降霜期时间长的特征。对于农业来说，边区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甚至可以达到一年两熟或者两年三熟，由于边区东南西北气候差异的影响，边区农业划分为沿黄河区、三边区、关陇区及延绥区四个农业区域。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秋季霜早降的不利气候给边区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和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旱灾、雹灾、冻灾和涝灾。

3．边区农村的自然资源

边区拥有富足的煤资源，据中国地质调查人员估算，陕西煤炭储藏量超过全国的1/5，且以陕北那块儿的煤矿为主。煤炭有延安、子洲、子长、米脂的侏罗纪烟煤，关中那疙瘩儿的二叠纪煤，四个大的煤窑区分别是延安煤窑、子长煤窑和绥德煤窑、关中煤窑。陕北石油储存量世界闻名，油苗散布各处，尤以油页岩资源最为丰富。食盐是边区的又一重要资源。边区的盐田主要分布在定边、盐池二县的北部及绥德的井盐，食盐是边区的重要产业，食盐的开发和利用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边区拥有四万方里的森林面积，它本身及所创造的付产价值对边区经济贡献不可忽视。

（二）边区农村的人口经济环境

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边区经济情况简述》显示，延安时期边区总人口约为150万，具体到当时各个分区的人口如下：绥德分区人口约52万，延属分区人口约38万，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的人口大约分别为26万、12万、15万，结合边区总面积的92710平方公里，可推算出整个边区的人口密度大概是每平方公里15.2万人（同期全国内人口密度是39.54人/平方公里，其中陕西是60.5人/平方公里），但边区的人口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人口密度最大的是绥德分区47.4人/平方公里，最小的是三边分区，仅仅为5.4人/平方公里，关中和延属两个分区的人口密度相差不大，分别是16.5人/平方公里和16人/平方公里，陇东分区的人口密度则为10.3人/平方公里。

抗日战争前，边区农村占首席地位的是封建地主经济。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形式是地主所有制的，即少数地主坐拥着领域内60%—80%的土地，部分地主不仅经营商业还发放高利贷给别人，不仅村里有大面积的土地，城里也有较大的商铺，边区的经济营生几乎被地主垄断。地主阶级是地方最落后生产关系的反动阻力，在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压迫下，边区经济凋敝不堪，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难以偿还的高利贷和地主的兼并土地行为，迫使农民群众的耕地逐渐变少或无地，农村金融短缺，农民没有进行农业生产的农具和种子，不能进行农业的再生产，农业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原有的家庭纺织业也消失了，边区一切日常用品都依赖于其他地的输入。很多边区农民家徒四壁，消费水平低，导致乡村商业贸易也枯萎了。边区人口分布不平衡，人口密度小的地方，劳动力的不足导致荒地过多。

延安时期的外部环境，军事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频繁性地进行军事“扫荡”，并采取了残酷的“三光政策”；经济上，在根据地周边建立起碉堡、据点等，封锁线纵横交错，阻断着外面边区必需品的供给，企图将根据地变成他们的笼中之鸟，其目的在于摧毁根据地的存在，在随后战争逐渐进入相持状态后，国民党也在边区周围制造着经常性的摩擦事件，隔绝了边区与外界的商业往来，农民还是无法获得必需的生产资料，经济困难日益严重了。内部环境方面，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在经济上不考虑贫富层次，保护每个人的都能在边区安定生活，愉快劳动；都能有资源工具进行生产，改善生活，真正能满足各阶级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由于战争而不得已迁移的人口流动频繁，对边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先进技术、知识及资本的注入推动了边区经济政策的实施。

（三）边区农村的政治法律环境

边区还未成立之前，陕北为最落后最复杂的区域，名义上归国民政府管理，实际上是军阀政府的根据地，政治上的黑暗为任何区域所不及。1935年习仲勋、刘志丹为领导的西北根据地形成，此乃陕甘宁边区的雏形。1937年，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1940年，国民党在政治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形势，首先有益于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实行。在抗战的困难时期，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试行民主选举、“三三制”、边区政府参议会等制度，这在当时的边区基本构建起了民主的根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创新性的特色工作程序，使得民主具象的表现在政党的工作步骤中，而不仅仅是提出口号和形式化的宣传，边区政党切实地推进着民主，得到了农民对民主的认可和肯定，因为民主的推行影响着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改善着边区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农民的经济生活。边区的民主政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制度，二是乡村政治性团体。中国共产党在边区颁布了一系列的农业农村政策、物价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方针政策，农民积极地拥护着政策在边区的落实。在边区政府有效的管理下，笼罩着正面有效的进步政治，争取民主化的管理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的政治气氛，推进着边区政局的稳定，并在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为边区农业农村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稳定有利的宏观政治环境。

当时的边区，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核心所在地和各个分区的地方政府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比如《绥德分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子长县政府关于租佃的条例》《关于优待移民的条例及办法》《农业生产小组互助暂行组织条例》等，这些法令法规和条例成为边区执行农业农村政策的准则，边区所有的人民需要依法做事，才能有法有理地得到保护，削弱了封建地主和黑暗势力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提高了边区农民的法律意识，使得边区的农民由不识法、不懂法到主动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边区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在边区这种落后农村地区尤其的严重，几乎深入到农民思想意识的每个层面，从文化教育方面看，1937年之前的边区就是文化的荒漠，文盲率高达99%，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封建迷信现象严重，而且还不懂得卫生，边区农村几十里的范围内是没有学校教育的，穷孩子不是放羊就是干农活，落后的经济条件使得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不高，没有文化设施的农民过着空白的文化生活。1937年边区成立之后，内部稳定和平的环境，农村经济的发展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提高边区民众的生活，为农民进行教育学习提供了有益的条件。边区政府大力地宣传和号召农民参加到组织教育的队伍中，以扫除文盲为根本目标，结合边区落后的经济条件，对农民采取了“生产+学习”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教边区农民认字识字，主要是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在边区农村刮起移风易俗和崇尚科学的改革，重塑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将以往那些不正确、不合理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纠正，使边区农民积极地参与到党创办的社会组织中，激发了农民的抗战意识和主动性，农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开始注入科学，对中国共产党工作上的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农业农村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