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与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
当代中国的“文明实践”聚焦于千万民众参与的“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创建实践，不仅把当代中国的“文明实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中国的持续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文明和谐的城市发展范式，而且构建了一种让当代与后代人共享“城市文明”、“城市和谐”成果的新模式，并正在凸显其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化一种新模式的理论与实践价值。(20)
1 可持续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91年的26.94%发展到2010年的47%左右，年均增长1.13%。相当于每年平均有1700万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2002年中国政府首次公布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目标，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接近60%左右。(21)换句话说，到2020年如果按照我国人口总量14.5亿计算，那么60%的城市化率就意味着城市人口将达到或突破8.7亿，也就是说，在今后十几年时间内，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也意味着将有近3亿农民需要解决就业或者需要城市提供就业岗位。这给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提出了严峻挑战。
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面临六大挑战：（1）资源环境的约束给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挑战；（2）城市污染给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挑战；（3）城市化进程中，发展规划缺失给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挑战；（4）城市拥堵给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挑战；（5）社会“公共空间”的缺失给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挑战；（6）难以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可持续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对于这六大挑战，我已在先前发的文章和许多城市的演讲中已作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2 中国可持续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提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必须以“C模式”，超越以美国的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A模式”，防止陷入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的“B模式”泥淖。(22)
“A模式”，即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费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的“三高”，也就是高油价、高排放以及粮食价格不断攀高的主因。
针对A模式给拉美带来的发展的陷阱，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增长”的B模式。塞奇·拉脱谢尔（Serge Latouche）等人提出“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了“增长”的增长而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23)因此，应该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
厄尔·库克在《人类、资源与社会》（Man, Energy, and Society）一书中，回顾了能源的状态与历史，并提出了“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库克预言在20年到30年之内，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24)这种“反增长”的B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不现实也不可行的。
由对城市化A、B模式的分析，仇保兴提出了C模式。“C模式”是坚持“发展”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扬弃和超越的新模式，注定是一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仇保兴提出城市化的C模式很有价值，也颇有启发性。但是，作为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模式，它存在以下缺憾：一是对“模式”本身缺乏界定，即“模式”是什么？二是对中国城市化、城市化的“C模式”缺乏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相结合的逻辑分析，即缺乏对中国城市化、城市化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揭示，缺乏对中国城市化、城市化现实与未来定位与走势的分析。三是对中国城市化、城市化模式的价值分析也不足。城市化一旦上升到“模式”的层面，它必然带有普遍的意义。
3 “文明城市”（“W模式”）：可持续城市化新模式
为了说明“文明城市”（“W模式”）作为中国可持续城市化新模式的特征，这里有必要对“模式”的基本要素先作些分析研究。作为“模式”（model），在英文中还有“模型”、“原型”、“样式”和“典型”的含义。在《辞海》中，把“模式”亦称为“范型”，“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作为术语时，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涵义。“在普通心理学中，指外界事物贮存在记忆中的有组织的心理图像。在认知心理学中，指信息加工的过程，或事物的有组织的结构。在社会学中，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25)
第一，在城市化、城市化层面研究“模式”，一般应有以下3个基本要素：（1）独创的“模式”“原型”；（2）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中文里的“样式”和“范本”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类似），当然，“范式”的普遍程度也具有相对性；（3）又是一种理论图式，或者说是一种内蕴着理念、方法、概念和基本观点的理论体系。
第二，当今中国千百万民众在参与、在建设的“文明城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新模式。对该模式的特征我们暂且以“文明”一词汉语拼音的开头“W”为标志，(26)命名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以“W”命名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城市化新模式，其优点在于：（1）它是对美国等国家A模式的“扬弃”，“W”也可看作两个倒过来的“A”；（2）“W”模式第一次找到了一种“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互动模式；（3）“W”模式是在坎坷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的。“W”模式既表征“城市”（城镇）本身是一个系统，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又要求我们以系统的方法研究与揭示“城市”系统的演变。
第三，文明城市（“W模式”）作为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新模式，可从人类城市范（模）式变迁的历史中去考察。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用“范式”来表明某一时期、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及其可仿效的科学范例、模式，并表征着某一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路径。我们把“范式”移植到城市的概念上，以“城市范式”指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影响，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具有不同的城市价值取向、城市形态与功能特征的城市样式、城市模式。当原有的“城市范式”不能指导并解决现有的城市问题时，就会出现“城市革命”，发生城市范式的变迁。当然，“城市范式”的革命，并不完全抛弃城市原有的功能，而是在凸现新的城市功能、城市主导价值取向的同时，包容城市原有的功能，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城市范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人认识与处理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城市人的影响。
以“城市范式”来考察人类城市的变迁，大致可把它分为以下4个阶段、4种范式。一是“商业范式”的城市。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城市”的自然状态、城民的商业活动、日常生活，故而要在城内兴“市”，以便商品交换，筑“城市”以做好军事防御，保护城市市民的商品交换。古希腊的“城邦”，其最初功能也是如此。二是“工业范式”的城市。18世纪至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给西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以最大的推动，既带来了城市的文明，又带来了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些城市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城市问题的出现，是人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的结果，也是盛行于17、18世纪的笛卡儿主义及牛顿力学（机械）世界观的产物。三是“生态范式”的城市。生态危机唤起人类的觉醒，使人类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所走过的路程，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钟情“生态城市”。如美国旧金山湾东部海岸的伯克利、巴西的库里蒂巴、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等，是目前世界上具标志性的“生态城”。近年来，中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创建生态城的目标，但是大都只考虑了生物生态、人工自然生态，却不重视社会生态。2009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联合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则是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蓬勃、社会和谐”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努力实现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实行、能复制、能推广。四是“文明范式”的城市。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国学者在反思“生态城市”的过程中，提出以新的思维方式认识“生态城市”，同时预言新的“城市范式”诞生。我认为，“文明城市”便是这样一种新的城市范式。
第四，20世纪末以来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文明城市”创建，正是这样一种与21世纪人类城市发展趋势相吻合、体现科学发展理念的城市新范式、城市新模式。
因为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文明成果的积淀；文明时代的城市第一次具有了城市的意义，文明时代的城市第一次揭开了“城市文明”的篇章。城市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社会和谐的聚焦，它在根本上标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达到的一种和谐、文明状态。“文明城市”作为当代中国千百万民众在自觉实践、自觉追求的“城市范式”，它是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的“城市模式”，是当代中国为应对可持续城市化、城市化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作出的价值选择，是对未来中国城市美好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战略抉择。
4 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即W指标体系模型，是引导中国实践可持续城市化的系统量化模型
文明城市的基本特点有三，即城市的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城市的形态文明是文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和素质文明则是文明城市的内在本质特征，它们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文明城市的风采。
——形态文明。文明城市不能没有文明的形象，文明的形象是文明城市的首要形象。文明城市的形象是公众在感受、体验城市功能与素质的过程中，对城市形态文明的一种认知、判断，其认知与判断虽是主观的，但它是对城市形态文明的一种客观反映。
——功能文明。任何城市都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功能。城市的功能文明，主要体现在城市的服务、管理和创新三个方面。城市应成为最适合人居的场所，不仅要有合理的空间布局、美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要给“人居”提供能满足“人居”需要的种种服务。
——素质文明。城市素质文明可从城市的自然环境素质（质量）、城市基础设施素质（质量）、城市市民素质、城市发展素质等方面去分析。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素质，它对于聚集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中，大型桥梁、机场和地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然，市民素质更重要、更关键，它是区分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文明水准高低的指示器，是一个城市不断提升其功能文明、形态文明的根本保障。
文明城市特质回答的是文明城市自身的特点与功能问题，文明城市同时又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城市。
根据文明城市的特质进而构建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简称《测评体系》）是对城市文明以及通过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进而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全面系统的量化评估。因此，《测评体系》的性质是一种过程性、工作性、结果性的指标体系。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评价性指标体系，也不同于工作性的考核的指标，它是上述三种特性有机统一的能保障可持续城市化的综合量化评估体系。该体系舍弃了反映城市文明水平、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的许多具体环节和细节，着重于从全面系统的意义上，反映和表达城市文明以及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中的各种关系、环节；同时，该体系模型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与绩效的系统状态、结构——功能的简化模型，它是开放式的，它是可以由计算机进行实验的模型，它可以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实践的需要与水平的提高而修正、完善，它引导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实践不断跃上新的台阶，进而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城市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W指标体系模型”具有以下三大功能：
第一，第一次找到了一整套系统的，并被2005、2008年全国第一、二届文明城市评选表彰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描述与考量文明城市创建绩效的量化方法。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成功地利用数学时，才算获得了真正的发展。同样，对文明城市、文明城区创建绩效的评估，只有形成了系统的“量化”指标，并通过这种“量化”指标对文明城市、文明城区创建活动及其绩效能够用数据计算与分析，用规范的语言从创建实践经验中提炼出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陈述，才达到了“量化”的要求，才能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最寄希望并感到最有应用价值的《测评体系》。“量化”方式在《测评体系》中的成功运用，不仅在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城区创建实践中是开创性的，而且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找到了一条以“指标体系”模型为“量化”方式运用于复杂的巨系统对象研究的途径，这在促进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第二，“W指标体系模型”作为把握文明城市（城区）的一种模型，它旨在通过不同的指标来反映文明城市（城区）中提炼出来的概念，进而客观、全面地把握和反映文明城市、文明城区的创建绩效，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城市化实践。“W指标体系模型”舍弃了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中的许多具体环节和细节，着重于从本质上、从城市复杂巨系统的意义上，反映和表达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中的各种关系、环节；并随着文明城市创建实践的需要与水平的提高而修正、完善，所以先后形成了2005版、2008版、2011版、2015版《测评体系》，与时俱进地引导可持续城市化实践。
第三，“W指标体系模型”是对政府主导、政府组织动员市民百姓和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实践、促进可持续城市化的制度设计、制度规范。城市的文明和谐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但是，制度如何设计？如何规范？如何真正发挥制度对城市文明和谐发展取向的保障作用？从2002年开始研制《测评体系》到2005、2008年运用该体系模型测评文明城市的实践中，我体会到，该模型又是对城市文明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制度构建。
为什么这样说？其一，该模型不仅对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设置了测评项目、测评内容，而且将一个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质量等量化为测评标准；不仅明确城市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的评价对象，而且都有负责分管城市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的政府责任主体（现该体系已将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委、中央纪委、公安部、住建部、教育部、文化部、民政部等42个部委办的指标纳入《测评体系》），这就保证了各部委办的指标要求，通过各城市相关的委办局主体，使城市文明和谐发展的要求得以落实。这是一种以“测评指标”为桥梁，整合国家与地方资源同创共建文明城市的一种制度设计。其二，该模型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是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运作一致的。如上所述，因为该指标体系模型在研制和修订的过程中，整合了国家42个部委办的指标，修改指标都要得到相关部委办的认可；政府能否扎实有效地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既是测评指标的要求，又是对政府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实效的检测，也是对政府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绩效的最好的检验，更是对政府推进可持续城市化、实现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检测。
（本章发表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
(1)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已开展“文明城市（城区）”的创建。尤其是2005年中央文明委颁布《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以来，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首府城市）、15个副省级城市、160多个地级市、300余个县级市以及4个直辖市的30多个城区参加全国文明城市（城区）的创建。截至2017年，已有197个城市（城区）获全国文明城市（城区）的荣誉称号，391个城市（城区）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城区）。“文明城市”作为全国城市最高的综合性荣誉，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参与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和活动，几乎渗透到城市（城区）的家家户户，已成为当代中国全体市民百姓共建共享城市文明的活动。
(2)［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8页。
(3)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57页。
(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63页。
(5)［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55页。
(6)［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7)［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137、138页。
(8)［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5页。
(9)［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10)［德］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66页。
(11)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26页。
(12)公元前2000年左右，犹太人的祖先从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居迦南地区（即今巴勒斯坦地区），被当地人称为“哈比鲁人”，意即“渡河而来的人”，后讹音为“希伯来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伯来人开始自称为“以色列人”，意为“与神角力者”。公元前933年，统一的希伯来王国分裂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两国沦亡后，遗民被称作“犹太人”。故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同宗同源。
(13)刘炜主编，赵春青、秦文生著：《中华文明传真》第1册《原始社会——东方的曙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8页。
(14)刘炜主编，赵春青、秦文生著：《中华文明传真》第1册《原始社会——东方的曙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7页。
(15)刘炜主编，赵春青、秦文生著：《中华文明传真》第1册《原始社会——东方的曙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4页。
(16)参见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17)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18)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19)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20)“城市化”是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一般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也指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我国，由于地区发展、城市化、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有时又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两个概念，本文也如此。
(21)参见周干峙：《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0%至55%》，新华网2005年9月25日。
(22)参见仇保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辨——“C模式”：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1期。
(23)［美］霍华德·T·奥德姆等：《繁荣地走向衰退——人类在能源危机笼罩下的行为选择》，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4)参见仇保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辨——“C模式”：超越“A模式”的诱惑和“B模式”的泥淖》，《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1期。
(25)引自《辞海》中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3748页。
(26)本文之所以不用英文的“civilization”命名，因为英文的“civilization”主要相对于野蛮、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而言，无法涵盖当代中国“文明城市”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