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长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情势。一方面，全球经济贸易的一体化趋向要求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培养越来越多的通晓世界经济贸易规则以及生产和管理流程的人才，从而对教育国际化起到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人类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它为了消弭地域的障碍，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联系更加紧密，必须重塑和调整国际关系，树立国际视野和增强国际观念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也要求教育国际化必须加快前进的步伐。在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成为一个描述跨文化和跨区域的活动与项目的非常宽泛的词汇，包括师生交换计划、技术合作项目、大量的多元语言与文化机构的创建、世界事件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以及美国与外国开展的常态化的专家学者、商业人士、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间的信息交流活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内的一些研究、培训、技术支持、出版等活动，逐渐摆脱了政府机构的局限和控制，开始走向一些公共或私人机构，如福特基金会就在70年代中期发起了一系列国际教育活动，与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地区机构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总的来说，70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涉及技术支持活动、比较与发展教育、教育与文化交流，以及多元化研究活动等。
一、技术支持活动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许多大学掀起了通过技术合作项目强化本校科研能力和水平的热潮。美国教育发展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1966年针对6所美国大学开展的案例研究表明，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初现端倪，一些高校基于国际资源来源的多样性建立了大学联盟，如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建立的中西部大学国际活动联盟（Midwest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还有一些高校基于共同的研究兴趣建立了宽领域的国际高等教育协会，如宾夕法尼亚国际教育委员会（Pennsylvania Council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13)到了70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关注的兴趣更加广泛，涉及全球教育、互助教育、多元文化与种族教育。不过，随着美国政府部门对经济合作和社会发展活动经费资助的大幅削减，这一趋势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对于技术支持活动资助上呈现出戏剧性的下降。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领导地位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比较与发展教育活动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参加海外的教育发展活动，同时，美国专家学者持续协助其他国家进行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掀起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热潮。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倾向于开展不同国家之间的静态研究，而70年代则倾向于对单个国家的动态发展性研究，如对教育系统不同干涉的效果分析教育、社会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研究等。尽管对于比较与发展教育活动的政府资助同40年代末“马歇尔计划”时期相比有不小的退步，但由于参与这类活动的机构或人员更加多元化，资助的来源也就更加多元化，使得活动的开展能够持续下去。以美国和欧洲开展的比较与发展教育活动为例，根据1976年帕金森所做的调查显示，有关比较与发展教育的资助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形，在数十个私人机构中，有盈利的，也有非盈利的，它们共同承担起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教育资助活动，其中不少与教会有一定的关系。(14)随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也承认美国的海外教育资助活动主要依靠私人机构的资源，因此美国政府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提供研究和人员配备方面的支持，以有效地贯彻和实施海外教育资助政策。
三、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
这一时期参与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的机构和组织越来越多元化，包括政府间代表处、美国政府机构、学术与学者协会、私人志愿组织，专业交流组织和各种专业协会的分支机构等。尽管人员的双向流动都存在，但进入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人数呈现更加快速的上涨趋势。据统计，1954年留学美国的本科生有19124人，研究生12110人，而到了1978年，本科生为149024人，研究生为114916人。(15)外国学生的大量入学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常有意义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均成了所在国各个领域的领导者。外国学生所涉及的学习领域非常广泛，但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管理学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困难或是误解。不过，政策制定和管理机构并未对此类问题引起重视，也很少有大学根据外国学生的需要对课程进行调整，而这些外国学生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人力资源和技术管理方面与美国存在显著的差异。尽管许多大学在外国学生的学费和住宿方面安排得比较妥当，但在学术方面，学校则认为他们应该学会适应美国的大学研究环境。同时，这一阶段政府对于吸引外国高科技人才移民的兴趣大大降低，尽管留学美国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但是针对外国学生的资助却一直在下降。以著名的国会《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文化交流项目为例，据统计，得到该计划资助的外国学生从1966年的1853人下降为1978年的1166人，而得到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项目资助的外国学生更是从1964年的6827人下降至1979年的902人。70年代末，每年有超过250000名外国学生在美国留学，但其中绝大多数学生是自费的，或是得到所在国家的政府资助，或是得到联合国等相关国际机构的资助。(16)
四、多元化研究活动
外语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点内容，然而，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学习活动，它的政策组织层次总是与大量多元化研究活动相互关联的，包括“区域研究”、“国际事务研究”、“全球教育”和“扩展活动”等。“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指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研究他国的人民和文化，通常涉及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一种或多种国家或区域语言。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区域研究在美国一般不作为主修专业，而是作为主修专业的一种补充，许多机构还会提供有关留学生具有在区域研究方面特长的证明，因而区域研究类似于一种辅修科目。外语教育是留学生开展区域研究的前提，只有足够熟练地掌握外语才能进入外国文化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还要通过亲身体会外国人民的所感、所思、所想和所看建立起与外国文化的紧密关系。由于身处异国他乡，许多留学生对“国际事务研究”（International Issue Studies）特别感兴趣，其中涉及贫穷、饥饿、疾病、人口、能源、军备控制和对外贸易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热点，但是在美国高校并不存在这样的专业或项目研究，这些研究内容并不表示他们对任何外国文化和事务都感兴趣，更多的只是关注全球特定问题领域一个动态事件而已，相关专业组织的人员称之为跨领域研究，甚至可以给它一个“未来学”的称呼。“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新的综合性词汇，包括全球意识教育、互助教育或全球互助教育等领域。Leestma认为，全球教育是指通过学习并参与包括生态、社会、人际关系、经济与科技在内的全球系统以关注人类种族的生存、个人发展的前景，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达成对生命的理解。(17)许多外国留学生通过全球教育平台，试图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系统，跨越传统学科和专业领域，运用多种教育方法来解决不断增长的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事务。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面向学生，同样面向在职人员。《国防教育法》第六章明确要求投入相当于基金15％的份额用于与大学和社区相关的活动(18)，正是受到此法案的推动，与强化在职人员国际研究能力有关的“扩展活动”项目相继推出。“扩展活动”包括在职教师教育项目、公共演讲项目、座谈会、讨论会、暑期学院、媒体展示会、课程开发，以及系列电影活动，从而提高公民参与教育国际化的程度。正如Mehlinger和L．Ehman所言，“扩展活动”不仅丰富了特别目标人群的职业生涯（如教师），也强化了大学本科教育。(19)
五、80年代的趋势
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各种模式的综合体，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从历史的观点来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理念的模式（idealistic pattern），即为了鼓励国际理解与和平而强化教育和经验交流；另一种是基于实效的模式（pragmatic pattern），即强化对国际人力资源的需求，以更好地开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服务。80年代早期，有少量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模式的政府项目，提供该类项目的组织规模大为减小，如由美国政府运作的志愿者组织和平队（Peace Corps），它的规模已经从1968年的15000人降为1981年的5500人。对于该模式项目的资助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来自里根政府管理机构的经济与社会资助也是根据外交政策给予那些特定类型的接纳国的。然而，与此相对应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实效模式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都得到了不断增长的支持，政府的关注点不在国际理解方面，而是在国际和跨国事务与问题的解决方面，因而政府的资助经费面临着重新分配的局面，可能被用于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甚至是基于个别地区利益的事务，并以此获得更多的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对此类模式持消极态度，并持续背离其关注的方向和领域，而且有扩大的趋势。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改革与调整，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国家外语与区域研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的成立。该委员会在80年代设置了一系列的特别小组来详细了解政府对于教育国际化的支持需求，通过调查和分析，为政府资助提供参考意见。80年代末，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非常积极的变化：一方面，互助世界（Interdependent World）的教育规则和理念开始逐渐清晰，并在各级政府机构得到传播和灌输，针对互助世界的教育改革运动也得到推广；另一方面，跨学科领域（Transdisciplinary Field）的国际化研究开始建立起完整的概念框架，有关的研究作品也逐步推出，并摆脱了过去的意见书和评价报告模式，形成了更加系统的研究结构。(20)实际上，80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被所有教育研究领域视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视作与高度互助的世界紧密相关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