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保皇

从清廷方面看，立储较废立固然是退了一步，而在保皇会和维新人士看来，却与复政的诉求南辕北辙，立储即是废立，因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以电报局沪局总办经元善为首、1231人联名合词的上海绅商首先发难。1900年1月27日《苏报》报道此事称：

本埠自接奉本月二十四日电谕，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我朝二百五十余年积德累仁，我皇上二十五[年]励精图治，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昨日赴电局请列名电求总署代奏者至千余人之多，且闻各国均已电调兵舰，将挟公义以清君侧。沪局总办经莲山太守，见群情迫切，外衅纷乘，遂率同绅商允为电恳。

电禀曰：

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联署签名者多为沪上士绅名流。[1]

关于此事经过，据经元善1901年《上外务部王大臣禀》：

卑府前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接北京电报，钦悉圣躬不豫，将有禅位之举。卑府自以市井微臣，中心感戴，愧无折槛当熊之责，俾竭倾葵慕蚁之诚，闻报惊疑，莫知所措。次晨各日报亦刊登此事，更极危言耸论。于是各省绅商之寓沪者，麇集于卑局，佥谓莫非臣子，岂忍漠然。且自维新以来，樵夫牧竖，皆得上言。兹者大局攸系，亟应合词吁请皇上力疾视事，俾安薄海臣民之心。以卑府职司电务，怂令领衔。爰遵例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代奏。……当即公凑电资，用三等急报发出。[2]

而是年11月，经元善在澳门会晤日本东亚同文会原广东支部负责人原口闻一时，谈到一些内幕：

去腊二十五日下午，接到立储电诏后，顿觉风云惨淡。又闻西人得信，有元旦改元保庆之说，中外人心惶然，来局问讯者户限为穿。仆见情事已亟，宗社可危，行乎其所不得不行。然尚不敢位卑言高也，夜半先电北京某大臣，请其联合朝士力诤。次晨复云：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夫大臣不言，则小臣言之，况仆仰邀十一次传旨嘉奖，受恩深厚，奚忍默置。适寓沪维新志士，开名单亦来发电，不期而合，并作一气。仓猝急遽，不遑瞻顾。仆若不在电局，谅未必有此举也。[3]

所说“北京某大臣”，经氏前后皆未指名，据赵凤昌《惜阴堂笔记》：经元善不慊立储之举，“其时盛杏生在京，即电请上言挽回。杏生复电仅一语，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莲珊得此电，以为大局垂危，乃以候选知府衔名，径电总理衙门王大臣”[4]。

经元善此举，如平地惊雷，打破了戊戌政变以来局势的沉闷，令沪上乃至国内外维新人士的心绪为之一快。[5]有人来函赞许道：

今者天命未改，正朔依然，敷天志士，欢呼万岁，思为我皇进无疆之祝，痛定思痛，惟公一电实发其凡。盖自瓜尔佳氏后，有沈编修鹏，得公而成鼎足之三人者。虽为说不同，其忠于君一也，其不忍见中土瓜分豆剖，神明之胄夷为奴隶一也。然而二氏建言，未获上达，公志竟伸，若雷之震于昼冥，闻者惊心，当者褫魄，谁为[谓]我朝必无气节哉。

远在檀香山的梁启超也致函表示钦佩：

从报纸中得悉先生近事，气贯云霄，声震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国家养士数百年，得一先生，可以不恨矣。虽为权奸所忌，流离播越，一生九死，然操莽之谋，卒因之而暂沮。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今者薄海侨民，乃至碧眼红髯之异族，无不敬慕先生，尸祝而歌泣之。先生内之既不负初心，外之复不负舆望，此正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

希望其“将息道履，善自摄任，留此参天两地之心力，以为他日旋乾转坤之用”。[6]宋恕则称：

谁知今上天命未绝，浙江突出大义士，飞电谏阻，电动全球……此实古今少有之非常义举，东西各国画影图形以识此大义士大忠臣为荣焉！……要之，经元善之舍身为国，实我浙江数百年来仅见之气节大儒矣！[7]

更令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无疑是千余位士绅聚众联名抗争的行为。士林结党，为清朝严禁。经氏自许“群而不党”，由他领衔发电，不过是“当日诸君子牵率”[8]，实属偶然。而其时寓沪维新志士，既已开列名单，当先期有所接洽磋商。联名者共1231人，除经元善外，各报列出姓名者50人，其中不少人在戊戌庚子间的各项大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叶瀚、张通典、丘震、章炳麟、汪诒年、丁惠康、沈荩、沈士孙、沈兆祎、唐才常、欧阳柱、吴瀚涛等。通过历次政治活动和社会交往，他们已经逐渐形成经常性的联系。政变前汪康年与康有为一派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政变后，在共谋大局的形势下，梁启超与汪康年恢复了通信联系，并且尝试再度合作。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

废立伪诏下，举国震动，而上海一隅，义声尤烈。逆谋稍敛，皆赖此举。兄与颂谷、浩吾、伯忠诸公提倡之功，不在禹下，但此后我辈责任日益加重，非片纸空文可以谢天下也。日所擘画，想日有进步，幸常见告。弟足迹不能及禹域，已如废人。所勉效一二者，惟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而已。[9]

电争废立虽由经元善领衔，汪康年等江浙派维新人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同籍浙江的宋恕欣然道：

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诒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10]

除与经元善联名发电外，叶瀚等人还以“上海合埠士商”的名义发布泣血公启，呼吁：

仿照南洋华民及暹、美各国电请亲政一举，亦为稍尽臣子之心。不然，事机决裂，瞬息万变，若再优游不决，移时即与京师逆党，同为无父无君之贼，而各国亦将出为干预，瓜分之局遂成，各省之会匪，亦将乘风而起，内外之乱交作，吾恐中国之地，无尺寸安乐土焉。当此之时，凡吾士商之财产，皆不能保全，骨肉不能完聚，呼天无路，入地无门，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并提出几项简明办法，1．接到公启后，工商人等，合帮集议，分头拟电阻止立嗣，要求复政。2．以会馆公所为集议之所，分省分帮进行。3.仿寓沪士绅及教民办法，集资发电。4．如朝廷置之不理，则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并敦请外人函请领事致电北京公使，向总署诘问。

上海绅商的义举，在国内各地官绅商民各界迅速引起相当普遍的反响。同日寓沪各省耶稣教民叶志芳、寓沪各省商民鲍士腾等785人联名致电总署，恳请皇上速即亲政，兼行新法，以免因废立导致乱象潜滋，教堂受累，瓜分在即。津沪流寓各省义民则公发传单，谨告十八行省文武大宪，誓与权奸不共戴天，请一面电奏阻止成命，一面会同速奏，将权奸全行诛斥。

1月27日，各省旅沪人士聚议光绪废立之事，决议布告天下，认光绪为真主，请绅商士庶，合力匡扶。若势不容已，则执戈前敌亦可；并印制檄文万张，分播扬子江上下，计划到2月6日为止，共印派200万张。

广西桂林绅民陈自任、何庆寿等386人，从香港电局致电总署，要求太后归政，以挽救危局。湖北、广东等地，绅民均有要求电争或躁动之举。[11]四川绅商除要求电阻废立外，还决议约集陕西绅民人等，合力抗争。[12]湖南绅士陈范等亦上电奏，“其语意较之经，尤为激烈”[13]。“杭州省城于廿九日始闻变，于正月初二日即发传单，拟连数百人伏阙上书，力求上之复政。浙江士气素号柔靡，今忽振兴，为各省之最焉。”[14]保皇会夸张的说法是：“上而官吏，下而士民，外而洋商，纷纷联名电奏力争，数日之间，总署接电至千余起，几于激成大变。”[15]还有人提出乘光绪三旬万寿之际，各省各埠同志会议集资，公推名望素隆之士绅，每府数人，进京祝贺，并吁陈民情，以弭祸乱，事先刊发传单，约定五月底到京取齐。[16]

内地各省毕竟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要与当局公开对抗，难度颇大。总署鉴于各地不断来电抗争，饬电报局“凡民间四等报有关涉国家大事者，概不准发，否则官报委员，必与严处。”海内外各种报刊关于此事的报道，尤其是保皇会所办各报，不免夸张。香港《士蔑报》报道：

废立消息传至湖北，各官绅之有血性者，闻此耗如空中下一霹雳，是夕即纠合同志，拟抗伪旨力争，其首倡忠愤者则现任按察司岑春明[蓂]、道员郑孝胥，疏中所言，皆抗争篡贼为穆宗立嗣事。疏就即率同志往见巡抚于荫霖，请其署名。于公签名毕，又往见总督张之洞。不意之洞竟甘为贼党，力梗其议。岑君愤甚，怒掷所带冠于之洞案上，大骂曰：予不能臣事伪朝，汝不愿署名，宁甘心从逆，余等亦不屑强汝。此种人少一个未为少，吾等惟有伏阙力争而已。之洞笑慰之曰：愿公等将此事三思，少安勿躁。岑等遂拂衣而去，即日就道，由汉口出上海，直趋北京，其同行官绅，凡五十三人，拟拼命力争云。[17]

而据郑孝胥日记，其1月27日阅报及电报知立嗣之事，虽有“亡矣”之叹，并与岑春蓂等人有所会晤，2月7日，又从汪康年来函所附寄的报纸得知经元善等电请亲政事，似并无激烈言行，岑亦没有离鄂意向。[18]

另据《清议报》报道：

[湖北]官场中最能激发大义者自巡抚于中丞荫霖外，更有三员，一为署理鄂藩岑方伯春蓂，乃甘肃布政岑方伯春煊之弟，一为芦汉铁路总办张观察，一为两湖书院监督已革翰林梁太史鼎芬。闻该员等既得北京消息，即拟就折稿，恳鄂督张制军电请总署代奏，并求张制军及鄂抚于中丞一并会衔。迨二十六日梁监督亲谒张制军告以前事，制军面聆之下，不以为然，且谓其徒取罪戾。梁监督犹力争不已，谓我等如不获命，则必刻日入京上奏，决不迟疑。张制军谓监督果如此妄行，必无生还之望，请先赠以万金，俾作安家之计。监督却不受，即与各员航海入都云。[19]

与《士蔑报》的报道差距不小。即使如此，恐怕也不属实。张之洞告诉钱恂：

《清议报》为唐才常事极口诬诋鄙人：一、朝廷电询废立于鄂，我允之。一、鄂电请诛戊戌六人。一、于中丞、梁星海及鄂官五十人谏阻立嗣，我力阻之。可骇，可怪。阁下在京在鄂久，果有此事耶？[20]

相比之下，海外各埠华人商民的反应要强烈得多。自1月27日总署接到经元善等人的电稿后，“谏阻废立之电，踵接于道，至有四十六次之多。某日政府接电，一日竟有十二道”[21]。暹罗、新加坡、巴城、檀香山、金山、吉隆、海防、河内、南定、新金山、雪梨、菲律宾、仰光等地华侨再次发电总署，阻止立储。

关于此事，康有为的表述显然并不以经元善为发端首义，他开始一味强调保皇会的作用：

至十二月，决行废弑皇上，而立端王之子溥儁，以绝天下之望。乃尚未举行，消息甫传，薄海内外保皇会众，先为力争，先后发电者四十六处，一电皆数万千人，多言若果废上，另立新主，必皆不认，且必合众讨贼。太后及端王、荣、庆、刚诸贼皆畏慑，不敢遽行废弑，改为立嗣。故虽改元为普庆，而未能颁也。

后来虽提及经元善等人，但列在海外保皇会电请之后，且故意突出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所谓立嗣以后，

幸康有为早在海外，联结各埠咸开保皇之会，凡数百万人，驰电京师，请救皇上而废伪嗣，凡四十六埠，共四十六电。一埠之中，多者至八万人，唐才常在上海与知府经元善纠合千人联名电争，那拉乃畏人心，不敢遽发，否则今年已为普庆元年矣，皇上不知何在矣。

以后更索性改为上海方面的行动也由其发布指示：

及去年十二月贼臣载漪、荣禄、刚毅等同谋废弑，更立溥儁。臣逖听闻，忧惧无措，乃电告各埠，驰电力争，莫不眷念圣主，同心愤怒。一埠之中，多者数万人，少者数百人，奔走联名，若失慈母。举人邱炜萲忠义愤发，实总其事。臣时在港，又电属上海各省同志，并驰电争救，薄海震怒，咸欲致死，诸贼遂生畏惮，未敢遽惊乘舆，改名皇嗣，饰以恩科。[22]

1901年，康有为致函赵曰生，对此事的描述已经变成未卜先知，他说：

己亥立嗣之事，吾适先返港，廿日阅报，知崇绮起用，吾即知废立，即预各埠，得以力争，皆于廿三四到京，故得不废。不然今为保庆二年，上亦废弑久矣。[23]

不经意间，康有为与保皇会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1924年为唐才常撰写墓志铭时，康有为进一步放大自己：

己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吾居港，阅报，见崇绮预备召见，知德宗将废弑，以崇绮为穆宗毅后父，向为那拉后所恶，光绪二十五年来，未尝一召见也；今特召，必为穆宗立嗣，则德宗危。先是，吾开保皇会于美洲、亚洲、澳洲，至是凡四十地。乃遍电各会，告以将废弑，令各电各国驻京公使，求阻废立。二十三日，各使得电，而无此事，咸嗤其妄。翌日二十四日，溥隽立，各使大惊华侨之先知，各持电质外部。时李文忠公主外部，持各地保皇会数十电及《霍光传》示荣禄，荣禄惧色变，乃弭不弑，遂与载漪、刚毅等仇外，决用拳匪，逐戮外人。[24]

很难说清楚康有为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故意为之，保皇会在电争复政反对立嗣一事上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过程并非尽如康有为所述。康有为组织保皇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海外华侨商民，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该会甫一成立，就掀起新一轮的电请复政热潮。1899年10月，新加坡华侨邱菽园等人电请复政，引起保皇会的注意，徐勤等人遂前往南洋活动。11月后，康有为等人见沈鹏请杀“三凶”及金梁请诛荣禄各书，感到“诛奸救皇，肇其端矣，吾党勉之”[25]，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各地保皇会电请复政。为此，保皇会草拟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还编制了格式化的《商民请慈禧归政折》，其制于具体地名、人名、时间留空，以便填写。[26]

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君勉君在暹罗孟谷城……君勉密报，暹中同志，颇慕星洲电安之举，欲踵行请后归政故事。萲即寄红白禀与之矣。暹多潮人，君勉言语不通，亦一憾事。”[27]康有为致函邱菽园时则提到：“公真有回天之力矣，望即联各商人（另函望抄示各埠，并告雪厂），各商埠轮流致电。”[28]

这时康有为对于局势变化的把握还不确定，一方面对西太后有意新政的传闻抱有希望，“迩闻那拉后有一言曰：荣禄误我。又与皇上求雨，指天自誓曰：吾他日必以政权还汝。是显有悔心，而不即归政者，阻于贼臣故也”。认为只要先行除去荣禄等篡废之贼，“则上位立复，新政立行，中国立救”,“若我同胞四万万人同心发愤，以救圣主易易耳”。同时又对光绪病重的传闻再度增多和清廷不时披露一些负面信息十分担心，于是决定：

本公司先上书太后，请归政皇上，各埠分上，次则电奏，再次则合各埠签名千百万，公请归政，陈说利害，人心拥戴。西后已悔，当肯相从。否则亦畏人心，不敢害皇上。同志再行设法签名，以多为贵。[29]

正当保皇会组织海外各地华侨接连不断地电请归政之际，清廷宣布立储，经元善等人发电谏阻，声震海内外。保皇会对此反应极为迅速和强烈，《清议报》印制《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随报派送，其中夹传单一纸，即1月27日上海合埠士商泣血公启。[30]先此海外华侨要求复政，有的已经含有反对废立之意，如美洲各属保皇会的电文称：

顷阅西报，谓皇上将有逊位之变，于今岁元旦，别立孺婴，以继大统。民等远闻之下，惊疑沸腾。伏思我皇上君临天下二十五年，功德在民，绝无过举。皇太后仁慈天纵，为国忧劳。当兹外患交迫之时，何至为此不祥之举。西报虽传是说，识者信其必无。但小民浅虑，惟抱愚忠，一纸传闻，万家号哭，仓皇奔告，吁地呼天，咸谓历朝权奸篡逆，皆先立幼主，遂移山河。民等受今上皇帝之恩二十余年，唯知有今上，不知有他，宁为鲁连蹈海之奇冤，诚不忍见汉献禅让之惨变。绅商等随处晓谕，力争其诬。无奈万口沸腾，惊疑难释，为此联名叩禀代达圣慈，恳请即降懿诏，归政圣皇，屏斥权奸，复行新政，庶几解海外之忧疑，免强邻之借口，商民等不胜大望。[31]

将要求复政与反对立储联系起来。

新加坡、暹罗、新金山、雪梨、温哥华、二埠、巴城、檀香山、海防、河内、南定等地华侨，先此本已电请归政，闻讯再度致电，反对立储，新加坡华侨还致电英、日、美三国驻华公使以及英国外交部，恳请保全皇帝，出力救上。仰光华侨则致电日本天皇和英国驻华公使。[32]暹罗华侨分别致函李鸿章、张之洞，鼓动响应。但也有部分地方的华侨在立储之后才开始电请复政。《知新报》报道：

接外埠访事来函云：加拿大属二埠、温哥哗埠，于去腊十九日已发电请圣安，并请太后归政。又闻美国各埠亦决意发电，以继其后，统计其时之电致北京者，二十三日有苗屑地，二十四日有气嗹拿，二十五日有抓厘抓罅，啤灵埠则准于二十六日发电，市卜坚与砵伦与及舍路，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亦陆续而电达总署，其大埠与二埠、温哥华等，尚拟元旦之日，电贺皇上新禧，并请归政。

其中二埠、温哥华等，“当立嗣之诏未下，则频请圣安，请归政，既闻立嗣，则电危言于政府，使收成命，其立词之严厉，以此两埠为最”[33]。由于复政与反对立储之间牵连甚多，难免相互混淆。

[1] 《上总署转奏电禀》,《苏报》1900年1月27日。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09页。

[2]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70页。

[3] 《答原口闻一君问》，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40页。

[4] 庄练：《端王、刚毅与荣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第30页。

[5] 宋恕自叙其心情与境遇道：“政变以后，弟等为犯世忌之人，故交或死，或入海外，或回内地，青苔穷巷几绝人迹，寂泠之状不堪形容。而去年八月以后又复病与愁兼，终日闷闷，欲久居此间，恐难寻久计，欲回乡里，则又不忍闻法贼之恶状，进退踌躇，心绪纷乱已极！”（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1页）

[6] 1900年2月14日《王君来书》、1900年3月28日《梁君来书》，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74—376页。后一函当为梁启超作。其中“参天两地”，编者校改为“叁天两地”，误。

[7]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7页。

[8]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10页。此言出自庚子中秋经元善为《上总署转奏电禀》所写按语。

[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70页。

[10] 1900年2月《致孙仲恺书》,《宋恕集》下册，第698页。康有为事后试图将此事与保皇会拉上关系，称“唐才常在上海与知府经元善纠合千人联名电争”（《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42页）。当时还有人怀疑此事由文廷式、张元济、宋伯鲁等人主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38页）。

[11] 《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12] 《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5册，1900年3月31日。

[13] 《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7册，1900年4月29日。

[14]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8页。

[15] 《论立嗣即已废立》,《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16] 《方君来函》,《知新报》第115册，1900年3月31日。

[17] 《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2册，1900年2月14日。

[18]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47—753页。其时任湖北学政的王同愈于1900年1月31日“接上海寄来义民檄文”，他与岑春蓂、梁鼎芬等人均有来往，亦未见异动（《栩缘日记》卷2，顾廷龙编：《王同愈集》，第340—342页）。

[19] 《再纪京外官民公愤》,《清议报》第37册，1900年3月1日。

[20] 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41页。

[21] 《废立要闻汇志》,《知新报》第115册，1900年3月31日。

[22] 《致濮兰德书》《驳后党张之洞于荫霖伪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4、441—442、454页。后者即《公请光绪复辟还舆京师折》，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7页，文字略有不同。

[23] 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第601—602页。

[24]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0页。

[25] 1899年12月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梁应骝附笔，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6页。

[2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所收《英属等埠商民请慈禧归政折》（第3页），即为一例。

[27]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第872页。

[28] 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原文注此函末署“十五日”，应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后。当以1899年底为妥。

[29]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47、262—263页。

[30]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纪》卷4《保皇会》记录此事，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0—421页。

[31] 《海外输忠》,《清议报》第37册，1900年3月1日。

[32] 《同伸公愤》,《清议报》第40册，1900年3月31日。

[33] 《不忘君国》,《知新报》第113册，190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