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兴诗：“直把杭州作汴州”[1]
中兴，是南宋朝野上下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从南宋政权建立，人们就在鼓吹中兴，但直至南宋被外族灭亡，其间也从未出现过中兴局面。尽管如此，南渡时期诗歌中“中兴”之声仍不绝于耳，几乎使人误以为宋室南渡后真是历史上的民族大复兴时期。如果我们细细拨开南渡中兴诗的面纱，会发现所谓中兴，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与自欺欺人谎言的结合体。
在南渡的最初阶段，诗人笔下的“中兴”多出现于赠答、言志等诗歌之中，含有对中兴的渴望之意。朱翌《送郑公绩赴试金陵八首》：“谁当挽天河，洗出中兴碑。”[2]表现出身处乱世，对中兴的向往之情。郭印《送陈守》：“行矣佐中兴，力扶天柱倾。”[3]勉励他人亦以能实现宋室的中兴为目标。类似的诗例，在南渡诗人的笔下触处可见。略举数例：
劳公力赞中兴业，衰病安然卧白云。（李纲《寄吕相元直》）[4]
天子中兴求谠论，故应启沃慰平生。（曹勋《怀赵希元》）[5]
谁似樊侯哲且明，解将勋业佐中兴。（王之道《和历阳守张仲智观梅五首》）[6]
何日中兴烦吉甫，洗开阴翳放晴空。（邓肃《瑞鹧鸪》）[7]
这类诗歌中以激励君主有所作为的内容最为引人注目。李纲《夜霁天象明润成百韵》：“坐待天下定，此理恐太漫。胡不法光武，奋起由空拳。劳身马上治，介胄被沾汗。履危救民死，国祚乃复传。”[8]胡寅《题浯溪》：“颂声谐激不为难，君王早访平戎策。”[9]王之道《和陈勉仲春日偶成二首》：“中兴自古须群策，更愿君王慎厥猷。”[10]沈与求《将达行在所》：“率土朝方岳，何年洗兵甲。君王似光武，折箠看升平。”[11]以上各诗，或晓之以理，或动之以情，或期望，或鼓励，总之，凡是可以打动君主的手段，诗人都在诗中有所尝试。这些诗歌虽非直接献给高宗，但其语气，极似大臣谏书。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推测作者的心理——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告诉高宗，要想达到真正的中兴，离不开君主的努力。诗歌于诗人，成为曲折进谏的手段。
另有一类诗歌中的“中兴”，是在宋军有望胜利时诗人发出的欢呼及对未来的美好展望，通常这类诗歌会写于某些战役之后。张守《来诗过有称誉再和》：“喜闻复故境，中兴颂周宣。”[12]曹勋《闻江上捷音》：“师旅夙严新号令，版图行复旧提封。中兴大业书歌咏，愿刻浯溪颂九重。”[13]诗人得知前方战场传来胜利的消息，顿觉国家前途光明，中兴指日可待。这是诗人在期待中遭遇到的兴奋。这种兴奋，让人不自觉地对现有的胜利夸大，对未来的美好过度夸饰。这部分的中兴诗，反映出诗人因南宋朝廷一直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产生的压抑心理的释放，以及一种终于有机会扬眉吐气的精神状态。
绍兴十二年，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议和派，在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扫除了议和的路障之后，终于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此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父子。然而，就在这个具有屈辱性的和议签订之后，南渡诗坛居然出现了更多的中兴诗，而且，这些中兴诗，大多以歌颂所谓的“中兴”与“中兴”的缔造者秦桧为目的。这些诗歌，面目可憎，读来令人作呕。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兴”诗的特征与形成原因，沈松勤在其著作《南宋文人与党争》中已有很好的阐释。笔者下面仅就沈氏未涉及部分及与其观点不尽相同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沈氏认为汗牛充栋的歌颂中兴、献媚秦桧的谄诗谀文，与秦桧辅助高宗“削尾大之势”得到广大忠于王室的文人士大夫的认同有很大的关系。因而，这些诗文虽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谎言，却又是发自肺腑的真实之声。沈氏此论，有其合理之处。宋代一直以防范武人为其家法，且得到文人的普遍认同，主战派的张浚为宰相时，便已有剥夺将领军权的举措。但是，南渡文人在谀颂诗文中，除了歌颂此事，同时还歌颂与金国议和这一事件本身，其歌颂的理由令人深思。以張嵲《绍兴中兴上复古诗》其序为例，其颂秦桧功德，有“于以风德于远方，而异类为之革面。达孝于绝党，而敌国为之改图”[14]之语。这显然是自欺欺人，但张嵲仍然堂而皇之地写入。其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欲颂其功，何患无辞。文士们为了讨好高宗、秦桧，自然挖空心思去寻找理由。基于这样的心理，我们不能因文士们在谀颂诗文中写了什么便相信其所言皆出自真心。对于南渡诗坛何以出现大量歌功颂德的诗文，笔者更倾向于沈氏概括的因高压政治而导致文丐奔竞。究其实际原因，主要是高压政治下文士人格独立性的丧失，而非如沈氏所言士大夫对秦桧助高宗收回兵权的认同。
当然，和议以后，真心诚意歌颂中兴的也不乏其人。王之望《次韵陈庭藻赴天申燕诗二首》：“中兴盛事须记述。”[15]李正民《次韵邢丞立春》：“恢复皇州送喜频……赓歌共睹中兴日，击壤难酬尧舜仁。”[16]刘一止《题徐次游通判小隐堂二首》：“遮藏得到中兴日，觞咏仍陪小隐仙。”[17]王之道《华亭风月堂避暑》：“吾皇中兴继商武，小雅不复歌车攻。”[18]这些诗歌，都非歌功颂德之作，而是诗人们平时与友人唱和、自我消遣时所作。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依附秦桧，例如王之道，绍兴年间因极力反对和议，大忤秦桧，坐是论废达二十年之久，他自然不太会从心底里真心歌颂秦桧。因而这些诗人的吟咏中兴，当是发自肺腑。
一个矛盾的问题是，当时的确并非实现了真正的中兴，稍有理智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中原未能恢复，北宋皇室成员绝大部分仍羁留于金国，连市民中的优伶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以致发出“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19]这样讽刺秦桧但以议和为功、不事恢复、忘记迎还二圣的感慨。南宋诗人自然更认识到此中兴非真中兴，但诗人又常常若有其事地歌颂中兴。这一矛盾的出现，笔者认为诗人们一方面受到当时政治舆论宣传的影响。反复的鼓吹，给诗人们带来的心理暗示不断加强。在朝廷上下一片谎话声中，诗人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另一方面，诗人可能将中兴的标准降低。他们不再以恢复中原为中兴的标准，而是把标准降低为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因此，他们在歌颂中兴的诗歌中，常常出现诸如刘一止的“乱前犹省当时事，乱后浑如隔世人。得见升平且欢喜，莫将心念到亨屯”[20]，葛立方的“十载干戈仅脱身，残年重作太平民”[21]等等这种歌颂太平生活的作品。也就是说，人们在意识到真正的中兴不可能实现之后，将南渡初期艰难的生活作为参照系，从而对现有的安定生活产生某种满足感，将此作为中兴而歌颂。
[1] [宋]林升：《题临安邸》，[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5页。
[2] 《潜山集》卷一。
[3] 《云溪集》卷一。
[4] 《李纲全集》卷二八，第378页。
[5] 《全宋诗》卷一八九一，第21154页。
[6] 《相山集》卷一四。
[7] 《栟榈集》卷二。
[8] 《李纲全集》卷二六，第351页。
[9] 《斐然集》卷一。
[10] 《相山集》卷一○。
[11] 《沈忠敏公龟谿集》卷三。
[12] [宋]张守：《毗陵集》卷一五。
[13] 《全宋诗》卷一八八八，第21123页。
[14] 《紫微集》卷一。
[15] [宋]王之望：《汉滨集》卷一，《丛书集成续编》本。
[16] 《大隐集》卷一○。
[17] 《苕溪集》卷七。
[18] 《相山集》卷五。
[19] 见《桯史》卷七，第81页。
[20] 《张仲宗判监别近三十年经由余不访余有诗次其韵》，《苕溪集》卷五。
[21] 《春日野饮》，《侍郎葛公归愚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