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氏的佛教徒生活

《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成文于咸通二年(861)，作者是支氏的弟弟支谟。这篇墓志介绍道，支氏“法号志坚，小字新娘子”。她出生于一个非常显赫的月支家族：“曾祖讳平，皇江州浔阳丞；祖讳成，皇太子少詹事赠殿中监；显考讳，皇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先妣汝南谭氏，追封汝南县太君；继亲清河崔氏，封鲁国太夫人。”志坚有兄弟十二人，他们是“长兄裕，早世；防，终泽州端氏令；爱弟向，终鄂州司士；询、谦，少亡；讷、诲、谟、详、让、、谚”，“迭居官秩，咸在班朝”。

生长在这样一个有地位的贵族家庭，志坚显然应该与其他唐代上层女性那样，早修四德，及笄而嫁，生儿育女，以妇道母仪闻。[1]然而，儿时的“幽忧之疾”却完全改变了她的命运。这篇墓志称：志坚 “九岁奉浮图之教，洁行晨夕，不居伽蓝”。很可能的是，她的家人认为皈依佛教会给她带来身心健康，这在唐代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比如天宝元年成文的《唐上殇姚氏墓志铭并序》记载，墓志主姚氏“无字，号功德藏”，“爰自受病之初，誓心□域，将不退转，行陀罗尼”。[2]不过，从墓志记载来看，在相同的情况下，唐代贵族似乎更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奉浮图之教。这种佛教与贵族家庭的女儿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在墓志所见之命名习俗——唐代女性的名和字中与佛教相关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男性，相对而言，男性的名字大多源于儒家经典。很有可能的是，唐代贵族世家期待自己的儿子参加科考、走上仕途，因此，依据典籍和传统的命名方式为儿子取名是理所当然的。而为女儿取与佛教相关的名字则给予唐代父母亲一个表达自己对佛教的向往和为家人祈福的愿望。[3]同样地，唐代贵族家庭对儿子的出家入道比对女儿的出家入道要犹豫得多。在我收集的六千多份唐代墓志中，女尼的墓志占女性墓志的4.4%，而和尚的墓志则是男性墓志的2.1% 。

虽然志坚并没有入住尼寺，但她“洁行晨夕”，很可能是敦煌文稿及其他唐代墓志中所见之“住家尼”。[4]住家尼的起居当与住持尼姑无甚差别—— 晨昏念经礼佛，清心寡欲，常年素斋。从志坚的墓志来看，她还经常为家人亲戚病痛灾难 “系月长斋，克日持念”，其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志坚18岁时，母亲过世，她 “居丧之礼，至性过人，柴毁偷生，感动顽艳”。 志坚对同辈手足也非常尽心，“训勉诸弟，唯恐不立”。从这些描述来看，唐代社会对女性美德的赞扬往往会肯定她们的佛教信仰和儒教礼仪的双重影响，这是唐代墓志的一个常见现象。正如志坚被描绘成孝女那样，唐代墓志经常将贵族女性的美德归功于儒教的熏陶和她们对佛教的虔信。比如白居易为裴克谅夫人李娥撰写《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5]墓志记载道，李氏出身世家，23岁嫁入裴家，生一子一女。李氏 “敬恭勤俭，柔顺慈惠， 自女于室，妇于家，不以初终而怠其行”。她一生慈悲为怀，“抚下若子，敬夫如宾。衣食之余，傍给五服亲族之饥寒者。又有余，散霑先代仆使之老病者。又有余，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白居易称，李氏的佛教信仰是李氏一生行止得体的终极原因：“栖心空门，等观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适，捐馆之夕怡然如归。”

佛教关于灭欲的观念与儒教的女性贞节观也相吻合。从唐代墓志来看，许多女性之皈依佛教往往是在丈夫死去之后，而唐代墓志对长年守寡的女性的褒扬也大多渲染她们的佛教信念，而不是重复儒家经典中的妇道事迹。[6]

志坚幼年入道以及墓志有关佛教徒女性的记载说明，在唐代，女性的佛教信仰是与她们的性别角色紧密相关的，这种关联的重要性可能还超过她们发自内心的虔诚。

[1] 白居易为元稹之母郑氏所撰写的墓志《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白居易集笺校》第五册，第2715—2718页。

[2] 《汇编》天宝015。姚氏的皈依并没有治愈她的疾病，她在18岁时病逝。

[3] 有关唐代取名习俗，参见拙文《祈盼女性的身份标识——唐代命名习俗》(Invoking a Woman's Identity:Naming Practices in Tang China)，发表于1999年的全美亚洲研究学会年会。

[4] 比如，《沙洲尼海觉牒》 （伯3730) 即提到住家尼的状况。有关住家尼的讨论，参见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8页。又《唐故游击将军行蜀州金堤府左果毅都尉张府君夫人吴兴姚氏墓志铭并序》（《汇编》贞元018)提及，墓志主姚氏 “临终遗令，属念诚深，忧之季男，恤于仲女。仲女久披缁服，竟无房院住持；季男初长成人，未有职事依附。缅想尔等，栖栖者欤！” 姚氏仲女也当是一位住家尼。

[5] 《全唐文》卷六八〇。

[6] 比如，在《唐故朝议郎周府君夫人南阳赵氏墓志铭并序》（《汇编》开元252)中，赵氏“自丧所天，鞠育孤孺，屏绝人事，归依法门，受持金刚、波若、涅般、法华、维摩等西部尊经，昼夜读诵不辍”。志铭赞扬她“妇道坚著，禅心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