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目睹了国际社会为促进贫穷国家的发展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基础，是关于经济发展思考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众多成功的典范，“但也存在失败和未尝的夙愿”，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正印证着这一论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分析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文献众多，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由于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直接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一公有制相结合下的经济不是出现了“发展”，而是走向了衰退，渐进改革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相结合，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福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和所有制下其表现形式完全不一样。由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其注定是失败的。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重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工业发展道路在越来越符合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中国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工业结构指标看，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重是42.6%和57.4%，这一比值在1990年调整为50.3%和49.7%,2000年轻重工业比重为39.6%和60.4%,2003年进一步调整为35.3%和64.7%。中国的工业结构由改革开放前的畸形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地位到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再到21世纪初重工业占优势的格局。这个格局是产业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是需求拉动导致的结构调整，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中国工业化时间维度的结构优化并非意味着空间发展的均衡。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2%,2004年高51%，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水平的83%下降到75%，西部地区从72%下降到64%。从1978年以来到2004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在扩大，尽管中部地区差距与东部差距稍小一点，但是这一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这一差距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孕育，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工业化发展不平衡表现比较明显,2000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虽然整体上进入到中期阶段，但区域工业化发展更加不平衡。2003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三大直辖市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部、西部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再次测度，认为中国工业化总体进程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但区域差异明显，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6个省市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辽宁、福建、陕西、吉林、黑龙江、河北进入工业化中期，广西、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西藏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其他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改革开放后在制度、体制基础都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奉行了开放型外延式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与市场的有限松动特征，前者表现为中央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后者集中体现为市场化的渐进改革，是造成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巨大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像中国、印度等大国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即如何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又能够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制度厚度、地区资源禀赋与资源的使用效率等存在差距，最终就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尽管地区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无疑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公平的分配原则和落后地区享受改革的成果。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本质上表现为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差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较高，需求弹性较大的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资本、资源等也纷纷向边际收益率较高的产业转移，出现了产业结构、规模等的变化，这一过程就是区域工业化发展过程。同样，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工业化的水平也不一样。这是因为从需求的角度看，收入水平的差异产生需求的差异，进而出现需求结构的差异，影响到供给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众所周知，由于资源禀赋、区位优劣、政策支持、历史积淀、区域要素集约积聚能力等约束，地区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因此，从区域工业化的发展出发寻求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一个必然的突破口。

事实已经证明，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不能改变工业化区域之间的差异。当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的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时，以改革开放外延式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道路取而代之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这一工业化道路的阶段性成功在于一是遵循了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了一条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道路；二是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是带有强烈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三是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瓶颈”，通过开放吸引国外的技术、资金共同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尽管如此，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由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外延式投入，“先污染、后治理”为主，因此“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低产出”就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特征。更为严峻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真正成功，地方政府越权行事，替代市场，使得地方“诸侯经济”盛行，区域经济差距不是缩小，反而是扩大。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着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较高的经济效益，较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要求，因而如果切实实施这一条道路，能够从根本上破解“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低产出”问题，因此为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业化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毋庸置疑，我国的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都必须践行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在各区域中，由于区位优势、要素禀赋、人力资源特征、市场化程度、政府作用力度、信息化程度等区域专有属性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如何走出一条适合特定区域发展的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呢？特别是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理论，这对区域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道路注定是不同的。因此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刻分析主体功能区对区域新型工业化带来的影响，探寻区域工业化运行的内在机制，寻求区域新型工业化的特定模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顺利实施区域层面的新型工业化是本书的宗旨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