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及其区域实践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的工业化步入转型阶段。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工业化是所有制改革与工业化发展战略变革同时并举，是区域工业化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在所有制改革上，从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变为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多种所有制，然后进一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在工业化道路上，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3.2.1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化思想既来源于重新解读马列主义关于工业化的认识，又来源于对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重化工业发展战略的深刻反思。

3.2.1.1 重新解读马列主义关于工业化的理论是中国转型时期正确发展工业化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工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产生的分析，提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二是对工业化的客观描述和实证分析，指出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三是通过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推导出工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从中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工业化实践看，既没有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也没有生产力的进步，没有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改变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转型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3.2.1.2 邓小平对工业化的系统认识是转型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真正基点

邓小平对工业化的认识不是否定毛泽东的观点，相反，他是实践着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的正确认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工业化发展正确认识的逻辑起点。邓小平关于工业化思想的系统认识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将工业化的发展由政府计划转向市场，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协调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关系，并提出在区域发展上的“两个大局”思想。

1．重新定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中央决定将农业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重点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43.1∶56.9调整为47.2∶52.8。邓小平指出调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确定了调整的新目标：让农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让轻工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让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服务，使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之间的关系逐步趋向协调。这次调整正确地协调了农轻重关系，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持续发展。

2．厘清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邓小平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源于长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邓小平认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尽管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少，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认中国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以来，围绕市场和计划的争论从没有停止过。由于长期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搞计划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这一争论很难有定论。1990年12月邓小平针对争论指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市场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发展找到了动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

3．提出工业化必须坚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1988年邓小平以创造性的思维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科学命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部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型科学技术……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贡献，使得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工业化的实现才具备了可能。

4．提出区域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反复过程。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这一观点，提出区域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早在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指出在经济发展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邓小平较早地体现地区非均衡发展的思想。在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的经验教训进行进一步深刻总结基础上，邓小平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原因外，还源于中国地区间自然条件的重大差异，于是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经济布局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件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3.2.1.3 江泽民对邓小平工业化区域实现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江泽民在秉承邓小平工业化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和产业协调发展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领导的新一代中央领导秉承“两个大局”的思想，在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优势，争取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立足于第二个大局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失时机地提出“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方针。他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要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好”。“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认识，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解决需要一个过程。”要求从“九五”计划开始，要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区域差距的方向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1999年6月，江泽民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1992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针对当时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农业后劲不足、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第三产业发展较弱的现状，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第一、二、三产业关系还不协调，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路径。在党的十五大上，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3.2.2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传统工业化道路区域实践及成就

中国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化发展是在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指导思想下，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政策导向下，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循序推进区域工业化发展。在传统工业化道路时期，尽管总体上是偏重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就具体的区域工业化发展而言，历经了20世纪80年代以珠江三角洲为工业化重点开发地区，90年代以浦东开发为契机的长三角重点开发地区，90年代末期的西部大开发和21世纪初的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这几个阶段。

1．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工业化区域发展及其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政府决定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中央政府率先将深圳设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由于广东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理优势，因此，珠江三角洲率先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1979年、1980年中央先后在深圳、珠海成立经济特区，拉开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发展的序幕。在发展战略上，珠江三角洲以深圳、珠海为工业化发展的龙头，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突破口，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获得技术、管理优势引为重点。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珠江三角洲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承接来自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从事制鞋、制衣、五金制品等，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务。1978-1984年，广东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为11.9%，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7%，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9%上升到63%，到1984年，广东工业增产值达到433.4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6.2%，社会总产值为798.75亿元，占全国份额达到了11.67%。1985年之后，随着城镇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出口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耐用消费品的增长，电视、洗衣机、冰箱的需求量巨大。1985-1991年这一阶段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3.2%，其中轻工业为24.5%，轻工业产值比重由63%上升到67%，广东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上升，1990年达到1471.84亿元，占全国份额达到了7.93%。1991-2001年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取向的改革最终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加速国内外资源向这一区域积聚，外资投入增长迅速，国内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这一区域转移较多，珠江三角洲最终形成了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家用冰箱、空调和彩电为主的产业体系，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90年的14.84∶46.38∶38.78优化为2000年的5.8∶49.6∶44.6。第一产业比例大幅下降，第二、三产业比值上升，产业结构内部比例协调，工业和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长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相反，整个20世纪80年代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亮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两种模式。据估计，1993年，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产值分别达到2173亿元和1002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的43%和39%。为了培养区域增长极，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了以浦东新区开发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区域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地方政府也加强了区域基础设施、软硬环境的建设。由于该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科技、教育文化资源优势明显，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竞争优势，因此长江三角洲就迅速步入了外资驱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在出口导向工业发展的驱使下，长江三角洲也很快就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到90年代末期，长江三角洲的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化工制品、普通机械制造在地区经济，甚至在全国经济结构中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表3-4所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十分明显。与1990年相比，江苏在2002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2倍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已经成为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驱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倍，工业和服务业优势十分明显，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服务业在整个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区域。

环渤海经济区域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由于区域内部拥有煤、铁、石油资源优势，工业发展主要依托区域的资源进行。如河北的煤炭电力、冶炼工业，山东的石油、化工、纺织等工业。但20世纪80年代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化主要是由本地区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推动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渤海区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区域内部工业出现多元化发展。如天津大力发展电子、机械、化工、冶金等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山东则大力发展棉纺织业、机械、食品等工业和海洋产业。1990年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工业总产值总量达到4739.3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9.81%,2002年达到了22288.81亿元，是1990年的4.7倍，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0.12%。

东北地区的资源优势十分明显，机械、石油、化学、冶金等工业为我国工业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东北地区的工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传统经营方式适应市场的能力比较差，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效率低下。进入90年代以后，东北亚区域合作使得对外开放领域扩大，东北地区工业化发展出现新的契机。东北地区工业在外向型经济发展驱动下，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变革，引进先进适用技术，促进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如图3-1所示，东北地区从90年代中期到2002年这段时间第一产业结构比例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

2．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发展及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受到国家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冲击，西部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逐年下降，利用外资数量十分低，“六五”、“七五”时期西部利用外资数量仅分别占全国总额的3.97%和6.69%。因此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只能以“一五”、“二五”、“三线建设”的生产力为基础，走内源型的工业化道路。在具体实施方面，西部地区工业化主要是围绕着涉农工业和轻工业、资源型工业以及军转民工业进行。一是大力发展涉农工业和轻工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西部各省运用当地的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消费品工业和支农工业。为了响应中央政府“提高日用工业品的自给水平”的号召，新疆、内蒙古发展了毛纺厂，广西、宁夏、云南发展了制糖业，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区进行了磷、钾肥生产，陕西进行了彩管生产；二是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资源优势，发展西部地区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如陕西、宁夏的煤炭开采，新疆等地区的石油工业，四川等地区的水电站，青海的地热电站等；三是依托于军工企业发展民用型重工业，如重庆的重型汽车、德阳、自贡的重型机械、陕西的大型高压输变电设备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1992年之后的几年内是中国工业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西部地区对外开发的步伐加大，开放了部分陆地边境口岸城市、建立了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入逐年增加，西部地区也相应地获得了一个较快的工业发展时期。但由于市场发育滞缓、人力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失以及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过多，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并没有多少进步，相反，是东西之间的差距拉大最快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部地区的食品工业（烟草、原材料工业、饮料等）、机械电子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建材、能源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发展较快。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工业品市场出现了卖方向买方的转移，结构性过剩成为工业发展中的常态，在以竞争力成为地区工业发展的关键时，西部地区明显处于劣势。到20世纪末期，西部地区人均实现工业增加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西部地区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7.7%，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只有3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3个百分点。西部工业化比较落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差。1997年，西部地区显性城镇化水平为23.23%，隐性城镇化水平为12.21%，而同期的全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30.48%和16.87%。

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正是弥合东西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战略措施。按照国家的规定，西部大开发重点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科技教育和人才培养，促进资源特色产业结构优化等为主，通过国家政策与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扶持和动员各方力量参与，达到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如图3-2所示，西部大开发以来到2002年三次产业结构的中，第一、三产业的变化比较明显，第二产业结构的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隐性而且滞后的。

中部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心是优先解决农业问题，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工业方面，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资源开采型的企业和军工企业，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与发展，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1978年的39.2∶42.4∶18.4很快调整为1985年的37.5∶40.2∶23.6，农业比重下降，由交通运输业带来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80年代中后期，由于全国乡镇企业兴起，中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带动了中部地区纺织、矿产、煤炭等工业的发展。到90年代，中部地区以开发区域特色优势资源工业为主，煤炭、有色金属采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冶炼，烟草、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纷纷崛起，并在全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2002年中部六省工业企业数3.2万个，工业完成增加值4990亿元，实现利税1676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7.4%、15.0%和14.1%。2002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也上升为19.4∶44.9∶35.7，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工业化水平得到提高。

3.2.3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传统工业化道路区域实践的评述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传统工业化发展的成就是相当明显的。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2002年，GDP年均增长近10%，人均GDP年均增长8.6%，居民消费水平从184元增加到2002年的3791元，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比由1978年的28.2∶47.9∶23.9上升为2002年的13.7∶44.8∶41.5，就业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71∶17∶12演变为2002年的50∶21.4∶28.6。从工业结构指标看，在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64.5%、35.5%变为42.7%和57.3%，这一比值在1990年调整为50.1%和49.9%,2000年轻工业比重下降为39.8%，重工业比重上升到60.2%。我国的工业结构由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到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比例协调发展，再到21世纪初又形成重工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这些轻重工业比例是结构优化的表现，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从工业化水平看，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三大直辖市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过中部、西部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国门的开放为容纳多种经济成分提供了条件，从此中国工业化进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外延型全面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业化在“量”上取得了成功，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可以认为，这一阶段的工业化是逐渐依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工业化，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推进的工业化，尽管工业化水平低、技术含量不高，工业化地区差距越拉越大。这一阶段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的绩效充分释放，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但是这一阶段的工业化造成两个严重问题：

一是在区域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下，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据统计，1979年至2001年，东部地区对全国GDP的贡献率为57.7%，中部地区为27.9%，西部地区仅为14.4%。区域发展的不公平已经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已经制约了工业化进一步的推进。

二是这一阶段的工业化是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低产出、低效率的工业化。这一阶段的工业化重视了投入数量的增加和产出的数量积累，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和产出的品牌质量建设。这种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发展的起初有利于通过传统工业化道路完成资本的积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但进入工业化的新阶段，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种外延式工业化发展方式必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