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情感|吴俊

一个怀有理想主义热情的“读书人”，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想使一个少年士兵脱下军装，换上学校的制服，接受城市文明和现代知识的教育，最终也成为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可是，不到两个月，理想便化为泡影。这个野性未驯的少年，终因犯了人命案而逃离城市。临走，他带走的唯一一件东西，便是他的军服。这就是沈从文在《虎雏》中给读者讲的一个故事。

几年以后，沈从文又作《虎雏再遇记》。作品一开始便提到了《虎雏》中的故事，并说：“想把一个年龄只十四岁，生长在边陬僻壤，小豹子一般的乡下人，用最文明的方法试来造新他”，不过是一种“荒唐的打算”。因为“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故而再遇“虎雏”时，作者还颇有点儿庆幸，幸好以前的“荒唐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也不曾把他的性灵用书本锢定。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这些话大概也足以解释作者之所以要创作例如《虎雏》及《再遇记》之类作品的原因吧。其实，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等等的对立和冲突，可以说几乎是沈从文绝大部分作品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的基本主题。在这之中，自然也流露出了作者自己的近乎矛盾的情感心态和价值取向。

沈从文一直是以“乡下人”自称的，但他却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并且，又大多与“文明人”相往来。或许，也正因为置身于城市文明之中，才更刺激了沈从文的“乡下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乡下人”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读到那些对于“读书人”和城市文明的揶揄、调侃乃至讥嘲之词，感受到作者与周围生活环境难以协调的烦恼、惆怅以至愤世的心态。“乡下人”沈从文的内心，实在是并不平和的。《虎雏》开始时，为了那个少年勤务兵今后究竟是继续当兵还是读书，“我”同“六弟”曾有过一番讨论。在这段对话中，“我”的口吻完全反映了一个城市读书人的立场，热衷并信奉现代文明对于野蛮心灵和蒙昧人生的改造及其不可抗拒的影响作用；而“六弟”则对此表示出一种深刻的怀疑。作为一个同样怀有“野蛮灵魂”的军人，他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似乎倒有更为现实的认识。相比之下，“我”所有的不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勇气和热情而已。这已经预示了“我”最后必不免于失败。这样，此后“我”对于少年士兵所抱的种种幻想和所作的种种努力，便只成为一连串可笑的盲目之举。这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在一个“野蛮灵魂”面前的失败，同时，也是所谓的城市文明的一次失败。城市文明并不能征服一切。面对一种充满着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生和生活方式，城市文明暴露出的正是其自身的无能为力。在城市以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处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除了“读书人”，人群中还有一些类似“小豹子”和“虎雏”的生命。对于这些生命及其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等等，城市与读书人自然是不易理解，也很难接受和认同的。这正像《虎雏》中的“六弟”所说的：“平常人用自己物质爱憎与自己道德观念作标准，批评到与他们生活完全不同的军人，没有一个人说得较对。……战争使人类的灵魂野蛮粗糙，你能说这句话却并不懂他的意思。”以读书人的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取向为代表的城市文明或现代文明的性格弱点，也便表现在这里。“我”和“我”周围的那些教授、诗人、律师及音乐家等人，之所以会对少年士兵如此感兴趣，期望如此之高，完全是由于不了解在“迷人的外表”包裹之中的也会是一个野蛮、放肆的灵魂，并且，他们也过于相信文明对于人性的教化作用了。说到底，这是两种不同的文明状态及其在人性中的表现之间的隔膜与冲突的反映。作者沈从文身处其间，必有其进退维谷的微妙情境。不过，他的情感倾向是十分鲜明的。他在《虎雏》的结尾处这样写道：“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盒子里，在我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典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在沈从文笔下，失败者往往就是这些“读书人”。而值得同情和怀念的，则是与之相反的“乡下人”及属于乡村的朴素情感。沈从文作品的婉约、感伤情调，也便由此而来。

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沈从文是一个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的反对者，并甚而是一个文化倾向上的保守主义者呢？在沈从文的世界里，固有其倾向于传统的情感，并且，这种情感与某种特殊的乡俗民情和地域文化因素融和在一起，构成为一种典雅、动人的情调。但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将一种“乡下人”的价值观完全置于“读书人”的价值观之上，并使之绝对化。从包括《虎雏》在内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更多的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来观照和对待生活；他对于自然人性和人格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审美情感，而非理智的评判。如果把城市文明看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流趋势，那么，沈从文所表现的就是在这种主流趋势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人性表现出更多的质朴和自然之美。而这种质朴和自然之美，恰恰又已为城市生活所抛弃，并且也已远离了我们的现代生活。于是，沈从文的情感选择的合理性便表现出来了，让城市的属于城市，让乡村的属于乡村。这才是真正属于自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生活和城市文明居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乡村情感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还不断地遭到破坏。同时，城市生活也根本不可能为一种质朴和自然的人性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其结果必然是对于这种人性的扼杀。

由于沈从文在道德和审美的情感方面表现出倾向于肯定乡村的质朴、原始和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便往往受到某种误解。人们以为他是一个顽固的文化守旧分子。其实，沈从文不过是在现代文明的氛围中，为乡村情感的消逝而惋惜。他其实是不可能真正与城市生活诀别的。不过，他自觉地站在城市的边缘，并自觉地用一种“城市里的乡下人”的目光来看待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和冲突，所见所感自与“读书人”和“乡下人”都各不相同。而在他自身的情感与理智及其价值取向中，也便深藏着一种深刻的痛苦。他的作品不是牧歌，而是关于乡村情感的一首首挽歌。这些挽歌在现实生活中无疑是相当低沉、软弱的，但在情感和审美领域中，它们却产生出无比动人的魅力。《虎雏》等作品的内在价值，大致就体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