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斯密传统，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与运输效率有关，因为运输效率可以拓展市场范围。杨小凯等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把斯密传统和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结合在一起，交易效率促进分工演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杨小凯等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因素，认为交易费用既包括外生交易费用，也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指运输效率意义上的交易费用，如交通、通信等物流设施，后者指交易有关的制度因素。我国近年来推进的供给侧改革符合古典增长思维，即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强调降低交易费用，强调制度改革，从而激活市场供给要素的活力。

分工专业化和市场交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工发展必然导致交易扩张。我们分析了具有禀赋差异的经济主体，可以通过交换获得更高的效用，即贸易双赢。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经济发展的逻辑遵从斯密－科斯框架，我们可获得数据构筑交易效率指数。交易效率指数由外生交易费用指标和内生交易费用指标构成，前者包括运输条件、通信条件和服务业三项指标；后者包括市场效率、政府效率、法律制度和国民教育四项指标。我们测度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交易效率，北京、天津、河北位居前三，青海、宁夏、新疆位列最后三位。相关系数表明，分工水平与交易效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分工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交易扩张，交易从人格化交易扩张到非人格化匿名交易，熟人社会的关系型治理可能逐渐瓦解，市场交易需要治理机制应对匿名交易中的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我们采取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对“契约人”的行为假设进行研究，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这两点基本上反映了人类的本质特征。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设下，需要有效的制度机制来治理交易，以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依靠正式的权威机构强制实施；非正式制度依靠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自我实施，可以称为私序。

主流经济学界强调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任何纠纷都假想存在万能的法律会加以解决，这叫法律中心主义。法律作为强制实施的正式规则，可以改变行为人的行动空间和支付函数，从而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基于法律的惩罚机制可以实现诚信和信任。法律作为可以预见的结果对行为人起到威慑作用。因此，法律这样的正式机制是治理交易的一种手段。本书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获得社会信任度指标，从世界正义工程（WJP）获得法治指数，匹配国家数据，发现这两项指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法治指数越高的国家，其社会信任度也越高。然而，主流经济学界经常忽视了法律可能存在的诸多局限性。例如，法律执行的成本，立法滞后导致无法可依，契约是不完备的，一些违约行为不可证实，司法公正和判决的执行也是问题，等等。法律还有一个“天生未解”的难题，即强调法律是假想存在一个天使般的执法者，若执法者也是理性人，那么监管执法者就是必要的，这使问题更进一步——谁来监管监管者？

声誉机制始终是治理交易的有效手段。正式制度总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非正式的自发秩序可以作为正式机制的有效补充。声誉机制是主要的非正式秩序。人们在长期的市场交易中，有激励保持诚信的声誉。声誉机制依赖于有效的信息传递和惩罚手段。若欺骗信息无法传递，人们无法识别交易主体的声誉状况，轻易信任他人易陷入受骗的境地。因此，欺骗者有恃无恐，人们普遍不信任。若对欺骗者的惩罚难以实施，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一般来说，声誉机制在熟人社会运作良好，如乡土社会、社团组织、俱乐部等。声誉机制包括单边声誉机制、双边声誉机制和多边声誉机制。单边声誉机制是指自觉维护自己的声誉，已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自我实施的自律行为。双边声誉机制基于双边惩罚，在双边的无限重复博弈中参与人为了长期利益保持诚信的声誉。多边声誉机制基于多边惩罚或集体惩罚。多边声誉机制包括熟人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与匿名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前者已形成共识，我们认为匿名社会只要建立起征信系统，欺骗信息的传递和多边惩罚就可以实现匿名交易的有效治理。匿名交易主体通过征信系统查询交易对象的声誉信息，避免与信用记录不好的人交易，中断与欺骗者交易就是一种自我实施的惩罚。在这种机制下，交易主体有激励保持诚信的声誉，社会信任也会重建起来。我们把匿名社会的声誉机制称为匿名声誉机制。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即使重复博弈的次数是有限的，只要博弈次数足够大，人们有激励建立起合作的声誉，合作在有限重复博弈中仍然可以出现。即使是坏人，因为不完全信息，其可能在重复博弈开始时装作好人，保持合作，直到最后阶段才暴露坏人的本性。在这种情况下，发送信号至关重要，人们会根据接收的信号对参与人的类型做贝叶斯修正，好人发送好人的信号，维护自己是好人的声誉，坏人也可能发送好人的信号，掩盖自己是坏人，装扮自己是好人，从而获得一些合作的机会。在连锁店悖论这样的博弈中，参与人可以利用不完全信息，开始阶段发送好斗的信号，从而建立起好斗的声誉。

乡土熟人社会的交易治理，体现了熟人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小，信息传递快，具有差序格局，容易实施多边惩罚。村庄的流言蜚语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人们会避免与口碑不好的人交往，这就构成一种多边惩罚。我们在问卷星网站上发布问卷，针对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调查，共收集到489份有效问卷。调查发现，在乡土熟人社会，道德自律是绝大多数村民的行为理念。当出现交易纠纷时，有采取法律、仲裁和行政手段解决的情况，但比较少，双方协商解决交易纠纷的情况比较普遍，民间调解（如长辈、邻里、村里能人、村干部等）解决纠纷比较普遍。力量较弱的一方可能选择忍让、回避或逃避，骂街、咒骂的情况也较为常见，但通过暴力解决纠纷的情况还是很少。在乡土熟人社会，协商和解、忍让、逃避可能比暴力相向、骂街这样的自我解决方式更为普遍。可见，在熟人社会，单边声誉机制、双边声誉机制和多边声誉机制都发挥着作用。

城市匿名社会的交易治理，法律当然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法律之外，匿名声誉机制也可以实现诚信交易。若存在一个征信系统，匿名交易主体可以从征信系统查询交易对象的信用账户，根据其过往的声誉状况决定是否与之交易。信息传递通过征信系统完成，惩罚通过交易主体自发实施，中断与声誉不佳的交易对象交易，就是一种惩罚。我们模拟了一个体现征信系统的实验，在信任博弈实验的基础上，对委托人的投资信息进行公布，可以显著提高委托人的投资水平。这表明，征信系统可以有效提高匿名市场交易的信任水平。对代理人的返还信息进行公布，可以明显提高代理人的意愿返还率。这表明，征信系统可以促进代理人的交易诚信。即使在实验组取消信息公布的操作之后，代理人的返还率仍然表现出和基准组不一样的特征，征信系统可以起到一种教育或威慑的作用。对于征信机构本身可能存在的欺骗，司法、政府管制以及行业自律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征信系统作用下，多边声誉机制仍然可以抑制征信机构本身的欺骗。

袁正

2018年1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