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回归古典式增长

分工影响经济增长的思想源远流长，斯密定理给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杨格（Young, 1928）认为，市场容量决定分工水平，反过来分工水平又决定市场容量，从而提出了分工决定分工的“杨格定理”。有学者（Yang & Borland, 1991）用超边际分析将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从而用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解释经济增长。

长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以外生的技术进步抽象掉了长期增长的本质。事实上，早在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增长理论就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给出了收益递增的机制，并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源泉。按照内生增长理论，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创新，由于知识带来的溢出效应抵消了资本的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但郑东雅（2015）发现了内生增长理论违背经验事实的证据，并且构造了一个没有研发部门却依然实现长期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型给出长期增长的源泉在于劳动分工，内生增长的机制在于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不断深化的自我持续过程。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专业化思想。分工的另一面是交易，新兴古典框架结合了斯密的专业化分工思想及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分工的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定了分工的水平。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的发展。杨小凯把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前者包括运输、通信基础设施等。斯密认为，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而市场范围取决于运输条件。中国流行一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这个道理。内生交易费用是指自利决策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像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欺诈、掠夺这样的行为，可能使可以增进福利的交易流产。交易费用与制度息息相关，科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旨在研究组织和制度的选择，以降低交易成本。

诺思认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保护产权，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使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变成现实，进而保障生产性活动。1600-1850年，世界海运业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进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力却提高了。研究发现，这是因为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改进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由此看出，在没有技术改进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从史实上看，为什么首先实现现代化的是荷兰和英国？因为荷兰和英国是当时在确定制度和所有权体系方面走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这可以有效地激励个人积极性，把资本和精力都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诺思认为，西方世界率先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率先出现了保护产权的政治制度，如英国出现了世界上首部专利法，大大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西方世界的兴起》开篇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的活动。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鲁宾逊（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贫困和繁荣的根源》一书中指出，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于攫取性制度，而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为包容性制度。在攫取性制度下，经济增长可能会实现，但不可持续，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数据显示，腐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没有人愿意在腐败的国家进行投资，腐败还可能恶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斯瓦勒赫恩（Swaleheen, 2011）通过分析腐败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得出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的结论。19世纪以前，民主制度主要依赖私有产权的保护来推动经济增长，而自此之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的投资水平）逐渐凸显，开始成为影响民主制度的经济发展效应的最主要的制度机制。

古典增长理论强调储蓄和投资是发展分工的工具。分工的发展来源于试验，在试验过程中，需要首先积累一些财富或接受资本投入，才能维持生活所需。农民常常不敢尝试经济作物的耕种，是怕万一试验失败而颗粒无收时生计难以保障。如果农民的储蓄足够维持几年的生活，他就乐意试验新作物的生产。储蓄和资本是专业化分工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发展分工的关键要素是创新主体、市场范围和制度。

其一，乐意试验专业化分工的经济主体。这些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有创新意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人是生产力的创造主体，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这些人发现有潜力的创新，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研发的外溢，需要他们本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教育的支撑。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主要包括采用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1942）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的过程，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在自由市场中，因为其他人进行模仿，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创新的全部收益，正的外部性使得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水平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也正因为知识、技术外溢具有社会利益，所以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或政府组织相关的机构进行研发和创新。技术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采用或模仿技术先进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来提高技术水平；可以派遣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向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也可以通过设备进口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技术进步。

其二，社会存在自由试验各种经济组织结构的机会并保护私人产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各种市场要素能在一个自由竞争、自由流动、自由创业的市场环境下开展各种组织试验，每个人具有自由和公平的机会。成千上万的经济主体不断地试验创新，虽然大部分失败了，但总有一部分会成功，正是这些成功的创新试验会将经济和社会推向前进。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存在“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代表国家只需要维护公共安全、法律秩序且提供公共品。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尤为重要，这会激励人们的创新活动，如果人们创新的成果可能被他人或政府侵犯，人们就会减少创新活动，或者把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保护产权，从而减少生产性活动；如果人们可以通过侵犯别人的产权来获得利益，一些人就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和生产性活动。因此，政府应该保护国民对外免遭敌国侵犯，对内建立起法律秩序，保护人们免遭他人侵犯，同时要承诺不会运用公权力侵犯私有产权。

其三，交易费用较低，交易效率较高。人才和资本为什么总是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地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骆永民（2008）构建的模型指出，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促进分工演进并最终带动经济增长，交通投资每增加GDP的1%，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0.6个百分点。人均电话拥有数量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很强的正面影响。周浩和郑筱婷（2012）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铁路提速将提速站点的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了约3.7个百分点。有学者（Qiang等，2009）估计了12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对人均GDP的影响，发现移动电话普及率每提高10%，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增长0.81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增长0.6个百分点。有学者（Ding等，2007）使用中国的省级数据研究发现，电话普及率与地区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另外，法律对产权和契约的保护，有利于合作交易的制度、规范、道德、习俗等都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私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之外，国家或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交易费用更大。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 Weingast, 1989）指出，英国成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是17世纪英国国家制度的演进，即政府建立了对宪政秩序可信的承诺机制，大大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大大减少了人民的寻租行为和相关的交易费用。世界银行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来自政府的巧取豪夺、无理或低价征用私有产权、高额税收、恶意通胀、垄断性使用资源、设租寻租、高昂地价、滥用审批权、许可证操纵、官商勾结、行政干预司法等，都会造成高昂的交易费用。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还会间接鼓励或迫使人们行使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既然通过贿赂就可以得到利益，那为什么还要诚信苦干呢？伊斯特利（2004）指出，遏制腐败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这需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尽可能消除政府对私有部门随意的控制和权力，取消不合理的过多审批，建立严格的行政规则，依法行政，避免对私人部门的掠夺，建立称职的公务员队伍。

其四，市场范围。新经济史学派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为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一是建立并发展了有效率的制度来协调分工与交易；二是人口快速增长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地理范围的市场。如果市场狭小，就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市场范围越大，专业化分工的余地就越大，即使是单一细小的产品也可以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提出，现代工商企业是为了适应19世纪下半叶美国技术革新的迅猛步伐以及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而出现的。铁路和电报连通了遍布全美的大市场，电报确保了价格信息的及时沟通和交易的密切联系，而铁路缩短了运输的时间，新形式的丰富能源以及革命性的运输和通信手段的几乎同时出现，促使了美国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二是有效需求，即市场容量。有效需求越大，市场规模越大，分工拓展的余地就越大。而需求决定于人口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人口规模越大，分工发展的潜力越大，因此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更容易支撑各种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业。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早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意义。经验发现，处于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即使人口密度已经很高了，仍然出现劳动力短缺和移民流入现象，而工业化落后的经济总是伴随着劳动力的过剩。但人口规模并不是分工发展的充分条件，如果市场分割、基础设施落后、机会主义行为严重、政局混乱或战争，造成交易费用极大，即使人口规模大，分工的发展也很困难。印度和中国过去的经验便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有好的法律、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较高的人口密度便会成为分工发展的有利条件。当本地区人口有限，成为分工发展的障碍时，通常的做法就是打破地区分割，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反对地区保护主义。另一个做法就是国际贸易和市场全球化，体现在世贸组织、经贸一体化、区域性共同体（如欧盟）、自由贸易区、区域一体化等理念中。市场容量还取决于人口的有效购买力。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率决定。在斯密看来，劳动生产力的增进都是分工的结果，可见存在一个逻辑：专业化分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提高，进而购买力提高，市场规模扩大，而这一切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演进。因此，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促进，循环演进。这正如杨格（1928）的论述：“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样，“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杨格第一次论证了分工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超越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关于劳动分工自我演进的思想被称为“杨格定理”，它解释了经济发展与分工之间的演进存在一种正反馈机制，即专业化分工会自我繁殖。

古典式增长回归到供给要素的组织方面，人、制度、组织成为经济增长的本源。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强调分工，奥地利学派强调创新，新制度学派强调制度，这比新古典增长更为深刻，既见物也见人，既见木也见根，既见果也见因。新兴古典框架的贡献在于把制度因素融入分工专业化这一古典增长之源，不但使古典增长思想模型化，还重拾起新古典框架长期忽视的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