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梵蒂冈

在尼古拉五世之后，梵蒂冈又经历了数位教皇，其中既有文化底蕴丰厚的庇护二世，也有好大喜功的保罗二世。其中庇护二世虽然热心文化，但建树有限，毕竟他上任之初教会依旧颇为拮据，直到教会辖区发现了金矿才有所缓解。他的继任者保罗二世热心艺术，但更多是为了炫耀财富而非真正关心精神生活。为了让自己出尽风头，保罗二世甚至颁布了禁止奢侈的严苛禁令，以使得当朝无人能够比他更为显耀。

保罗二世虽然收藏了47件青铜器、25件镶嵌画和400件宝石，但当教皇的宝座换到下一位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时候，一切都被改变了。和子承父业的皇帝不同，教皇的继任者往往和前任并不是一条心。西克斯图斯四世即位时，他被告知教会的金库里只有五千弗洛林（当时的流通货币），而保罗二世当年打造一顶皇冠，便花掉了十二万弗洛林。由此，西克斯图斯四世将保罗二世的毕生珍藏清仓出售，也就怪不得他了。

西克斯图斯四世算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教皇，他的父亲是个渔夫，出身相当低下。因此，当他历尽斗争坐上教皇的宝座后，他的表现也更为心狠手辣。英国史学家约翰·埃丁顿·西蒙兹曾经诙谐地总结了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为人：“他用诅咒去解决宗教问题，用战争去解决政治问题。”

当然，心狠手辣的另一种表现，便是大刀阔斧。他解除了教会的禁令，允许艺术家和科学家以研究学习为目的解剖人体，而这项改革日后帮了包括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在内的艺术家们很大的忙。

在将保罗二世的收藏变成金币后，西克斯图斯四世用这笔钱重新修建了梵蒂冈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注定会名垂青史的西斯廷礼拜堂。即使是纵观全球，也极少有哪个礼拜堂内的艺术能够和西斯廷礼拜堂相提并论。这里的墙壁上众星云集，西克斯图斯四世召集了波提切利、吉兰达约、佩鲁吉诺等众位大师，此后，这里还留下了更为闪耀的名字——米开朗琪罗。

自西克斯图斯四世之后，罗马迎来了几位在艺术造诣上颇为平庸，但极富政治手腕的教皇。例如亚历山大六世，他黑白通吃、手腕毒辣、残酷无情，让教会的权力不再限于神权的范畴，在世俗权力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令以梵蒂冈为核心的教皇国从一个必须和其他国家置换资源的小国，一跃成为一个可以和各国正面掰手腕的强国。

黄金时代中余下的几位教皇，都和米开朗琪罗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教皇强加给米开朗琪罗的数件委托，令这位艺术家数次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然而，米开朗琪罗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雕塑和绘画两个领域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既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罗马。而这段历史，如果没有诸位教皇的参与，则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其中第一位就是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他既有手腕，又有野心。于1503年即位的他正踩在文艺复兴早期至盛期的转折点上，他非常清楚，要想强化教权的威严，非要借助艺术的宣传功能不可。因此，他在任职教皇期间大力提拔艺术家、建筑师，并力排众议，将当初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老圣彼得大教堂推倒重建，着力兴建现在位居梵蒂冈之巅的圣彼得大教堂。

然而，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成本并不低，为此教会开始大量贩卖一种叫作“赎罪券”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只要向教会捐款，赞助人就可以凭教会颁发的凭证在死后减免炼狱的痛苦，尽早前往天堂。尽管赎罪券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朱利叶斯二世极大地拓展了这个东西的功能。他还推广了一种“超级赎罪券”——只要信徒愿意为建设圣彼得大教堂捐款，那么他就可以在死后“跳过炼狱，直接上天堂”。这种销售手段对人们的吸引力很大，假以时日，教会的口袋也满了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教皇迅速筹措了大量资金，使得圣彼得大教堂破土动工。除此之外，他还掏钱从民间收集古罗马的文物。如今梵蒂冈的众多镇馆之宝，如《拉奥孔》[图2]和《观景殿的阿波罗像》（见第11页图4）等，均是由他钦点收入梵蒂冈的。

[图2] 《拉奥孔》

阿格桑德，阿忒那多罗斯，玻利多鲁斯

公元前42—公元前20年，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

教皇收藏古罗马的文物，和强化神权并无太大关系。早在朱利叶斯二世出生之时，人文主义便已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几十年。他的收藏，更多是出于对文物、艺术和历史本身的欣赏和看重。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利叶斯二世完全可以算是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收藏家。在他的带动之下，虽然我们对那段历史依然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经销商也在那段时间出现了。

在朱利叶斯二世之后，继任者利奥十世以一句“上帝给了我教皇的职位，就让我好好地享用它吧”总结了自己的统治。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缔造者——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次子，他有着敏锐的艺术嗅觉。他任命拉斐尔为文物总管，并为宫廷艺术家提供了优渥的福利。他在文化艺术事业上非常舍得花钱，他治下的教皇宫邸在九年间花了450万达克特（当时的流通货币）的巨款。与之相比，朱利叶斯二世的年开支大约为4.8万达克特。即使在销售赎罪券的支撑下，教会的年收入也只有50万至60万达克特。

后人对利奥十世的评价趋于两极分化。对他最激烈的批评来自马丁·路德。他认为利奥十世统治下的天主教核心已经极度堕落，他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罗马的教堂“如今日夜笙歌，成了滋养鸡鸣狗盗的温床，声名狼藉的妓院，成了死亡之国，充满着死亡和腐朽的气息，就连敌基督者也不敢想象”。在试图同罗马教会沟通无果后，马丁·路德另立门户，在德国维滕贝格的诸圣堂大门上张贴了他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史称“宗教改革”。

然而在教会内部，即使是新教徒中，也不乏利奥十世的支持者。例如伦敦主教克莱顿博士便认为，利奥十世固然坐吃山空，但同时也空前提高了罗马的文化地位。法国作家大仲马在承认利奥十世骄奢淫逸的同时写道：“在他统治期间，‘罪’暂时地消失了，让位给了‘恶’，但那是‘富有魅力的恶’‘有着高雅品位的恶’。”

利奥十世于1521年死于肺炎。他的死亡极为突然，甚至连最后的圣餐都来不及举办。在他去世之后，教皇的宝座经历了不到一年的混乱，轮到了克雷芒七世这里。

克雷芒七世同样也是美第奇家族成员，他在利奥十世任期内恰恰是主要负责收集艺术品的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艺术收藏家，也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如果说教会的拿手好戏是权力的制衡和斡旋，克雷芒七世毫无疑问只学到了表面功夫。他缔结盟约，又背叛盟约。真到需要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又推卸责任。最终，他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致使罗马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洗劫，亲手葬送了罗马的黄金时代。

保罗三世就位期间，接续了黄金时代最后的余晖。他依然对艺术有着极高的热忱，却只能把有限的财力花在最关键的地方。他给年迈的米开朗琪罗安排了数件委托，也成了米开朗琪罗服务的最后一任教皇。尽管保罗三世依然尽其所能地继续考古发掘，并获得了一些古罗马时代的遗产，但他再也无力将其留在罗马，很多珍宝在他之后便被各个世俗势力瓜分一空。

自此，罗马这座城市的第二次黄金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