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俄罗斯研究的日本视角

承蒙理想国的编辑抬爱，嘱我为日本学者土肥恒之先生《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中译本作序。我愿意就阅读此书的感想与作者及读者进行交流。

土肥恒之先生的著作开宗明义，不是描述罗曼诺夫家族史，而是解释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下的“帝制俄罗斯”，重点展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以俄国社会史为切入点。这本书兼顾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也照顾到通史的连贯性、问题的逻辑性和关联性，加上作者筛选史料能力强，善于娴熟运用俄文史料和研究成果，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间的兴衰娓娓道来，其笔下历代沙皇、王公贵族、封疆大吏无不十分鲜活，一些历史掌故引人入胜；加上辅之以大量插图和表格，图文并茂，增强了说服力和感染力，值得欣赏。

我们都是研究俄国史的外国学者，以文会友十分愉快。首先不得不说，研究俄国史获取俄文文献很难，筛选和梳理俄文文献更难。中国学者用中文发表俄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需要将俄国的典章制度、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译成中文，常常纠结于意译还是音译，很伤脑筋。土肥恒之先生的这本日文著作，先是将俄国的典章制度、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用日文写就，而我们将这本日文著作从日文译成了中文，同样的俄国的典章制度、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中文和日文表述会有所不同，值得中国读者注意。择其要者有：日文称“外国人村”，中文称“外侨村”；日文称“原初编年史”，中文称“往年纪事”；日文称“普里卡司”，中文称“衙门”；日文称“屯田制”，中文称“军屯制”；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出现的“雪融”，中文称其为“解冻”；日文称“人民意志党”，中文称其为“民意党”；日文称1906年俄国举行“国会选举”，中文称其为“杜马选举”。不过，读者清楚这些日文和中文表述的细微差别就可以了，没必要在译文中强求一致。

土肥恒之先生的著作不乏精彩之处，择其要者有：特辖制、衙门制度、尼康的宗教改革、大使团出访西欧、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宠臣波将金、沙米尔与高加索山地民族的反抗、勒拿金矿与勒拿惨案、日俄战争、十月诏书与第一届杜马、尼古拉二世一家与拉斯普京、维特的经济政策、斯托雷平农业改革、尼古拉二世退位等。外国学者研究俄国史，不必忌讳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分析问题更容易客观。例如，瓦良格人留里克究竟为何方神圣，俄罗斯史学家为何对留里克建立的罗斯国家争论不休；鞑靼蒙古人征服罗斯的影响及后果；俄国数百年来对外扩张与多民族帝国形成，以及俄国政府对非俄罗斯人实行大俄罗斯化政策，等等。俄国学者言及鞑靼蒙古人征服罗斯时众口一词，说这是罗斯落后的根源，而涉及大俄罗斯化政策时，却往往三缄其口，很少正面评价非俄罗斯人的反抗。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可以充分阐释的空间。

土肥恒之先生的著作中充分注意到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形成问题。他认为，“伏尔加河是亚洲人的河流，因为该河两岸居住着众多的亚洲民族”。伊凡雷帝征服喀山汗国之后，伏尔加河才成为欧洲的河流。1581年秋，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派叶尔马克率840名武装人员越过乌拉尔山脉，开始征服西伯利亚，得手后很快染指中国的黑龙江流域；1654年，俄国兼并东乌克兰，陆续从瑞典手中夺取波罗的海三国，三次瓜分波兰，吞并芬兰大公国，征服高加索和中亚。俄罗斯帝国内生活着两百多个信仰、宗教不尽相同的民族，土肥恒之先生强调，被征服民族长期反抗俄罗斯人的征服，例如高加索山地民族领袖沙米尔坚持反抗俄国占领二十五年，便是最突出的例证。

土肥恒之先生在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解释大俄罗斯化政策、村社土地重分制度、斯托雷平改革与解散村社、俄国殖民化过程与民族迁移、城市的职能和农村与城市分离，有很多独立的见解，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以俄国社会史的视角观察罗曼诺夫王朝的兴衰，还可以关注俄国的工业化、等级制度、阶级形成、城市化等。

俄国工业的腾飞。俄国迟至862年才正式建立东斯拉夫人第一个国家，史称留里克王朝。到1480年左右，才建立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比西欧国家落后数百年，政治上则一直到1906年才接受君主立宪制。但是，到20世纪初，俄国已经成为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按工业生产的绝对量计算，稳居世界第五位，远远超过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俄国在生铁、钢、机器生产、棉花消耗量、矿物燃料的开采等方面，绝对指标已经接近法国，人均工业品产量虽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也与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不相上下。那么，为何俄国工业能迅速腾飞呢？

首先，国家自上而下地对外坚持开放政策，坚持向西方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土肥恒之先生的著作中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其笔下的外侨村（书中称“外国人村”）最为典型。1652年，阿列克谢政府在莫斯科郊外设置外侨村，宛若欧洲的小镇。根据1665年调查，该村有206户人家，其中欧洲人约一千人，仿佛“文化沙漠中的绿洲”，从器物上和物质上影响着俄国。彼得一世经常出入外侨村，结识了众多外国朋友，其中与苏格兰人戈登的关系尤为密切，从他口中得知航海的种种事情，自此痴迷于造船和航海。

从彼得一世时期起，俄国就开始主动向“船坚炮利”的西方学习。彼得一世身体力行，亲率大使团出访荷兰、英国、维也纳等地，向荷兰造船师学习造船，在英国参观军火厂、造船厂、博物馆、学校等，从欧洲国家延聘技师、工匠，还要求随行的贵族青年必须学习西方知识。后来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善于向西方学习之人，在她统治期间，法国启蒙思想的春风沐浴着俄国社会，其启迪作用不可低估。

其次是重用外籍人士，如1725年设立科学院，聘任德裔学者；委任外籍军人带兵打仗；委任俄罗斯化的德国人担任政府要职，而且俄国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维特的祖先就是荷兰人。对于更新施政理念和提高施政效率而言，这些措施都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政府倡导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到1898年，俄国铁路线已经连接欧洲领土的所有省份、亚洲领土的七个地区，以及芬兰八省。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为黑色冶金业、运输机器制造业、采煤和石油业、水泥、玻璃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再加上引进外资和保护关税政策，到了19世纪末，俄国已经完成了重工业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主导部门的生产力产生了跳跃式高涨，工业主导部门和基础动力部门的生产能力也丝毫不比英、法逊色。

贵族政策。从17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已经推行大俄罗斯化政策。乌克兰右岸地区被纳入俄国版图后，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占到当地人口的99%以上，俄罗斯人还不到1%，但官方文件、身份证、通行证、声明都要用俄语，乌克兰语和波兰语则受到排斥。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被沙皇镇压后，波兰语不再用于官方交流，更加无法与俄语相比。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进一步限制非官方语言，禁止用立陶宛语出版白俄罗斯的作品，禁止用乌克兰语演出。这种情况也涉及波罗的海诸省，Д.А．托尔斯泰担任教育大臣时，力主像波兰那样推行俄罗斯化，规定当地政府的公文从1877年起必须使用俄语。有意思的对照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克兰地区的学校又开始用乌克兰语授课，教材和参考书用乌克兰文印刷，讲授乌克兰语的教师增加，这种乌克兰化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对比研究。

俄国贵族的民族宗教成分复杂，非俄罗斯人的代表在俄国贵族的比例远比不上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一系列原因，格鲁吉亚人在俄国贵族中（特别是入品的官员中）的比例高于俄罗斯人，波兰人在一些省份贵族中的比例也很高。与此同时，某些民族在总人口中比例很高，但贵族极少。例如，同格鲁吉亚出身的贵族相比，亚美尼亚出身的贵族少；同波兰人出身的贵族相比，立陶宛出身的贵族少；在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出身的贵族远远高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出身的贵族。

И. В．萨哈罗夫教授曾以波良科夫家族为例，探讨了俄罗斯帝国贵族成员中犹太教徒的法律地位问题。尽管犹太人人数很多，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相当高，但俄国贵族中几乎没有犹太人的踪影。这既反映了犹太人口的社会成分特点，也反映了政府歧视犹太人的政策（集中居住，中学和大学按比例录取犹太人子弟，几乎无机会担任国家公职）。不过，这些限制只针对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若放弃犹太教，改宗基督教，则不受上述限制。按照“莫伊谢夫法”，犹太人中最有才华、精力充沛、家境殷实者，可以克服各种限制，跻身世袭贵族之列。这种恩典就光顾到波良科夫家族。该家族成员为杰出的企业家和慈善家，雅科夫（1832—1909）、萨姆伊尔（1837—1888）和拉扎尔三兄弟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获得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最终升至三品文官，并获得最高级勋章。然而，他们晋升根据的不是“莫伊谢夫法”的字面含义，而是由于“君主的恩典”（且萨姆伊尔·波良科夫晋升未果）。并且，当1897年拉扎尔、雅科夫及其家人荣升贵族后，其后代难以分享这种权利，这促使1904年Я. С．波良科夫向内务大臣П. Д．斯维亚托鲍尔科——米尔斯基呼吁，请求沙皇授予其不受限制地得到世袭贵族的所有权利。波良科夫的请求石沉大海，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肯定有内务部高官依据参政院和国务会议的官方立场，同样持断然拒绝的态度。

村社土地的重分。在俄国，私有土地制度一直欠发达。土肥恒之先生注意到了农民土地互相交错，但有必要深入解释村社土地的重分制度。土地重分包括全部重分和部分重分，机制很复杂。1719—1858年，俄国进行了十次人口调查，每次均伴以土地全部重分，部分重分则因人口的流动、欠税者的份地被收回、自愿放弃份地等原因，也经常进行。兹里亚诺夫认为，因破产农民放弃份地引起的土地重分，加重了同村人的赋税负担，其他农民破产后也放弃份地，从而导致土地再度重分，非黑土带的一些村社土地重分异常频繁，盖因于此。在三圃耕作制之下，村社的耕地分为三类，每类田地通常因肥沃程度，平地、洼地、岗地，以及距离村子远近，划分为若干地块（地块数与村社有权得到份地者的数量相符），耕地纵横交错现象由此产生。数千万农民靠务农为生，致使耕地经常重分，草场几乎年年重分（有时与耕地一起重分），林地则多由村社公用，时而分给农民。在农民份地中，宅旁园地多靠近河边，土质最好，且侍弄精心，施肥充足，被农民视为命根子，所以极难对其重分。改革后，重分机制在非黑土带村社的土地上继续运行；而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部黑土带诸省的多数村社中，土地长期不再重分，使得村社的传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因1861年改革过程中地主通过“割地”大量攫取农民原本就不充足的份地，加剧了农民土地的紧张状况；19世纪80年代，世界性农业危机波及俄国，地主为转嫁损失，大幅度提高地租，很多农民无力承租地主的土地，要求村社重分土地；农村青年和家境差、劳动力有余而份地严重不足的农民坚持土地重分，结果从19世纪80年代初黑土带村社重温土地重分，先是在唐波夫、库尔斯克、沃洛涅什和梁赞省，原国家农民的村社短短数载便有大半恢复了土地重分，继而中部黑土区和伏尔加河地区原地主农民的村社也再度实行土地重分。在农民土地利用方面，采用传统三圃耕作制的土地重分型村社仍居主导地位，这种村社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遏制了多数农民经济的急剧滑坡。中等农户唯有村社的呵护方能生存，俄罗斯史学家在这方面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就大端而言，土地重分制度和互助传统、二重管理结构、道德传统、平均主义机制是村社长盛不衰的基础。1906年以前，政府对村社一直都是竭力维护的，此后斯托雷平政府转而强行解散村社，扶植小私有制和富裕农民阶层，目的是分化村社相对统一的共同利益，再造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到1917年，村社制度巩固程度如何，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世史学家，对此莫衷一是。米罗诺夫在其力作《俄国社会史》中，依据1861—1906年村社制度瓦解程度和1906—1916年斯托雷平农业改革的大量统计资料，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难题。

1861—1906年，合法脱离土地重分型村社者为14万户，仅占950万农户的1.5%。此外，在1905年被列入土地重分型村社，但米罗诺夫认为，从1861年起土地不重分的农户有315万户，据他统计，土地重分型村社中还有37.7万农户成为土地私有者。这样一来，950万农户中有将近370万户对土地重分型村社大失所望，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村社的传统原则。可见斯托雷平改革前，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民向土地私有迈出了一步。

1907—1916年斯托雷平改革过程中，大量农民正式自愿地与土地重分型村社脱钩，但农民若与村社作对，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很难过上正常生活，因此很多人不想正式声明脱离村社。结果，截至1917年，只有310万农户完全脱离了村社，并牢牢地控制住私有土地；230万农户与土地重分型村社若即若离，事实上土地转为按农户所有；74.7万农户虽然不满村社制度，但仍留在村社。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斯托雷平改革未能强行摧毁村社制度。

殖民化与民族迁移。俄国不断对外扩张，攫取了无数的肥田沃土，以种种优惠条件诱使数百万农民迁往新征服的土地，由此引发数百年间的民族迁移。

俄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开疆拓土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俄国人这种稳步而惊人的征服“荒无人烟”土地的运动一再得手，疆界不断向周边延伸，络绎不绝的俄国移民（合法的和非法的）随即拥入“新土地”。据В. М．卡布赞博士统计，1795—1858年，俄国向新俄罗斯、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前地带、伏尔加河下游和外高加索地区移民350万人。由农民组成的移民主体跋山涉水，不辞辛苦，主要目的是获取边疆的肥沃土地，仅有为数不多的农民留在了城市。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农民殖民浪潮不断强化，结果从中部地区夺走了潜在的市民，失去了城市形成所需的物质基础、动力和力量。

为永久占领新征服的土地，俄国政府采取许多措施，鼓励北部、西北部、中部地区以及乌克兰左岸地区的农民迁往新俄罗斯、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前地带南部、伏尔加河下游和外高加索等地区，政府允许土地不足5俄亩的注册男子迁往边区，在那里可得到8—15俄亩土地，移民应将原居住地的土地交给同村人，后者应为此支付转让费，并从前者迁走后第二年的1月1日起连续三年缴纳所有赋税，移民在新居住地则免除三年所有赋税，免服兵役。对18世纪末迁往乌拉尔山前地带南部的农民，政府提供小额补贴，而在新安置之地，在纳税和服兵役方面予以临时优惠。政府既鼓励农民合法迁往边区，也默许农奴非法逃向边区，还将流放犯发配西伯利亚，免税十年。为加速开发边区，政府还提供优惠政策，邀请德国人、摩尔多瓦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移居伏尔加河流域和新俄罗斯，到1858年，移居俄国的外国人已多达55万人。

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开发早”的北部、西北部、白俄罗斯、中部工业区、乌克兰，人口自然增长开始下降，而新征服的新俄罗斯、西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前地带南部人口自然增长较高，反倒源源不断地得到“开发早”地区的人口补充，使得新征服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开发早”地区则因劳动力流失而发展受阻。19世纪中期以前，中部黑土区粮食生产一直执俄国之牛耳，到19世纪80年代，新俄罗斯和伏尔加河流域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中部黑土区。在人口密度远远低于英国、德国、奥地利、法国的情况下，大量俄国农民奔向新征服的肥田沃土，不能不严重影响城市人口的补充，以及城市化的速度。

城市的职能。土肥恒之先生提出城市的第一要义是军事行政之城，可谓切中要害。我略作补充如下。在俄国，城市是巩固国家领土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手段。从16世纪开始，俄国大规模扩张，边界不断向南部、东南部和东部扩展，先是在顿河地区建立起两批新城市，继之征服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山前地带，在西伯利亚地区设立首批防御城市。随着俄国版图不断扩大，其城市兴衰也充满了变数。实际上，变幻莫测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决定了城市的地理分布，边界向外推进导致要塞型城市地位急剧变化，部分城市在失去军事意义后便不具备城市的地位。在影响城市设立的诸因素中，除了军事因素，行政因素也很重要。城市是作为管理、政治和税收监督的中心而设立起来。换言之，城市的设立首先为满足国家需要，此后才是反映生产力自然发展的过程。西方的城市成为行政中心的同时，也是地区的经济中心。俄国则相反，到19世纪，城市仍然以行政职能为主，并决定着其基础设施和社会文化环境。

上述问题只是自己的一些浅见，在此呈现给土肥恒之先生，以及国内的俄国史同行，期待进一步讨论。

张广翔

吉林大学教授

东北亚研究院俄罗斯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