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走向自主创新”的历程
本书的内容集中于中国工业发展中有关自主创新的经验、教训及其政策意义。对中国企业改革和工业发展的长期关注始自我早年在政府工作的经历，特别是1986—1991年在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的工作经历。1991—199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仍然保持着这种关注，并以国有工业的转变为主题撰写了博士论文。
我的早期研究偏重于工业企业的组织和制度方面，对创新和技术进步研究领域的兴趣与理解则要归因于一个偶然，即在哥伦比亚大学遇到同时是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学院和商学院教授的理查德·纳尔逊先生（Richard Nelson，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纳尔逊教授是现代经济学中研究技术进步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与他的密切交往很自然地使我逐渐熟悉这个领域。这种兴趣一发不可收，甚至促使我去听商学院的创新课程。于是，这项本来是主修政治学之外的“副业”，却从博士学习阶段一直持续到1999年上半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和公共政策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间。1999年6月回国后，我加入正在筹建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并在40多岁的时候开始了教师的生涯。2000年秋季，我为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有关创新管理的课程，深受欢迎。从那以后，创新管理成为我年年都开的课，并逐渐成为我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关注创新和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本身，而是在我原有的思维框架中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或一个重要的视角。我思考中国企业改革和工业发展的理论框架是在有关“动态能力”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1]。这个学派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把技术和组织的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微观上，把包括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和运作能力在内的组织能力看作企业经济绩效和竞争力的主要源泉。因此，这个同样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动态能力”理论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是在组织和市场互动过程中的生产率提高。通过把管理、组织和能力变量引入分析框架，我曾经在对国有企业的较早研究中提出，无论产权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国有企业的转变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组织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管理能力才是改变企业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路风，2000）。由于技术能力是组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思考中国企业改革和工业发展问题所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2]。
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有着演进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对创新的研究必须是经验性的。坚持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本来就是我所践行的，而且与“动态能力”学派的历史主义精神相容——重视对技术、组织和工业的演进过程的研究，而不是正统经济学所热衷的形式化推导。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是从对中国创新实践的案例研究开始的，最初既包括自己做的，也包括以指导研究生论文的形式做的。实际上，只是在做经验研究之后，我才开始逐渐理解技术问题，甚至才开始逐渐真正理解我已经在教学中所使用的理论文献。这样一个尝试性开端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一旦对中国技术进步进行经验研究，就会立刻遇到大量令人无法安心也无法从现成理论中找到答案的问题——只要关心中国的发展，就会产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强烈动力。
2001年，在中国加入WTO前夕，我以分析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的中国工业竞争力为题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当时许多人所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市场开放，弱小的中国企业会不会被强大的跨国公司所压垮？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曾经对这个问题做出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他在中国500家大型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将它们与对应的西方大企业进行历史比较后指出，中国的市场开放恰逢西方全球化巨型企业出现之时，双方在竞争力方面的差距是拉大而不是缩小，所以中国大企业的前景是悲观的，而中国可能不得不忍受最后只能剩下中小企业的状况（Nolan and Wang，1999；Nolan，2002；Nolan and Zhang，2002）。但这个问题是无法先验地回答的，所以我对课题的设计是选取若干已经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运行了若干年的工业部门，并以其发展经验为证据，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源泉进行实证分析。
这项研究一开始，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收入本书的VCD／DVD工业研究就是这个项目的一项成果。正如这个工业部门（以及其他几个工业部门）的发展经验所证明的，中国本土企业是能够在开放市场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而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并不会仅仅因为它们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就能迅速压垮中国企业。我们在研究中对两个重要发现进行了理论概括：第一，中国市场的需求结构特性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进行创新的“灵感”源泉，也因此可以成为一种对抗外来强大者的壁垒；只要中国企业在产品开发上付出足够的努力，它们就能够把对本土市场更好的理解转化为产品的性能特性，从而在还不能与跨国公司在技术上并驾齐驱的时候就可以获得竞争优势。第二，每个工业部门都经历过在市场需求高涨时大量企业进入，然后在市场需求趋于平稳后又有大量企业被淘汰的过程，但最后成长起来的企业一定是更注重技术研发的企业。这项研究证明，在自主开发上付出更多努力的企业会发展出更强的技术能力，而技术能力更强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大的成长潜力。
这个结论是相当“反直觉”的，正如一些中国企业的成功案例对许多人总是表现为“意外”一样。多年来，在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状态的中国，“市面上”流行的是中国企业不可能创新，只有引进技术才是中国技术进步主要途径的想法。同时，随着西方教科书经济学的普及，对政策思维影响越来越大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即“比较优势论”和“技术借用论”的理论根源），又为这些流行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声称中国可以走技术依赖道路的人所寻找根据的来源，恰恰是无视也无力解释技术和组织变化的理论。于是，随着我们研究的进展，在流行观念以及相应的政策和行为与我的理论框架和我从经验研究中不断积累起来的证据之间，产生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思想冲突。作为科学认识的准则，理论的虚假或真实只能由经验证据来证明。在我所坚持的经验研究中，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中国企业能够进行创新，而认为中国工业不应该或不需要进行创新的想法（例如认为只要能够购买外国产品就能获得外国技术的思维）都只不过是幻想。但同时，这些幻想和迷信又在时时刻刻影响着中国的政策和舆论。于是，澄清有关中国技术进步的大是大非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学者的个人智力活动，而成为任何关注中国发展及其政策和战略的人所必须负起的社会责任。
2003年初，我从清华调到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那年秋季，国家科技部调研室询问我能不能对中国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状况做一个调研，为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当时，我因工作调动而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只有从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刚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封凯栋愿意和我一起进行这项研究。从10月份开始，我和凯栋踏上“征程”。
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们在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密集采访了一些企业和业内人士，而且重点采访了哈飞、吉利和奇瑞等几家自主开发企业。为了理解汽车产品开发中的问题，我们与开发工程师深入讨论，对一个接一个的技术环节进行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合资模式的弊病和自主开发的可能性有了充分的理解，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郁闷”的情绪：明明只是在组装现成的外国品牌，非要说是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然后就是“愤怒”——原因正如我们在后来的报告中所言：“受到长期保护和支持的重点企业沉溺于合资模式，不思进取；而自主开发的企业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备受压制。”对于这个典型的走技术依赖道路的工业部门，我们全部的研究结果可以用四句话概括：第一，合资模式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产品开发能力，所以继续依赖这个模式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条死路。第二，自主开发是振兴中国汽车工业的唯一出路。第三，中国自主开发企业已经出现，并且正在逆境中顽强成长。第四，只要改变过去的错误政策，转向支持自主开发，中国汽车工业就会迅速成长起来。在那个“愤怒”的冬天，我们以鲜明的理论逻辑、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和直截了当的尖锐语言写下了对错误政策及其实践的无情抨击，以及对自主开发道路的热情赞扬。
在完成了科技部调研室委托的原定任务后，我们于2004年2月提交了长达11万字的报告——《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以下简称汽车工业报告），在内部印发。随后，报告迅速流传，并于3月下旬被财经媒体《商务周刊》长篇摘要刊登，然后这个报道又被闻风而动的新浪网刊登。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社会舆论上，这个报告都引起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在那年的春天掀起一场“风暴”。一时间，媒体纷纷转载，采访不断。坦率地说，我对这份报告在短期内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仍然有点意外。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对汽车工业中那种甘当外国品牌组装厂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各界已经积聚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而我们只不过是愣头愣脑地充当了一回那个说出真相的孩子：皇帝并没有穿衣服。令人高兴的是，报告出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是舆论风向大变，争说自主开发的重要性，继而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支持自主开发终于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主旋律。
汽车工业报告标志着我的学术活动重点转向政策研究。在此之前，我的研究虽然包含了政策建议，但仍然是采取“置身局外”或“旁观”的学者立场。例如对VCD／DVD工业的研究，就是分析中国工业的创新是怎样发生的，并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中国工业在技术落后的状态下仍然能够创新，以及创新对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意义。从汽车工业报告开始，我的研究风格变成直接在政策辩论中采取立场，以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强调中国工业应该进行自主开发或自主创新，并对技术依赖道路进行批评。与学术研究不同，政策研究所面对的往往是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需要与之辩论的往往是肤浅的流行性看法或思维习惯。但就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却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影响企业的行为、公众舆论和政府官员的政策思维，并在实践中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说服政策制定人和行动者摆脱这些观点并指出正确方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更加需要来自经验研究的证据。由于政策研究的目的不是与其他学者讨论对于世界的认识，而是为实践者提供行动的建议，所以必须以实践者能够看懂的通俗语言来回答具有实际行动意义的问题[3]。
一旦卷入政策辩论，就欲罢不能。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来自各方的需求接连不断；另一方面，这种需求给了我们平常难以得到的研究机会，令人不忍舍弃。于是，一发不可收。关于大型飞机的报告（本书第三篇）是一次自作主张的研究，急就于一场政策辩论的过程之中。虽然事先未受委托，这个报告还是被科技部调研室印发，它的节选版本经《商务周刊》披露后，在互联网上也流传甚广。这个报告以运-10大型民用飞机的开发和下马为线索，分析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教训，并以历史教训为根据，提出中国再次开发大型民用飞机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同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有关“技术能力”的概念，报告中给出了一个从国际主流文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理论框架。
关于自主电信标准的报告（本书第四篇）起源于受科技部调研室的委托，对信威公司开发的SCDMA无线接入通信系统的案例研究。由于SCDMA是一个系统标准，而且在调研中获得的信息与我们此前对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的调研信息相容，于是最终的报告是以发展中国自主电信标准为主要内容，并同样完成于一个决策的关键时刻。有关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是给予自主开发的新技术以应用的机会，而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地存在于那些需要通过运营商才能进入市场的工业部门（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报告以信威公司开发SCDMA的经验为证据，说明任何新技术都只能通过在应用中的持续改进才能成熟起来，而且只要得到这种机会，中国自主开发的技术是能够发展起来的，所以必须解决阻碍中国自主开发的技术进入市场的政策和体制问题。报告还详细分析了系统标准对于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于柴油发动机油泵油嘴工业的报告（本书第二篇）则是我们从2005年秋季开始关注中国装备工业的一个初步成果。这是一个案例研究，通过对两个处于同一个工业部门和同一个城市的企业面对同一种技术变化时的不同选择——继续依赖技术引进和奋起自主开发——进行的比较研究，说明在外国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和技术变化越来越快的条件下，继续依赖技术引进只能导致中国工业的灭亡，而只有坚持走把外来技术知识转化为内生技术能力的自主开发道路，中国工业才能健康发展。通过深度的比较案例研究，这个报告更清楚地说明了自主开发和技术依赖的区别是什么，以及两种道路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含义是什么。
由上述这些成果所体现的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之中，本来在其基础上写书还是一个遥远的计划，所以当一位图书编辑提议将这些成果结集出版时，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反应过来：这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虽然略嫌仓促，但出版本书的意义，就我个人的理解来说，也许就在于：在国家发展战略发生一个历史性转变的阶段，为关心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读者提供一组相关的文献——它们在有关自主创新的主题上贯穿始终，并以清楚的理论逻辑和充足的经验证据对有关中国技术进步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了澄清。为了充分澄清是非，这些研究都具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特点：从技术层次的分析开始，然后估量不同技术道路的选择对于企业命运的影响，最后在工业层次上阐明技术依赖和自主创新对于中国发展的政策意义。如果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份为“自主创新”张目、为“技术依赖”送葬的历史记录，我将视其为个人的终生成就之一。
就在为自主创新疾呼的过程中，我同时有幸得到了对于学者来说非常罕见的机会：在对一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这个领域中的实际力量同时朝着被证实的理论逻辑所预示出来的方向发展。于是，从事这种研究的理论价值不仅很快就被事后的实际发展所证明，而且可以促使代表了正确方向的实际力量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加强大的势头发展。于是，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对象交织在同一个激越的发展过程之中，对这个过程卷入之深常常使自己分不清究竟是在做研究还是在实践。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见证着中国自主开发企业的迅猛成长。仅以本书提到的案例为证：就在两三年前还被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进行自主开发的汽车工业领域，奇瑞在2005年的销售量接近19万辆，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并处于要在2006年实现销售量突破30万辆的亢奋之中，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转向自主开发；在规模不大但非常重要的油泵油嘴工业，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自主开发的电控高压共轨系统已经批量装车，产业化正在稳步前行；在电信工业，中国开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已经被中国政府明确采用，信威则处于SCDMA终端设备供不应求的苦恼之中；在影碟机行业，虽然目前一片“混乱”，但纷争的焦点既不是VCD时代的广告和价格大战，也不是DVD时代的专利费抱怨，而是下一代高清标准……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根据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再次开始研制大型民用飞机。这些例子（以及实践中更多的例子）证明，虽然自主创新的潮流也是从弱小开始，却因为符合发展的规律而必然走向强大。
我们同时也见证着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的转折。2006年1月，我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亲耳聆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自主创新发出的号召。这次大会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定义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把自主创新定义为中国科技发展的“灵魂”，当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增强中国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自主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正日益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必将影响中国人民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感。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关头，标志着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正形成一个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并在这个共识下开始实施有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走向自主创新。
注释
[1]“动态能力”泛指一个活跃于经济学、战略管理、技术创新和企业史等领域的理论流派，因为共同强调组织能力的作用而获得此名（Nelson，1991）。
[2]在讨论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不佳的时候，流行性的观点喜欢集中于产权问题，但被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长期依赖技术引进所导致的缺乏创新和技术能力。我自己较早的研究也忽略了这个因素。
[3]也是在这个转向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研究生）加入了我的工作，使“我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由我主持的集体研究。这种集体性质大大扩展了我们关注的范围，也大大加快了取得成果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