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战国外交思想

一、春秋外交思想

1．孔子的外交思想

（1）华夷观

孔子关于华夷观的种种表述散见于《论语》各章。在孔子看来，华夏诸族与夷狄诸边远民族存在巨大的差别，应将二者作严格的区分。华夏诸国遵循华夏之礼，奏华夏正声（雅乐）。夷狄地区文化落后，缺乏礼乐教化，是文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因此，“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¹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¹²⁾但孔子并不认为华夷之间是不可转化的，夷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华夏，“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¹³⁾“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¹⁴⁾

因此，孔子以文化而非血统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韩愈在《原道》中对孔子这一思想评价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¹⁵⁾

华夷观影响了其后两千年中国传统王朝的外交政策。华夷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中包含的中华文明优越论，使传统中国对外政策中充满了歧视异族、外族的倾向；另一方面，这种歧视异民族不同于希腊人将征服的外族变成奴隶，而是逐渐将其融入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日本学者对这一思想评价说：

毋庸讳言，中华思想强调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别，包含有对异民族的蔑视观和歧视意识，但同时也允许夷狄仰慕中华皇帝德行远道而来，接受中华文明的同化，成为中华的一员，所以产生了诸民族间融合、亲善的观点。中华思想的两面性，不同于仅强调希腊和野蛮人之间差异的希腊人思想。中国和希腊不同，原因也在于中国建立了囊括异民族在内的帝国，各个国家相对独立，而希腊国仅由希腊人构成。概言之，中国春秋时期存在着华夷之别的观念，后来随着中国实现统一，中华思想逐步发展完成。⁽¹⁶⁾

孔子的华夷观是春秋时期中外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周边各异族对诸夏国家的威胁，不仅产生了诸夏国家共通的“华夏”身份意识，同时也出现了歧视异族的观念，认为异族在道德上劣于华夏：“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¹⁷⁾实际上，春秋时期“华夏”身份意识的不断强化，正是通过与他者区隔过程中得以确立的。

（2）王道外交观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仁”，他主张国家政治必须要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推行仁政，体现在对外领域就是王道外交。

王道外交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以及“亲仁善邻”“和而不同”，主张以仁义安定天下，“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¹⁸⁾若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¹⁹⁾孔子在《中庸》第二十章论述国家“九经”时，对王道外交总结说：“柔远人，怀诸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所以怀诸侯也。”⁽²⁰⁾

王道外交也主张信义外交，“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²¹⁾“信近与义，言可复也。”⁽²²⁾即使是对外国，也要遵守忠信原则，“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²³⁾《左传》记载孔子学生子贡强调在签订对外盟约中诚信的重要性，如果盟约可以随订随废，那就最好不要签订这样的盟约：

（鲁）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²⁴⁾

2．墨子的外交思想

墨子反对侵略战争，憎恨“国与国之相攻”，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应“兼相爱，交相利”，即互相尊爱，平等互利。他从“兼爱”原则出发，主张“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²⁵⁾他主张以“义”统一天下：“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²⁶⁾他抨击对外征伐的行为：“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²⁷⁾。墨子在《非攻》篇中进一步谴责了频繁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²⁹⁾

墨子还从战争效用上，反对大国进攻小国：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²⁸⁾

大国发动战争，就像小孩以两手着地学马行。小孩子以为是马在行，实际上是自己在行走，劳而无功，徒增劳累而已。

墨子为了保证小国不被大国进攻，还提出了“集体安全”的战略思想：

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攻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³⁰⁾

3．老子的外交思想

老子追求无为而治、与世无争和知足常乐，主张建立小国寡民的世界。老子为这些小“乌托邦”描绘了一幅蓝图：“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³¹⁾老子反对为利益而争，认为国家利益虚无缥缈，鼓吹“知足者富”，各国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³²⁾

老子是绝对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³³⁾

老子还主张国家交往要彼此谦下：“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³⁴⁾

除了主张“大者宜为下”，即大国应当重视己与小国平等之地位外，老子还反对干涉内政。“两不相伤，故德交归也。”⁽³⁵⁾至于国家冲突，老子认为调解还不能解决问题。“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³⁶⁾即通过调解、以德报怨的方法解决纷争，依然会留下隐患，算不上是好办法，国家间和平相处最为根本的办法在于不结仇怨啊！

4．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派的外交思想

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政治领域，兵家专注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外交领域，其共同特征是坚信人性为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甚至对仁义道德的作用加以根本否定，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政治与实力外交。这同理想主义代表人物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实主义理论家都是官位显赫的卿相将军，如齐相管仲、晏婴，吴将孙武，郑国子产，越大夫文种、范蠡，晋国狐偃等。郑国子产批判理想主义的“仁义”观时评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³⁷⁾现实主义理论家都把国家利益作为国家交往的主要目标，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孙子认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³⁸⁾现实主义理论家把增强国家实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手段，国家地位由实力出发，国家以实力求生存和发展，拥有了实力之后，必须展现实力，开拓霸业。管子认为：“富国强兵，通货积财”；“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³⁹⁾现实主义理论家主张把战争作为最高政治手段，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⁴⁰⁾

二、战国外交思想

1．孟子的外交思想

战国时期，孟子成为儒家外交思想的重要代言人。

（1）以夏变夷思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华夷观，提出了“以夏变夷”的思想。孟子认为，夷夏身份不是绝对不变的，夷狄可以通过学习华夏文明进入华夏行列。当然，这种改变的方向只能是华夏文明改造落后的夷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⁴¹⁾“以夏变夷”不仅体现了孟子具有华夏文明优越的意识，也反映了孟子的“仁者无疆”思想：因不忍四方长期陷于蛮荒状态，因此华夏文明应该包举天下，把文明之光普照世界。

（2）王道外交思想

孟子希望统一，主张“定于一”，“王天下”，以王道统一天下，反对在外交实践中实行“霸道”政策。王道具体而言就是仁政，“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⁴²⁾“仁人无敌于天下”⁽⁴³⁾“善战者服上刑”⁽⁴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⁴⁵⁾

孟子认为，如果实行王道外交，会实现“人和”，会“得道多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⁴⁶⁾

（3）“事大字小”思想

“事大字小”思想是孟子提出的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原则，其中“事大”是指小国服从大国利益，“字小”是指大国照顾小国的利益。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顺应自然、尊崇天道的务实主义外交思想。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⁴⁷⁾

孟子认为，国家间交往遵循的“以大事小”（字小）或“以小事大”（事大）原则是建立在仁德、智慧的基础之上的。大国照顾小国的利益，是大国具有包容万物、扶困济弱、乐善好仁等这些顺应了“天道”仁德的体现；小国服从大国的利益，是小国明智地选择不与大国做无谓的对抗而招致灭国这种战略、政策，体现了小国明白“横挑强邻”会导致恶果，这也是小国畏惧“天道”所致。孟子承认国家之间大小、强弱这种不平等的现实，但这种不平等并不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大小国之间应在遵从“天道”即在“乐天”“畏天”的基础之上和谐发展，共存共生。

孟子这种“事大字小”的思想对当代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现代国际法，虽然主张大小国家平等原则，但现实世界却很难实现这一法则，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脱离现实的虚伪、“乌托邦”，反倒不具备孟子提出的这种处理国家间原则的合理性、可操作性：不仅大小国家的利益同时得到照顾，也更具有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

2．荀子的外交思想

荀子的思想是战国时期儒家另一种思潮。荀子认为，人性的内容就是“情”“欲”。“欲”，欲望也，“欲”使人生来好利；“情”，性情，“不知足，是人之情也。”⁽⁴⁸⁾“性”“情”“欲”既是人的属性，那么人群中就有利益冲突。《王霸篇》说：“人情之所以同欲也。”⁽⁴⁹⁾《性恶篇》总结说：“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⁵⁰⁾

从个人关系推广到国家关系，国家虽是千人万人的组合体，但“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荀子揭示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来源于人“好利”的本性：“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⁵¹⁾但荀子究竟是儒家，其外交思想并未彻底滑向霸道外交，而是主张王霸并重，仁威并用，言义不忘利，尚德不黜力，贵和不寝兵。“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⁵²⁾

3．庄子的外交思想

战国时期，老子的观点得到庄子的进一步完善。老子“小国寡民”“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理想由庄子进一步发展为原始自然主义。《庄子》一书描绘了道家的理想世界，这就是“无何有之乡”，⁽⁵³⁾是“至德之世”，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⁵⁴⁾庄子思想的基础是；人与人相争，为的是利益和私欲，国与国之间的残酷斗争不过是人与人斗的延伸，只要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人没有更多的利益追求，就不会发生战争和罪恶。

4．法家的外交思想

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家，对国家间关系本质进行了探讨。

战国法家都认为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的主要基础。商鞅认为，在无序的世界上，力量就是仁义，“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⁵⁵⁾“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⁵⁶⁾有了实力就应当扩张。商鞅更提出著名的耕战理论：“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⁵⁷⁾韩非子则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源于人口自然增长的无限性和生存空间有限性的矛盾。人生性好利，人众而货财寡，所以国家之间必有利争。因而，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就是争夺利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要在生存竞争中保持不败，所依靠的只有权力，因此，在国家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可靠的是“力”，“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⁵⁸⁾“力多则入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⁵⁹⁾韩非子主张通过改革和法制实现国力的增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⁶⁰⁾

韩非子对国家实力进行了限定，认为国家实力主要是指一国的经济、军事和国内法制、权术。一个国家的实力绝非体现在外交技巧上，韩非子极端轻视纵横术和游说家，把纵横家列为国家“五害（五蠹）”之一，认为外交家“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纵横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于国也。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可以持国也”。“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⁶¹⁾“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⁶²⁾针对有人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反驳说：“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五霸不待纵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⁶³⁾

韩非子对弱国、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弱国执行的外交政策也有论述。在韩非子的现实主义思想中，弱国是没有地位的，弱国必须屈服、顺从大国的意志：“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⁶⁴⁾弱国执行的外交政策必须慎重、戒惧，弱小国家必须要自重，凡“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小国不可贪近利、小利。“饕贪而无厌，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⁶⁵⁾

5．纵横家的外交思想

纵横家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职业外交家，是积极、活跃的实践家，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色彩，纵横家的思想包括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其一，重势。先秦法家商鞅、慎到、韩非子等都比较重视“势”。商鞅提出：“圣人不法古，不修（循）今。法古则后于时，修（循）今则塞于势。”⁽⁶⁶⁾韩非子也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⁶⁷⁾纵横家也同样“重势”，把洞察和顺应“势”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苏秦云：“内寇不与，外敌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报其内，此乃亡之之势也。”⁽⁶⁸⁾苏秦还提出了“时势者，百事之长”⁽⁶⁹⁾的论断，充分肯定了“势”在事物发展方向和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

其二，知几。“几”即“机”，是发动所由的意思，引申为事物变化的开始或时机、关键。“几”乃动静变化之微，事物将变而未变的微妙时刻。纵横家强调“知几”，洞机待时，应机而动。苏秦说齐宣王云：“且夫韩、魏之所以畏秦者，以与秦接界也，兵出而相当，不至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⁷⁰⁾“机”在此处即是胜败存亡的转折点、决定点。

其三，通权。“权”，原意为称量、权衡，引申为权宜、变通，古代常与“经”相对。权变思想也是纵横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通权思想是“重势”“知几”合乎逻辑的延伸。苏秦云：“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⁷¹⁾

纵横家不太在意常规、理论那一套，而重视在实践中的灵活应变。他们能把握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能决断，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纵横家可以凭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使用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纵横家大行其道是战国外交纷争局面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