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19世纪中前期的经济发展情况

众多史料表明，在美国学派逐渐形成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一套以家庭生产为基础，但结构十分复杂的经济系统在北美大陆发展起来，很多生产部门达到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些部门包括自然资源开采、农产品种植与初级加工、商品贸易以及个人服务业等。产品的丰裕只表现了此时美国经济的一个方面，与之相比，充分自由的经济制度则更为耀眼。在人们的理想中，生产者以自由和独立为特征，不受任何宗主的限制，拥有自己的土地、船只和生产工具，掌控并享受自己的劳动与果实，有权拒绝他人强加的任何劳役；而现实中的经济也不断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没有封建关系约束的独立家庭生产单位广泛存在于各领域，无论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人，都是独立自主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像这样独立自由的经济组织与较为高效的生产能力相互结合的状态，在世界历史中还是首次出现。”[1]

美国取得上述经济成就的原因何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固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欧洲殖民者将饱含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带入这片大陆，同时促进自由经济政策与民主政治制度在这里较早生根发芽，则是更为基本的因素。从1606年伦敦商人获得英王詹姆斯一世的经济特许权组建弗吉尼亚公司开始，英国人所推行的殖民政策与西班牙和法国就有很大的不同，英国政府并未对新大陆居民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反而乐于将宗教捣乱分子和数量庞大的失业劳动者清理出英国。此后，无论是新教徒坚守的所谓“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的价值观，还是从英国引入的资产阶级法律与制度体系，都对勤奋劳作、节俭储蓄和自我回报给予鼓励和支持。早期移民受到自然环境、人口规模等因素的限制，所采取的拓荒方式并非集中于剥削和掠夺土著居民，而是通过引进技术和积累资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这种情况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特别显著，1646年这片大陆的第一家铸铁工厂便在波士顿建立起来。[2]此外，由于建设初期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定居者通过艰苦劳作也仅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成果，采用租佃制度根本无法获得可观的地租收入，因此英国政府无意成为发布指令和掠夺收益的在外业主。为了鼓励人口不断外移，他们在北美殖民地推行了慷慨的土地政策，定居者支付低廉的费用便能获得清晰而完善的土地和资源所有权，而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又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3]早期移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清理土地、建立房舍、获得役畜和工具等各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资金和劳动，他们忍受着劳作艰苦、居住简陋、交往贫乏以及各种疫病的侵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其在欧洲家乡的时候相比严重下降。然而，对于那些自掏腰包来到这里的移民来说，未来的美好图景足以弥补眼前的一切艰难困苦。虽然最初只能维持基本生存，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城镇的建立和生产的进步，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渐改善。“拥有独立的小王国”这一曾经遥不可及的愿望，在这里逐步得到了实现。[4]

一、美国家庭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变迁

至19世纪初，家庭生产方式在美国各经济部门都居于统治地位，并逐渐建立起小型的农场或生产作坊。该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从未陷入静态均衡或停滞，但也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工业革命进程。虽然轧棉机、动力纺织机、蒸汽轮船和收割机等设备的发明和推广确实带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但这些技术创新缺乏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和外溢效应，整体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但稍显缓慢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所有制形式、社会分工程度、生产单位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等方面的进步也只是渐进地发生，并在各行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阶段与速度。[5]

劳动力自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是美国独立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也表现出了渐进的特征。在1776年时只有5%的人口住在城市，183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860年的城市化率依然不足20%；1815年，每五个美国人中至少有四人是以农业作为基本谋生手段的，至内战结束，虽然工商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至少仍有50%的劳动者留在农村。然而，认识这些数据并不能过于绝对化，其原因在于这时所谓的农村人口在务农之余往往还从事着其他各种生产活动——劳动力即使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场中，也大多进行着各种非农生产，如加工制造、商业贸易及各种服务工作等。“妇女将大量时间投入棉毛纺织和缝纫、食品罐头生产、家庭烹饪与清洁，甚至铁制品的生产等工作，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在其劳动时间中并不占有较大比例；男性也将至少一半的劳动时间投入于制造业或商业。此时的乡村存在大量的兼职铁匠、木匠、石匠、屠夫、磨坊主和制革工人，从事商品运输、交易经纪和借贷行业的也大有人在。”[6]

在上述生产多样化的条件下，大多数家庭生产单位并非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19世纪初期，美国的分工和贸易一般限于在各地区内部进行，对商品的额外需求则依靠国际贸易来补充和满足。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运河、铁路、公路以及电报等运输通信条件的改善，范围和规模较小的基本交易逐渐演变为结构复杂、相互交错的商业网络，范围也扩大到整个政治或宗教区域。商业发展促进了专业化技能的不断进步。到19世纪中期，农业地区的所有成年劳动力大多都具有一两项特殊的生产技能。因此，虽然社会分工尚处于初级阶段，但美国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供给已经开始依赖于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通过逐渐专业化的技术、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易网络来实现了。[7]

美国这一时期的家庭生产不仅与分工协作的进程保持一致，而且与经济发展联系紧密。随着农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包括妇女、儿童、仆从和奴隶在内的各类劳动力都被要求从事劳作，并处于附属于家长的状态。家庭经济不仅在农村盛行，而且在城镇中也十分普遍：商业店铺或手工作坊一般由家庭所有，师傅雇用一定数量的学徒，并与其形成超越单纯工资支付关系的利益纽带。随着市场在地域和产业层面的扩展，农业和商业家庭经济的专业化程度在内部和外部均不断提高，它们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灵活地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方向，在生产效率长期稳定提高的同时，各种附属性加工制造活动也不断壮大并带来货币收益。

然而，在其他产业发展，尤其是大规模制造业逐渐确立的进程中，家庭生产却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限制。工业领域效率最大化的实现往往要求采用较高知识含量的技术体系以及精密复杂的管理方法；同时，资本密集型生产也要求聚集使用多种精密设备和大量高度专业化的技工。对于家庭经济单位来说，这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方面都难以实现。于是，大型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特征逐渐暴露了家庭组织的内在缺陷。虽然在19世纪中前期美国大多数的产业中，上述矛盾并不尖锐，但在纺织、采掘和冶金等关键产业中，问题已开始显露，通过集中化和专业化组织形式能够发挥的效率优势被日益严重地阻碍。[8]此外，在控制商业渠道和利润以及实现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方面的无力，则是家庭生产方式妨碍经济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当商品和服务交易限于地区内部，相关活动在较近距离即可直接完成时，家庭经营无须借助中间商或经纪人便能有效发挥作用。然而，以国际贸易为主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在满足各地区额外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内部的生产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英国主导的殖民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要求商业和金融资本家发挥关键性作用，为陌生的供求双方建立经济纽带，并利用独占的航运通道和复杂的信贷安排来控制交易。它所带来的影响在美国南方的种植业地区最为显著，并直接导致后者加速沦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制成品的进口地，其内部市场也迅速萎缩。面对殖民主义者依靠垄断贸易和金融渠道攫取巨额利益的局面，家庭生产单位不仅无力相互联合、壮大规模以实施抵抗，反而大多选择了顺从的态度和做法。

二、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

随着家庭生产单位的不断壮大以及国内与国际贸易的长期影响，美国各地区因自然条件、劳动力构成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差异，其社会经济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欧洲殖民者对北美大陆的拓荒始于美国南方，17世纪早期，烟草种植园的发展为这里带来了最初的经济发展机会。由于这种农业活动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为缓解当时生产要素结构的不利状况，契约奴和黑奴生产方式被迅速引入。至17世纪末期，黑奴的数量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对农产品出口市场的严重依赖以及烟草出口需求的逐渐饱和，南方地区单个劳动力的经济效益开始降低。种植园主对奴隶的态度随之逐渐恶化，并主张在经济上对其榨取更多的劳力；整个社会为防范黑人因受到严重剥削而发生暴乱，对奴隶正常活动的各种限制也日趋增多。于是，在殖民地经济的背景下，血腥的畜奴制度和万恶的种族歧视导致的问题在黑人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断下滑中逐渐形成。[9]

在18世纪末期，由于农产品生产种类的变化，畜奴生产方式在美国曾出现过短暂的低迷，甚至南方民众也开始对奴隶贸易表示反对。但伊莱·惠特尼（Ely Whitney）轧棉机的出现以及棉花的大量种植彻底改变了南方经济的面貌。19世纪最初1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翻了7番，达到4000万磅，此后每10年其产量就增加一倍；至1850年，美国棉花在世界的占有率接近70%，而其中的3/4用于出口。于是，南方地区在国际和国内棉纺织品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它向英国纺织公司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工厂供给各种农业原材料。至南北战争之前，棉花已成为英国与美国南方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商品，1855年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写道：“美国如果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武力冲突，那么英国从最南端到最北端都会受到冲击……英国一千多艘停在码头的商船将全部完蛋；一万多家英国工厂必然关掉高速运转的织布机；200万英国人也会因丧失收入、缺乏食物而饿死”[10]。

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上半叶的南方种植园主从奴隶身上获得了巨大而稳定的劳动力和利润，他们逐渐形成了力量强大、自我意识清晰且野心勃勃的利益集团，并在国会和各级政府中不择手段地争夺权势以保证其作物出口的持续增加。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该集团虽然开始意识到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北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对自身的重要意义，但其选择了继续依赖国际贸易的道路，从未与北方的工商业者形成政治联盟，并在大多数政治议题上与后者斗争。这种农业和工商业的利益冲突逐渐演化成美国自由贸易主张与保护主义呼声之间的斗争，演化成畜奴制度与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迫使各种政治和经济学者必须明确选择立场，为不同利益主体充当代言人。

实际上，在这半个世纪里美国棉花的生产基地在不断向西移动，19世纪前20年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19世纪20年代佐治亚州取而代之，19世纪30年代又被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所取代，此后路易斯安那州也很快成为主要的棉花产地。[11]密集而单一的农业活动使先前一些老种植园的土壤肥力迅速耗竭。棉花种植无法再为其带来经济利润，只能转而经营烟草、稻米和蔗糖等作物，但其要素回报率已远远低于美国东北部的工商企业，而劳动专业化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活动也很少在这里出现。于是，南方经济在此时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密西西比三角洲平原地区享受着棉花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奴隶种植园空前兴盛；阿巴拉契亚山地和土壤耗竭地区的农业则日趋凋敝，农业劳动者不断迁出。从总体来看，南方农业当时主要依赖总量可观且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需求，虽然因此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但这种生产建立在耗竭土地肥力并不断占领和开垦新地的基础上；此外，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频繁的政治活动，畜奴制度在这里得到巩固并具有向西蔓延的趋势。[12]

（2）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工商业发展。与南方相比，国际贸易对美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并不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贡献。其原因在于，最初定居此地的清教徒移民大多来自伦敦周围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小领主、店主和牧师等中产阶级人士以及医生、律师和熟练技工等专业人员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这里的生产多样化程度更高，粮食种植、食品加工、捕鱼、伐木、造船与航运，以及初步的纺织和冶炼工业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引入的技术和资金使东北部地区出现了与英国相似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工商业不断壮大；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农业则围绕在城镇周边，并与前者联系紧密。在1776年时，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已成为英帝国统治下仅次于伦敦的大城市，其人口总数已达到4万人。[13]

从1790年至1860年间，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美国东北部的发展机遇主要来自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狭小区域的简单交易活动逐渐发展为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大规模贸易。于是，农业和制造业的社会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手工业者和商人彻底摆脱了农业生产并聚集于城镇，家庭农场也逐渐放弃了效率较低的兼营性制造业。在新英格兰地区，蒸汽动力被迅速引入，棉毛纺织、鞋帽制造、食品加工和造船工业得到了快速壮大；而中大西洋地区则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建立起了煤炭采掘、生铁冶炼、机械制造等一系列重工业。[14]蒸汽航运的推广、运河和公路的修建，以及铁路网络的大规模兴建等一系列飞跃式的交通运输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该区域的分工生产与贸易协作。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专业化生产摆脱了原有限制，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使各产业劳动者的时间投入更为集中，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大型工商业城市此时粗具规模。总体来看，美国内战前的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略高于南方地区，并远远领先于当时的西部地区。[15]

一个国家实现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不仅要求交通条件的改善，而且需要更为发达的商业出现，这包括物流、仓储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完善和进步。然而，美国东北地区在后一方面却受到了严重阻碍，这既源于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战略对美国贸易和金融的恶性影响，也由于此时的美国各级政府在政策制定层面往往反复摇摆甚至相互冲突。在这种条件下，为争取各产业经济权利的平等自由，同时引导经济制度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东北地区的工商金融业人士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其推动下，美国联邦宪法开始致力于国内市场的统一，对货币制度、州际商业、打击垄断、企业破产、对外关税和国际贸易等事宜采取了必要的管制措施，联邦政府废除了各州阻止商业合理扩张的法令，并对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和倾向予以打击。但是，美国东北部的工商业者与以国际贸易和金融垄断为目标的南方利益集团的根本矛盾在此时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最终发展成为涉及众多经济问题的政治冲突。[16]

（3）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初步发展。1803年，法国将其在北美大陆的路易斯安那属地（现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使后者当时的国土面积迅速扩大了一倍。自此之后，美国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然而，在当时南北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角逐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该地区应当选择怎样的开发速度和生产模式。南方希望迅速西进并将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在原有的种植园肥力锐减之后将奴隶制种植方式扩展至此；而北方则主张对其进行缓慢而有序的开发，以防止工商业地区人口密度急速下降为前提，逐渐将西部纳入国内市场，从而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粮食和原材料。[17]

在此时的西部，土地尚未开发，农业技术落后，生产效率较低且交通运输十分不便，因此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在之后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主营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西部一直未能走上南方所倡导的以出口农业为核心的发展道路，这既源于小麦等农作物的价格在欧洲市场剧烈波动，使得国际贸易难以为继，也源于南方一心倒向国际贸易，并没有为西部提供出售粮食和肉类的足够大的市场空间。于是，美国西部经济逐渐向东北部靠近，大力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后者为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农产品市场，运河、公路、蒸汽轮船和铁路等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则更是使两个区域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18]

三、美国工厂制度和“美国制造业体系”的发展

在美国东北部地区，专业化生产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在促进家庭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的同时，也使其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大大降低。于是，城市工商业者对市场稳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究其原因，他们在此时能否实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已经完全取决于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经济萧条对他们来说便意味着没有工作和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经纪人的作用逐渐得到发挥，其地位也不断提高。这一阶层长期对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和预测，面对获利机会能够迅速行动从而改变市场态势；他们熟练使用各种金融信贷工具，通过调整存货等方式应对经济波动并从中获利；他们通过长期积累往往拥有大量财富，从而获得了较强的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影响实际生产的能力。于是，商人阶层逐渐将其影响力渗透到商品生产过程之中，通过整合相关类别的家庭经营单位，逐渐实现了制造业生产的纵向或科层式一体化。[19]

美国制鞋业的发展便可以体现商业资本家从最初依附演变为最终控制这一家庭工业的复杂过程。起初，商人只是简单地购买制成品，并将其销售到距离更远的市场；此后，中间商开始满足生产者的信贷需求并为其提供市场信息；进而，他们收集并向制鞋者供给原材料，与其签订大宗购买合同；最终，商人将各家庭制鞋作坊整合为生产车间，并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和管理。通过上述过程，家庭生产者丧失了自主性，过去的家长成为工头，依附性学徒沦为领取工资的雇佣工人；商业资本家则直接管理和指挥所有生产参与者，并对原料购买和商品销售进行控制。[20]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劳动者的收入大多并未发生剧烈的改变，高技术工人依然能够获得较高工资，但是，他们丧失了曾经的经济地位，丧失了控制自身劳动的独立和尊严，美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浪潮正是由此产生的。

随着纵向一体化“工厂体系”的出现和发展，它开始替代家庭生产经营单位，并逐渐成为最普遍的经济生产模式。然而，由于这种组织形式与现代工厂尚不完全相同，企业内部的生产规则或管理制度也不完善，因此很难辨认美国的第一家工厂究竟何时何地出现，对其发展轨迹的追踪也十分困难。史料表明，刚刚进入19世纪时，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州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纺织工厂，这些工厂使用科层式管理体系，平均拥有约30名来自家庭作坊的雇佣工人，他们大多为妇女和儿童；根据美国政府1811年对美国制造业的首次全面调查，此时约有纺织工厂87家，雇工总量约为4000人；当时最大的几家棉纺织企业和鞋帽工厂，雇工人数达到200人左右，这在当时已被视为奇迹。[21]

客观地讲，家庭生产者向雇佣工人的转变是整个美国经济史中一场极为深刻和漫长的变革。原有的家庭生产成员受到的最大冲击往往源于自由独立的经济地位的丧失，以及自身企业家精神受到的严重压制。然而，由于该时期美国的劳动力相对稀缺，上述变革大体上是通过相对温和与自愿的方式实现的，并没有出现如英国的原始积累过程那样血淋淋的局面。雇佣工人按合同领取的工资普遍高于原有收入，他们受到的管理不再像过去那样武断专制，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工作种类和居住地点，在城镇中还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洛威尔女孩”（Lowell Girl）[22]并不是因为贫困或被逼才进入棉纺织工厂的；“当时所有做出选择进入工厂的劳动者，面对的风险与损失要远比向遥远的西部移民、去建立新的农场小得多”[23]。

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工厂体系迎来了第一次快速发展的浪潮，纺织行业在其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制度得到了广泛和创造性的应用。至1830年，各种棉毛加工作坊已经被整合为大型纺织工厂，并普遍使用了动力机械；19世纪40年代以后，大量劳动力逐渐从家庭生产单位转入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工厂，工厂制度也开始动摇家庭生产的原有经济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纺织行业出现了纵向分工，机器设备的生产在世界上首次与纺织品的生产分离开来，而这催生出一个对技术进步意义重大的部门——装备制造产业。

机械制造最初是作为生产最终产品企业的一个附属部门出现的，但它的成功发展使得东北部纺织企业在销售纺织品的同时，也开始出售纺织机械，以及包括蒸汽引擎、涡轮机和机床在内的各种设备，生产特定产品所积累的机械技术随之传播到其他制造业活动当中。虽然产品各不相同，但工业技术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将各种金属材料制成零件，将之与其他配件组装成能够利用某种动力从事特定生产的机械设备，纺织、采矿、冶金、消费品制造甚至后来的电力产业都是如此。在这种机械化的实现、使用、改进和维护过程中，各部门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困难的工艺往往具有相似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装备制造业的诞生和发展对技术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效整合了机械金属的塑形与装配，动力、传动和控制装置的生产以及机床的设计制造等工作，减少了各产业单独设计设备和工艺时不必要的智力资源及资金成本耗费，成为积累、传播和发展制造业各种技能的储藏机构与共享平台。[24]由于装备制造业的存在与发展，美国在使用机械设备的工业活动中不仅获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而且有效降低了创新成本，在推动工业化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美国工业的上述发展，各部门机器设备的制造逐渐依靠相对独立的生产主体来完成，这有效地促进了各种制造业技术与知识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并由此催生出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美国制造业体系（The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这一名称最早由英国学者提出，在伦敦1851年举行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胜家缝纫机和麦克科米克收割机等产品大出风头，它们所表现出的机械零件的标准化、可互换性以及高效率大批量生产的特征给英国这个当时的世界工业霸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枪械生产为例，在当时的英国，各种金属零件的生产由多组手工业者分别制造，一切塑形、硬化和抛光工作均依赖手工完成。于是，除了劳动生产效率很低之外，产品的精确性和规范性也很难保证，由此造成的零件装配劳动耗费难以估量。与之相比，美国机械化生产模式的优势就十分明显——装备制造业为制造特定零件设计并生产专业化机器设备，这些设备不仅生产效率高、规模大，而且其产品还可以充分保证各种技术参数的精确性和规范性，因此装配工作十分简单。[25]“美国制造业体系”摆脱了对手工业者技能的依赖，降低了零件制造和安装过程的劳动耗费，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19世纪50年代，美国这方面的成就已经得到了世人广泛的承认和羡慕，并被冠以“世界车间”的称号。19世纪中叶以后，在装备制造产业不断完善的带动下，这一生产体系继续快速发展，并扩张到几乎所有工业活动当中。

四、美国与英国殖民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斗争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19世纪中前期，美国特别是其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工农业专业化生产的不断深化、工厂体系逐渐替代家庭经济、符合特定要素禀赋的技术体系逐渐完善，以及区域内市场的不断统一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拉动作用。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南北战争之前，该国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经济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从整体来看，其经济并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性质。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在其建国之前和独立之后所强加的各种殖民主义经济措施（见表1—1），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成立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

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与后者的经济发展进程紧密联系的。在17世纪中叶，北美农业生产刚刚起步，种类单一且规模较小，因此该时期的三项航海法案以限制其自主贸易、保证英国对国际航运权力的垄断为主要目的。但随着北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英国转而将其政策目标锁定为扼杀殖民地的一切工业发展萌芽，保持自身对制造业技术和设备的绝对垄断与控制。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英国不断加大各种政策的力度，不惜以奖励原材料出口等方式转变北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对此，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曾经指出：“利用北美的唯一方法就是垄断其消费并占有其产品。”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则更为露骨地表示：“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没有从事制造业的权利，一根钉子或一只马掌都不能生产。”[26]英国用尽一切办法迫使殖民地保持原材料供给来源和工业品倾销市场的地位，这使得北美发展严重畸形，人民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获得了政治方面的独立地位，然而因其国内政治结构混乱、联邦政府尚不具有制定税收制度和贸易政策的权力，经济方面的殖民地地位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美国建国后二十余年实际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继续强化着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并成为英国对其展开经济战争的基础——大英帝国继续向其倾销制成品，控制所有主要的海上运输，并对美国海外贸易进行严格限制。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畸形的经济繁荣，大量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伴随着大量欧洲制成品的进口，然而其民族制造业的幼芽也在这一时期被英国完善的工业体系、雄厚的资本和质优廉价的产品不断啃食。早在1791年，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强调美国必须发展多样化的制造业，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走保护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汉密尔顿的主张并未被国会和公众所接受。

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欧洲的英法战争给奉行“中立贸易”的美国带来了空前的商业繁荣。然而，这种繁荣严重威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英美之间对海上经济利益的争夺自此便不断升级。1807年至1809年，面对英国的各种破坏和挑衅行为，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了《禁运法案》（Embargo Act）和《断交法案》（Non-Intercourse Law），希望通过中止美国的进出口使英国丧失重要的原材料供给来源和制成品市场。然而上述政策并未对英国经济造成有效打击，却暴露了美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制造业过度依赖的恶果，其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禁运战略的失败以及美国主权持续受到侵犯，最终导致了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这场耗时两年的战争打破了英国对美国蓄意的战略围堵和经济压迫，后者的制造业也在禁运和战争实际形成的保护状态下实现了最初的快速发展。然而，与战后和平同时到来的却又是潮水般涌入的英国商品。在这种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经济战争面前，美国幼稚工业再次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民族制造业备受打击的现实与战后极度高涨的民族主义逐渐结合起来，催生出强烈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想浪潮。1816年，在早期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者的促进下，政府颁布了第一项保护主义关税法案，美国自此逐步走上了保护并促进本土制造业发展的道路（见表1—2）。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关税税率虽然曾多次出现明显的波动，但与同期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这种贸易保护政策和工业促进战略的帮助下，该国的纺织、炼铁、铁路和轮船运输等重要产业发生了渐进式的工业革命，其生产效率与英国的差距逐渐缩小，符合自身禀赋特征的技术和设备创新不断涌现并广泛推广，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组织持续得到完善，美国由此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然而，上述过程也不断受到国内外各种力量的限制和干扰，英国及其主导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始终如乌云一般笼罩着新大陆的经济繁荣。在其影响下，美国国内的不同地区和产业为了争夺经济利益，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歧，美国1827年至1828年的关税大论战即由此爆发，地方性分裂迅速升级，直至美国南北战争。[27]政府对国家对内和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大型工商业企业的应有地位与潜在威胁、畜奴制度的存废、西进运动的方式，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美国各界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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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

[2]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8、2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3]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1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4]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3.

[5]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266、275~2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6]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6.

[7]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106~11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8]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314~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9]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14~1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0] 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61、6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1]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14~15、6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2]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p.9—10.

[13]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20、2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4] 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 states）和中大西洋地区（Mid-Atlantic states）分别为美国行政区划的十个大区之一。前者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包括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而后者则位于美国大西洋海岸的中部，由七个州组成，从北往南依次为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和弗吉尼亚州，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也位于该地区。

[15]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322~3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6]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1.

[17] 参见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载《美国问题研究》，2009（1）。

[18] 参见哈罗德·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248~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9] 参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27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0]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7.

[21]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5.

[22] 美国商人弗朗西斯·洛威尔（Francis Lowell）在访问英国时，获得了水轮机驱动新动力织布机的技术。1812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成立了采用该技术的波士顿制造公司。沃尔瑟姆体制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工厂制度的重大突破，它利用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将纺纱和织布一体化，以实现产品的大规模制造；它雇用家庭成员之外的人作为工厂的监工和管理者，并雇用了大量新英格兰农村地区的青年女工作为劳动者。这些女工被后来的经济史学家称为“洛威尔女孩”。

[23] 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史（第五版）》，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4] See 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1840—1910”，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63，23（4）.

[25] See 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New York:M.E.Sharpe，Inc.，1972，pp.91—92.

[26] Ugo Rabbeno，The American Commercial Policy:Three Historical Essays，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Co.，1895，p.18.

[27]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