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旁资老聃释迦文——佛家思想受家庭的影响

苏轼在《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说：“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三宝是佛教用语，意为佛、法、僧，苏轼说父母“崇信三宝”，意为父母都是佛教徒。但结合父亲苏洵的整体经历与所存诗文来看，很难说他是一个佛教徒，苏洵也曾写过自己的崇道事迹，因上文有所提及，此处便不再赘述。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则因家族的佛教因缘对佛教笃信不疑，可称得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娘家与佛教结缘很深。程夫人的父亲，即苏轼的外祖父与佛教有一段奇缘，苏轼在《十八大阿罗汉颂》中曾记录过：

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货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

外祖父程公少年时游京师，遭遇蜀乱，得蒙十六位僧人钱财相助，赖以归家。后寻访僧人不得，视十六僧为阿罗汉，从此在家供养佛像。受父亲的影响，程夫人也笃信佛教，亦在家供养佛像：“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由此推测，程夫人之所以崇信佛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而她嫁入苏家后依旧“崇信三宝”，“爱作佛事”，耳濡目染中，年幼的苏轼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宋僧惠洪著《冷斋夜话》，其中《梦迎五祖戒禅师》一文言苏轼幼年的佛教因缘：

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以书抵云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是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观，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学界普遍认为《冷斋夜话》多有假托，多夸诞，因此文中所录东坡语不能视其为真，更何况作者惠洪本是僧人，自然要竭尽全力将苏轼与佛教牵扯上一些因缘。此文固然不能当真，但惠洪之所以会写程夫人怀苏轼之时，如何梦见五祖高徒，而后生苏轼，苏轼八九岁后又梦见自己前世乃僧人云云，必是深知苏轼家中有此宗教氛围，深知程夫人是佛教徒。故虽是穿凿附会，但确有行此假说的客观条件。

母亲的信仰往往会影响到孩子，何况程夫人也绝非一般的古代家庭妇女可比。苏洵在苏轼十岁左右时四方游学，正是程夫人担起了教育苏轼的责任，《东坡先生本传》曰：“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又，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此文是苏轼去世后，弟弟苏辙为兄长所写的墓志铭，里面记录的事情自然真实不虚。从文中可得知几点：一是程夫人文化程度颇高，可读史书；二是程夫人虽为一介女子，却有大丈夫气。范滂是东汉官员，为人清廉，正直不阿，后因党锢之祸与李膺、杜密等人死于狱中。拜别其母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1]范母因重气节而被后世称赞，而程夫人愿做滂母，足见其之重义，有英雄气概。程夫人并未以权高位显者作为榜样教育苏轼，而是为范滂这样一个耿直清廉、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悲剧英雄“慨然太息”，并表示自己“能为滂母”。苏辙写此文时已是62岁，但回忆少年时母亲对兄长的教导却能记忆犹新，可见母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程夫人信仰佛教，苏轼多少也随之被动地习染佛禅。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此处说的就是年少时和苏辙一起读书的情况。从此诗来看，苏轼少年时不仅每日研读儒家经典，还辅以道经与佛经，但读释迦文的具体心得体会如何，苏轼并未提及，大约他也自觉只是“旁资”而已。与其说幼年时读到的佛经或家里供养的佛像让他印象深刻，倒不如说是他七岁时所见到的眉山老尼，几十年后仍让他感觉如在目前，并填一阕《洞仙歌》：

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独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此词填于元丰五年（1082年）黄州任内，此词历来争议很大，前人评论褒贬不一，但毫无疑问《洞仙歌》是契合苏轼彼时心境的作品。在黄州任内，苏轼于诗文中塑造了许多幽人的形象，以此自喻，此词中的花蕊夫人亦是一位幽人，苏轼的序言乃是“以此序自晦耳”，“或谓东坡托花蕊夫人以自解耳，不可不知也”。序言中虽写佛山老尼，但词中表现的却非禅境，而是仙境，与其说这是佛家的空，倒不如说是道家的仙。

可以说，苏轼幼年时的佛家因缘大致得之于家庭佛教因缘的耳濡目染，在他成年后的诗文中鲜少记录少年时对佛教的种种直接观感或是对佛家生活的向往之情。或许少年时对佛教的态度奠定了他日后虽研习佛经，却并不信奉佛教，“终在佛之外”的基础。

[1]（南朝）范晔：《后汉书·范滂传》，卷六十七，782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