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的观念与主张
关于feminism的翻译，在我国既有人翻译为“女性主义”，又有人翻译为“女权主义”，也有人翻译为“女权/女性主义”。至于其具体含义，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的说法，女权主义是关于一种复杂现象的一般性的一个词，它关心女性的地位，现代女权主义的语言和目标出现在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它追求女性的权利、性别平等。根据女权主义研究专家南希·F·科特的研究，英文feminism源于19世纪末法国的feminisme，被用作“女性解放”的同义词，在英语中意指基于天赋人权而产生的、以男女平权或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思想和理论。20世纪初引入中国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以与当时欧美女性争取选举权和女性权力的运动相适应。20世纪以来，feminism的理论和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不是简单地向男性争取权力和权利，而是成为旨在改造男性中心的等级制文化和社会制度，消除对女性及其他受压迫群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歧视的一种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研究者将feminism翻译为女性主义，旨在强调用女性或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及达到平等的条件和途径。注19但是几乎“所有的译者都认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两个词都不是对feminism的恰当翻译，因为feminism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学说，更不是排斥异己、追求占据思想领域中霸权地位的‘真理’，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与交融的场所。它历来同时包括理论与实践。”注20从这个意义看，社会性别理论是女性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理论渊源也直接来源于女性主义思想，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在女性主义各种思想流派的观照下，社会性别并非是固定而单一的概念。与其说社会性别是一般人熟悉的常识，毋宁说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深化的概念，社会性别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建立和丰富是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发生在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变迁当中。时至今日，社会性别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理论体系，其研究进程一直深受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其思想主张也体现在女性主义各流派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之上。我们在追溯女性主义思想流派的时候，就是试图从中梳理出社会性别理论的渊源，并深入了解社会性别理论的主要思想与主张。
1.女性主义思想流派
女性主义理论是因应女性运动注21的需求而产生的，并在女性运动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女性主义关心女性的地位，追求女性的权利和性别平等。早期女性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女性发展的障碍，争取男女权利平等，后来逐渐发展为要求变革导致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从其内容来看，女性主义既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又是具体的政治纲领。各种流派的女性主义学说都是基于女性对男权的认识来阐述改造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都具有政治性，并指导着女性主义者改造社会不平等状态的行动。
总体看来，女性主义思想流派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背景下产生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它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西方女性主义通过不同的方法、视角和框架阐释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并提出对此社会现象的种种解决办法，形成了多种流派。至于不同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并不一致注22，本研究主要借鉴了李银河的划分注23，并重点介绍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不同流派的观点。
(1)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发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受到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将平等主要理解为机会的均等。它依据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这一假设，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男公外、女私内”的家庭模式，并从“机会均等”的角度批评按性别的劳动分工，主张平等的教育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首先是坚持男女两性的理性与能力等同的观点。关于女性的传统观点认为，男女两性的生理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女性在理性方面弱于男性，因此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和男性具有相同的理性，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作出自由的合理性的选择，女性能力看上去低于男性，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其著作《女性的奥秘》中揭示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悲苦和空虚，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疾病。该书戳穿了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神话。她认为，男权文化塑造了女性向往家庭主妇、把一生寄托于家庭的形象。母亲照料孩子的传统责任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生理的必然。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限制了女性人格的全面发展，她们没有机会参加家庭之外的“创造性活动”，其结果是女性的智力得不到充分发展。注24因此，男女之间的兴趣和能力的每一种明显差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造成的。在未来，虽然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依然会存在，但是性别心理的差异将会因男女之间教育机会的均等而逐渐消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反对强调生理性别的差异，而非常强调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似性。
其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男女两性应该得到同样的机会。其基本立场可以被表述为一种社会正义的观点：在关于平等(equality)和公正(equity)的关系中，自由主义主张公平竞争(公正)，反对照顾弱者或者弱势群体(平等)。注25她们不承认女性是弱者，女性之所以显得智力低下，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机会，如果女人得到了与男人同等的竞争机会，她们将会成功。解决性别不平等的办法，就是女性应当积极争取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机会，这样就会具有与男人同等的理智，女性应当走出家门，与男性一样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寻求经济和人格的独立，设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再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争得了平等的法律权利之后的女性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她们并不主张对女性实行保护性立法，或给予特别的保护性待遇，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了女性的弱势地位，而且有损于公正和公平竞争的原则。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观点出发，认为只要给予女性机会，她们就会成功，即使是在竞争过程中被淘汰，也不会有怨言。如其代表米尔认为，有必要排除就业市场上对女性的各项限制。“如果女性的能力果真不如男性，那么不胜任的女性就会在竞争过程中被淘汰，不需一开始就排除女性竞争的机会。而如果女性的能力不输于男性，那么开放机会给女性，会给社会带来更多优秀人才，使社会更具有效率。”注26
20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以社会性别为理论基础，认为父权制文化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建构了符合父权制社会标准的女性气质和人格，从而形成对女性的压迫。女性要谋求解放，首先应从受压迫的社会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为此，女性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性的平等或称为性别公平，具体表现形式是通过教育和法律改革来提高女性的专业和职业地位。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为女性解放指出的斗争策略是：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倡导法律制度的变革，通过改革对女性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两性平等的权利。
但是在批评者的视野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也还存在许多局限。如该理论在关注公共领域中的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的同时，却忽略了存在于家庭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力关系，如在家务劳动、子女抚养、家庭决策等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试图建立一个以男性规范为中心的目标，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的竞争。在淡化两性生理区别的时候，也忽略了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异，如在子女抚养方面就不能仅仅要求与男性平等，还要考虑儿童的需要和女性的福利。在突出女性个人奋斗的同时，忽略了女性群体整体上所处的不利地位，忽略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2)激进女性主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掀起了第二次女性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在确认两性关系不平等现实的前提下，众多的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探究了性别歧视的原因和性质，在谋求女性解放的策略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其中风靡一时的就是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的观点。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相比，激进女性主义在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批判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具体地表现在它引入的父权制概念，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揭示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造成性别歧视的本源。注27它主张革命而非改良，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家长制权力是造成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不时会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对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
在对两性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上，激进女性主义将之归结为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在开始阶段，它认为女性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中所遭受的压迫，其共性原因就在于女性的生理结构，在于女性的生儿育女，这样的生理结构导致女性认为自己应当服从于男性统治。因此，只有通过诸如避孕技术、试管婴儿等无性繁殖技术把女性从生育这一压迫她们的生理功能中解放出来，才能改变女性的地位。也就是通过重建生育机制，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不再有意义，才能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在第二阶段，她们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主张排斥和脱离男性。在接下来的第三阶段，她们就转而赞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张女性的生理优越和道德优越。注28她们不再在女性身上寻找受压迫的原因，而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成是与生俱来的，把男性当作敌人。也就是在否定男性本质之后，激进女性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 as superior)口号，贬低男性，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呼吁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
在对男性压迫女性作用机制的分析上，激进女性主义提出了父权制压迫理论。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社会性别制度，她们认为女性是历史上第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女性受压迫范围最广，而且是所有受压迫群体中受压迫最为深重的。激进女性主义对性和社会性别作了深刻的思考，指出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地位、性角色和性气质都是父权制的产物。米利特是最早将父权制引入女性主义的学者，她认为，父权制是男性支配女性、长辈男性支配晚辈男性的制度安排，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通过规范性别角色使女性处于无权的被支配地位来实现的，使女性顺从男性所规定的女性的气质、角色、地位，并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将男性支配女性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制度化。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因此，女性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女性的权利后就能够实现的，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自然完成的，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制度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砸碎”父权制之后才能实现。
在对两性不平等的范围的分析上，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男性统治范围从公共领域扩展到私人生活领域。男性统治不仅体现在政治和有报酬工作这类公共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中，如家庭和性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家庭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在家庭关系中存在对女性的家务劳动剥削和性剥削等。因此，私人的事情和两性关系也是政治问题，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在这方面，许多激进女性主义学者都特别关注家庭暴力、性骚扰、黄色淫秽等私人领域中的男性暴力行为，因为这些暴力行为摧毁了女性的自信并且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是男性统治女性的实现途径。这一理论的极端形式是攻击异性恋、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制造与销售。因此，激进女性主义活跃在“和平、生态、生育权利、反对淫秽色情品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等领域。她们为运动所制定的目标是：摧毁统治机制(systems of power-over)，代之以赋权机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注29。
激进女性主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男性，所提出的确立女性标准、“父权制”、注重私人领域的性别压迫等问题，对女性主义发展都极具批判性和推动作用。其缺陷在于：过于关注女性自身的体验，忽略了对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历史、经济方面的分析；把男性直接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形成了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男女之间的同一性，形成了一种新的女性中心论。
(3)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运动的发展，为寻找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探索女性解放的路径，有些女性主义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理解女性生活和性别制度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若干条女性解放的路线，如女性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女性只有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取得解放等。二是提供了方法论和范畴，如历史唯物主义、劳动、阶级、私有制、意识形态等。注30女性主义和这些理论的结合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注31，有的认为尽管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阶级压迫和经济压迫，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更关注男权压迫和非经济压迫，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许多差异的。注32我们在关注社会性别时，发现二者都特别关注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相关性，并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视角中分析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寻求女性解放的策略。因此，我们将二者相提并论，主要寻求二者中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思路和观点主张。其主要的观点有：
第一，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与她们从事的那些维持人类再生产的无报酬劳动有关。本斯通(Benston)等认为，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原因在于有酬劳动和无报酬的家务劳动的分离。女性的家务劳动包括缝补浆洗、做饭、抚育子女等，但是这些产品和劳务被直接消费掉了，从未进入过市场，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注33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之所以在劳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就是因为女性长时间陷入那种看不见、被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被社会认可的、无工资的家务劳动。因此，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了女性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再生产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虽然无报酬劳动与有酬劳动一样重要，但它却导致了父权制和阶级结构对女性的压迫，因此只有重新界定女性劳动的报酬和价值的衡量方式，才能改变社会结构。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并以此作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第二，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和性别压迫的双重作用。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认为，物质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非物质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模式组成了统治、压迫女性的两大社会体系。物质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女性的物质压迫，非物质的父权社会是指父权意识对女性的精神迫害。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相互强化、相互依赖的制度，女性解放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斗争，即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精神分析从意识形态上颠覆父权社会。也有学者认为父权制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在物质上也有表现，如私人领域中对女性的压迫。注34家庭外是男性负责生产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家庭内由女性负责生产进而促进了父权制发展。女性通过家庭内的劳动服务于男性，使男性全心投入社会生产，从而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因此，女性遭受到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要根除性别歧视，使妇女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同时进行经济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同时推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两大压迫、剥削妇女的社会制度。”注35
第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作用形成的性别分工是压迫女性的具体形式。女性主义学者艾利斯·扬提出的性别分工理论，是把性别分工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相对应的理论范畴，认为性别分工分析比阶级分析更具体地显示了男性和女性对生产资料占有和控制的差别，说明了男性的统治机制是怎样产生、维持和变化的。具体来说，性别分工是以男性为主宰的压迫女性的等级制度，传统的性别分工使男女分别集中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男性在公共领域，女性在私人领域，男性维持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男性主要、女性次要的性别等级制度上的，并利用这种将女性边缘化的性别等级制度形成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后备军，女性充当次要劳动力。这种理论明确指出性别分工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所在，为了结束男性的支配地位，就必须消灭性别分工自身。注36
第四，社会性别制度展现了女性受压迫的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机制。盖尔·鲁宾在其提出的“社会性别制度”中，首先讨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性别压迫理论，认为女性受压迫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一个女人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会变成仆人、妻子、奴婢、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女人就只是一个人。女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性别制度驯化、造就了女人，所谓社会性别制度，就是外在的、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注37其次，鲁宾转入对列维·施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分析，在亲属结构中，男人通过交换而联姻，男人因交换女人而受益，女人则因被交换失去了自身的权利。“女人的交换”揭示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社会性别制度造成的，而对女性的经济压迫则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再次，鲁宾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阐明了个人是怎样被造就成社会认可的男人和女人的。为了满足社会性别角色的要求，男孩向父亲认同；而女孩则以母亲为榜样，变成女性气质的、被动的、异性恋的小女人，并努力适应自己的次等权利地位。总之，社会性别制度表明，女性主义的目标“不应是消灭男人，而应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注38。社会性别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社会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因此，社会性别理论涵盖了女性受压迫的方方面面，展现了社会性别庞杂的机制。
总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该理论认为女性的不利地位“不是个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变妇女的不利地位也不能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和所谓的‘公平竞争’，而是要为女性争取特别的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特殊措施，以此争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注39。这些观点和立场直接影响了女性运动的斗争策略和要求。
(4)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有色人种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展开的反思和批判组成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的，它颇具颠覆性，不仅要颠覆男性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注40
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是从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进行批判的。在男权结构中，女性的自然作用和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男性标准制定的。建立在“两性平等”基础上的一百多年来的女性运动认为，女性要取得社会政治经济权利就要进入男性的领域，用男性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这就掉进了男权单线型思维的陷阱。后现代女权主义要求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平等，才能构成真正条件和结果的平等。注41众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在广泛吸收了诸如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之后，逐渐形成了区别于现代女性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它自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女性主义流派，各种理论侧重点不同，政治主张也是有同有异，缺乏一致性。我国学者张广利和杨明光认为，可以从五个理论维度来把握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注42：
第一，解构主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其最大的特点是：以解构为目的，不仅否认人的主体性，而且否认“男性”和“女性”的概念。人的主体性是社会造成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女性本质，如果有也是父权制文化强加于女性的；女性的自我意识是男性思维逻辑的延续，女性的主体性是在父权文化下形成的，追求女性的自我意识或主体性，无助于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因此，它放弃了对女性解放具体目标的追求，尽心去解构人的主体性社会意识、思维习惯及男权思想对性的影响。它希望通过打破一些诸如性别、阶级等重要界线，来消除男女的不平等。
第二，重构女性主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该理论认为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别特征是被建构的，是由社会主流话语构成的。它认为，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关键，在父权文化下女性的特征是由男性来界定的，而不是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形成了对女性的歪曲和误解。因此，要在女性经验基础上重新建构女性的主体，重新讨论女性解放的可能性。通过重新界定女性特征，恢复对生命和抚育行为的尊重以及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树立女性形象，女性不能以牺牲自身性别来寻求所谓的平等。
第三，重建女性话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该理论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关于“话语就是权力”的理论，致力于重建女性的话语。它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中，女性一直生活和存在于男性所创造的男性霸权话语中，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话语权，并一直处于话语的边缘地带，这也是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因此，女性要拥有自己的话语领地，就必须占领话语权。它认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女性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女性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女性必须去发明自己的话语，否则女性将毁灭。
第四，生态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其宗旨在于解释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并把反对压迫、女性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它强调在基本关系模式是统治关系的社会里，女性得不到解放，生态危机也无法得到解决，女性必须把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求和生态运动的要求结合起来，重新塑造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她们提出了女性是生态系统的保护者，号召女性投身于生态保护运动中，这对于推动女性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理想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它把追求后父权制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女性运动正在引起父权制的中介和隔离政治的消失，因此，后父权制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的立场，提出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来取代传统的、抽象的男女平等观，建设男女伙伴式关系，宣扬一种具有完美人性的理想价值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令人憧憬的社会愿景。
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强调通过话语权的塑造来重建女性的地位，以具有颠覆性、挑战性和注重差异性、多样性为特征。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反对现代社会的男权统治模式，反对现代的二元论、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等思想观念，并在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不再追求统一，而是更加注重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以及国家、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差异。这些思想对于女性主义在现实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2.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放与多元
总体上看，西方女性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它试图从各个领域和角度打破男权文化建构的权威，以纵横交错的不固定性、流动性和局限性为特征，因此各种观点相差甚远。尽管如此，它们也有共同的基点，即各流派女性主义都指向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挑战父权制度下“真理”的存在，对现存文化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状态进行反抗。注4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性别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单纯而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是女性主义理论中对于社会性别内涵、产生根源、解放策略的观点和知识的集萃。我们相信，随着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运动的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理论体系的社会性别理论，也将处于不断调整与丰富的发展过程中。
(1)社会性别分析角度的丰富。
社会性别所表示的性别的社会构成，其含义并不新奇。每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在解释女性的从属地位的时候，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决定论，如有人将女性主义界定为：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对女性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而所谓的女性意识就是一种受害者意识，意识到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公平，意识到自己是这种不公平的受害者。英国女性运动领导人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说过：“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对于作为一个群体的男性的屈从是社会生活其他一切方面的基本决定因素。”注44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因素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经济及性方面的控制与屈从。这些都是女性主义的鲜明立场，体现出了鲜明的女性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从前面我们对女性主义思想流派的认识来看，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正是从不同的分析角度不断地丰富着社会性别理论的内容。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确立的分析角度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人的独特性就是在于他/她的理性，理性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注重个人权利优先。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既然个人权利优先，那么就要尊重女性的权利。由于女性的理性并不低于男性，所以女性应当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法律和政治权利。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通过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来解决两性社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
从历史实践上看，激进女性主义是产生于美国本土的带有独创性色彩的理论，它强调性别压迫的根源存在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女性解放的关键是要粉碎父权制。它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家长制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这一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公共领域，而且还存在于最为隐秘的两性关系领域，因而提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主张，要求重新界定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以寻求解决两性不平等的问题。
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更多的是从阶级和经济的角度来解决女性问题，认为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相互作用的，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女性受压迫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产物，阶级压迫是和性别压迫相互作用的，必须同时推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
后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直接理论根基。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今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想文化思潮，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分析工具。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打破了过去关于女性解放的宏大的、普遍的理论体系，要求赋予女性以价值的多元，认为微观的、边缘的理论才是最有效的。它更多地看到差异性，不仅有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话语而造成的差异性，而且还有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级、性取向等导致的女性之间的差异，因此，在此基础上所探讨的女性解放策略才更具有针对性。
由此可以看出，各流派的女性主义对社会性别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综合性、跨学科性的特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分析视角。
(2)社会性别研究主体的深化。
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明确女性的自我认知，将女性在现实中的地位现状作为社会性别分析的起点，将女性期待的价值取向作为社会性别建构的努力方向。这个核心问题也就是各女性主义流派所探讨的主体性问题。“所谓女性的主体性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它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的内在动机。女性作为一个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获得一种自主性的存在。”注45传统女性在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无权利，处处受男性的支配和控制，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大部分女性对于这种受压迫的从属地位毫无察觉，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命中注定而逆来顺受地忍耐着。女性地位的低下造成了女性心理上的自卑，缺乏主动精神与主体意识，从而也就逐渐被塑造成心理依赖、无自主行动的群体。
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改变女性的从属的和客体的地位，唤醒女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它猛烈抨击传统文化中认为女性缺乏理性这一谬论，从女性也具有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并进一步指出，女性的主体性反映了女性的觉悟，是对女性价值、力量和优势的肯定，是对女性是弱者的否定。
激进女性主义则通过全面批判男权社会和男权价值，来弘扬女性的主体性。激进女性主义把女性处于客体的从属地位归因于父权制，指出父权制通过规定男女有别、确立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刻板化，来使女性接受她们的次等地位：社会通过社会化使两性都顺从文化所规定的气质、角色、地位，接受公共权力分配给男性的社会制度，使男性支配女性被合理化，并进而内化为女性的自觉意识，且代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主性彻底丧失了，因此女性解放的途径就是推翻父权制的统治，建立以女性自身价值为标准的文化和制度。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从经济独立的角度号召女性走向社会，大规模参加社会生产，以摆脱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争取获得独立的主体地位，并以此来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这应该成为解放女性的主要途径。
后现代女性主义首先颠覆了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认知。它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性是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是以男性为言说、以男性为标准的主体，因此，现代女性运动所极力争取的这种主体性无助于改善女性的处境。它认为必须重新界定“女性”的概念，因为女性寻找解放不是为了简单地反转原有的对立的双方，而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健全的两性格局。女性应该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在尊重每个男性和女性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重新评价并界定女性的本质特征，建立属于女性的话语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女性的主体性一直是女性主义的中心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在不同理论中所呈现的特点并不一致，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然而，也正是在这些讨论和诘难中，人们关于女性主体性的认识才得以不断深化，得以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到这些理论的承接与发展。
(3)社会性别发展目标的拓展。
社会性别是相对生理性别而提出的概念，生理性别上的两性差异基本上是先天性的，无可更改，而社会性别所体现的文化、道德、制度、社会的差异则是后天形成的，正是这些差异造就了女性的被压迫地位。社会性别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些导致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性别制度。但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性？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显示了社会性别分析目标的拓展。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坚信两性平等，平等就是争取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既然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那么生理差别就是次要的，通过教育可以缩小两性在社会地位和成就上的差距。女性要争取进入男性的领域，用男性标准要求自己，把达到男性标准认为是女性的解放，反对给予女性保护性的措施。这种目标导致的结果是，女性所要求的政治、经济、教育、职业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实现后，女性走进了公共领域，但是仍然承担家庭的责任，也就导致了争取到平等权利的女性在双重角色或男性化的角色中疲于奔命，压力更大。这实际上是对女性独特性的否定。
针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激进女性主义开始重视两性的差异。它认识到，仅局限于男女平等，其结果是认同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排斥，通过消除性别差异而获得某些权利，其代价是否定了女性自我。它认为平等就是争取女性自身的自主权，要充分肯定女性所具有的特殊性，弘扬女性的价值。因此，激进女性主义者开始挖掘女性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独特性，承认两性的差异，试图将女性体验和价值作为社会标准。然而这种以女性排斥男性、以女性标准替代男性标准的发展目标，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新的男女对立。注46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关注两性差异，其理论前提是承认女性是弱势群体，但是女性弱势并不是单个女性的过错，而是社会性别制度造成的。因此在具体策略上就是竭力为女性争取保护性立法，强调对女性实行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
可以看出，平等与差异的难题使社会性别分析的目标陷入两难选择之中。追求平等，就要消除社会性别差异，就难以兼顾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容易将女性特质同化于男性价值体系中；强化差异，则等于肯定男性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合理性，也违反了平等原则。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上述关于差异与平等的争论，认为这是一个永无答案的争论，是男性思维的产物。它强调相同的相对性和差别的绝对性，将差别概念的范围进行扩展，认为它不仅包括女性与男性之间存在着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的差别，还包括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之间在阶级、国家、种族等方面存在着的差别。
通过上述反思与批判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研究在主题多样、流派纷呈和殊异观点共存的局面中，不断深化着社会性别分析的目标，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这种对普遍性的怀疑和对差异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对女性不平等现实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分析，它强调特定文化背景、时间、空间，以及特定女性群体的差异性，拓展和深化了社会性别分析的目标，也推动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4)社会性别变革途径的探索。
社会性别是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关注女性的从属和被压迫问题，其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回答，就是对社会性别变革途径的探索。由于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的角度不同、立场各异，因此它们对于女性解放或社会性别变革的具体方式和途径也大不相同。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是教育造成了两性在理性、心理和能力上的差异。要消灭男女不平等，首先应在社会教育方面实行机会均等，并且要求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一样多的机会和自由，能够自由决定自己的事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反对夸大女性的性别特征，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主张女性应该在现存体制内通过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女性解放主要依靠女性自身在尽可能平等的条件下与男性竞争。另外，要改变女性因为生育和抚育儿童而导致的难以与男性公平竞争的问题，就应使女性拥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使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激进女性主义反对抹杀男女区别、片面追求男性标准的做法，强调女性生理特征的优越性，赋予女性体验全新的价值和意义，把女性的生理与心理看作女性解放的力量来源。同时，激进女性主义者趋向于从男性生理中找出问题的原因，认为女性应形成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社会，将男性排除在外，以便对付男性霸权文化和社会。另外，它还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因为承担生产和抚育后代而导致的发展局限，就必须改变生育机制。也就是说，女性得到解放的首要条件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经济的，而是依靠现代医学提供的生物技术，使女性摆脱生育和抚育后代而带来的根本性的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解放置于社会革命的背景中，认为女性解放是与社会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女性解放的前提就是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打破“家”对女性的限制。女性大规模参加社会化大生产而家务劳动占用极少时，女性解放才有可能。女性只有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其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才有可能消失。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进一步指出，要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就必须同时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与强调女性解放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相比，后现代女性主义更看重文化的改造，它使女性主义的探索由社会变革转变为对以男性文化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文化的批判。在寻求女性解放的途径方面，有的强调打破两性之间的界线，来消除男女不平等，如采取男女混装，让人习惯另类性别的角色和特征，进而打破固定的性别认知；有的主张重建女性话语，致力于由男性话语向女性话语转变，并创造出女性自己的话语，以实现男女平等；有的主张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关怀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模式，以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
无论是对政治性和实践性的探讨，还是在文化改造方面的探讨，女性主义理论始终把寻求女性解放的策略作为自己的主要追求目标，姑且不论这些策略在实践中的局限性，这些探索本身就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性别理论中的性别变革途径的内容。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性别理论“不是由哪一个人创造的，而是由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不断开拓的、丰富的；它不是一个封闭、固定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流动及由多种定义构成的、不断变化的理论探索过程”注47。而且，“社会性别研究在与女性运动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刻联系中处于各种理论派别争论的交叉点上，各个派别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性别研究的立场和选题”注48。我们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正是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各种流派的相互争论中得到丰富与发展的。
社会性别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为女性辩护的，或者是一种从女性出发的社会批判理论，还在于这一理论关注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社会性别理论是从“人”的一个方面，即“人”的性别方面，从“人”的一边，即女性的一边去开始自己的理论叙述的。但社会性别理论的终点和归宿却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它是要从社会性别即性别的社会性开始，去观察人类社会制度中更深刻的内涵，揭示人类文明中尚不为人们所深刻洞察的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本身，并创造人类全面解放和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平等实际上是人的平等，它与性别无关，它指涉的其实是‘人’的权利”注49，因此，社会性别理论就不仅是“女人”的理论，也是“男人”的理论，是整个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的理论。只有从这个视角出发，才能深入理解社会性别理论，也才能深入探讨政治领域以及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