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影响老年人社会状况的心理学要素
使你显得如此苍老的，是压力而非年龄。
——波兰谚语
尽管导致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是生物方面——这些要素推动老年人的“命运之轮”的旋转——老龄化的最终结果和老年人的社会状态[47]受到大量非生物学要素的影响，主要是社会心理方面、文化方面与经济方面的要素。
图2 老年人的命运之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老龄化是由对社会环境的反馈所触发的一系列改变。社会年龄反映了老年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因此它常常是基于对个体所处的社会角色的评判，人的性格、视野和地位随着生命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同时也改变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见表1）。
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老年人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家庭中的家长角色和地位：
——他们的权威地位能够对晚辈进行控制，并对其未来产生影响；
——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在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垄断地位（生活经验，也就是所谓的生活智慧）；
——对传统的支持，这种支持根植于宗教戒律之中；
——在大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和责任义务的力量、依赖性的程度，以及社区成员所提供的互助的范围。
18世纪以来，伴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长，该群体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在逐渐下降。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化、药物治疗的发展、健康保障的广覆盖）是导致老年人社会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48]
由于高龄老人的社会地位偏低，当前的老年人的社会状态被认为具有典型的异质性。老年人常被刻板地认为是固执的、没有生产能力的、体弱多病且毫无效率，给人平添负担且增加开支；变老的人心态会变得保守、社会交际能力僵化、孤单、隔离、对亲人视而不见、不再从事有意义的活动，从几乎所有社会角色中退出。据一种流行的成见所言，老年期就是成长与发展的反面，是健康、独立、活力与气势的反义词，也不符合年轻、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道德主义、相对主义等主流价值观。对与老年相关的病理学范畴的关注，阻止了对正常老龄化的客观认识。更不用说宣传者还常常试图把公众注意力转到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缺陷、戏剧性、短缺、虐待）。鲜有政治或媒体行动告诉人们如何客观看待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或者阐明老龄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由此把“第三年龄”作为一项全球性的现象。据信，老龄化部分地和我们所认为的人们生命末期的重要因素有关，这一问题也就由此而变得愈发重要。[49]
表1 老年人社会地位的关键性变化及相关支持行动
对老龄化的刻板印象可能造成代际交流不畅，导致其他群体不愿意和老年人交流，并对老年群体及其拥护者们产生消极印象。[50]更糟糕的是，老年人常常被认为是同质性程度很高的群体，就好像一到了特定年龄，之前个性化的宝贵的个人特征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老年群体。
总而言之，对变老的社会认知其实是社会期待（准则、模式、价值与态度）的产物之一，同时也与社区和社会的结构有关。它们制定准则与方法，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其提供参与社会生活、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由此，社会定义了社会参与的原则（歧视-平等），并设置了一系列条件，以确定老年期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和威望）和社会条件。基于此原因，潜藏在特定行为和/或社会政策意图之后的决定性要素，就是对特定社会群体（比如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预判。这种需求来源于功能紊乱，根植于个体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与某些系统的运作有关（环境、文化、准则或组织的）。[51]
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在年龄、社会地位、社会参与等社会生活方面越相似，他们的需求差异性就越小。不过，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止个体表达与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在分析老年人的需求时，不能撇开其他年龄层人群的需求，也不能不考虑总体层面的社会角色。50多年前，由克拉克·迪比茨[52]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老年人的一系列重要需求，包括采取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的需求、被接纳为社区/社会一分子以承担特定角色的需求、日子越过越好的需求、有着正常社会生活的需求、被认同为普通人的需求、有机会进行自我表达的需求、获得适切的心理支持并获取健康照护与健康促进的需求、每日生活有规律的需求、与家人保持联系并获取精神满足的需求。
上述的需求列表其实也适用于各种年龄段。不过，老年人的需求特征在于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满的程度逐渐上升，以及影响这种不满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文化要素。在更高的年龄阶段，对经济安全的需求、对安全感和精神支持的需求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老年人的诉求并不一定获得了来自社区和主流群体的适切反馈，因为这常常和青年人的需求存在竞争关系。除了社会所认为的物质需求外，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满足心理需求方面也同样重要，并与发挥正常老年机能休戚相关。
高龄老人的需求，正如其他年龄层的需求一样，因其代表性特征而各有不同，包括生理特征、人格、衰老的进程等。老年人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期待不高——这种期待随着年龄增长和健康、能力的恶化而逐渐降低。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的次要需求，事实上使老年人的生活更加简单方便了，因为这能使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他们的重要需求层面。随年龄增长而最小化的需求，也受到早期社会的影响，在此阶段中，人们意识到老年期并不意味着使人满足需求。不仅如此，家庭生活的私人属性，以及对家庭整合性的理想化，导致对高龄老人家庭照护水平进行评估鉴定存在难度，并致使老年人在家庭范围之外寻求帮助。
老龄化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方面并不总是同步的，这样会带来另一种适应性挑战。老年人尝试在自身需求和外界期待（厌恶的人或事）之间寻求平衡。换言之，成功适应老龄化，依赖于认知与情感方面的平衡。减弱的社会关系会带来老年人生活模式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更加倾向于关心自己的事情，特别是他们的健康。由此，老人的周遭世界如何与老人的适应性限制相匹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老年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是受限的，那么老人就可能被社会排斥。汉斯·托梅（H.Thomae）的研究[53]表明，老年人采取一种针对社会地位的认知重建的方法，来应对不可能改变的既成社会事实（事情就是如此，别无他法）。这种结构重建可能采取对子辈和孙辈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辨析与确认的形式，进行积极的解读（我比X或Y的情况要好），对期待的修正（只要你还年轻，就可以去赢去获取。一旦你老了，就学着享受老年生活吧）。当周遭环境不愿接纳老年人或不愿帮助他们适应时，老年人就倾向于在行为表现方面向其他老年人靠拢，这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病理性的表现（例如脾气暴躁、酗酒、不愿意回家、有暴力倾向等）。
伴随着老龄化和适应性策略改变的过程之一，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活力的不断下降导致我们必须重新对社会关系进行评估。通常来说，只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才会被保留，对那些在职场中有很多朋友的人而言，退休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终结。随着年龄增长，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质量的重要性逐渐胜过数量。性格外向且善于交际的人会尽全力维持其社会关系，即便频率和纽带（信件、电话、网络等）紧密度会下降。在晚年期倾向于安享家庭生活的人可能逐渐减少与非家庭成员的人际交往，几乎不会交新的朋友，且与此类朋友的纽带会削弱。这类老年人通常生活于主流社会事件之外，这可能导致老龄化的进程进一步加速。[54]
人们年龄越高，则“世界”对他们来说就越重要，尽管他们出门到“世界”中的频率越来越低。故而，老年人几乎不会开展新的活动，相反，我们发现：
——行为的稳固性提高，而差异性缩小，这导致耐受性极强；
——延续或者（有时候）拓展早年的兴趣爱好；
——在经历了退休初期的较高社会活动（特别是承担家庭角色）参与程度之后，老年后期主要表现为对非家庭生活进行深思熟虑并主动退出；
——在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承担家庭的角色重要性不是那么显著了。
我们通常观察到的老年人在活动方面的参与程度较低，也可能和老人在其他角色方面的高参与度有关。有时候，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具有妥协性特征（例如丧偶者/单身者可能在友情交流方面更加积极主动，把朋友视作家人），老年人也可能采取有选择的参与或退出（比如弱化工作者或同事的角色，以换取在家庭角色中的高参与度，暂时性地从令其不满的角色中退出）。老年人的自由时间也具有典型的相对稳定性特征，伴随着老龄化，休闲活动的多样性就越发淡化了。[55]日历年龄并不是导致这种多样化的唯一要素。影响并限制老年人活动能力的要素包括了健康、体能、受教育程度、经济资源、对生活的掌控性，以及在生命早期（特别是在中年阶段）所形成的适应性模式。
总而言之，活动的多样性导致老年人进取心的不断提升与生活满意度[56]的提高，同时还包括提升退休的、角色相对稳定的老年人获得新社会角色的可能性。[57]举例而言，身体活动对健康、活力都大有裨益，还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增强老人独立性和自身可靠性。人际交往活动使老年人在失去诸多社会角色（补偿）之后还能够获得支持。智力活动依然保持了早期的水平，并能帮助老年人适应当前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与挑战（现代科技、新的组织解决方式、新的交流沟通工具等）。智力水平（高级的认知功能）并不一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首先，智力的减退在步入老年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覆盖全部人群（特别是当人们放弃重视智力活动时）。其次，所谓的晶态智力（实用技能、知识、经验的能力）依然会延续下去甚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58]
在成熟期与老年期，智力活动依赖于业已习得的技能，并试着进行调适以适应之前的经验结构。不过，在生命的后期，认知结构可能达到“超载”的水平，所以需要进行简化与有针对性的选择，这可能导致“选择性紧张”，或“选择性关注”，也会导致“对环境刺激的选择性反映”。学者们认为这种选择性的关注可能被误认为是退缩。
人类才智、人格[59]与经验的结晶就是智慧[60]，老年人常被认为是智慧的持有者，同时智慧也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休戚相关。
然而最终，每个老年人都会步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此期间，由于活力与健康的大幅减弱，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属性减退，同时被病人或残障人士的身份所取代。通常而言，这是一个渐进且多阶段的过程，但如果老年人是在机构中接受照护的，那么身份的减退就会加速，老年人选择的自由权和独立性就愈发受到限制。
老龄化是普遍性的、生物学的和社会学的现象，照顾老人、尊敬老人是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之一。家庭在稳固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
——与家人交流可能是老年人唯一的社会联系；
——家庭系统内的活动是人类活动最典型的实现形式；
——对老年人来说，成为家庭——基础性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是获得情感均衡，或者说，精神健康的方式之一，进一步来说，这会帮助老年人适应由退休所带来的生活改变。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可能在激发老年人活力方面产生抑制/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基于家庭内成员的行为模式和家庭责任。
在家长制的家庭结构中，老年人享有更高的权威和更稳固的照护。20世纪改变了家庭结构，动摇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由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开始涌现，在这种家庭模式中，尽管家庭成员和分开居住的老人依然保持了紧密联系，但却不能给予老人以治疗慢性疾病或预防残障方面的保证。今天，考虑到全球性的老龄化问题，传统的扩展家庭（多代）和解放了的核心家庭都不是最有效的。
现在最有效的家庭结构是多个小家庭的联合，且互相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意味着核心家庭的成员们互相交换服务与产品（不一定是物质的），而不受经济或空间的限制。这种模型不仅能够保留家庭的全部优势，还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降低权力的集中趋势，并在满足其成员需求方面具有更好的弹性。家庭社区正愈来愈成为代际选择的结果和共识。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伴随着适宜新型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布局的社会角色概念而出现。幸运的是，老年学研究表明，尽管我们忧心忡忡，但核心家庭的聚集并不足以产生将老年人隔离在家庭生活圈之外的威胁。[61]
每一个世代都必须面对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代际转型和结构重构（见表2）。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证明代际的团结一致：情感与空间的紧密程度（提高进行交流的可能性），想法、准则和价值观的共同体，相互间交换情感、物品、服务和支持（工具性和情感性的支持）；不同世代之间的联系，以及子孙辈对父母和祖父母辈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表2 代际关系的优势和风险
续表
代际的团结包括：一方面，与群体认同感有关的特定行为与感知；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与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实体之间的紧密关系。许多国家都已采用多样化的家庭内支持模式，包括不同形式的代际交换——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经济支持、纪念性的和仪式性的交流等多方面内容。
在考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改变时，需要特别注意自上而下的（父辈—子辈）资源转移与服务，比自下而上（子辈—父辈）的更多。这并不一定是为了应对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
老年学家认为，对正在衰老的亲属予以支持，尽管是自愿性的，但它有时会在建构代际关系的情感内容方面起到工具性的作用。它主要影响某些家长，通过为孩子们提供帮助以精心维护将来的家庭稳固。
与广为传播的老年人遭子辈遗弃这一刻板印象相反的是，家庭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也包括实现团结一致的潜在可能，这被认为是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对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缓解，以及满足情感、物质和照护需求的基础结构。[62]
照顾正在老去的双亲，特别是饱受慢性疾病或晚期疾病之苦的老人，可能需要外界的帮助。一些照顾者急切地寻求帮助，来使他们能从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之中获得一丝喘息。特别是由于照护阶段的延长使家庭面临着巨大压力，这和家庭系统的适应性技能关系更为紧密，而并非老年人的特定的健康问题。这种状况降低了家庭的内在联系，也成为家庭成员把老年父母送到养老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爸爸的现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以妈妈当前的身体状况她不适合待在这儿/住在她家中，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老年人的疾病/残障并不是导致代际关系水平降低和功能减弱的主要原因，而其实是家庭系统在应对处于老龄化过程中的父母的功能性变化时，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情况（能力）。家庭缺乏为老年人提供适切照护的全部知识（传统，以及与传统有关的习俗等），照护者也不清楚所提供的服务是否真的让老年人感到满意（特别是对残障老人而言）。另外，对老年人来说，他们也并不清楚对后代和亲属的期待（要求）究竟是什么。老年人也缺乏必要的能力和准备来接受照护服务。
我们很难预测婴儿潮世代的老龄化将会给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63]该群体与其他之前世代的不同点在于：更低的生育率、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好的健康意识（但如果是第一批婴儿潮人群的话，其健康状况更差）、更为鲜明的经济分层，这可能会导致低收入老年人的数量增长高于拥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预测还认为婴儿潮世代的老人有着更强的地域流动性（旅行）和社会流动性（迁移），对生活方式的期望超过了保险金水平，更倾向于独自居住，出于个人利益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期待甚至要求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反对与福利/服务相割裂），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求参与决策制定，并控制政府部门和公共开支。[64]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在积极和消极要素、社会状态、形势、国家、个人生命事件方面所取得的平衡，也包括在生物、心理、个人、社会与经济环境中所取得的经验，如果人类寿命的延长并没有伴随生活质量的提升，则这种长寿只能算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奖励”。
生活质量表现为老年人独立性和自主性方面的不稳定特征。[65]对选择多样性的认知提升、态度和行为的多元化，以及对障碍和限制的认识，都极大地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生活质量也包括从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中获取福利和满足，完整意义上的——特别是——社会保障方面的福利和满足包括：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能够获取健康照护、康复和社会支持的资源。
尽管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其他人群相比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见表3），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主要是身体健康，充足且稳定的满足需求的收入来源，适合需要的生活环境，交际活动，朋友与社交生活，开心的家庭生活，身体健康有活力，能够自我照顾，感受到来自后代们的爱、依恋和关怀。
表3 生活质量的关键内容--通用的与分类的
续表
对老年人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分析表明，就老年人而言，先赋地位（由社会/群体所赋予，而不是基于其优点而获得的）比获得地位（由社会/群体所赋予，且基于其个人优点，比如教育、收入、家庭状况等而获得）更为重要。其原因是老年人所处的特殊状态，即对年轻一代的非对称性依赖[66]。依赖是身体虚弱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或者是在涉及与他人和/或组织的社会关系方面所出现的无助感，这会随着身心健康的退化而逐渐增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依赖性，但这种依赖性的程度和形式会随生命历程而改变：从婴幼儿期的完全依赖，到成人期的相对依赖，再到老年期的强依赖。当开始不断发现——真实的或想象的——在日常生活机能方面存在障碍，并且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时，老人对失去独立性的担忧可能增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对缺少生活资本的老人而言，这些障碍使老年人在保持其曾经拥有的社会地位方面举步维艰。结果，他们生活在更为困窘的经济状况之中（物质贫困），并更容易被避之若浼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所缠身。不仅如此，他们通常还无法找到合适的机构来帮助获取、发展并增加生活资本，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发展滞后，并由公共资源的短缺和低效率等所导致。
总的来说，为了缓解老年人所处的少数性弱势地位问题，其唯一途径，亦即未来老龄政策中的一项关键性内容，就是反老年人社会衰退之道而行之。同时，开发老年人的潜力，使其在社区生活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