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在2001年曾提到，21世纪将有两件事对世界影响最大：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回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一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200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政府倡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为：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地发展中小城镇。这一阶段的发展模式，造成中小城市发展非常迅速，而大城市则发展相对滞后。2001～2005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政府主张要兼顾大、中、小型城市及小城镇的平衡发展，减少了大城市的发展限制，开始允许农民工进城并逐步发展到鼓励支持农民工进城，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200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政府强调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对于城镇化建设，党的十六大就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则进一步补充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了“新四化”，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标志着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方向的新战略定位。

作为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而且对世界的持续稳定和发展都影响重大。

谈及城镇化，人们普遍关注的往往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环境的改善，而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则远远不够深入。城镇化可谓农民市民化的载体和舞台，而农民市民化则是城镇化的结果和目的。伴随着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如火如荼的农民市民化“运动”如影随形，但是农民市民化却绝非将农村户籍转成城镇户籍那么简单。市民化之后的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纸简单的身份变换，还是隐藏在身份背后深层次的权益共享与利益保障。如若不然，市民化后的农民就面临着被社会边缘化的可能——既不像城市市民，又不像一般农民，作为农民的既有权益已然失去，而作为市民的期待权利却又无法兑现。

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现实进程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凸显，亟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农民市民化相关问题。

1.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是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农民向城镇转移过程中的市民化问题为主线，在借鉴外国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转移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了相关理论、模型，探讨我国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力求为新形势下促进农民角色顺利向城市市民的转型献计献策。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研究农民市民化相关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完善中国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研究的理论框架。由于我国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面临诸多困境，发展无法协调一致，以致全面且深入地从理论层面研究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问题相对困难，理论框架与模型亦不够完善。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研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不仅可以丰富经济学理论，也可完善其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二，有利于深刻地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与规律。实现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新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关键环节。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并掌握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赋予本研究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梳理，探寻规律，构建理论框架，减少农村新型城镇化及农民市民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协调性，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全面开展也应该是本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

第四，具有指导“三农”问题合理解决的实际应用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随着改革日益深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深层矛盾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而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安置农民和解决其后顾之忧。因此，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必须依赖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协同发展。

第五，对促进城乡和谐安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不和谐为城乡之间的不和谐。而城乡关系不和谐的核心则是农民与市民享有的权利不对等以及农民在城市中的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经济融合不和谐。农民作为城市的新成员，是城镇社会和谐的主体，同时也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不但有利于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加快社会转型，同时对城乡和谐安定局面的形成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