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理论研究
2.2.1 城乡融合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城乡关系和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城乡融合概念，并对城乡融合的历史前提、社会必然性和选择性、实现的途径进行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指的是“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实际上指的是城市和乡村相互吸收各自生活方式优点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农业和工业相结合。城乡融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其高度发达的产物，它不仅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更是一个“消灭分工”的范畴，即打破旧式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工格局。城乡融合是发展新型城乡分工，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实现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广泛联系和融合发展的历史范畴。
第二，城乡人口均衡分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城乡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必须改变这种对立的状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城乡融合这一历史范畴中特别强调要使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尽可能均衡分布，避免诸如“城市病”等现象的发生，还原人与自然的原本联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第三，城乡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互融合与统一。城乡融合是“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即城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相互融合和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互补性，“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要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
2.2.2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源于杜能的农业区域论和韦伯的工业区域论。杜能是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第一部关于区位理论的古典名著。他提出了实践经验较强的区域经济理论——孤立国理论，即资源配置的地理空间效应。他认为，城市周围土地的利用类型及农业集约化程度都是随其与城市距离的远近而呈带状变化的，由此形成由内而外的一系列同心圆，这些同心圆被称为“杜能圈”，每个圈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和自己的耕作制度。
19世纪中后期，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钢铁、化工等新兴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研究。他首先引入了“区位因素”的概念，并完成了一般区位理论的构造，完整地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使古典区位论，特别是工业区位论达到了一个顶峰。
其后，克里斯泰勒和廖什发展了这一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逐渐代替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由此引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区位论的研究逐渐从以成本为重心转向市场。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城市是中心地腹地的服务中心，根据所提供服务的不同档次，各城市之间形成一种有规则的等级均匀分布关系。20世纪50年代后，中心地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以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为主要代表。廖什的区位理论是以最大利润原则代替韦伯的最低费用原则为特点，把需求作为空间变量，引入成本和需求两个空间变数。在考虑最佳区位问题时，兼顾单个厂商和厂商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2.2.3 经济结构理论
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城乡二元结构融合角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融合进行了分析。亚当·斯密（1776年）把经济增长作为研究中心。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1798年）中揭示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揭示了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则运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类法，将当时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传统社会被认为是落后的，而现代社会则被视为是进步的，二者之间的社会仅是一个过渡的非常规类型。沿用二元分析范式，刘易斯将此分析结构与工业化进程相结合，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深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为出发点，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出现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相较于资本和自然资源而言，传统农业部门人口数量庞大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非常低下。而资本积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唯一要素，现代工业部门只需要提供略高于维持农村生计水平的工资，就会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轻易转向现代工业部门，从而促进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现代部门的创造就业的速度一旦超过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产生速度，农业剩余劳动力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从而变得相对稀缺，此时，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开始变为正数，在经济发展的这一时期就容易出现粮食短缺点。因为此时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大于1，农业的发展会带来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可能会急剧下降，资本积累逐渐缓慢甚至停滞下来。粮食短缺点过后，农业劳动力的工资率尽管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工资率仍然低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率，农业部门劳动力仍旧可能会向现代工业部门继续转移，而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殆尽，两大产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相等时，全部社会所有的劳动工资率都将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农业则已经变成了现代工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刘易斯基于平衡农业和工业发展提出的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对我国农民市民化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拉尼斯与费景汉（1961年）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之内明确提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点是农业生产率，认为提高农业的劳动率，不但能够提高农业产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防范粮食短缺点的出现，而且还能改善工农业的贸易条件，促进工业部门利润的增长，进而缩短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拐点出现的时间，此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后来，乔根森（1961年）和托拉罗（1969年）又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认为农业剩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前提条件。当农业剩余为零时，则不会发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有可能发生转移。乔根森在农业剩余存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农业总产出保持与人口增长一致。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的供给，若人均粮食的供给是充分的，则人口增长率也将达到生理最大量；当人均粮食的供给增长率高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农村剩余便产生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农业剩余规模也将不断扩大，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由此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取决于农业剩余的规模。但是乔根森的模型仍然没有重视对农业的物质投资以及城市的失业等问题进行研究。
2.2.4 田园城市理论
英国的E.霍华德首先提出“田园城市”的设想，他将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引力”。在他看来，城市与农村具有各自不同的吸引力，同样也都具有无法避免的缺点，由此，他提出将同时吸取城市和农村各自的特点，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建立一种具有崭新特点的新生活方式，从而只保留各自的优点，摒弃各自的缺点。由此可见，田园城市设想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兼具城市和农村优点的理想城市。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城市的四周被农业用地所围绕，城市的居民常常就近即可得到新鲜的农产品供应，农产品也有最近的市场，但市场又不只限于当地。所有田园城市内居民都在此生活，在此工作。所有土地全都归城市内所有居民集体共有，但必须支付租金才能使用。城市的收入亦全部来自租金，因在土地上进行建设或聚居而产生的收益归居民集体所有。城市的发展规模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确保每户居民都能非常方便地接近乡村的自然空气。
2.2.5 非均衡发展理论
基于资源的稀缺性，该理论倡导集中优势产业来发展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非均衡发展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无时间变量的，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梯度转移理论、核心—外围理论等；另一类则属于有时间变量的，典型代表为倒“U”型理论。
（1）循环累积因果论。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累积因果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在空间上并非同时产生的，也非均匀扩散的，而是先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开始出现，当这些地区由于始发优势而发展超前于其他区域时，这些地区就可以通过不断地积累有利的因素实现持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加剧和强化了区域间的不均衡，引致增长地区和滞后地区之间产生空间联动效应。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回流效应，主要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致使区域经济间差异不断扩大；另一种是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使得区域发展的差异得以缩小。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也就是发达地区越发达，落后地区则更落后。缪尔达尔据此提出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主张。他认为，当经济发展处于初期，政府可以通过优先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来获得较高的投资效率及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而通过扩散效应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也要防止由累积循环因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无限度扩大，此时，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和措施来刺激和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2）不平衡增长论。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年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提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在每一个地方出现，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各区域是不均衡的，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经济增长无法避免的产物。据此，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与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涓滴效应”。当经济发展处于起始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极化效应，因此会使区域间差异逐渐拉大；但是从长期来看，涓滴效应将会缩小区域间的差异。
（3）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0年首次提出该理论。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时在各个部门出现，而是以不同强度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在某些增长部门出现，然后再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进而对整个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终极影响。很显然，该理论主要强调那些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处于支配地位并能带动其他部门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即所谓推进型产业），重点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推动效应。经济学家布代维尔进一步从理论上将经济空间的增长极概念拓展到地理空间，他认为经济空间应不仅包括经济变量间的内在结构关系，还应包括经济现象的地域结构关系或区位关系。所以，增长极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经济意义上的增长极，特指那些推进型的主导产业部门；另一层是地理意义上的增长极，特指那些区位条件优越的优势地区。
（4）核心—外围理论。约翰·弗里德曼提出的核心—外围理论，又称为核心—边缘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基于区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较为长期的发展趋势的考虑，可以将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划分为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两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经济二元空间结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条件较为优越，且经济效益亦较高，故处于支配的地位，而外围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差，故经济效益也较低，因此处于被支配地位。所以，各生产要素必然伴随着经济发展从外围区域向核心区域实现净转移。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二元经济结构非常明显，最初的表现是一种单核经济结构。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多核结构将逐渐替代最初的单核结构。而后当经济发展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时，随着政府政策的不断干预，核心和外围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消失，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实现经济一体化，各个区域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进而获得经济的全方位发展。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这一理论是在美国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提出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生命循环阶段理论被经济学者引入区域经济学，并创造出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特定的发展梯度上，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也存在梯度差异，位于高梯度的地区会通过不断地创新，并不断地向外扩散以求得发展，而位于中、低梯度的地区则可能通过接受扩散或者寻找机会实现跳跃发展并向上反梯度推移以获得发展。
（6）倒“U”形理论。1965年，威廉姆逊在其发表的论文《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作者运用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分配倒“U”形模型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形理论。该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不论是运用横剖面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还是通过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区域间增长差异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这一理论用时序问题来分析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