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前提
女性主义[21]，作为富有政治实践性、性别批评意识和文化批判色彩的一支文学批评理论，走进20世纪西方批评话语视域。女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建立在妇女长期对自身境遇进行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成果，为女性主义批评和理论的建构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前提。另一方面，妇女文学传统的滋养以及20世纪妇女文学研究的热潮，同样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学基础。美国作为发起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早参与国之一，极大地受到本国实证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十分看重干预社会的具体实践。女权运动，溯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的影响。18世纪法国哲学家、革命家孔多赛“男女皆能完善自身”的进步观点揭开了人类历史上妇女解放的漫长革命。1789年，法国的一支进军凡尔赛的妇女兵团发出第一声“男女同权”的呐喊。奥林普·德·吉日的《女权宣言》成为日后影响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反思妇女生存状况的契机。1792年，《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下文简称《女权》）一部检视女性品质弱点，揭露造成女性卑下的教育制度和习俗观念，呼吁男女享有同等教育权、工作权和政治权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问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远见卓识不仅在当时惊世骇俗，时至今日，作为争取妇女权利事业的奠基人，她的主张仍激励着世界范围内的妇女为改变自身处境提供智力支援和精神力量。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的100多年，各国的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路并不平坦。1848年，美国女权大会才第一次声讨妇女受歧视的社会弊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妇女的选举权才被明确写入宪法的第19号修正案。1870年，英国妇女仅仅取得财产权，1928年才获得选举权；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被获准参加选举。
虽然各国的女权运动有着共同的主旨，但作为女权运动“女儿”之一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法国的妇女运动趋向于从理论上探索男女不平等的文化和心理根源，并以一种否定现实、建构亚马逊女战士的乌托邦的姿态出场，美国的妇女运动则表现出具有干预社会的具体实践。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美国女权运动浪潮和大量妇女文学作品的涌现和理论研究的热潮，尤为显著地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此外，美国高等院校妇女课程的开设、妇女问题研究机构的设置，以及19-20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研究热潮，进一步滋养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繁荣，而女性主义的学术阵地的创建与学院派研究学者的联袂，也使得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声音。
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是滋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土壤。192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妇女已经将女权运动视为历史，铭刻在自己的记忆深处。60年代末标榜争取公民权、反对种族歧视和反战旗帜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女性从幸福的家庭主妇“集中营”闯了出去。不多日，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无以计数的妇女团体和组织，当中的一支自主游说团——全国妇女组织（NOW），至今仍活跃在女权运动前线。[22]除了大大小小的组织和团体，女性学者和作家也参与了这场运动。70年代初，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所谓“文化女性主义”激进的分离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具有自我定义和巩固女性主义团体的政治意义。其中，论及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批评最有影响的著作当属贝蒂·弗里丹（Betty Friddan）的《女性的奥秘》（1963）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别政治》（1970）。贝蒂·弗里丹用访谈的方式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她发现女人们在探求“适合女性的身份”的过程中，羞于承认自己的不满足感。而贝蒂·弗里丹则从一些被妇女视为理所当然的老问题（如性冷淡、生育抑郁症、因感情破裂而自杀、绝经期危机等）中观察到了新的侧面——女性在舒适的“集中营”中失去了自我。这本在西方被誉为妇女“圣经”的书籍，在传统女权运动成果的基础之上，更深层次地表达了解放女性的声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一代美国妇女的觉醒，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如果说弗里丹用记者采访报道的形式开启了女性性征奥秘的探讨，以及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女性所产生的作用，那么米利特则以“个人即政治”[23]思想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以女性个体生活经验为基础，将考察两性之间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写进了《性别政治》。这本书改变了60-70年代忽视文化背景和历史元素的“新批评”封闭式的批评方式，广泛征引历史、文化和文学文本例证，观照妇女解放运动的始末，深度剖析1830—1930年间这段被她称为“性别革命”的百年中，妇女为争取选举权所进行的“改革”（并非革命性）运动的疏漏。她认为选举权只是立法改革中的一种表面革新，只是让父权制立法系统蒙受“较轻微的羞辱”，性别“社会化”的一整套编制完美的程序“毫发无损”。她提出了“性别革命”的政治主张：“社会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格和制度的变革。”[24]当年的《时代周刊》这样评论：“（《性别政治》）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之母，它将两性之战从19世纪的卧室闹剧转换成残酷的游击战事。”[25]
美国高校妇女研究学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产物之一，也是女权主义的“学院臂膀”。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学者/行动家们，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在大学建立妇女研究机构，同时开创妇女学课程。[26]之后三十多年的发展令人始料不及。从最初带有强烈的政治敏锐性的“提高觉悟小组”发展到参与政策决策和影响社会文化的全美700多个妇女研究系所；从参与妇女研究建设的学者，发展到以“参与民主”为哲学基础的女性主义教学法的学科建设者；从课堂上学生反思和批判自己的性别、种族、国别和年龄的政治立场，扩展到课堂之外参与社会工作，帮助和改变妇女地位的行动研究。妇女研究学科就是在这些思想和教学事件中诞生成长，并逐步形成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的学院领域。先驱者们的理想，制定的教育哲学基础，都对30年来的妇女研究系所的建设有决定意义，也对美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社会中提倡的多元文化，都是从妇女研究学开始的。妇女研究学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改变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了解女权主义的人，很难理解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
妇女研究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深入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它改变的不仅是教学理念，而且改变了教学课程。1820年之前，传授内容主要是古典文学和哲学，诸如希腊语、拉丁文和圣经等，以及为数甚少也极为浅显的科学。虽然古典文学和哲学，对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100多年之后，继续这种教育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到1870年左右，美国上下，从学生到公众人物，都纷纷要求改革教育内容，要求教育包括现代语言与科学。正是这种教育与现实的关系，使得美国的教育内容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更新的过程。“文学中的妇女形象”“性别角色的社会学”“美国妇女历史”等应运而生，成为妇女研究学的核心课程。
妇女研究的发展与应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妇女研究学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有何影响？两者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联？研究的焦点是否有交集，又呈现怎样的不同？正如肖沃尔特所看到的：
美国高校的文学理论研究把“妇女经验”作为主题，学者们通常从两个相关的方面来入手。一些学者关注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历史、文化、工作和习惯。他们的研究对象关注于女性、女性文学、女性历史、女性心理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把重点放在多元的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多元性上。“新批评”的文本局限、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论的广泛接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发展、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文化研究领域的女性主义批评等。与其说上述理论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土壤，不如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矫正其他理论性别盲点的同时，也打开了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不仅仅是带来何种效果。
妇女研究学建立之后，学术研究、评论和学术出版机构，使得高校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拥有交流和提高的机会。多家女性出版社和十几种学术刊物相继建立和出版，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的创建（1970）进一步推动女性主义理论学术的发展，1972年，福劳润·斯豪，保罗·劳特等创办了女性主义出版社，并发行了学术交流的信息刊物，《妇女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成为妇女研究中最主要的刊物。同年，另外两个杂志《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也相继创刊。1975年，《符号》（Signs）杂志创刊，所有这些跨学科杂志成为30年来女性主义者理论声讨的阵地，也是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批评理论和学科不断互动的场域。反过来，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给“经典”阅读书目和课程设置带来的思考，也影响着美国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尤其是黑人和同性爱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参与到妇女学研究、性属理论研究、两性研究等通识课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