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谓性别？
第一节 界定的难题
在“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意识”之中，都含有“女性”两个字，“女性”是解说的关键，但是其中的“性”又是重中之重。这里的“性”是“性别”（gender）之意，那么何谓性别？美国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分为自然（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文化）性别（gender）。自然（生理）性别是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而社会（文化）性别是从社会文化中形塑成为男/女的特征。社会性别的界定和性别理论产生于在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西方第二波女权运动，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明确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养成的”著名论断。可以看出波伏娃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不同意味有所体察。至今，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常识性概念。Gender本是一个语法概念，在某些语言中表示词的阴阳性，美国女性主义者借用这个词来表示社会性别，现在它已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女性研究中。
与性别相关的文学批评概念中，“女性文学”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就女性文学的概念而言，女性文学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这种定义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只是论述没有后者那么深入。再有一点，持广义女性文学标准的人已经不多了。大家都倾向于操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观点，在女作家文本中发现和挖掘女性意识。另一方面，主流批评理论界对女性文学研究基本是持一种漠视态度，参加女性文学研究的男性学者人数极少，“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随处可见。女性文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中。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传统重压是造成困境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对“女性文学”的认识是否有问题？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我们对“女性文学”的认识是否过于狭窄有关吗？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女性文学”进行再检视。“女性文学”由“女性”和“文学”两个词构成。“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是整个文学理论要解决的基本的中心问题。以当代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看，文学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作品为中心，而与世界（自然、社会生活）、作者、读者相联系的活动。这种活动中有两个环节非常重要，一是作家的创作，一是读者的接受。作家从社会生活中受到某种触动、感应后经过自己主体情思的灌注，并将其变为一种物化形态——文本，读者经过对文本的阅读接受，才能完成文学作品的实现，读者的阅读感受又融入社会生活，反馈给作家。文学活动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作家的创作我们一般是肯定的，而读者的接受则相对不那么重视，其实，研究者、批评者正是接受者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高级读者。因而，说到女性文学时，我们应该知道它其实包含着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只是文学活动以作品为中心，一般人已经习惯了“文学”就是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所以，谈到“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时，才出现了将其命名为女性作家的创作的格局。
用社会性别理论来看我们以往对“女性文学”概念的解说，存在的问题便一目了然了。把一切女性作家的创作均拉到“女性文学”麾下，显然只是从创作主体的自然性别出发来考虑问题。这样做势必又会走入狭隘的死胡同，这种弊端我国当代文学评论界已有论者论及。正如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Rosalind Coward）所说：“如果只因一本书将妇女的体验放在中心地位，就认为它具有女性主义的兴趣，这将陷入极大的误区。”[19]的确，女性作者或多或少摆脱了为男性写作的理念，对男性文化中的理性色彩的摈弃，使得她们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女性风格。但是她们在语言和思想上还留有男权社会的印记，为此缩小范围，“女性文学”只把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创作算作真正的女性文学，并把它称为“女性主义文学”。在我国当代评论界，已经有不少论者论述过有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在配合男权文化传统的复归；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女性也把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追求，对自己所受的压迫没有意识或麻木不仁。这样的女性能说她的性别意识正确吗？
笔者认为，应以“性别文学”来置换“女性主义文学”，“性别文学”的提法比“女性主义文学”更为妥当。女性文学、女性文化的提出只是一种策略，远景将是用性别文学来置换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应超越“女性文学”的狭隘界定，有效地吸纳文化研究和社会身份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逐渐转向广泛的性别问题研究。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定义“女性主义文学”（指的是前述我国学者文章中使用的，而非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提法，代之以“性别文学”，而保留“女性主义文学”。“性别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是并存的。“女性主义文学”以女性作家的创作、作品为研究对象，挖掘女性作家的文学传统，探寻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不同于男性的审美特征。“性别文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学创作、作品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不管作品的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它主要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方法，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
我们反对生物决定论，但也应确认女性作家创作的传统和特征是存在的。正如本研究的中心人物之一，肖尔沃特曾论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几个发展阶段，其中“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在于发现了女作家拥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其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直被那些主宰我们文化的父权价值观念所淹没着”。[20]肖尔沃特由此提出了“女性美学”的概念，她认为，女性美学推崇“妇女自己的语言”，由特殊的女性心理而形成的文学风格和形式。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提法，并以肖沃尔特的女性美学观为中心展开论述，因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的核心任务聚焦于甄别一份美国女性作家“她们自己的文学”遗产，挖掘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蕴成为批评家们努力建构的女性美学的动力。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沿用和保留肖沃尔特提出的“女性批评”的概念，这也是她对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第五章作为性别批评理论的“中转站”，本书将女性批评的矛头延伸至性别文化领域，之所以是一种延伸，是因为“女性批评”在80年代末意识到对文学的性别权力关系的检视走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误区，如果一味强调两性的差别，将导致批评的母系霸权的误区，更何况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马赛克”式多元文化渊源的移民国家，用“女性”归一为与男性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必然招致诟病。正如肖沃尔特在总结女性批评的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兴起时，提出的“女性批评”（又译为“妇女批评”）已经将性别批评简约化为不容的两级。肖沃尔特之后的美国批判型知识分子朱迪斯·巴特勒从后结构主义理论那里提取了哲学式论辩的思想种子，制造了“性别麻烦”，用消解性别的介入策略，解构性别文学的两级，在抹除差别和演绎差别的夹缝中为规制之外的性别正言，为性别批评向未来开放提供理论支持。在美国，如前所述，性别批评带有很强的历史渊源和批评实践，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是把性别批评与妇女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开展进行得最为深入和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之一，因此，寻找美国性别批评的出发点，回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历史事件成为本书必不可少的一个历史契机和论述的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