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师熏陶，奠定基础

我出生在江苏淮阴，16岁时就到了上海，在上海的江苏省扬州中学（抗战期间迁沪，校址在今南京东路东海大楼）读了三年。扬州中学师资优、教学严、学风好。我从小基础相对薄弱，要是没有上扬州中学，也就不可能考进交大。求学扬州中学期间，可能由于教室不多，我们去教室上课就像去电影院看电影。怎么说呢？一间教室有三个班级轮流上课：早班上午7点到11点；午班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晚班下午3点到7点。每个班上4节课。我们是轮流转的，早上7点钟进教室上课，11点钟下课，回家自习，接着又等午班，就跟人们看电影一样的。

当时上海各大高校是自己出题目，自行录取。交大入学要求很高，题目蛮难的。能考进交大的，都是来自几个好的中学，比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1943年，我被交通大学土木系录取。我们班有30个学生，我成绩排在中等。前2年在法租界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上课。交大一、二年级课程多，考试多，比较紧凑，也非常严格。相对来说，三、四年级课程简单一点，上课认真做笔记，课后复习，考得还不错。我大学后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成绩不如以前那样优秀。

大学时代的胡晓槐

抗战期间，交大土木系分成铁道工程、构造工程、市政工程、道路工程四门。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建设需要，各项课程逐渐增加。四年级时学生要分组，近似于现在的分专业。土木系有市政门、道路门、铁道门、水利门和结构门。我入学前就对水利感兴趣，便选了水利门。我选修的水利门相关课程有海港工程、河工设计、水利计划、运河工程、水文分析、污水工程、热机学等。

当时上海的一些报纸比如《新闻报》《申报》，用社会上捐助的钱设立奖学金，我曾经拿到了《新闻报》设立的“青树”奖学金，靠这些奖学金支付学费、书费等。此外，因为家境困难，我就去当家庭教师或者办家庭夜校，赚取一点生活费。

学习之余，我想多参加一些学生工作，锻炼自己。1946年，我担任了水利系的班长、系科学生代表。同时我又是“创社”会员，“创社”由贺彭年、贾俊祥于1945年发起，宗旨是“砥砺学行、联络感情、服务同学”，主要活动是组织读书会、座谈会，每半月一次，纵谈校内外、国内外形势和人生道路等，内容广泛。

交通大学很有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王之卓、王达时、徐芝纶、王龙甫、刘光文等，好几位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老师知识渊博，热爱教育事业，讲课也各有风格。有的老师使用国外的教材；有的老师不用教材，就靠讲义，讲义写在黑板上，我们记笔记。王之卓老师当过工学院院长，教大地测量，他讲课非常有条理，我们一听就懂。王达时老师是交大渝校师生复员上海后土木系的系主任。他为人谦和，待人真诚热心，后来担任了同济大学的副校长。刘光文老师研究水利，后来担任了南京河海大学的教授；徐芝纶老师和王龙甫老师是研究结构的；张有龄老师曾任机械工业部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

徐芝纶老师是水利界权威，他给我们上水利、水文学课，不用任何教材，用自编的讲义。讲课开门见山，不讲一句可有可无的话，甚至不讲一句重复的话，一到黑板前就能接着前一课的内容滔滔不绝往下讲，使我们大为惊服。他讲课的内容丰富深刻，分析深入透彻，语言精练流畅。每一次讲课，都是一场很好的演讲。我觉得听他的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当时徐老师住在交大对面，房子挺破旧的。他家人比较多，生活也比较困难，一家的生活单靠交大的工资已经难以养家糊口，他只能四处奔波兼职、兼课。徐老师讲课质量高、效果好不仅在交大有名，而且在整个高等工程教育界也很有名。因为他教书教得好，很多学校都请他，所以他一周6天在各大高校兼职，2天在上海，2天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2天在杭州的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