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救亡 从军抗日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青年学生奔走在反日斗争的前列。

不久，上海的大学生组织起来要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我和几位同学决定参加请愿团。上海市政府知道后，不让学生坐火车，我们便找到交大一位会开火车的同学，自己开了一列火车去南京。我们在国民政府门前静坐，等蒋介石出来见大家。后来蒋介石不得已只好出来见我们，他说：“你们要打仗可以，但要等；我不能说打就打，还要准备。”同学们知道他很坏，看出他是在耍滑头。后来我们只好回上海了。

1931年底，我遇到了之前参加活动的人要我组织交大的同学参加游行，要求释放别的学校一位被捕的同学。于是，我动员了陆家琛、徐威等同学和上海大学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游行，还在枫林路上海市政府大楼前参加静坐。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爆发。由于在几次活动中认识了校外的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便邀我一起参加十九路军打日本。我和陆家琛、徐威等四五个交大同学与校外同学共十几位，结伴到真如镇参加十九路军抗日。我们是自发去的，没有组织。蔡廷锴军长接见了我们，他欢迎我们留下来一起对日作战，并马上给我们发了军装。我们主要搞后勤工作，负责运输军用物资，有时也上前线。我看到一位士兵用自动步枪打下了一架日本飞机，飞机坠地焚毁，日本飞行员被摔死。大家可勇敢了。这段参加抗日战斗的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见闻颇广，令我终生难忘。

1932年6月25日，《交大三日刊》登载新闻：十九路军七十八师赠送本校义勇军奖章，表彰交大学生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壮举

一个多月后，我们这支学生军分别得到小队的许可离队回校。因战事影响，学校被迫停课，校园内找不到人。于是，我去了清华大学借读。本来我能在清华一直读下去，但我发现清华和交大不一样。清华的学生模仿美国大学生对新同学进行“Toss”（丢来丢去的），把他们搞得很惨。我心中很反感，所以在清华借读半个多月后我又回到交大，向学校说明情况。因为我返校迟了，按学校规定我留了一级，重新从二年级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