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真假夫妻和接头暗号
1933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就留在上海做一些工作。这之前，顾文卿调到法南区当区委书记，我接任交大支部书记，王骥继续担任支部组织干事，汪道涵担任支部宣传干事。
不久，法南区委和徐汇区委遭到大破坏，顾文卿告诉我们组织上号召我们离开学校，出来领导法南区和徐汇区的地下工作。我们纷纷响应，先后离开了学校。出来的同志有汪道涵、邵震华、文晳等。按照组织规定，我们开展地下工作只能是单线联系，不可以有横向联系，以确保组织安全。我离校后出任法南区委兼徐家汇工作委员会书记，交大支部书记由冯柏根继任。我的上级领导是顾文卿，单线联系。至于汪道涵、邵震华、文晳三人做何工作，因无横向联系，就不知道了。
在校时，学校宿舍很宽裕，住宿条件很好。一年级时，我们住在中院旁边一幢两层高的小楼，离图书馆比较近。二年级时住中院，我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寝室，房间内有暖气。顾文卿等三、四年级学生住执信西斋，房内有书橱、衣橱、写字台、椅子，条件更好。但为了革命，我们毅然离开了学校。我在租界找房子住，住亭子间，两块钱（即2个银元）一个月，便宜的一块钱一个月。为了安全，每隔一个月就搬一次家。租界里相对安全一些，法南区委在租界，省委也在租界。顾文卿和我都在法租界租房子住，但彼此不知道住址。
林得连与母校采访人员合影（左起：龚诞申、林得连、陈泓、孙萍）
为掩护身份，还必须夫妻两人在一起。不是夫妻关系，就由组织安排未婚的一男一女住在一起，做假夫妻。假夫妻如果相爱了，经过组织批准，就结为真夫妻；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换人。租界的巡捕是不管我们的，但国民党派了许多特务，也在租界内活动。他们知道共产党人穷，遇上年轻的单身汉，不论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就特别注意，要盯梢。夫妻两人一起住，就不太引起他们的怀疑。后来，顾文卿与上海美专一名叫小方的女生结为了夫妻，我与林娟结为夫妻。
我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我来上海读书，他每月给我寄20块银元。我在学校饭费花4块，其他没什么太大的花销。20块银元花不完，存了点钱。离开学校后，我家庭关系断了，经济来源也断了，又没有工作，怎么过日子？就靠以前存着的一点钱。外边租房一个月2块银元，吃饭可怜喽，哪里敢吃啊，每月用不到2块，只吃阳春面（光面）。就这样过日子，毫无怨言。我知道，组织上也困难。我在法南区委时，没向组织诉说困难，也没要过钱，就靠自己。最困难时，我将大衣卖了，将西装卖了。后来我被调到闸北区委，自己的存钱全用光了，就向组织上说，我家庭经济来源断了，实在撑不下去了。组织上就每月给我4块银元，天冷了，还给我买了顶帽子。4块钱，要租房，要吃饭，也不够啊，就住最差的房子，饿肚子也不计较。
我担任法南区委、徐家汇工委书记的时候，负责联系交通大学、法学院、光华大学等几所学校。每个学校的党员都不多，只有几个人。交大算是最兴旺的，我们在学校里闹得翻天覆地的情况在其他大学内流传着。我还联系上海唱片厂、冰糖厂、五洲肥皂厂、丝绸厂。这些厂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不是我们发展的，而是组织交给我们去联系的。另外，徐家汇公安局一位名叫刘国璋的同志也归我联系，这同样是组织交下来的。
1934年1月，闸北区委遭到大破坏，省委调我出任闸北区委书记。我将联系交大的关系交还给顾文卿，此后我没再和顾文卿联系过，对交大情况也就不了解了。到了闸北，领导我的人是省委的一位老同志，年纪比我大，他叫我称呼他老徐。老徐告诉我，闸北区整个破坏了，现只有我一人，下边的关系只有复旦大学及暨南大学，具体的工作是开展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切宣传品由他提供。我定时定地与这两所大学联系，送宣传品给他们。复旦大学的学生姓金，暨南大学的学生连姓名都不肯说，只记得他是广州人。在此期间，除了进行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外，组织发展工作没有做。
那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和老徐怎么联系的呢？我不知道他的地址，他知道我的地址。我们一礼拜联系一次。在他来的那一天，我一早起来，把安全暗号摆出去。前一次碰面时约好下一次的安全暗号——摆花盆、挂某样东西等，不仅描述清楚，还将用作暗号的物品拿出来给他看过。比如摆花盆，平时我经常放花盆的，要约好摆什么花盆，怎么摆，区别很小，不能让特务怀疑。下一次看到安全暗号，就进来；没看见，就别进来。
1934年5月初，我在租界散发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单，被特务盯梢。当我走到中国地界，准备去暨南大学时被捕了，我手中还拿着宣传单。先后经过南市区公安局和龙华警备司令部审讯，为了保密和自身安全的考虑，我只承认是宋庆龄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任凭盘问拷打，其他都一概不承认。被拘留两个月后，我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被判刑5年，罪名是危害民国，证人是捉我的特务，证据是我手中的宣传单。此后被关进漕河泾监狱，父亲恐我死在狱中，设法求人保释我。1936年6月，我被保释出狱，但又被送进苏州反省院。半年后发生“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所有政治犯都放了。我也算幸运的了，坐了两年牢，被释放回家。
林得连亲笔题写的挽诗《悼汪老》
离开苏州反省院后，我立即返回上海，和林娟一起到交大去找旧日的同志，想恢复组织关系。不料，我找到冯柏根后才知道，交大组织已被破坏，冯柏根也失去组织关系多时。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无计可施。为了生活，我只好遵父命，同林娟一起回到西安家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