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间维度：大历史视野下的兴衰更替

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些表现为局部的、偶发的短期扰动现象，通常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有一些则是全局性的、按照一定规律必然发生的长期性趋势，是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认识后一种情形，需要在思维上具有历史纵深感，才能在判断上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进而在行动上选择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这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屋建瓴的判断，应该成为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性指引。

一 新常态与潜在增长率

新常态的一个特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持续下行。从周期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减速，通常是经济学家最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例如，宏观经济学从经验上概括出经济周期的各种表现和形态，从理论上提供了五花八门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经济周期现象，在政策工具箱中则收藏着十八般兵器可以用来实施反周期举措。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根据各自的观察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出现过历时3—4年，被称作基钦周期的短周期；为时9—10年，被称作朱格拉周期的中周期；历时20—25年，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的中长周期，以及为期长达50—60年，被称作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长周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经济周期伴随着经济危机交替出现，可谓避也避不开。正因为如此，危机或周期问题成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催化剂以及学科发展中旷日持久的课题。

多数情况下，经济周期是由需求侧的冲击造成的。无论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扰动性冲击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一旦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实际增长速度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形成增长率缺口，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个严重的表现就是周期性失业率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与其配合使用的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因其具有反周期的功能，可以加以采用以刺激经济增长，达到消除增长率缺口的效果。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也经历过若干次周期性减速，相应地形成了增长率缺口。我们的估算表明，在1979—1994年间和1995—2010年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0.34%。以这一期间历年实际增长率减去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得到各年度的增长率缺口。

计算表明，在2010年之前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形成了四个波谷即最大幅度的增长率缺口，即1981年为 -4.42%、1990年为 -5.82%、1999年为-2.72%和2009年为-1.13%。有意思的是，每两个波谷之间的长度大体是9—10年，恰好符合一般认为的朱格拉周期特征（图3-1）。

如果回顾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上述几次经济增长减速发生的时候，都符合逻辑地出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例如，表现为较严重的就业冲击。同样，虽然每一次的具体形式和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确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干预，最终达到抚平周期，使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中国经济自2012年增速明显减慢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即假设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左右，则在2012—2015年间增长率分别为7.7%、7.7%、7.3%和6.9%的情况下，分别会形成逐渐加大的增长率缺口。然而，我们的估算和预测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55%和“十三五”时期的6.20%。如果以此与实际增长率相比，就不存在增长率缺口了。那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陡峭的下降呢？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三个层次上，即从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长河、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转变，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时机来认识。

二 新常态的大历史视角和阶段特征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宏大的视野和历史的纵深度，回顾了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中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后了，西方国家则发展起来了。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工业革命机遇没有抓住，尽管民族工业也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也曾名震一时，但总体上国家是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掉队了。这一状态持续了百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四十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位；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位；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位。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4年，以市场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为10.3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3.28%；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为759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68%。按照2014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或人均GNI，大体上相当于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35—4086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NI在4086—12616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人均GNI高于12616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虽然中国迄今仍然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历史地来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倾其一生从事中国科技发展史研究，他发现自公元前3世纪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那以后才被西方所逐渐赶超。彭慕兰等经济史学家也以大量史料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水平领先于西方，只是在四百多年前才出现了一个“大分流”，西方国家逐渐占得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先机，最终形成当代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

已故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则以独家整理的世界及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人口与GDP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我们根据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刻画出中国经济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变迁。具体来说，从麦迪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收集到始于公元元年、截至2003年，基于购买力平价概念、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诸多年份的GDP和人均GDP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根据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和2011年国际美元的数据，将麦迪森的数据系列更新到2014年。

利用这个长期历史数据系列，我们分别计算了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见图3-2）。虽然这里使用的数据系列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其统计口径也与一般在进行国别比较时所使用的数据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项唯一可得并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数据，它足以帮助我们描画出时间跨度最长的、关于中国发展大时期的更替变化。

如图3-2所示，在公元1000—160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处于世界平均水平或更高。只是在那以后，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才开始下降，但相对经济总规模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高达32.9%。此后，在西方国家纷纷拥抱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经济大大落伍了，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都一路降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这个下降趋势。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里，中国迅速从战乱中恢复起来，并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方面，世界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处于被称作“大趋同”的时期，整体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和经济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未能实现赶超的愿景。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950—1978年间，中国的GDP增长率（5.0%）和人均GDP增长率（2.9%），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4.6%和2.7%），经济上落后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个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个伟大的成就在图3-2中得到了最鲜明的展现。值得一提的是，图3-2中的横坐标刻度不是等值划一的。也就是说，图中呈现出的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V”形轨迹，在前半部分代表着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衰落到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底部，后半部则显示出，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就奇迹般地回归并超过了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

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间只用了9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1995年和1995—2004年间分别用8年和9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在21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09年则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恰好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下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即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所以，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计量分析表明，1982—2009年间，在10%的GDP平均增长率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的贡献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0个百分点。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

因此，从新常态视角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第一，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上，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以增长速度减慢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么近。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三，在这个阶段上，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中高速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三 以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恰逢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增长期，以及由此释放出有效需求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尽享改革开放红利。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全球经济日渐进入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也遭遇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不应该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的外部冲击，也需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确有所恶化。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总体上是平行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希望但并不依赖世界经济增长的复苏；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开启经济增长新动能，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例如，普里切特和萨默斯认为，任何超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异常的，按照规律终究要“回归到均值”。按照作者的逻辑，这里所谓的“均值”就是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该方法论依据是著名的“高尔顿谬误”（Galton's Fallacy），即正如一个扩展家庭的平均身高不可能长期维持异乎寻常的状况，而倾向于回归到总体人口的平均水平一样，经济增长率也遵循这个统计规律。据此他们预测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3—2023年间将有零有整地下降为5.01%, 2023—2033年间则进一步下降到3.28%——即其所谓的“均值”。

这两位作者把“回归到均值”应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减速，并宣称该统计规律不容回避，不啻把众多国家旷日持久且丰富多彩的增长实践，湮没在一组面板数据之中，特别是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具有的赶超特点。既然该逻辑未能回答以往的赶超经济体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何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且没有能够提供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合理解说，“回归到均值”的预言也就无法令人信服。以这种研究方式，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预测出的增长百分点，就如同按照世界上成千上万男女老少的尺码作出一个被称为“均值”的鞋子，并宣称这是应用于任何一个活生生个人的均码一样，显然是犯了“宁信度，无自信也”式的方法论错误。

巴罗得出与此相似的预测和结论，即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显著下降到3%—4%的水平，从而不可能实现官方确定的在“十三五”时期6%—7%的增长率目标。他的依据来自其享有著作权的“条件趋同”假说及其分析框架。在他的增长回归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因素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趋同效应，用（对数形式的）初始人均GDP作为自变量，另一类是一组决定增长稳态的解释变量（或称X变量）。经过无数次增长回归，他十分确信自己得出了一个“趋同铁律”，即一个国家不可能以长期异于2%的速度与更发达经济体或自身稳态趋同。既然以往中国经济取得了明显快于模型所预测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铁律，今后不太可能继续既有的增长势头。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趋同空间的缩小，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无疑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但是，即使认同巴罗的趋同分析框架，在“趋同铁律”之外，也仍然存在着诸多X变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巴罗也承认，具体到某一单个的经济体，可能存在独特的X变量或国别意义上的特质性因素，可以使其异于所谓的“铁律”或“均值”。例如，巴罗及其合作者曾经在其增长回归模型中，先后加入超过100种解释变量并发现均具有显著性。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既有一般意义，更是独特的，忽略或者无视其特有的因素，就会导致低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误判其减速的时间和幅度。例如，由于对解释变量及其取值的错误选择，巴罗预测的201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3.5%，大大低于当年实际6.9%的增长率。实际上，把他所预测的各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与实际情况相比，可以看到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艾肯格林及其合作者不承认存在着某种经济增长放缓的铁律。在识别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国别因素方面，他们做了特别的努力。这些作者发现，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平均而言，在1万—1.1万美元以及1.5万—1.6万美元两个区间上，一个经济体通常会分别遭遇两次减速。按照他们的口径和定义，中国迄今尚未到达典型的1万美元减速起点，但是已经部分符合了关于减速的定义，即从2012年以前的大约10%的增长率下降到以后的不到8%，减速幅度为2—3个百分点。尽管定义是把减速点之前的7年与之后的7年平均增长率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中国经济的确不可能回到10%的增长率上面了。

在2013年的论文中，艾肯格林等识别出若干与减速相关的普遍性因素，如与趋同相关的“回归到均值”效应、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失、过高的投资率导致回报率下降、汇率低估阻碍产业结构向更高的技术阶梯攀登等，也指出了一些可以减小减速概率的因素，如更好的人力资本储备等。然而，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够把其中一些因素与减速本身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清楚，没有把周期性因素与增长性因素完全区分开；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特别强调在其较早论文中的重要发现，即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解释85%的经济增长减速。不过，这一缺憾在同一些作者的另一篇专门讨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文章中得到弥补。

虽然艾肯格林等没有像前述作者那样预测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减速，但是，他们把迄今为止发生的2—3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下降看作是减速的表现。问题在于，他们在各国数据中观察到的从平均5.6%的增长率下降为2.1%（下降3.5个百分点），与中国从“十一五”时期的11.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同样下降3.5个百分点），减速的幅度是不同的，前者为62.5%，后者仅为31.0%。而且，减速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按照世界标准仍然属于高速度。此外，分析中国的减速原因将表明，一方面，减速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存在着诸多机会，使得中国的减速既不会演变为停滞，也不会过于剧烈。

学者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便没有额外的刺激和新的改革措施，按照潜在增长率的自然下降趋势，也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更重要的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体制潜力是巨大的，结构性改革必然带来改革红利。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改革红利将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的新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