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序

彭总作战秘书 杨凤安

1990年，在我和杨迪、王波同志帮助全国政协洪学智副主席整理《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期间，王波同志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让我和杨迪讲了许多彭总在抗美援朝时的故事，没想到一年后，他拿着一本书的校样送给了我。我很高兴，急匆匆地读了一遍，觉得全书很真实、生动，可读性很强，用文学手法再现了彭总在抗美援朝时的光辉形象。《彭德怀入朝作战纪实》着意宣传彭总兴国安邦、济世救民于危难之时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

我在彭德怀同志身边工作了整整五个春秋，经历了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大西北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我深深感到彭总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彭总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和光辉的形象，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华北的19兵团、旅、兵团部任参谋，1949年年初解放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反动顽固堡垒太原城以后，19兵团根据军委的命令划归西北第一野战军彭总指挥。当19兵团开到西安以北的三源时，杨得志司令员找我谈话说：“野司来电话，叫兵团选派一名了解兵团情况的同志到第一野战军作战科工作，我们研究请你去。”我听后脑袋就炸了。我感到自己水平低，怕完不成任务，说：“司令员，还是叫别的同志去吧。”杨司令说：“我们已研究了，你去比较合适。”并说：“你去了，在彭总身边工作一定要细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我到野司报到时，彭总正在指挥歼灭胡宗南主力于宝鸡以北扶风、郿（眉）县地区的战役，是役胡宗南主力大部被歼，残部逃往宝鸡以南地区。此时彭总决心除留18兵团于宝鸡地区，牵制胡宗南残部待机南下外，集1兵团、2兵团和19兵团追歼马步芳、马鸿逵部于平凉地区。当时二马曾计划与我军决战于平凉地区。我军几十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逼近平凉，此时敌慑于我军威势，加之二马内部矛盾很大，各自都想保存实力，稍一接触即被我歼灭一部，其余大部分向兰州、宁夏撤退。这时彭总又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战役部署，以1兵团主力经临洮至临夏，直捣马步芳老巢。2兵团、19兵团主力夺取兰州，并歼敌主力于兰州地区，19兵团以一个军进至兰州、宁夏之间隔断敌之联系，待兰州解放后直取宁夏。我把彭总的决心标绘在一张地图上，能清晰地看出他那伟大的战略气魄和周密的战役部署。8月20日部队进抵兰州外围，从兰州的东、西、南三面展开试攻，试攻两天未能奏效，1兵团已进到临夏，割断了兰州与西宁的联系，19兵团的一个军亦进到了指定位置。这时最关键的是如何夺下兰州。彭总要亲自到第一线察看情况。彭总到达19兵团前线指挥部，见到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和耿飚参谋长，他们当时心情很沉重，认为仗没打好，并要求继续打，非出这口气不可。

彭总了解了情况，又看了地形，坚决、严肃而又亲切地说：“攻打兰州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准备不够充足，还有部队轻敌，敌军顽强，工事坚固，这也是个主要原因。我们试攻了两天摸清了情况，了解了敌人，这就是很大的收获。现在要停下来，沉住气，不要急，部队要开诸葛亮会议，总结经验，经周密准备后再攻。”彭总并将上述精神，用电话通知第2兵团，并指示他们派出精干部队向敌人侧后黄河铁桥迂回。8月25日向兰州发起总攻，激战一个白天，我军攻占敌人主阵地。守敌趁黑夜在混乱中溃逃，这时我军一部进到黄河铁桥，敌在混乱中大部被歼，一部向河西走廊逃窜。我军解放兰州后，遂分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残敌，先后攻占了青海西宁、宁夏银川，国民党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伍起义，并着手和平解放新疆。年底，整个西北完全解放。

西北五省解放后，彭总既担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设在西安。1950年3月底，我随彭总到西安，当时只有我和浦安修同志在彭总身边工作，浦安修同志分工管地方工作，我负责军队剿匪工作。西北刚刚解放，要做的工作很多，彭总首先抓剿匪工作，他总是说土匪不肃清，人民不得安宁，对发展经济也有直接影响。西北地广人稀，又多沙漠，剿匪工作极端艰苦，为了追歼残匪，组织了骆驼兵团，这对追歼残匪很有效。彭总十分注重民族政策，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彭总常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说，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的群众和干部，相信并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他说搞好民族团结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关键。彭总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经济，西北地大物博，但经济文化落后。当时决定加修西安至兰州公路。新建天（水）兰（州）铁路，青藏公路，军队是参加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彭总还向中央建议，请苏联专家帮助开发地下矿藏资源。他常说：“我们不仅解放了西北的人民，而且要把西北建设好，人民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他正在一心一意建设大西北的时候，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他对朝鲜的局势很关注，当朝鲜人民军发展到大田、大邱、洛东江一线，战争呈胶着状态时，彭总自言自语地说：朝鲜战局复杂化了，解决朝鲜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特别是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彭总感到了朝鲜局势的严重性。

10月4日，刚刚过了国庆节，彭总正在召集干部开会，研究讨论西北的建设问题，这时由北京飞来的一架伊尔-14，突然在西安机场降落。来人对彭总讲，北京正在开会，接你去京参加会议，立即动身。彭总感到问题的重要，但一下也摸不清中央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时西北的建设有几个问题也需请示中央决定，没等会议开完，彭总就叫张养吾同志把文件装在袋子里。

张养吾和警卫员郭洪光同志随彭总乘机来北京。张养吾同志原在第一野战军政策研究办公室工作，于8月来到西安，他对地方工作比较熟悉，对民族工作也有研究。彭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会上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创伤亟须恢复，我国钢产量年产几十万吨，而美国则年产九千多万吨，美军一个军有各种大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才三十六门，我国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相差太悬殊，同美国打仗太冒险了，这是“引火烧身”“惹祸上门”。

彭总在会上没有发言，散会后回到北京饭店，一夜没有睡觉，反复考虑白天会上的不同意见。第二天开会时，彭总发表意见说：“朝鲜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友好邻邦，我们不能看着美国侵略朝鲜不管，我们和朝鲜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如果美军蹲在鸭绿江边，他要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总之，老虎是要吃人的。关键是我们出兵能不能打胜，打胜了，风险就小，否则，风险就大。我看最多无非是他们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当我们晚胜利几年。”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还是你彭老总有远见。”10月8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彭总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总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这时彭总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乘飞机到北京饭店。彭总立即夜以继日地忙着组织、计划、部署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事宜。从8日至19日志愿军出国，十一天中，彭总6次奔波于北京、沈阳、安东（丹东），召开了出国作战部队的军、师两次会议，参观了沈阳兵工厂、了解鞍钢的生产情况，并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的负责同志座谈，了解部队出国作战后的粮、弹、物资供应以及伤病员的接收治疗情况等。这时，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战略（战区）指挥员不仅要了解所指挥的部队的情况，还要了解经济对战争保障的情况，这就叫从战争全局出发。由于彭总的忘我工作，在13兵团邓华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解方参谋长的积极协助下，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次就能出动二十五六万人入朝作战，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奇迹，是美国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我军入朝作战不到3个月的时间，三战三捷，把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

彭总在部署了第四次战役后，认为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但觉得有必要回北京一趟，向毛主席面陈清楚，以便上下统一思想，有利于朝鲜战争的持久作战。2月19日决定先去金首相处汇报。天黑时，彭总带我和一个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由君子里出发。金首相住在平壤西北浦的山沟里，路程虽然不远，由于路经大同江，敌飞机封锁轰炸，加之路上耽搁，走了近3个小时才到达。

第二天吃早餐时，金首相很热情地招待彭总和我，我跟金首相和彭总在一起吃饭，有点拘束。金首相说：“吃菜，不要客气。”

彭总说：“都是无产阶级，客气什么！”

饭后，彭总和金首相就朝鲜的形势和今后的作战指导方针，亲切地交换了意见，两人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会谈结束后，我们于黄昏返回志愿军司令部。这次经大同江时，冰层被敌机轰炸成一块一块的，又没有摆渡和桥梁。我们等了一会儿，漂过来一块比较大的冰块。我们把吉普车开到大的冰块上顺流漂动，当漂到接近岸边的冰层时，我告诉司机赶快发动汽车，开到岸边冰层上去，这才过了江。当时我为彭总的安全提心吊胆。

车上岸后，我出了一身冷汗。回司令部后，彭总把工作交代给邓副司令，并向解方参谋长交代，志愿军司令部要向前转移，靠近第一线各军。以便与各军直接通电话，直接掌握战场情况。交代过后，彭总带着我和参谋徐亩元及两个警卫员，共乘两辆吉普车回安东，而后乘飞机到沈阳，在沈阳机场稍停后即飞北京。凌晨12点左右到京，毛主席早在西山他的住处等候。

彭总下机后即乘车到西山见毛主席，浦安修和我们跟彭总同来的人员，一起到中南海。过去有人曾写文章说：“彭总回京后，夜闯中南海。”这是完全不对的。毛主席见到彭总很高兴，并亲切地说：“老总你辛苦了。”让彭总坐下。

彭总说：“我这次回来主要向主席汇报情况，并听取您的指示。”

彭总接着把朝鲜几次战役的情况以及敌人和我军的现状，有分析地详细地作了汇报，并提出加强后勤、空军和防空力量的建议，最后提出朝鲜战争是长期的，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毛主席听了彭总的汇报，完全同意彭总的分析和看法，同意加强后勤建设，加强空军和防空力量，支援志愿军地面作战。为使我军都得到锻炼，取得经验，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并指示：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这时彭总提到岸英同志在12月25日的第二次战役开始的一天，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了，岸英的遗体……没等彭总说完，毛主席说：“志愿军的英雄儿女与敌人浴血奋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也是千百万烈士中的一员，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哪里黄土都埋人，岸英应与千百万牺牲的优秀战士同葬在朝鲜的国土上。”

彭总在京不到十天，整天忙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不但关注着朝鲜战场的变化，而且还要向各军、兵种首长介绍朝鲜情况和经验，并提出加强军、兵种建设的意见。3月初返回朝鲜前线。当路过君子里时，彭总提出要向金首相汇报。我考虑到去金首相那里要通过敌机封锁的重点轰炸区，而且大同江已经开始解冻，车辆通过极为困难，实际上我是担心彭总的安全。我说咱们离开总部十几天了，还是先到总部，到总部后可以发报，报告金首相。彭总倒是应允了。可是以后回想起来，彭总常说，当时听了你的，没有去金首相那里。我说不是发报报告金首相了吗？他说发报不如亲自去一趟好。

彭总于1951年3月初回到金化北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彭总给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并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新到19兵团、3兵团的首长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主要是传达毛主席关于朝鲜今后作战的方针，部署第四次战役抗击敌人最后一道防线的截止地区，发起第五次战役的目的、时间和具体部署。

五次战役后，朝鲜战场出现了相持的局面，开始了板门店谈判。我军在三八线附近转入了全线阵地防御作战的形式。彭总遵照毛主席我军以后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打法，提出我军的防御作战必须是积极的，适时地组织反击和战术出击，不断地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并指出我军的军事活动要与谈判巧妙地结合起来。谈判一开始，美军代表就节外生枝，蛮横地提出要我补偿他海、空优势的损失，企图要我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并向我发动夏、秋季攻势。

我军在粉碎敌人的攻势过程中，配合谈判并不断地组织战术反击，针对敌人在谈判桌上的不同态度，选择打击的主要目标。如美、英阻挠停战谈判时，除政治上给予揭露外，我军战术反击的目标，主要是狠狠打击美、英军。当美、英等国表示愿意接受谈判时，就停止打美、英军。当李承晚反对停战时，我们就狠狠打击南朝鲜军。此外，为了改善我军阵地，使我军战线不断向敌方抵进，前线各军都选择两个至三个战术反击目标。经过详细侦察充分准备，不打则已，一打必胜。毛主席在表扬这种打法时说：用这种办法打下去，必置敌于死地。1953年6月，停战谈判终于有了显著的进展，即将停战签字，李承晚不顾全世界舆论的谴责，公然扣留我方战俘，破坏停战谈判签字。这时彭总正在前线视察，得知这一情况，他冷静地进行了分析，打电话给杨得志副司令，决定“再狠狠地教训李承晚一下，再消灭李承晚一万五千人”。杨得志副司令员接到彭总的指示，立即电告20兵团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志愿军司令已批准他们的作战预案，向金城以南的南朝鲜军发起反击。是役我军在一小时内突破敌人25公里的防御正面，而后向纵深进攻，前进18公里，歼敌7.8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南朝鲜军，迫使敌人在1953年7月27日，于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彭总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我跟随彭总多年，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批判彭总的艰苦朴素，说他是个“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很气愤，彭总的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哪有这样的“伪君子”？彭总常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约束自己，他在生活上从不提出什么要求。金首相关心彭总，常常送些水果。国内的一些老同志知道朝鲜很艰苦，常送一些地方的土特产给彭总。我们收到这些食品后报告彭总，他总是说：“这些东西要分给大家，共同享用。”他特别叮嘱要给在机关工作特别忙的同志多分点，有时他亲自看着分，我们给他留得多了点，他问这一堆给谁，我说给你留的，他说：不行，要给大家多分点。我深深体会到彭总的心情，广大指战员享受不到的，他享受了心中感到不安。彭总最反对的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他经常到部队视察，从不叫下边工作人员事先通知他所去的部队。当部队让他吃饭时，他看到桌子上多了几道菜，又摆上了酒，这时他嘴一噘，很严肃地说：“把管理员找来！”他见到管理员后就说：“这些东西是你自己的吗？拿着人民的血汗，挥霍浪费，这是犯罪！”彭总从不多吃多占，就是应供给他的东西，他也尽量地节省，少领或不领。他入朝后仍穿着在西北战场上那身褪了色的粗呢衣，领口、袖口、裤脚都破了。他穿的衬衣补了又补，警卫员要给他领一件新的，他却说：“还可以穿嘛，不要领。”我从朝鲜回国时，用了办公室的两个皮箱给彭总装了书，并将西北人民慰问彭总的一个狗熊皮褥子带了回来。彭总把我接到中南海，说：“你带来的书留下，两个皮箱退回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当即让送我回来的警卫员把皮箱带回朝鲜。他又说：“那皮褥子你带回来干什么？给杨得志司令员铺！”我说：“现在不住洞子了，也用不着了，给你带回来留个纪念。”他说：“好，先留下，以后叫景希珍送到总后杨立三那里。”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十分简朴，他在朝鲜战场时，办公室、宿舍、吃饭都在一个房间。在国内彭总也没有一处住宅。在西安时，彭总和浦安修住在十一二平方米的一间房子里，还兼办公室。有一个小会客室，但没有洗澡的地方，在距离房子20米处挖了个临时厕所，弄了两领席子一遮。他在中南海，也是住几十平方米的房子，并兼办公室，有个小会议室，吃饭在走廊里。就这样，彭总在1952年国内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在朝鲜战场上还找几个警卫员开党的小组会，叫警卫员给他提意见，看哪些方面有浪费。警卫员说：“老总你那么艰苦，没有浪费。”彭总说：“你们不说，我说，我吸烟就是个浪费，每月三条烟就得几十万元（旧币）。从此，你们不要再领烟了。”1952年除夕之夜，在召开的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动员大会上，他检查了自己还有浪费的地方，并宣布戒烟。

彭总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历尽艰险，在戎马倥偬中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笔者注：杨凤安是笔者写这部稿子可依赖的几位首长之一。他在朝鲜战场是“志司”办公室副主任兼彭总军事秘书（副师职），脸膛红红的、为人宽厚，思维敏捷。2017年春节过后，笔者在电话上向他通报本稿送审情况，不料杨主任不久入院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