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翻译“意义”观回顾

如何认识翻译中的意义问题，这是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翻译可以说是跨语言交际中的意义重构。但翻译的“意义”观如何？何谓翻译中的“意义”，或者何谓翻译中被重构的“意义”？这是困扰每一个译学研究者的意义理论问题，也是想要解决翻译中的意义问题的学者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富有启示意义的研究，但译学界还远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国外研究

美国的奈达在《译意》（1982）中明白提出“翻译即译意”思想，这是对翻译实质的概括，强调了意义传译在翻译中的关键作用。“翻译即译意”，这句名言将翻译的根本任务明确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许钧，2003: 140）。译意并不表明形式是不重要的，奈达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可能也就改变了意义”。（郭建中，2000: 66）奈达的翻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对我国的翻译研究影响甚巨，原因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和明晰性。许钧说：奈达的翻译意义研究“对翻译实践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许钧，2003: 166）

但是，翻译中的意义问题实在太复杂了，随着人们对于翻译问题研究的深入，关于翻译中的“意义”的认识就更加深入辩证，除了与译者直接相关外，还与译出语和译入语相关，因为语言不仅是表意的工具，而且具有创造意义的功能。翻译中的“意义”，或涉及相关双语互参互构问题。奈达讲到了形式对等（后改为形式对应）和动态对等（功能对等）[2]，但似乎从未提及相关双语参与意义重构的问题。“形式对等是提供某种程度深刻见解的一种手段，借此窥视某一源语语篇的词汇形式、语法形式或结构性形式。”（哈蒂姆、梅森，2005: 9）在奈达那里，为了译意，要么改变形式，要么保留形式对应。他所谓的“形式对应”，就是指在目的语中保留源语的形式结构，不管这种形式结构符合不符合目的语表达形式的规范。针对这一点，申丹在《论翻译中的形式对等》一文中指出，所谓形式对等，是用目的语中的对应形式结构来替代源语中的形式结构（1997）。申丹的这一辩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翻译中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这样一来，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就能达到更大程度的统一（郭建中，2000:75）。实际上，译入语中的对应形式结构替代译出语中的形式结构，就暗含了译入语的形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意义重构的意味，确切地说，译出语和译入语都将参与到译文本的意义重构中。因为译文本中语言形式结构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与译出语有所对应，即在考虑译出语的形式结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译入语形式结构。这样，势必会偏离翻译等值的理想，但这就是翻译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的翻译释意派区分了潜在的意义和现实化的意义（2003），释意强调的是释意篇章，不仅与言语交际、语境有关，更与译者有关。20世纪的“语言学革新”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而且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这也为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方法论。许钧说：“该学派对意义的阐述非常明确，其最大的贡献便是区分了潜在的意义和现实化的意义。”（许钧，2003: 170）释意派的弟子安帕罗·于诺多·阿尔比在《翻译的“忠实”概念》一书中，发展了释意派理论中对意义的认识，澄清了七个与翻译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并就翻译中经常遇到的这几个概念与意义的异同作了剖析（许钧，2003: 170）: ①含义（signification）、现实化含义（signification actualisee）与意义；②信息（information）与意义；③效果（effect）与意义；④意图与意义；⑤风格（style）与意义；⑥内涵（connotation）与意义；⑦不言之意（implicite）与意义。阿尔比认为，意义是“诸如风格、内涵、信息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综合”。不同类型语篇的翻译，某种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在诗歌中风格与内涵的因素会占上风，而在科技文章中则是信息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是说，意义是个更广泛的概念，“意义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因此，可以说翻译中的“意义”除了基本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外，还涉及风格意义、蕴含意义、修辞意义、联想—伴随意义等，它们与语体、语言修辞和表达效果有关。翻译与译者的知识、技能[3]密切相关，所以翻译中的“意义”，即跨语言、跨语境中实现的“意义”，翻译作为一种意义重构活动，是译者把“潜在的意义”变成了“现实化的意义”。

英国贝尔在1991年出版的《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贝尔，2005）一书中，借鉴语言学成果对“意义”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将意义分为“语义意义”和“交际值”两大类并将二者合并成“语义表征”概念。贝尔还区分了三个主要的意义类型：认知意义、互动意义和话语意义。贝尔区分出的“交际值”、认知意义、互动意义、话语意义，即可涵盖译者影响意义的维度。但在贝尔论翻译的“意义”的大半部书中，好像未见对这层意义的进一步揭示。贝尔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探讨翻译中的“意义”，涉及语义学、语用学、语篇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他的视野宽广而富有洞察力。许钧说：“贝尔对意义的分析与归类有个明显的特点，即摆脱以往的纯理论分类……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佐证，具有系统性，而且与翻译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许钧，2003: 169）

英国哈蒂姆、梅森的著作《话语与译者》（1990）也可以为翻译领域的更深入研究指明方向：“相对来说，跨文化交际和对比话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依然处于初创阶段。但是，正是这一事实才为未来带来了一种乐观气息。对翻译过程进行富有成效的分析之路现在已经畅通。”（哈蒂姆、梅森，2005: 9）许余龙在《对比语言学》（2005）一书中介绍哈蒂姆（Hatim）的对比篇章语言学翻译理论：“如果说Catford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主要是以句以下的语言成分对比为其主要理论依据的话，那么 Hatim（1997）的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则试图将翻译理论、对比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三者结合起来讨论翻译，从对比篇章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宏观的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许余龙，2005: 328-329）哈蒂姆、梅森把翻译工作视为发生于社会语境的一种交际过程，强调了翻译作为交际话语的观念，翻译潜在着两种动机：源语语篇产出者的动机和译者的动机（哈蒂姆、梅森，2005: 4）。他们从对比篇章语言学角度的翻译研究，于本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俄罗斯科米萨罗夫早就指出：“翻译的普通语言学分析表明，翻译应视为一种特殊的言语交往形式，在这种交往形式下发生两种语言系统的相关作用（соотнесённое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写这种相关作用过程中语言之间、语言单元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描写该过程的语言学前提、特色和条件。”（Комиссаров,1980: 6）把翻译视为一种特殊的跨语言交际形式情况下，构成翻译的内部语言学机制的两个语言系统发生相关作用，而语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不同语言语篇的言意等同（смысловое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作为其交际等效的基础（Комиссаров,1980: 51）。因此，翻译研究的任务之一即是描写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各种关系，以揭示双语相关作用对意义重构的影响，亦即揭示翻译过程中双语互参互动的规律。

双语互参式译学研究可谓遥接着国外学者的思路，翻译和翻译研究应立足于双语双文化比较，并且要有语篇视野。译意（意义重构）与译者的再创造和语言（双语，语篇）创造意义密切相关。

国内研究

我国早期翻译就重视达“意”，如佛典翻译之“贵其实”“勿失厥义”“案本而传”强调的是“得圣意”而径达。当代翻译研究，正如前述，研究者或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条分缕析而避免传统随感式的研究，或对古代译论进行现代化改造，或借助相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跨学科译学研究，或基于翻译实践进行译理探索。辜正坤的《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2004）从文字学、文化学和哲学层面上提出问题，揭示人类语言与文化在互构互生过程中隐含的文本意义生成秩序的基本规律。许钧的《翻译论》（2003）的核心章节《翻译意义论》，从文化学、符号学、语言哲学等视角对翻译行为的意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索，确立了翻译的意义价值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界出现了“发挥译语优势”，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在差异和对立中创造和谐”等新译论，彰显译者主体的作用，翻译变异成为译学界的共识。

近年来，韩子满的《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研究》（2005），吴南松的《“第三类语言”面面观》（2008），韩江红的《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2006）等书则进一步表明，翻译中存在语言文化的互参互构意义问题。还有在不同范式下的翻译探索（王寅，2005；卢玉卿，2009；卢玉卿、温秀颖，2009；李晓红，2011）。笔者（2011）从译者和语境角度，揭示了翻译中的意义筹划与突显规律，但仍须作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验证。可见，国内对翻译中的意义问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或失之片面，或缺乏深入的理论阐明，各种理论解释尚不一致，远未建立起系统深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翻译意义观。

综上，译意是翻译中的基本思想，但译者如何译意，如何进行意义重构，须进行一番理论探索和实践验证。本书拟从语言（双语互参）、语篇和译者角度探索意义重构问题（翻译首先是语言现象，而译者是决定性的翻译主体），对翻译中的双语互参（俄汉互参）式意义重构作一番深入考察，并以文学翻译为例，对译者影响意义维度作一番深入思考，以期建立起一种比较系统深入的翻译意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