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月诗派考论

新月诗派是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流派，更是新诗史中影响深远的派别。迄今为止，在学界对新月派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对新月诗派的关注最多、成果最丰硕，研究也最充分、深入。但仔细考量，可发现仍有若干问题模糊不清，或至今存在较大分歧。本章依据相关文献史料，试就这些问题进行辨析和探讨。

第一节　新月诗派名称由来

1935年8月，朱自清在总结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发展历史时，把它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1]因之学界有将新月诗派称为格律诗派(或新格律诗派)之举。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以“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2]这一指称方式影响甚大。但考察自1978年以来研究新月诗派的著作和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为使用的指称还是“新月诗派”。那么，“新月诗派”之名因何而来呢?比较流行的观点有四种：第一种，1980年吴奔星在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中指出“‘新月诗派’因‘新月社’而得名”[3]，这种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薛绥之、梁锡华即主此说[4]；第二种，石灵和臧克家认为，新月诗派因《新月》而得名；[5]第三种，“新月诗派”是从“新月派”派生出来的；[6]第四种，因1931年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而得名。[7]除第二种以外，其他三种观点的提倡者并未说明其理由。

我们先来看第二种观点所提出的理由。石灵在发表于1937年1月的《新月诗派》一文中指出：

可是新月诗派这名词，还不是由于新月社，而是由于《新月月刊》，因为在《新月》的第一期“我们的态度”那篇文章里，他们告白了《新月月刊》的出版，既非因书店叫“新月”，也不为他们有过新月社的组织。同时新月社没有诗，《新月月刊》才有诗。可见新月诗派的得名，系由于《新月月刊》了。[8]

在这段话中，石灵否定了新月诗派得名于新月社，理由是：“新月社没有诗，《新月月刊》才有诗。”由本书第一章可知新月社不是文学社团流派，而只是一个文艺沙龙，因而石灵所言“新月社没有诗”“新月诗派这名词，还不是由于新月社”是符合实情的。

石灵在该文中明确指出《晨报副刊·诗镌》是新月诗派的前身，而且，把新月诗派分成以《晨报副刊·诗镌》和《新月》为标志的前后时期。可见，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晨报副刊·诗镌》对新月诗派的重要意义，而是鉴于《新月》比《晨报副刊·诗镌》影响更大，才断定新月诗派得名于《新月》。

那么，新月诗派是否得名于《新月》呢?

首先，要查考新月诗派名称由来，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追溯“新月诗派”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据笔者所知，穆木天很可能是最早使用“新月诗派”一词者，他在1934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3卷第1期)发表的《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中说：“代表中间期的，则是‘新月’诗派的最大诗人徐志摩了。”蒲风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也谈到了“新月派”(新月诗派)，虽然他没有注明此文写作时间，但他对中国诗坛状况的“鸟瞰”到1934年1月止，故此文应该写于1934年1月或之后不久。他用“新月派”而不是“新月诗派”来论述徐志摩和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说明他写作此文时“新月诗派”一词尚未出现或通用。而到了1937年1月，已经有以“新月诗派”为题的专论出现(石灵的《新月诗派》)，并且论者没有在文中解释这个词，说明这个词已为当时人了解，或者说，这个词在1937年1月前已多次出现。于是可以推断，“新月诗派”这个名词，很可能最早在1934年7月出现。既然如此，“新月诗派”的得名，必与1931年9月《新月诗选》的出版有关。退一步说，倘若新月诗派因《新月》得名，则“新月诗派”一词应该出现在该刊1928年3月创刊后不久，以此推测，在该刊创刊几年后，文学评论界至少会有部分人采用“新月诗派”这个称呼。但是从当时一些评论者(如鲁迅、苏雪林、沈从文等)的作品来看，我们看不到这个称呼，事实上，他们大都以“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譬如，《鲁迅全集》中没有出现过“新月诗派”，而“新月派”在鲁迅三篇作品中出现过，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930年4月，最晚一次的作品写于1934年12月20日。[9]

其次，《新月》只有创刊后几期和停刊前几期是纯文学性质，“自从第二卷第二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同了”[10]，成为综合性期刊，此后几年内出版的《新月》杂志，文学类文章只占每期文章总数为数不多的分量(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又，《新月》发表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和诗歌等各种体裁，新诗只占其中较小的分量。由此推断，《新月》中的诗歌作品或诗论，并非在《新月》中篇幅最多、影响最大，因而人们单纯因《新月》而断定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可能性实在不大。

第四种观点认为，新月诗派因1931年陈梦家所编的《新月诗选》得名。虽然陈梦家没有在该书中提到“新月诗派”，但这不能排除其他人把《新月诗选》中的诗人统称为“新月诗派”的可能。何况，由于《新月诗选》是“打北京晨报诗镌到新月月刊以及最近出世的诗刊并各人的专集中，挑选出来的”[11]，而该书出版不久新月诗派就瓦解了，因之该书可谓新月诗派最后一次集体亮相，或者是对新月诗派的总结。《新月诗选》自1931年9月初版后，几次再版，并且此后该书选入的诗人后来成为学界公认的新月诗派成员。就这几点来看，如果说新月诗派得名于《新月诗选》，应该是合理的。

然而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在谈到新月诗派时，仍有不少研究者将之称为“新月派”。这种指称容易将政治思想领域上的“新月派”与“新月诗派”混为一谈，更容易错误地把新月诗派等同于新月派。为了区分二者，如第三种观点所言，于是派生出了“新月诗派”。这种分析和推测，相对而言，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月诗派的名称由来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二，即有人因《新月诗选》得到“新月诗派”之名，也有人由“新月派”概念派生出“新月诗派”。这两种新月诗派的名称由来，并行不悖。这个结论，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直到现在学界仍然存在以‘新月诗派’或‘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的现象”，同时也说明，新月诗派不仅是《新月》的诗派，而且是“新月派”的诗派。

第二节　新月诗派形成和瓦解时间、分期及主要园地

一般认为，新月诗派的形成以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刊为标志。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以及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林徽因等新月诗派后起之秀的崛起，意味着新月诗派进入繁荣期。1931年徐志摩创办《诗刊》、陈梦家选编出版《新月诗选》，则表明新月诗派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诗刊》《新月》相继停刊，新月派诗人有的逝世(如朱湘、徐志摩)，有的转向(戴望舒、卞之琳等转向“现代派”)，有的放下了诗笔(如闻一多、陈梦家)，新月诗派迅速瓦解。

以上可谓学界对新月诗派历史的共识，笔者认为尚有几点需要辨正和补充：

第一，虽然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是新月诗派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标志着这一个新诗流派正式形成，但在此之前的1925年年底新月诗派已经开始活动。其理由和有关证据如下：

(1)新月诗派重要成员饶孟侃回忆说：“新月派是一个在二十年代初期出现的诗派，最初的成员是一群以闻一多为中心的‘清华’同学，其中有朱湘、杨世恩、孙大雨和我。”[12]饶孟侃此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新月诗派形成时“最初的成员是一群以闻一多为中心的‘清华’同学”，此处的“清华”，与其说指的是清华学校，不如说指的是“清华文学社”。成立于1921年的清华文学社，其主要成员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等也是前期新月诗派的重要成员，因而我们说，清华文学社为后来的新月诗派作了成员上的准备(详后)。此外，由于大部分社员喜欢做诗，所以诗成为清华文学社的中心。该社诗组的计划之一，就是要获得一个尺度批评国内现有的诗歌创作。[13]清华文学社诗友们已经开始了新诗探索，这种探索与“五四”自由诗的区别在于，他们更多的是吸取英国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唯美主义的诗思和灵感，由此引发他们在对“五四”自由诗体予以反思的同时，萌生建立语文体格律诗的构想。[14]孙大雨后来回忆他在清华学校时的生活说：

1922年夏考上清华学校后，我的兴趣朝诗歌方面发展，特别是英文诗歌。我向往雪莱的高渺的激情遐思和密尔顿的崇高浩瀚的气魄意境……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15]

孙大雨在清华文学社时期对英文诗歌的兴趣，使他“向往诗歌里情致的深邃与浩荡，同格律声腔相济相成的幽微与奇横”，至此，新诗格律化的主张已见雏形。此外，清华文学社时期的闻一多，写成《律诗底研究》一文，通过研究旧体诗的格律，试图为新诗谋求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清华文学社不仅为新月诗派的形成准备了主要成员，还是新月诗派理论主张的渊源。遮言之，新月诗派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清华文学社。

(2)沈从文在《谈诗朗诵》[16]、蹇先艾在《〈晨报诗刊〉的始终》[17]中都提到，1925年下半年，闻一多、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蹇先艾等经常聚集在闻一多或者刘梦苇的寓所朗诵诗、论诗和做诗。徐志摩在写于1926年3月30日的《诗刊弁言》中也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诗人的乐窝。他们经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18]容易看出，闻一多等人在1925年年底经常性聚会讨论诗歌，是他们继清华文学社之后的再次聚集。由于有清华文学社奠定的基础，闻一多他们几个诗人经常性聚会讨论并创作格律诗，使新诗格律运动渐成气候，形成了以闻一多为中心的倡导新诗格律化的“清华新月诗人群”。[19]

(3)在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以前，新月诗派成员已出版多部注重诗歌形式美的诗集，如1923年闻一多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已经显露了注重形式和音节的特征；1925年出版的朱湘的诗集《夏天》，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有不少作品显示了某些与闻一多不谋而合的、相同或相近的诗学追求。

(4)1925年12月12日，被朱湘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的刘梦苇[20]在《晨报副刊》发表《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这是一篇重要的诗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新诗格律化三个方面(形式、音节、词句)的要求，与闻一多在《诗的格律》(发表于《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5月13日第7号)中提出的著名的新诗“三美”说(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大体一致，却比闻一多之说早提出半年。刘梦苇此文应视为新月诗派的理论宣言。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新月诗派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清华文学社，酝酿于1925年，否则，如何解释1925年闻一多、徐志摩等刊发了一些具有明显新格律诗特点的作品?如何解释1925年年底刘梦苇在新诗格律化方面做出的突出的理论贡献?又如何解释1925年下半年闻一多等讨论新诗形式美的经常性的诗人聚会?

第二，关于新月诗派的解体时间，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认为1933年6月《新月》停刊标志着新月诗派解体，二是以1934年8月1日《学文》月刊停刊为标志。《学文》月刊是“北上的‘新月派’与‘京派’的一次成功的合流”[21]，而它的停刊意味着“新月的活动算是完全终止了”[22]，《学文》是新月诗派乃至新月派的余晖(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节)，或者说，是新月诗派的“回光返照”，因此，新月诗派乃至新月派的解体时间应以《学文》停刊为标志。

第三，关于新月诗派衰落或解体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一)闻一多停止新诗创作[23]；(二)徐志摩遇难早逝；(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新月诗派诗人的政治倾向与艺术个性开始分化，部分成员向“现代”诗派转化[24]；(四)内容贫乏、空虚的新月诗派不能适应时代需要[25]；(五)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月派与早期京派合流，消弱了新月派的流派特征。这五点原因，都言之有据，但其中不乏有待商榷或补证之处。

第一个原因，闻一多在1928年5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回来》一诗后，基本上不再发表新诗(仅1931年“挤”出了一首《奇迹》)，也就是说，1928年5月之后，他基本停止了新诗创作，也没有参与新月诗派此后的活动，因而实在很难讲他与新月诗派的衰落或解体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他停止创作并不再参与新月诗派活动之后，《新月》仍发表了大量新诗，《诗刊》照样创刊，而且，新月诗派后起之秀也照样崛起。后期新月诗派中的陈梦家、臧克家、方玮德等，虽然受闻一多的影响很大，但他们绝大多数人在闻一多于1929年基本停止新诗创作之后，并没有失去或削弱诗歌创作的热情。再说，闻一多是新月诗派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停止写诗，基本上退出诗坛，反而有利于新月诗派的重心集中在徐志摩身上，这是客观上有利于增强新月诗派凝聚力的。

第二个原因，徐志摩之死对新月诗派的打击十分沉重，对新月诗派衰落或解体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在新月派中起到“连索”作用的徐志摩，他在整个新月派尤其是新月诗派形成、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实在太重要，以致他突然去世后，新月派群龙无首。照理说，比较具有接替徐成为新月诗派核心人物的新月同人，只有闻一多、梁实秋、胡适等人，可闻一多基本退出诗坛，梁实秋、胡适起先热衷谈政治，后来先后离沪北上，他们个人对后期新月诗派的创作基本上没产生过影响；后期新月诗派的“健将”陈梦家乃至方玮德等，无论资历、威望还是在诗坛的影响都尚浅，不能填补徐志摩遇难后出现的空白。在这种情形下，新月诗派走向衰落、解体势在必然。

关于第三个原因，已有论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陈梦家的诗艺观发生变化，出现向现代主义转变的迹象[26]。戴望舒、卞之琳等后期新月诗派成员，不但转向现代主义，甚至成为“现代”诗派的主要成员。

第四个原因中的“原来内容空虚的新月诗派”一语，其“内容空虚”可作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从左翼文学理论的角度作出的评价，即以作品内容是否反映民众实际生活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于是认为新月诗派作品“内容空虚”。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都千篇一律地反映民众生活。退一步说，即使撇开这种评判标准的片面性，第四个原因本身也存在如下逻辑错误：“内容空虚”的新月诗派作品也出现在创刊后不久的《新月》和《诗刊》，为什么新月诗派那时候不衰落、不解体?为什么1931年1月《梦家诗集》出版后一度销路相当好，半年后再版?难道那时候新月诗派作品就没有“内容空虚”，就适应时代的需要?

第二种理解，是从一般文艺批评角度认定新月诗派作品内容空洞无物。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前期新月诗派的作品，虽然很多以爱情及个人生活感受作为主题，但由于有真实情感灌注其中，它们在内容上大多数是充实的。只是到了后期，新月诗派的作品才出现内容空洞无物，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1936年陈梦家在《〈梦家存诗〉自序》中，清楚地叙述了自己早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写诗过程。就连叶公超也说：“‘新月’后起的人，把‘新月’变成象牙塔，走上艺术至上的道路，而为‘新月’带来一种阴影。”[27]就此而言，“内容空虚的新月诗派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确是新月诗派衰落、解体的原因之一。

第五个原因所述，符合实情。在编办《学文》月刊期间，新月派部分成员融入早期京派，如沈从文、梁宗岱、孙大雨、叶公超、卞之琳、何其芳、凌叔华、曹葆华等，沈从文甚至成为后期京派主要人物。对此，本书第三章、第五章将有部分内容予以详述。

第四，关于新月诗派的分期，学界的意见比较统一，一般以《晨报副刊·诗镌》时期(1926年4—6月)为前期，以《新月》创刊至停刊(1928年3月—1933年6月)为后期。前期新月诗派以《晨报副刊·诗镌》为主要园地，后期则以《新月》《诗刊》为主要园地。笔者对此没有异议，唯有两点补充如下：

其一，新月书店也是后期新月诗派的一个重要发表园地。据统计，新月书店出版的49种书中，有10种是后期新月诗派成员的诗集，如徐志摩的《翡冷翠的夜》和《猛虎集》、陈梦家的《梦家诗集》和《新月诗选》、卞之琳的《三秋草》等。

其二，在《诗镌》创刊之前，新月诗派还有一个萌芽期和酝酿期。必须提及的是，1991年吴奔星把新月诗派细分作酝酿期(1923—1925)、倡导期(1926年《晨报副刊·诗镌》时期)、发展期(1928—1931)和分化衰落期(1931—1933)四个阶段。[28]此论有助于厘清新月诗派历史演变情况，尤其是按照新月诗派的发展历史将其分作四个阶段这种思路，对后来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然而在他看来，新月诗派的酝酿期始于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这一点，尚有商榷之必要。本书第一章已论实，新月社成立初期的活动基本上与文学无关，与新诗更是不沾边。吴奔星在文中也谈到这一点。[29]既然如此，以新月社成立的时间作为新月诗派酝酿期的起点，是不妥的。

如前文所述，清华文学社为新月诗派的形成准备了主要成员、奠定了新格律诗的理论基础，因之新月诗派的酝酿期应是清华文学社时期。闻一多1923年9月出版的诗集《红烛》，可谓新月诗派酝酿时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1923年闻一多出国留学后，身在海外、心系清华文学社，在写给梁实秋等人的信中，经常询问甚至指导清华文学社，例如，在写于1923年3月22日的信中，闻一多请梁实秋详告杨世恩、胡毅、朱湘等人最近的“development”[30]。这说明闻一多出国留学后仍然与清华文学社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新月诗派成员辨析

与文学社团不同，文学流派一般是后人追封的。文学流派既没有明确的宣言、章程、会刊、组织机构，更不可能有可以查阅的会员名单，因而考订文学流派的成员是文学流派研究经常遇到的难题。幸好前辈学人已经对新月诗派成员的认定做了许多工作。其中，1931年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从《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等刊物和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等已出版的诗集中挑选了18位诗人的作品结集成书，由于陈梦家是后期新月诗派的代表，这18位诗人几乎不容置疑地被认定是新月诗派成员，他们是：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方令孺、林徽因、陈梦家、方玮德、梁镇、卞之琳、俞大纲、沈祖牟、沈从文、杨世恩、朱大枏、刘梦苇。最早以《新月诗选》为依据认定这18位新月诗派诗人的论者，很可能是石灵。在发表于1937年1月的《新月诗派》一文中，石灵明确把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划归前期新月诗派，又称孙大雨、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为后期新月诗派诗人。[31]然而，对于《新月诗选》中18人组成的新月诗派名单，至今仍然存在一些争议。1946年熊佛西在《悼闻一多先生》中说：“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那就无异说，你是一位专咏风花雪月，而不管人民现实痛苦躲在象牙之塔里的诗人。这我要为你抗议。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与其说你是新月派的诗人，毋宁说你是爱国派的诗人。”[32]1988年12月，张劲在《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中也认为，闻一多不是“新月派”；[33]1992年《晨报副刊·诗镌》八位发起人之一的蹇先艾撰文说，朱湘并非新月派。[34](按：张劲和蹇先艾在其文章中都以“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近年，也有论者表示支持巴金、饶孟侃关于“沈从文不是新月派”的主张[35]。由此令人不禁要问，究竟是陈梦家提出的18位新月诗派诗人的名单有误，还是张劲、蹇先艾等人的意见不妥呢?

笔者认为，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固然为我们认定新月诗派成员提供了一份很不错的参考，却并非标准答案，而且，那种以为新月诗派成员是也只是这18位诗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首先，陈梦家选编《新月诗选》的标准是，“仅仅根据自己的直观，选择那些气息相似的”[36]。所谓“气息相似的”，主要指艺术技巧和格律方面相似的诗歌。显然，这个选择标准相当宽泛。符合这个标准的诗人有两类：一类是徐志摩等地道的新月诗派成员，另一类是虽非新月诗派成员却写出与新月诗派“气息相似的”诗作的诗人。《新月诗选》中的18位诗人，有可能是这两类诗人中任何一种。换言之，这18人中既包括新月诗派成员，也可能包括非新月诗派成员。

其次，陈梦家选择的只是新月诗派重要成员的代表作，另外有些诗人被公认是新月诗派，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入选《新月诗选》。比如，蹇先艾、于赓虞都是《晨报副刊·诗镌》发起人之一，也都在《晨报副刊·诗镌》上也发表过4首诗(闻一多也才6首)。1941年，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还选了于赓虞的5首诗，而《新月诗选》中蹇、于的诗却一首也没有，臧克家的诗也没有入选。

最后，陈梦家所选的18位诗人中，徐志摩、闻一多等8人是前期新月诗派，而陈梦家等10人是后期新月诗派。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被选入的前期新月诗派成员，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诗名显赫，而入选的后期新月诗派成员梁镇、沈祖牟等在20世纪30年代只是默默无闻的青年诗人，梁镇、沈祖牟是陈梦家的同学，因此令人不由觉得，陈梦家在选诗时，其重心一方面偏向成名较早的徐、闻、沈等，另一方面偏向与陈梦家关系密切的方玮德、梁镇等年轻诗人。所选诗作的来源也比较狭窄，即“民国十五年四月至六月北京《晨报副刊》的《诗镌》共十一期，十六年三月起《新月》月刊共三卷，二十年《诗刊》共三期，《死水》(闻著)，《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以上徐著)，《梦家诗集》，(以上新月出版)，《草莽集》(朱湘著，开明出版)，此外有从别处选来的，为数极少”。[37]在这几种刊物和诗集中，又明显偏重于《诗刊》(占《新月诗选》收诗总数三分之一强)。既如此，《新月诗选》在诗家选择方面有失客观、公允，在选诗来源方面则有狭窄之嫌。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熊佛西、蹇先艾等否认闻一多、朱湘、沈从文是新月派(新月诗派成员)的评价，显然就不能简单地依据陈梦家选编的《新月诗选》予以否定。

张劲、蹇先艾、饶孟侃等对闻一多、朱湘、沈从文是新月诗派成员的质疑及其理由，限于本书篇幅，这里只择其要点而述之。先看熊佛西的说法，他在悼念闻一多时说，“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诗人”，“这是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从他的表述来看，似乎只有既把闻一多看成新月诗派，而又不仅仅看作新月诗派才是正确的。因为“与其说你是新月派的诗人，毋宁说你是爱国派的诗人”。言下之意，似乎新月诗派诗人都是不爱国的，都是“专咏风花雪月，而不管人民现实痛苦躲在象牙之塔里的诗人”。众所周知，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此，熊佛西此言并未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我们再来看张劲等人的观点。张劲的观点可总结为，1928年后闻一多基本上退出了诗坛，因而此后出现的新月诗派与他无关。蹇先艾明确提出：“把一位作家或者诗人列入什么派，按理说，他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见解肯定和这个派别是一致的或者很相近的，而朱湘的思想恰恰与新月派相反，怎么能把他说是‘新月派’呢?”[38]钱光培也在《现代诗人朱湘研究》一书中，从朱湘与徐志摩的决裂得出结论：朱湘并非新月派中人，亦非同志者，而是视若路人的反对者。[39]可以发现，之所以张劲、蹇先艾等认为闻一多、朱湘不是新月诗派，是因为他们虽看到了前期和后期新月诗派的区别，却忽略了二者之间前后相继的关系。

饶孟侃认为，沈从文的精神气质和作品风格都与徐志摩等新月诗派相差很大，因而不能简单地将沈纳入新月诗派。[40]不容否认，“乡下人”沈从文的精神气质确实与富有英美绅士风情的徐志摩等不同，但是精神气质的不同并不妨碍沈从文参与新诗格律运动的探索和实践，事实上，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诗歌作品，与徐志摩等新月诗派是“气息相似的”，否则徐志摩为何那么欣赏并积极推荐沈从文的作品?饶孟侃并不是没有看到“徐志摩很看重沈从文的才气”，只不过他本人“当时很不以为然，总觉得沈从文学识低俗”。[41]由此我们看得出来，饶孟侃看不起没有正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沈从文，这种对沈的偏见，恐怕也是不少人拒绝承认沈从文是新月诗派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闻一多，1928年以后他的兴趣转向学术研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意味着他退出了文坛，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闻一多仍然写过诗，也有诗歌评论发表，特别是，他和后期新月诗派中的陈梦家、臧克家等关系密切，并指导过他们的诗歌创作，就此而言，同徐志摩一样，他不仅是前期新月诗派，也是后期新月诗派成员。至于朱湘，根据韩石山的考证，1926年4月22日即《晨报副刊·诗镌》刊登《朱湘启事》时，朱湘与徐志摩之间的冲突已起，至5月初，两人关系决裂，而朱湘与闻一多的关系此时也恶化。[42]这些都是事实。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1928年以后朱湘和闻一多的关系有所修好，徐志摩对朱湘的态度也有所改善，1930年徐志摩在《诗刊预告》中公开把朱湘列入约稿对象。更为重要的是，1927年之后，朱湘在颠簸、贫困的生活中仍然没有放弃创作具有明显新月诗派特征的诗作，他对后期新月诗派新秀的影响，不比徐志摩、闻一多逊色多少。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朱湘不仅是前期新月诗派主要成员，也是后期新月诗派重要成员。当然，看得出来，熊佛西、蹇先艾等并不反对闻、朱是前期新月诗派的看法，他们反对的只是把闻、朱归入后期新月诗派。由此我们获得了一条启示：严格说，我们在谈到新月诗派成员时，应指明其时期，因为多数成员只属于前期新月诗派或者后期新月诗派，只有少数人既属于前期又属于后期新月诗派。

新文学史家秦贤次在《新月诗派及作者列传》一文中认为，“新月诗派中主要诗人、理论家、翻译家”共有33人。[43]对于秦先生开列的这个33人的名单，笔者不赞同把钱锺书、邢鹏举、费鉴照、梁实秋、叶公超列入新月诗派。其理由很简单，这5人都不曾在新月派刊物上发表过新诗。他们都在《新月》发表过文章，特别是除钱锺书之外，其他人在《新月》发表文章的数量还挺多。但邢鹏举、费鉴照的文章以介绍外国诗人为主；叶公超发表的文章主要是有关海外出版界的消息及《牛津字典的贡献》(第一卷第七期)之类；梁实秋在《新月》时期先是积极撰写文学理论文章，后来与胡适、罗隆基等热衷政论；钱锺书发表在《新月》的文章，虽涉及范围很广，但与诗歌有关的只有《评曹著〈落日颂〉》(第四卷第六期)一篇，他还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月刊上发表过文章，可那时新月派已基本解体。这五人在新月派刊物中没有发表过新诗，而秦贤次却把他们列入新月诗派，应该是把他们视为新月诗派中的“理论家、翻译家”。可即便如此，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并不都是理论家，除了梁实秋之外，其他人并未在新月派刊物上提出过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而梁实秋固然是新月派理论家，可他提出的主要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而非新诗理论，他的《论诗的大小长短》(《新月》第三卷第十期)，几乎无人注意，他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第一期)固然很重要，凡是研究新月诗派的人，一般不会忽略这篇文字，但该文侧重于批评而非理论。第二，这五人后来都成为翻译家，但当时仅梁实秋翻译过一首英诗，除叶公超外，他们也不曾引进对新月诗派产生影响的外国诗歌理论，而叶公超引介现代主义，在1932年之后，是时新月诗派已濒临消散。

根据《新月诗选》《新月诗派及作者列传》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笔者整理出“新月诗派前后期成员名单及简况”如下：

表2－1中的名单依据三个条件来确定，只有三个条件都满足者才被认为是前期或者后期新月诗派。这三个条件以及强调这三个条件的理由是：

1.在新月诗派的主要园地《晨报副刊·诗镌》《新月》《诗刊》发表过一首以上的诗歌作品，或者在新月书店出版过一部以上的新诗集。这一点可资判断作者在诗歌形式审美旨趣和艺术技巧方面是否与新月诗派相似或者一致。

2.具有诗人身份，并且与众所周知的新月诗派主要成员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等关系较密切。首先，我们说某作者是新月诗派，那么此人必须具有诗人身份。比如，尽管罗隆基主编过《新月》月刊，经常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我们却不能说他是新月诗派成员。其次，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与新月诗派核心成员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等关系较密切的诗人，很可能是与徐、闻、陈在诗艺方面志趣相投者。即使起先某人对诗歌的看法与徐等人并非志趣相投，经过长期耳濡目染之后，他也容易受到影响。比如，梁镇、沈祖牟起先并不写新诗，与陈梦家成为同学之后交为诗友，他们不但写诗而且在诗歌艺术及创作技巧方面明显受到陈梦家的影响。

3.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者，其发表新诗作品的时间，如果是在1925年年底至《晨报副刊·诗镌》终刊期间(1925年8月—1926年6月)，则属于前期新月诗派；如果是在《新月》月刊创刊至终刊期间(1928 年3月—1933年4月)，则属于后期新月诗派；横穿两个时段(1925年8月—1933年4月)者，则属于前期和后期新月诗派(严格说，只有横贯两个时段的诗人才是新月诗派)。这里提出第三个条件，是因为有一个情况不容忽视：刘梦苇、朱大枏等编办《晨报副刊·诗镌》后不久去世，20世纪30年代也有朱湘、徐志摩、方玮德等去世，而且还有不少人像闻一多那样因兴趣转变离开新月诗派。我们在辨认新月诗派成员时，这个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此外，在辨认新月诗派成员身份时，作为新月诗派同代人的石灵和苏雪林指认的新月诗派成员，值得注意。1937年石灵在《新月诗派》一文中，将大致见于《晨报副刊·诗镌》的诗人称为前期新月诗派，如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大致见于《新月》的诗人称为后期新月诗派，如孙大雨、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44]此后苏雪林在《新月派的诗人》一文中说：“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诗刊》见民国十五年上刊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刘梦苇、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还有方玮德及其姑母方令孺。”[45]石灵和苏雪林提到的这些诗人，后来被公认为新月诗派成员。

需要指出，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在论及后期新月诗派成员时，有两处误记。书中写道：

后期新月派是前期新月派的继续和发展。它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其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等老诗人外，主要有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46]

误记一：从引文容易看出，论者认为，林徽因既是“前期新月派”也是“后期新月派”，而事实是，林徽因只能是“后期新月派”。首先，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仍以“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书中对前期新月派(即前期新月诗派)的定义为：“1927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47]姑且不说学界一般认为林徽因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开始写新诗，单就看目前已出版的林徽因文集[48]而言，也尚未见到她创作或发表于“1927年以前”的诗作。其次，经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林徽因(彼时名为林徽音)并未在该刊发表过一个字!事实上，1924年林徽因与未婚夫梁思成一道赴美留学，直到1928年8月才回国，也就是说，在前期新月派(前期新月诗派)活动期间，林徽因一直在美国，那时她着迷于建筑学。所以，林徽因没有参与过“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的编办，也没有在该刊发表过任何作品。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把尚未写过一首诗、身在美国的林徽因说成“前期新月派老诗人”，是不妥当的。

误记二：《诗刊》季刊也不是1930年创刊。查《诗刊》季刊第一期，其版权页上印着“二十年一月二十日”字样，说明该刊创刊于1931年1月20日，而本书在第五章第四节进一步考证其实际创刊时间为1931年1月中旬。

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是近年国内高校使用最多、影响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故笔者特别指出以上两处误记，以便该书再次修订时予以更正。

因早逝或不久后兴趣转移不再写诗，表2－1中所列成员尚有一些成员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宛如惊鸿掠影一般瞬间即逝，他们当中有些名字在今天已经很陌生，他们的生平有诸多模糊不清或存在争议的疑点。表中某些诗人是否属于新月诗派，目前学界仍有争议。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将在第三章确认新月派成员身份时详辨。

第四节　新月诗派与格律诗派的关系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上文不仅强调新月诗派分为前后期，而且不讳言前期新月诗派与后期新月诗派的区别。然则，1931年徐志摩在《〈诗刊〉序语》中说：

我们在《新月》月刊的预告中曾经提到前五年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十一期《诗刊》。那刊物，我们得认是现在这份的前身。[49]

既然《晨报副刊·诗镌》是《诗刊》的前身，那么聚集在这两个刊物周围的诗人群体当然就是前后相继的关系。这个推断没有错，但它也容易掩盖二者之间的差别，导致不少人把二者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笼统地以“格律诗派”或“新格律诗派”命名之。

把新月诗派称为格律诗派，很可能最早出自朱自清，1935年8月他在总结新诗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发展历史时，把它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派。”我们已在前面辨清，朱自清此论出笼时，以“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的办法早已通行。既然到1935年时“新月派”和“新月诗派”的名称已经出现，为什么朱自清不用这两个名称中的任何一个，而用“格律诗派”?先看几种有代表性的前人的解释。

臧克家说：

一些谈新文学发展的人，往往把“新月派”看作是“格律诗派”，认为它是“五四”时期“自由诗”的一个反动。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末尾以总结的口吻说：“十年来的新诗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这种说法，显然是抛开了它的时代意义和思想内容，专门从形式来看问题。[50]

新月派研究者梁锡华说：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论到徐、闻在民国十五年所推行的新诗时，用格律诗派一词而不用新月派，这很能显出他的卓识。[51]

臧、梁二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朱自清主张用“格律诗派”一词指称新月诗派。实际情形是否这样呢?否。虽然朱自清上文写于1935年8月11日，而此时“新月诗派”或“新月派”的名称已经出现，但这并不能说明朱自清反对用“新月诗派”或“新月派”这一名称而主张用“格律诗派”，因为：

第一，朱自清在文中总结的是第一个十年(1917—1927)诗坛的成就，因此只能说到1927年为止。这期间活跃过的只有以胡适为早期代表的自由诗派、李金发等早期象征诗派和聚集在北京《晨报副刊·诗镌》周围的诗人群，而上海《新月》月刊、《诗刊》和《新月诗选》都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在第一个十年里“新月诗派”还没有出现。既然如此，朱自清不能也不应该以“新月诗派”或“新月派”来指称1927年以前活跃于诗坛的闻、徐等诗人。

第二，朱自清在文中谈到的格律诗人，既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也有刘梦苇和于赓虞，甚至还有刘半农(1891—1934)、陆志韦(1894—1970)。于赓虞1926年春夏就退出了《晨报副刊·诗镌》、脱离新月诗派，刘梦苇病逝于1926年9月9日，他们都与1927年之后的新月诗派没有什么瓜葛。至于刘半农和陆志韦，他们都不是新月诗派。这说明，朱自清所说的“格律诗派”，包括闻、徐等前期新月诗派和刘半农、陆志韦等在20世纪20年代初探索新诗形式建设的一群诗人，而不是专指新月诗派。

第三，大体说来，文学流派的命名方法有三：一是以地域命名，如“京派”“海派”；二是以文学群体聚集的刊物命名，如“语丝派”“现代评论派”；三是从文学本体的角度，从作家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对文坛的独特艺术贡献来划分流派，如“象征派”“朦胧诗派”。显然，朱自清是以第三种方法来命名“格律诗派”的。

综上所述，为了避免将1927年之前不是“新月诗派”的诗人和1927年之后的诗人纳入其中，朱自清故意不用“新月诗派”或“新月派”，而用“格律诗派”。

梁锡华指出前引之言后，接着说道：

在讲论现代诗发展时，不管用格律诗派、格律派，新格律派或白话格律派，都比用新月派来得高明和合理。[52]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有一定代表性，故有必要在这里予以辩论。梁锡华此言传达了两个意思：(1)他认定朱自清是用“格律诗派”指称新月诗派；(2)他认为“用格律诗派、格律派、新格律派或白话格律派”要比用“新月派”(他称新月诗派为“新月派”)，“来得高明和合理”。对于(1)，前文已辩驳，可见他误解了朱自清的意思；对于(2)，他既混淆了格律诗派与新月诗派，将不属于新月诗派的刘半农和陆志韦硬拉进去，也抹杀了前后期新月诗派之间的区别。

近年已有一些论者看到并指出了前期新月诗派与后期新月诗派在审美和艺术技巧方面的不同。1992年，张玲霞考察新月诗派艺术演变轨迹之后指出，早期新月诗派是现代主义因素杂糅于浪漫主义的主体精神之中，后期新月诗派则兼收并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带着更为自觉的意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当代诗歌发展新潮发生联系。[53]2003年倪素平也撰文认为，后期新月诗派现代主义诗歌在创作上，其散文化倾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的流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美追求。[54]暂且抛开这些论者的观点，我们先考察新月诗派的诗学主张，不难发现，前期新月诗派呕心沥血寻找的，是“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然而他们倡导的这两点，由于与现实生活情感表现出的矛盾，未被普遍接受，即使在他们本人，也很难真正付诸实施。1943年闻一多在写给臧克家的信中谈到《死水》的技巧问题：“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那里。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55]闻一多对诗歌的理想的期望与现实发生了矛盾，使他苦恼地觉得“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到了个人情感放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民族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热烈的狂飙突进式语境使情感突破理性的节制猛烈地冲击着格律形式。前期新月诗派所倡导的格律诗运动及其理智、优雅的审美标准，显得不合时宜，遭到多方面的攻击以致不能推行下去。就前期新月诗派而言，他们在开展新诗格律运动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性的否定自己的因素：形式主义的危机。对此，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前期新月诗派成员已经发觉，新诗格律运动越是往后发展，内容就越贫乏空洞而徒有整齐的外形。徐志摩在《晨报副刊·诗镌》停刊时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可怕的流弊”。因此，大致从《新月》创刊时起，部分前期新月诗派成员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内容上流于“恶滥”的感伤主义、外形上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56]，他们开始调整诗歌的表达方式，显示出与前期新月诗派明显不同的向现代主义归附的趋势。至后期新月诗派时期，陈梦家明确声称：“我们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允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57]尽管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陈梦家这句话与闻一多在1926年所说的“格律越严，艺术越有趣味”[58]相观照，俨然南辕北辙，但还是可以看出陈梦家对格律的态度，比闻一多明显收敛、谨慎。对于后期新月诗派的这种转变，1937年已有人指出：“前期(新月诗派)诗人的作品，大半是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了字句整齐的路；后期(新月诗派)诗人则大半是初期作品字句整齐，后来慢慢走上了形式自由的路。”[59]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后期新月诗派对前期的格律化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拨的过程，很大程度上由陈梦家等后起之秀来完成。因此当我们阅读陈梦家等后期新月诗派的作品时，已经很难看见像前期新月诗派那样对格律和形式的注重，相反，他们的诗歌作品具有较为明显的散文化、戏剧化的现代倾向。因此，倘若以“格律诗派”指称后期新月诗派，无异于张冠李戴。

可见，朱自清所说的“格律诗派”与学术界公认的“新月诗派”，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虽然新月诗派中既有人提出格律诗理论(如闻一多)，更创作了许多新格律诗，但并不等于说新月诗派与格律诗派之间可以画等号。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说：从新月诗派来看，前已论述，后期新月诗派的许多诗歌理论和作品，绝非格律诗派所有；单从格律方面来看，格律诗派的“格律”远比新月诗派提倡的“格律”要丰富，新月诗人提出和试验的格律理论，只是格律诗派“格律”的一种，也就是说，单从格律方面而言，新月诗派只是格律诗派的一部分，除了新月诗派提出的格律理论，格律诗派还有其他人提出的格律理论，比如刘半农和陆志韦，乃至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等提出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据此，为了直观起见，我们以“新月诗派、格律诗派之关系示意图”(见图2－1)显示新月诗派与格律诗派的关系。

总结所论，笔者很乐意指出，新月诗派不等同格律诗派，至少不是1935年朱自清所说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格律诗派”。如果我们明确了新月诗派与格律诗派之间的上述关系，就容易理解并澄清，为何朱自清不用“新月诗派”而用“格律诗派”，为何学界会有人认为闻一多、朱湘不是新月诗派。通过明确新月诗派与格律诗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近似地认为，新月诗派是从格律诗派发展而来的，是20世纪新格律诗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一个发展流变阶段[60]。

第五节　新月诗派与新月社的关系

一　新月诗派主要园地《晨报副刊·诗镌》与新月社无关

尹在勤说：“照我看来，如果没有新月社，就不会有《晨报副刊·诗镌》，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新月》月刊、新月书店和上海的《诗刊》，即不会有新月派。”[61]此前，薛绥之也说：“‘新月派’(指新月诗派——引者按)的历史，应从新月社算起。”[62]近年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或论著，也说《晨报副刊·诗镌》是新月社创办。事实是否如此呢?《晨报副刊·诗镌》的八位发起人，近半数是新月社成员，特别是《晨报副刊》在当时由新月社主要成员徐志摩主编，难怪人们会有那种认识。不过，参与《晨报副刊·诗镌》编办的蹇先艾1979年在《〈晨报诗镌〉的始终》中写道：

有一次在他(刘梦苇——引者注)的屋里，又遇到了闻一多、朱湘和饶孟侃。这几位诗人常常来梦苇的小屋聚会，互相传阅和朗诵他们的新作，间或也讨论一些新诗上的问题，他们正在探寻新诗的形式与格律的道路……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常去的那几位诗人也在座……还有两位新客人——于赓虞和朱大枏。梦苇……用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1922年，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几位办过一个《诗刊》，可惜到第二年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好不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赞成。只是有两个问题难于结局：一个是印刷费无着；一个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权，办刊要“呈报”备案。段祺瑞一向视新文学运动为“洪水猛兽”，报上去，肯定会石沉大海。因此，大家又皱起眉头来。记不清是哪一个提出的：“我看，不如借哪家报纸副刊的篇幅出一个周刊，这个比较简单，只要副刊的编辑同意就行了。”当时，徐志摩和孙伏园分别主编北京《晨报》和《京报》的副刊；但是《京报》出的周刊相当多，看来是插不进去了。商量的结果决定找徐志摩想办法，徐也是诗人，周刊就由他来编，我们大家供给诗稿。当场公推闻一多和我去同徐志摩联系……我们去联系，徐志摩没有作任何考虑，很爽快地答应了。[63]

应该足够清楚了，《晨报副刊·诗镌》的创办，其实只是闻一多、饶孟侃、刘梦苇、朱湘等几个诗人集体商量的结果，徐志摩在《晨报副刊·诗镌》创办之初起到的作用，只是“没有作任何考虑，很爽快地答应了”借《晨报副刊》的篇幅出版《诗镌》。徐志摩的说法证实了这点，他说直到《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前几天，“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他们常常会面，彼此互相批评作品，讨论学理”。[64]

那么，是否创刊后的《晨报副刊·诗镌》由徐志摩单独主编呢?该刊第一、第二期由徐志摩主编，第三、第四期由闻一多主编，饶孟侃主编第五期，第六期以后均由徐志摩主编。可见，该刊主要实行轮流主编制，并非一直由徐志摩独掌。即使由徐志摩主编的前几期，实际上负责选稿的也是闻一多，因而闻一多才会在致梁实秋、熊佛西的信中自豪地写道：“余预料《诗镌》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65]此外，饶孟侃、刘梦苇、朱大枏等曾协助编辑工作。

该刊的作者，也只有徐、闻、饶等少数几个人是新月社成员，绝大多数不是。而且，当《晨报副刊·诗镌》创刊(1926年4月1日)从而新月诗派集体亮相时，新月社已名存实亡(1926年秋天瓦解)。

综上所述，虽然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是新月社成员(参见第一章第四节)，但是从《晨报副刊·诗镌》的发起到具体编辑出版和主要撰稿人的构成，都与新月社没有什么关系。1992年，蹇先艾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明确谈到这一点：

据我所知，1926的《晨报诗刊》，只是几位中青年诗人发起的，根本没有成立任何诗社，与早期(1923年?)北京的部分学者、教授、社会名流因定期聚会而组织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66]

既然新月社与《晨报副刊·诗镌》无关，那么，以新月社指称新月诗派乃至将新月派的历史从新月社算起，就是不合理的了。

二　新月诗派与新月社有少数成员重叠

新月社与新月诗派之间的关系，令人觉得模糊不清，一个重要原因是，二者在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继，且有少数成员重叠。

如本书第一章所证，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3月、解体于1926年秋天，而前期新月诗派形成于1925年年底，因而大体上说，新月社解体之后前期新月诗派就形成了，二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不能说明新月社是前期新月诗派的前身或者前期新月诗派是由新月社发展而来。

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既是新月社成员，也属于前期新月诗派，因而新月社与前期新月诗派有少数成员互相交叉。

需要指出，新月社与前期新月诗派大致存在时间上前后相继、成员上有少数重叠，并不能说明二者的性质相同，因前者为文艺沙龙，而后者是文学流派。此外，由于新月社解体于1926年秋天，故1927年成立的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刊的《新月》月刊、1931年创刊的《诗刊》都不可能与它有关，也就是说，新月社与后期新月诗派无关。

在以上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尹在勤所说的“如果没有新月社，就不会有《晨报副刊·诗镌》，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新月》月刊、新月书店和上海的《诗刊》，即不会有新月派”，可见其不符合事实。新月诗派与新月社之间只存在少数成员重叠的关系。

考虑到迄今仍有人以“新月社”指称“新月诗派”，本节辨析了二者的关系，发现，二者作为与“新月”相关的称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在主要成员方面有重叠、存在时间方面大致前后相继，因而可以在广义上笼统地归结到“新月”的历史活动之中。但它们的性质不同，尤其是新月社与《晨报副刊·诗镌》及后期新月诗派无关，这是我们在具体指认新月社与新月诗派时必须加以甄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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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自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8页。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24页；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302页；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此外，1984年10月，艾青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作序时说：“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两个主要的流派，‘新月派’和‘象征派’。”(艾青：《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3]吴奔星：《试论新月诗派》，《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4]薛绥之：《关于“新月派”》，《中国现代文艺丛刊》第三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董保中：《关于新月派》，《明报》月刊第15卷第5期，1980年第5期。

[5]石灵：《新月诗派》，《文学》第8卷第1期，生活书店1937年版；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臧克家编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1版、1979年第5次印刷，第14页。

[6]张劲：《闻一多与“新月派”辨析》，《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12期。

[7]1988年方仁念在《〈新月派评论资料选〉前言》中说：“自从1931年陈梦家编了《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后，‘新月’诗派的名称便自然加到这一伙诗人身上。”(方仁念：《前言》，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2页)

[8]石灵：《新月诗派》，《文学》1937年第8卷第1期。也可参见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35页。

[9]这三篇作品依次为：1930年4月发表于《萌芽月刊》第4期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1931年12月11日发表在《十字街头》第1期的《知难行难》；1934年12月20日写成的《〈集外集〉序言》。顺便一提，“新月社”一词在《鲁迅全集》中出现过29次，这批文章也大都写于1930年至1933年。这些情况说明，“新月派”出现的时间比“新月诗派”要早，流传相对要广，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流传最广的是“新月社”，这应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一直有不少人用“新月派”指称“新月诗派”，又有些人用“新月社”指称“新月派”或“新月诗派”。

[10]《敬告读者》，《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

[11]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23页。

[12]饶孟侃未刊手稿《关于新月派》，参见王锦厚、陈丽莉编《简谱》，《饶孟侃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13]转引自黄昌勇《孙大雨传略(上)》，《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14]同上。

[15]孙大雨：《我与诗》，《新民晚报》1989年2月21日。

[16]沈从文：《谈朗诵诗》，《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页。

[17]蹇先艾说，1926年春他在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湖南的刘梦苇，我是久仰他的大名的，因为我在《创造月刊》上读过这位浪漫诗人的《吻的三部曲》，我很佩服他的大胆。有一次在他的屋里，又遇到了闻一多、朱湘和饶孟侃。这几位诗人常常来梦苇的小屋聚会，互相传阅和朗诵他们的新作，间或也讨论一些新诗上的问题，他们正在探寻新诗的形式与格律的道路……梦苇虽然有病，谈诗的情绪仍然很高，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一九二二年，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几位办过一个《诗刊》，可惜到第二年就夭折了!真可惜!我们这几个朋友凑拢来办一个《诗刊》好不好?’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赞成”(蹇先艾：《〈晨报诗刊〉的始终》，《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版，第157页)。

[18]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诗镌》第一号，1926年4月1日。

[19]张玲霞在《清华新月诗人》一文中提出了“清华新月诗人群”的定义，论述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格律诗发展的贡献［参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0]朱湘：《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文学周报》第7卷，1929年1月。

[21]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编后记》，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22]叶公超：《关于新月》，《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23]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昭明出版社1976年版，第173页。

[24]参见《导论》，《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第10页。

[25]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第330页。

[26]参见陈山《陈梦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27]梅新：《叶公超谈“新月”》，《诗学》第一辑，巨人出版社1976年版，第410页。

[28]吴奔星：《新月诗派评述》，《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29]吴奔星在《新月诗派评述》中说：“到1924年上半年……正式挂出新月社的牌子，简称新月俱乐部，与诗尚不沾边。”(《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30]《闻一多选集·论文杂文书信》，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83页。

[31]石灵：《新月诗派》，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51页。

[32]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1946年第2卷第1期。

[33]张劲：《闻一多与“新月派”》，《贵州社会科学》1988年第12期。

[34]蹇先艾：《朱湘并非新月派》，《花溪》1992年第1期。

[35]凌燕萍、刘君卫：《沈从文是新月派吗?》，《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36]陈梦家：《序言》，《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20页。

[37]陈梦家：《序言》，《新月诗选》，新月书店1931年版，第20页。按，所引文字中的书名号，系笔者所加。

[38]蹇先艾：《朱湘并非新月派》，《花溪》1992年第1期。

[39]钱光培：《现代诗人朱湘研究》，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

[40]凌燕萍、刘君卫：《沈从文是新月派吗?》，《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41]同上书，第97页。

[42]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78页。

[43]秦贤次：《新月诗派及作者列传》，《诗学》第二辑，巨人出版社1976年版，第399—425页。

[44]石灵：《新月诗派》，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49、51页。

[45]苏雪林：《新月派的诗人》，《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4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47]同上书，第129页。

[48]尚未有林徽因全集出版，文集以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相对最全；此外，近年陈学勇发现了一些林徽因创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佚诗文。

[49]徐志摩：《〈诗刊〉序语》，《诗刊》第一期。按，《诗刊》第一、第二期扉页和版权页标明的出版日期与实际出版日期，相差较大，本书第五章第四节对《诗刊》各期实际出版日期作了考证，并具体列出，因而本书所有注释均不标明《诗刊》出版日期。

[50]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臧克家编撰《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51]梁锡华：《关于新月派》，《明报》月刊1980年第15卷第5期，第89页。

[52]梁锡华：《关于新月派》，第89页。

[53]张玲霞：《新月诗派艺术演变轨迹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

[54]倪素平：《后期新月诗派现代主义诗歌的形式美追求》，《阴山学刊》2003年第4期。

[55]《一六七致臧克家》，《闻一多书信选》，第316页。

[56]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诗镌》第11号，1926年6月10日。

[57]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25页。

[58]闻一多：《律诗底研究》，《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59]石灵：《新月诗派》，方仁念选编《新月派评论资料选》，第51页。

[60]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新格律诗的探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历史流变的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一面旗帜(格律)、两个诗派(新月诗派、雅园诗派)、三次浪潮(新月诗派开创格风气在先，何其芳倡导现代格律诗在中，雅园诗派重振新格律雄风在后)、四种新格律的基本形态(整齐体、简明体、参差体、长短句体)和五个阶段(①1914—1933；②1934—1949；③1950—1977；④1978—1993；⑤1994—2005)。参见周渡、周仲器《新格律诗探索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流向》，《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61]尹在勤：《新月社的形成——新月派研究之一》，第61页。

[62]薛绥之：《关于“新月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第238页。

[63]饶孟侃：《〈晨报诗镌〉的始终》，《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

[64]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诗镌》第一号，1926年4月1日。

[65]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01页。

[66]蹇先艾：《朱湘并非新月派》，《花溪》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