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法语和撒克逊的故事

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故事把我们径直带入了中世纪。但是，由于古英语还包含别的外来语，所以在离开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之前，有必要对那些要素进行一番考察。早期英语的词汇多样性，基本源于凯尔特语、拉丁语和古挪威语，但它们并非就是全部。具体地说，古法语已经开始为人所感受，此外还有古撒克逊语。

法语对英语有着重大影响，虽然这个影响发生在诺曼征服以后（见第144页），但法语对不列颠的影响却不是在1066年时突然发生的。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不列颠与北欧大陆的贸易，一直保持上升态势，比如奥法国王与查理大帝就曾签署过一份贸易协定，尽管很快就又终止执行。查理大帝抱怨说，英吉利的羊毛披风长度不够；而奥法则发现，法兰克的熔岩磨石质量欠佳。于是就有了那条（短暂的）禁令：英吉利商人不准进入高卢，法兰西商人也不准进入英格兰。羊毛出口是当时一大特色，有些史学家更称之为“唯一”特色，6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财富基石；而英吉利亚的布匹也有着很高声誉，曾畅销遥远的阿拉伯世界。从欧洲各海关口岸所记载的关税缴纳情况看，英吉利商人曾定期造访高卢和地中海沿岸一带。假如他们竟然没有把法语词带回英格兰，那才叫人感到奇怪呢。

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则来自宗教和政治的相互接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有多次出访，都是定期的罗马之行，发生于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始于887年）。到第10世纪，在丹麦人战败之后曾出现过一段和平时期（见第67页），隐修生活与学术研究因此得以重新恢复，史称“本笃会复兴”。这一复兴开始于欧洲大陆。位于克卢尼的本笃会修道院（在法国勃艮第境内）始建于910年，以改革隐修生活而闻名遐迩，主张严格遵守隐修规定。此后不久，从弗勒里（Fleury）到根特（Ghent），到处都建立了隐修中心，好几位英吉利宗教领袖曾先后有过造访。以圣邓斯坦（St Dunstan）为例，他在956年与埃德维格国王发生争执后，曾被迫在大陆度过了一年的时间。在政治层面上，埃塞雷德二世（Ethelred II，别号unræd，意为“欠考虑的、愚蠢的”，现代英语误译为unready［ 无准备的］）于1002年成婚，其妻艾玛为诺曼底公爵理查之女。埃塞尔雷德之子“告解者”爱德华曾在后来的丹麦统治时期被流放诺曼底，并在那里居住了25年之久，1042年返回英格兰时，身边跟随着很多法兰西朝臣（见第72页）。

鉴于这种相互接触的性质，我们或许会感到奇怪，这段时间的法语借词，被记录在册的何以没有几个？部分原因可能是时间，这一点前文曾有所论及（见第73页）。但就对法语的亲和度而言，其基础则是在11世纪打下的，对后来的大规模借用无疑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些单词已知是12世纪才首次进入的，但也可能在11世纪左右就已经存在。事实是，在11世纪的材料中，比如在阿尔弗烈德的作品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法语借词，数量都非常有限。Bacun［咸肉］、gingifer［生姜］和capun［阉鸡］来自这一时段，几个表示一般文化概念的单词也来自这个时段，比如tumbere［舞者］、servian［侍候］、arblast［武器］、prisun［监狱］、serfice［服务］和market（见于963年的一份章程，尽管可能是后来才添加的）。Battle的讨论见嵌板3.12。当时的最重要的借词无疑是prut或prud，意为“骄傲的”，是随pryde即“骄傲”而来的，都是表述宗教情感的重要术语。它们是在11世纪开始定期出现的，还引发出一系列派生形式，比如prytscipe（字面意义为“骄傲”）、prutness［高傲］和prutlic［矫情的］。此外它们也进入到合成词中，如oferprut［桀骜不驯的］、woruldpride［精于世故的］和prutswongor［过于自负的］。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都需要首先揣摩它们的词义，而不仅仅是形式，而后才能说它们是否源自法语。不妨以castel为例。这个词出自拉丁语castellum，在西撒克逊时代晚期的几种福音书中，都是“村子”之义；但在《编年史》中，我们发现它的使用非常确定，乃是其诺曼语意义上的“要塞”，还曾多次提到几个要塞的“修筑”。《劳德编年史》在记述1048年时这样写道：þa welisce menn gewroht œnne castel on Herefordscire［那时，外国人在赫里福郡修筑了一个要塞］。另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我们迄今为止仍不清楚，在这段时间进入英语的某个单词，到底来自古法语来还是直接来自拉丁语？这是一个有关词源的问题，在讨论中古英语时，我们还会再次碰到。比如sot［蠢的］，两个源头都有可能，tur［塔］也同样如此。

古英语中的外来词还有一条进入渠道，即日耳曼语系中的其他语言，比如弗里斯兰语和古撒克逊语，这些词汇曾与古英语一道，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共同发展。英格兰与波罗的海各国始终保持着各种交往。英吉利人曾在那里开展传教活动。阿尔弗烈德国王曾雇用欧洲大陆的学者，以促进他的文化复兴。受其影响，某些撒克逊单词得以传入古英语，比如macian（制造）。古英语中表示“岛屿”的词（拼作iʒland，iland或eʒland），大概就源于弗里斯兰语。有个文本叫《创世记B》——因嵌于古英语诗歌《创世记》而得名——是9世纪时从古撒克逊语翻译过来的，其复本在10世纪仍然有人传抄。其中的几个单词见于9世纪的一首古撒克逊诗歌，那是一首以福音为内容的作品，叫《希利安福音书》（Heliand）。这些单词包括sima［链子］，hearra［主人］，strið［争斗］，landscipe［地区］，heodœg［今日］，hearmscearu［痛苦］，suht［疾病］，wœr［真实］等。它们的形式与古英语单词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其他词汇也可能相互关联，只是我们尚未识别而已。总体而言，古撒克逊单词毕竟没有在英语中打上自己的永久烙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它们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表明它们所在的语言（意指说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随时可以接纳外来的表达方式，并与之结合。我们发现，词汇上的折中主义，已经在古英语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英语发展的一大标志（见嵌板3.13）。

借词之所以成为本章的讨论中心，是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影响语言的社会因素有很多，它们程度各异，内容复杂，曾导致多样的方言和风格，可人们却只专注于西撒克逊语，视之为标准的文学语言，从而忽视了原本丰富的多样性，而借词则是揭示语言多样性的主要渠道。这是英语发展史的第一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显示着多种多样的语言接触。而这些接触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切身经历，也都在他们自己的疆域之内。在500年到1100年的六个世纪中，人们日复一日地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至少能说四种语言：凯尔特语（主要是古威尔士语）、拉丁语（世俗拉丁语、古典拉丁语）、诺曼语（古法语、诺曼法语）、其他日耳曼语（古挪威语、古撒克逊语、弗里斯兰语）。在后来的英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哪个时代能给不列颠群岛以如此多样的语言影响。如要找到能够与之匹敌的东西，我们必须转向目前，因为全球化的作用，众多因素得以释放，使语言再次走向扩张（见第十七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