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医学？反思中医文化

1 “国学”与中医文化通识

自1990年代初至今，中国持续着“国学”的热潮。这股热潮不仅活跃于文化、学术界，而且扩及地方、社会团体。李零将过去二十年的国学热形容为“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他似乎视这股不小的潮流，是一个政治化的“举国”狂热。但也不能否认，在其中有个人或团体为传统价值系统的起信及安身立命之道，自发地寻求精神资源。李零在《去圣乃得真孔子》中提到中医，意思是“新儒家”之类的思想流派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医相同：“它要保留的只是内圣，就像中医，丢了地盘，最终还要领导西医—在理论上领导西医。”¹这是说中医的技术“地盘”不行、最终只能讲一些理论高调吗？

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医”，不但极为丰富、复杂，而且存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在客观地寻求理解的同时，也不断地做理性的反省。我即想利用余英时先生《“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一文，对“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分期，及不同阶段研究的特色及成果，以作为当下“国学热”的借鉴。²

余英时先生将“民国”时期的国学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是清末至1917年；第二期是1917年至1949年以前。这两大段落的分水岭，大致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划界的。先说国学研究第一期。

清末以来的学人以“国学”来作为与“西学”的对照，但也以为西学应该与国学融会贯通。梁启超即说：“今日欲使西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饮冰室文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近代中、西医学。王国维也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观堂别集》）而中、西医学同时地进入“盛则俱盛”的阶段。西医对中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已不像历史上几个时期只在一枝一节之上，而是更为系统、全面的。

国学研究的第二期，可以胡适1922年在北大《国学季刊》所写的宣言为代表。这篇宣言认为国学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对过去的中国文化进行“专史式”的系统研究。余英时先生说：“国学研究必以建立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架构为最终归宿”。³这一规划对今天的国学热或许仍具有导向的意义。中国医学史作为不可忽略的“专史”之一，与整体的中国文化史应有更为有机的连接。

第二期的国学研究还有两项特色。其一是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二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科全面进入到中国的高教体系之内。这两种情况，在中医学术、教育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以科学、实验室的方式来解释、证明中医的理论。不过，中、西医尽管不断寻求会通、结合，但在许多关键处多是二水分流的局面，而“互相推助”的趋势却无疑更加紧密。

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上，国学研究的第一期，章太炎、廖平都有相当丰富的医经、医史的著作。章太炎《论宋人煮散之得失》讨论古今用药权量之变化，涉及宋人改汤剂为煮散的历史背景：“宋人所以创为煮散者，盖由五代分裂之际，远方药物，致之不易，于是减省用量，而以散煮服之。治及宋时，遂为常法。”⁴南宋煮散风气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饮片为原料的汤剂。⁵

廖平曾辑录、评述中医的文献二十余种，题为《六译馆医学丛书》。他的著述将医学与经学交互会通。例如，《分方异宜考》论医书的五行之学，“若医家专门切要之事，则详经络，考部位，识病名，知针药，于《内经》中取其切要者，不过二三十篇。其通论治国，医人皆所合通者，不过三四十篇。其高深玄远之《阴阳大论》，与政治阴阳五行家之专篇，则尽可束之高阁，书少功多，庶乎可以自得？收五行之归经学，日辟国万里，治法可以重光。”⁶简言之，医书多言治国之道，经学史研究也应留意古医家之论述。廖平又说：“古者经学政法专书，多说人身脏腑。《五经异义》、《白虎通》、《五行大义》、《淮南》、《申鉴》，皆是也。医道通于政治，如《十二官相使篇》，其尤著者也。”⁷可见经学之书言人身脏腑，不专为治疗；政法与医学两者貌似神离，用殊理同。

廖平又将《黄帝内经》的内容，析分为“政治、医诊二大派”；这本经典之所以兼言天道人事者，“ 《内经》本为皇帝外史所掌，旁涉于医”⁸这些说法，正如匡衡说诗可以解人颐。他认为《内经》治病的专篇，《小针解》、《针解》、《八正神明论》、《阳明脉解》、《脉解》等五篇，“历来解家未能合之以成两美，大抵分篇作注，不免肢解全牛。”⁹因此，他主张将上述五篇合读，以相得益彰。

国学研究的第二期，陈垣、柳诒征、吕思勉等几位国学大师都有中医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陈垣的医学史的论文很多，主要发表在《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刊物。他的医学史研究，多具现实之意义。如《释医院》一文，追溯“吾国医院之制，盖起于六朝矣”。自此以降，唐有“养病坊”，宋有“安济坊”，金元有“惠民药局”等，这些都是官方设立为治疗贫民之疾的。陈垣先生说中国人历来有“以医院为不详者”的禁忌，与西人心态不同。¹⁰他说住医院有时为必要：“有病须施行手术者必须入医院”，“有病能传染家人者必须入医院”。¹¹医院的历史，与“现代”医疗技术、卫生制度的革命有密切关系。

柳诒征在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史》，包含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举例来说，柳诒征认为中医早期重视解剖、手术，外科发达；有人认为中医治疗倾向“内治”并不正确。他说：“盖古人精于全体之学，劀杀剖割，初非异事，与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又说：“后世独祖张机，于一切病，惟恃诊脉处方之术，是汉代实古今医法变迁之枢。”¹²所以，以“诊脉”、“处方”（汤剂）为主流的“方脉”（内科）一支，并不足完全说明中国医学之全貌。中医在骨伤科、疡医也有独特的传统。

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的“文化”不是狭义的学术技艺，而是“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¹³这本书是以各类专史如政体、刑法、实业等攀上“通史”写作的宏构。他在为近代医学史大家谢观撰写的传记《谢立恒先生传》（1935），即叙述兼通医术的儒者传统：“君于医，虽不以是为业，顾自幼熟诵医经、经方，长而浏览弗辍，亲故有疾，或为治疗，遇儒医、世医、若草泽铃医，有一技之长者，必殷勤询访讨论，未尝一日废也。”¹⁴谢观肄业于东吴大学，习地理之学；年少曾从马培之门下学医。吕思勉说，“予尝与君上下其论议”，¹⁵国学与医学应可对话、相通。

可见，大师们（他们都不是执业医生）的眼光与今日“内史”取向的研究者或有不同，不少仍具参考价值。从他们所关怀的如外科、医院、儒医等课题，及提出的洞见，显示了极为独特的视野。

余英时先生回顾第一、第二期的国学研究，指出当今国学研究的处境、脉络：“我要郑重地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中心论、科学主义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化多元论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国学作为一门学术已不再有消解于西学之中的危险。中国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这一传统虽在近百年中受过西学的不断刷新，却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¹⁶在此我并无意倡说“医学多元论”，以免误导视听；但中医经过百年来的纷扰、打击终究保持住其“文化身份”，这一点是我个人所深信的。德国学者蒋熙德（Volker Scheid）最新的论著可以支持这个看法。

蒋熙德的新作Currents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1626~2006（《孟河医派三百年》），探讨江苏武进镇孟河起源的一个中医流派史及其相关分支的兴起、扩展的漫漫过程，时间长达四个世纪。¹⁷孟河学派的历史可以分三个阶段：从17世纪初叶，费氏家族迁至孟河始，通过血缘、婚姻、师弟及其他社会、政治网络，逐渐由孟河往上海扩散，形成错综复杂的医学家族（medicinal lineages）。第二阶段，在上海名医丁甘仁的提议下正式出现了“孟河学派”这一名词；而以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医学中心，这个学派产生了“分歧的现代性”的微妙变化。如利用传统乡籍的关系建立新的医学校、团体及学术期刊。而传统“国粹”（national essence）的潜移默化，及追求儒医道德的理念已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过程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三阶段是1949年以后，中医的发展受到国家的支持，以及政治、现代化的持续要求。相对来说，前两阶段的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受到很大的弱化。中医的传统虽然经历多次强烈的变迁但却保持一定的稳定结构。所谓传统是一套文化体系的保存、继承与改造。而文化是意义创造的具体实现，中医本身蕴含的意义结构不只是其技术的基础，同时也贯穿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读哪些书？1870年代的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建议的书单包含中医经典。《书目答问》挑选的中医典籍以唐以前为断限，一共十三部。¹⁸有些中医典籍，非专家也应该读，这不是张氏个人之见解。

近代四川国学大师刘咸炘在《学略》中提示一般读者：“《素问》为理祖，非专门亦可读。李时珍《本草纲目》可考草木名类形状，亦有益于学者。”¹⁹粗备国学常识的现代公民应该可以读《素问》原文。所谓的“理祖”，是指《内经》提供了养生、治病甚至修养、治国的规律。这里的“非专门”、“学者”，指的不是执业的中医师，而是中医在技术层面以外，其知识系统可能成为更多人的“文化通识”。这在传统社会称之为“士大夫之学”，指的是“略观大意”、“存其大体”的读者及做人境界。²⁰它与“专业”、“专家之学”不同，强调的是对国学中的各类学问的贯通、综合。“文化通识”希望培养现代公民对公共事务、日常生活的判断能力与人文修养。段逸山先生说，“由儒而医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于整个中国医学史中。²¹

本章的论旨，不是通过国学来理解中医，而是中医本身即是国学的核心文化资源之一。中医与儒道是国学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而我们为现代人所做的不同层次中医文献及历史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成“中医文化通识”的深化及普及。